我的忍辱柔和的母亲

　　县城不大，有一半人都认识我妈，他们都叫我妈为“小脚老杨”。 　　因为我妈在县城粮店干的是购粮开票的工作，而且一干就是四十多年，县城里吃商品粮的人家，都要到中心粮店买粮，所以，好多人都认识我妈。他们称我妈为“小脚老杨”也并无贬损之意，因为我妈姓杨，她小时候的确裹过脚，后来虽然放开了，但那脚发育受到了影响，就比一般女性的脚要小不少。 　　我的妈妈叫杨玉贞，1915年生于一个农村的小康人家。我姥姥就是个农村妇女，按老辈人的要求，在我妈六七岁时就给我妈裹脚了。大概裹的时间不长，也就放开了。我姥爷应该是接受新事物比较快的，在那个年代，许多人家连男孩都不让上学，而我姥爷不仅让我妈放了脚，还竟然送我妈到学校念书了。我听我舅舅说，我妈是信阳师范肄业。算来，应该是一九三二年左右的时候吧。在那个年代，一个女娃能识文断字，在贫穷落后的农村也算是凤毛麟角了。我妈有了文化以后，一直在小学当教师。我在还不会走时，我妈就教我识字。我从小记性好，到会走的时候已经认得许多字了。刚会走路的孩子会认字，这在偏僻的农村，众人看我像稀奇的精怪一样。 　　我父亲参加革命牺牲后，1950年，我六岁时，我母亲经人介绍又和我继父岳文源组建了家庭。岳文源是山东平邑县人，大军南下时是个班长，身高力大，一路扛着机枪。我军克服舞阳时，组织让他们部队留下建设地方政权。舞阳建政时，岳文源担任县粮食局局长，后来又任县供销社的主任。我妈和岳文源组建新的家庭之后，我妈就带着我还有我姥姥和小姨来到了县城。我妈也不教书了，在粮食局当了个一般干部。 　　到县城后，我们住在县粮局机关大院里，住的是上面有楼的大瓦房。开始实行的是供给制。实行工资制后，靠我继父和我母亲的工资，我们的物质生活比一般人都好。那些年，我在城关上小学。我记得，冬初时节，当别的孩子都裹着一件破棉袄时，我已有了一件枣红色的毛衣了。我还记得，我的大妹妹出生后，夏天，怕汗腌脖子，父母给她买了一串晶莹剔透的红玛瑙项链。我还记得，有一年继父还买了一件虎皮大衣。那大衣，十冬腊月穿上都暖和的想冒汗。 　　1957年反右时，继父岳文源被打成了右派。许昌地委批复的是降级使用，由18级（副县级）降为22级（正股级）地委的批复内容，我们一直到1978年继父平反时才知道。可是，地委的批复到了县里，却没有按批复执行。县上宣布的却是开除留用，每月发给25元生活费。我继父被打成右派时，县供销社主持工作的人是郭尚钧和武国昌，他俩原来都是继父的下属，估计是他们没有按地委的批复执行，是他们法外加刑的。1978年我继父平反昭雪时，武国昌已经因喝闷酒死了，郭尚钧已调到别的县里去了。继父平反时，病势已经垂危，县上也宣布这些年来亏欠的工资给予一次性补发。我继父平反几天后就去世了，大家也没有心情再去追究那些说不清的事了。 　　继父被指派到窑场烧砖，一天和泥打砖胚，搬砖烧窑，干的是纯粹的体力劳动。他个子大，吃得多，每月25元，也就只够吃饱肚子。他那25元都吃饭了，连刷牙的牙膏都没钱买，都是用盐刷刷。那25元，也可能连肚子都吃不饱，有时候回家还显得饿老老的，还要找点东西吃。如果县上按地委批的降级使用，还是一个正股级，每月还有五六十元工资，我家的生活还过得去，继父可能会少遭许多罪，身体也不会吃那么大亏，也不会死得那么早。 　　继父打成右派后，他对家已不可能有经济上的任何贡献了。这时，我家除继父之外，还有七口人。有我姥姥、我小姨，我妈，我，大妹，大弟，二妹，七个人，七张嘴。七个人，全靠我妈一月40元工资，每人平均5.7元。 　　开初几年，我妈就是卖东西。大妹子小时戴过的玛瑙项链卖了，继父的虎皮大衣卖了，连一个破帆皮箱子也卖了……总之，有点值钱的东西只要有人要都卖了！一切都是为顾住嘴。 　　一家人都吃不饱。那时，农民交粮食的时候，要过筛子。我妈就买些农民筛下来的瘪麦子拿回来磨磨吃。瘪麦面蒸的馍又黑又粘，就那样，我妈还给我们规定，先尽着我姥姥吃。 　　不仅正常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困难，全家人精神上每天都受着折磨。看到众人的眼光里带着歧视，那滋味比饿肚子更难受。母亲内心是极痛苦的，她在机关里上班，更感到处处矮人一头。因为穷，想吃点救济，母亲就得到领导那里去哭穷，为了十块八块救济，就得听人不少训斥。有人说我母亲，你儿子放假了就不能打个小工吗？！我妈于是就找人叫我在卖面的粮店打小工。工作是把面袋里的面往面箱里倒。一袋面是50斤，那年我才14、5岁，人瘦小，体重不到七十斤，要抱起五十斤的面袋往面箱里倒，真的是抱不动。和我妈一块卖粮的阿姨看到后就帮着我往面箱里倒。干了两天，我实在干不动了。我妈看我受罪，就不让我干了。