渔鼓悠韵

渔鼓悠韵
记忆中，孩提时最喜欢的除了看露天电影，就是听道情了。这也是当时我的父老乡亲们能够享受到的最丰盛的文化大餐。每逢村里有道情的日子，家家户户都像过大年，集市上买肉、沽酒，到菜地摘下新鲜的菜疏，然后，广邀亲朋好友皆来尽兴。尽管，有些节目大家都耳熟能详，但仍百听不厌，一下子就把枯燥贫乏的日子过得欢喜、热闹。
而那一次的道情，我记忆犹新。

那时我十岁光景，当时听过的戏文和故事，似懂非懂；那个盲艺人的相貌和唱道情时的情状却恍如昨日。他约六十多岁，发白蓬乱，脸上沟壑纵横，写满沧桑，两只眼睛里几乎看不到黑瞳，只有呆板的灰白，让人心生惧意。有好多次，我都想放弃听的念头。随着夜色渐浓，渔鼓之声击起，内心的厌恶、恐惧渐隐。在村前晒场，唱道情的人坐在一块大石头上，听的人或蹲或坐，绕着他围成半圈。他唱得是南乡方言，声调徐缓悲戚，却不失抑扬顿挫。胸中似涌着万顷苦水；他的倾诉像一把钩子，牢牢地把听者的心攫紧，长尾音更像一把铲子，将听者内心的怨苦给挖了出来，与他同悲，同苦。

此时，秋月空悬，清冷的月光照在盲人漠然的脸上。当时惘然，不懂悲调，只是觉得这个盲人真了不起，竟比常人更深地洞察了世事——他南乡口音的声声慢里，不知装了多少人间疾苦……

“三尺渔鼓谏善恶，两条竹片说忠奸”。若不曾亲耳聆听，谁信东阳道情——这种始于民间，土疙瘩一样的说唱艺术，竟会有如此巨大的艺术魅力。

史料上最早记载的一位东阳道情名家叫赵虎娘，生于清同治2年（1863年）。至二十世纪初，东阳道情渐入鼎盛，涌现出了许多说唱道情的艺人：他们大多数身残眼盲，身世凄凉，社会地位低微，历来为统治阶级所鄙夷，难登大雅之堂。民间流行的曲目唱本，全靠师徒衣钵相继，口授身传。其中较有名的唱本有《藤床记》《杨新友》《劫银记》等等。新中国成立后，民间艺术受到党和政府的重视，民间艺术家得到了应有的重视，东阳道情重焕蓬勃的生命力。

而我对东阳道情这门民间说唱艺术进一步的了解，则在参加工作以后，当时，我所在的工人俱乐部和文化馆相毗邻。一个风清月明的夜晚，我正在办公室里翻阅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这时，一阵悠长的唱调破空而来，打断了我安静的阅读——

说东阳，道东阳，
新旧东阳忽一样，
旧的好比是地狱，
新的好比是天堂，
空话白话忽好讲，
且听我——从头唱一唱。

是道情！在如此静谧的夜晚，传来悠扬的道情声，仿若天籁之声，令我如醉如痴。翌日，当我向办公室的同事说起昨晚聊斋之遇时，仍情难自禁。

没想到，他听后“呵呵”地笑了，问，“想认识不？”原来，那个唱道情的艺人叫马烈商，是他的老丈人。

说起亮眼道情的开路先师马烈商老师，圈子里的人无不知晓。他师从盲艺人陈金良、吴荣春，擅长创作与演唱。8岁时就上台演唱道情《台儿庄大捷》，10岁时唱《倭子记》，13岁创作道情《中国大仇人》。此后，他自编自演节目甚丰，创作出《穷人恨》《三世仇》《卖余粮》《合作化道路好》《雷锋》等一大批脍炙人口的好作品，开创了一代曲艺之风。

一个秋雨绵绵的夜晚，我走进了已退休了的马烈商老师家中，也走进了东阳道情这个民间艺术的广阔天地中——

东阳道情，以故事叙述见长，曲调优美，别具风趣。又因多说唱当地新闻轶事，又称“唱新闻”。它分“摊头”“正本”和“长篇”三类。“摊头”篇幅短小，以一曲反复，只唱不说，常作“正本”的序曲或曲头。“正本”篇幅较长，有唱有演，多分章回，每场以2至4小时为度。“长篇”一般有5场以上，须唱上个几天几夜。作为道情的伴奏乐器，渔鼓和简板数百年来与艺人们形影相随，成为了道情的象征。演奏时，将渔鼓托于左手肘，鼓面朝右下方，用右手击拍鼓面，左手执简板，鼓简相和控节奏，鼓板打敲调唱腔——击鼓心，发嘭嘭声，叩鼓边，传笃笃音，简板互击，其音“唧唧”。一场道情，时急时徐，时高时低，三尺渔鼓、两条竹片，敲出了人间故事，说尽了悲欢离合。

东阳道情的演唱方式，多为单口坐式说唱。即“一人多角”，一个艺人分演多个人物，不同情节唱腔各异——有平调、悲调、哭调等，节奏又分紧板、平板、慢板、哭板……

“嘭节嘭、嘭节嘭，手捧渔鼓心欢喜，不唱东来不唱西……”

说得兴起，马烈商老师当场手足蹈地即兴演唱起来，从神情上，你根本看不出他是个体弱多病的老人。艺术，真的能让人返老还童啊。

当下，随着信息网络的飞速发展，各种娱乐节目在网络电视上盛行，从某种程度上压缩了东阳道情的生存和发展空间。但同时也给热爱东阳道情的人们带来了便利，因为，很多有志于传承和弘扬这门民间说唱艺术的艺术家们都会把自己表演的节目录制下来，发布到网络上，让喜欢东阳道情的发烧友们随“机”一饱视听。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东阳道情在众多民间艺术家的不懈努力下，抑扬顿挫的渔鼓声一定会在三乡大地上久久回荡，吐芳溢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