有一天，我碰到粮局一个叫陶朴的男人，他质问我怎么不干了？我说我抱不动一袋面。陶朴将着鼻子教训我说：“力气是奴才，不使不出来！家里穷还不干？！”以后还说我资产阶级思想严重！ 　　吃大食堂的时候，我家都是商品粮，按说应该和其他人一样在机关食堂就餐。可是，粮局的领导却不让我们在机关食堂食堂买饭，让我们全家到街道上办的生产队的食堂买饭。说是把我们的供应标准拨到生产队食堂了。生产队农民吃的的饭那能和机关食堂相比呀，都是菜很少有粮。我那大兄弟吃不下那样的饭，饿得躺床上起不来了。看大门的老吴爷知道后，在机关食堂给买了一碗面条，我那兄弟吃完有了精神，就跑出去玩了。 　　在我的记忆里，我们家总是在搬家。我们县城不大，那些年我们大概搬了六七次家。不知为什么，在一个地方住不长就叫搬家，很受了折腾。 　　我妈作为一个粮店卖粮的业务员，还逢到几次下放劳动。一次是下放到竹叶窑生产队，我们全家也搬到了农村。在农村，我记得我在屋后地头种过豆角，我姥姥在屋子里养过兔子。为了补贴家用，我姥姥七十多岁了，还给粮所补麻袋挣钱。还有一次，机关把我妈下放到南山农场劳动，我们全家也都搬到了南山农场。后来，说是有多子女家庭的不下放了，才又让我们搬回县城。 　　那些年，总感到有人只要有机会就想把我们撵出机关撵出县城。面对歧视，我妈采取的态度是默默地承受。她不是有什么高深莫测的哲学思想，更不懂什么世事如棋的玄虚，她是逆來顺受，她完全没有一点不满的想法。我妈异于常人的是，她从不带丝毫的情绪，不管怎么困难，总是毫无怨言地承受。我妈妈似乎不知道那是一种歧视和有意作践人。她似乎浑然无知，她觉得一切都是合情合理的。所以，不管领导怎么安排她都高高兴兴的接受。她这样想这样做，倒给自己减了少了许多烦恼，她也因此保持了生活的脚步和节凑。她也从不因歧视和不公而动摇她人生的目标和希望。不管东西南北风，她似乎岿然不动。她只想着自己的责任，她要给她的老母养老送终，她要供她的小妹妹和儿子女儿们把学上下去。为了这一切，她觉得她的一切付出和承担都是值得的。 　　说来也怪，由于我妈妈逆來顺受心安理得，那些无故加之的歧视与为难似乎也失去了作用。我妈妈似乎以这种态度，以无形化有形。连她的孩子们，也没有想得太多，我们对一切都傻傻地认为是应该的、自然的、合理的，甚至没有想到有什么不公。忍辱柔和，使我们过得虽苦却平安无事。后来，我小姨考上了河南焦作矿业学院，我考上了上海华东师大，我的大兄弟在粮局还当了中层领导，他跟粮局的局长黄培显还成了好朋友。过年的时候，黄局长提着礼品去看我妈。周围的人再没了歧视的目光了。 　　在那些年代，我也身受歧视，深深地感受着世态的炎凉。我生父是县上有名的革命烈士，我是烈士子弟。尽管没有谁能否认，但是，每逢到有利益的事，有些人总把继父是右派放到最前头说事。他们实际上是把我作为右派的儿子看待的，他们是把我打入另册的。比如入团这样的事，不管我如何努力，都没有被批准。后来，我大学毕业参加工作，一如既往地积极要求进步，最终在1973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可是，在组织派人到舞阳县粮局外调时，有人还说我继父是右派。他们没有想到是入党外调，还以为我犯事了。当知道是组织上要发展我入党时，有人还嘲笑说，就他？还能入个党？ 　　那段时光里，我一直生活在继父是右派的阴影之下。我除了学习成绩可以努力获得之外，其他任何好事都与我无缘。但是，我不改自己的追求和努力，我从不放弃。1963年，我高考取得了成功，在那年全国只招收15万大学生的苛刻选拔条件下，我考上了上海重点大学。因为县民政科以烈士遗骨名义每月给我10元抚恤金，我考上大学时，县民政科的领导高兴地说，这是咱们培养的大学生。为了让我准备被褥等生活用品，在我去上海学校报到时，民政科的领导批给了我200元的补助。那时的200元，相当于一个普通干部半年的工资。 　　后来，社会眼光潜移默化。继父的右派问题，似乎成了干屎皮子，随时光流逝，臭气散发完了，人们也不觉得他有多大罪了。有人开始用异样眼光看我们了。许多老同志赞杨我妈：“别看小脚老杨，她供养出了两个大学生呢！” 　　我继父岳文源是1978年去世的。去世前获平反昭雪。去世后，县委主持了追悼会，县直各机关派人参加了追悼会。我妈是2008年去世的。她是解放前就参加革命工作的老干部。去世时，县上老干部协会给她开了追悼会，县直各机关都派人参加了她的追悼会。县粮局一个副局长在悼词上还盛赞她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中教育孩子们成才的事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