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　三

　　
　　　　　　　　　　　　　　　　阿　三
　　　　接连几天阴霾的天空，今天终于放晴了，灿烂的阳光令人心情格外开朗。突然接到同学元忠的电话，通知我，阿三邀请大家明天到大理兰林阁相聚。我心中一愣，仅仅一年多，阿三已经是第三次请朋友们相聚了。
　　阿三曾是我的近邻，从我原来居住的州商业局出门，过黄家巷，到人民街口，向左一转，就是阿三家。我们还是同校的校友，但我是高三，他是初二，原来并不相识，是文化大革命和下农村才使我们有了亲密的接触，成为几十年的朋友。
　　阿三身材高大，强健有力，皮肤黑里透红，眼睛又圆又大，颇有几分黑旋风李逵和猛张飞的架式。他热情豪爽，讲哥们义气，表面大大咧咧，其实很有心计，在同伴中颇有号召力。文革中我们都参加了本校八派的造反派组织——秋收起义军。阿三不仅是铁杆分子，而且是他那个班的小头目。
　　我做梦也没有想到，我和阿三的第一次共同行动，竟然是偷汽油。那是在文革期间的一个傍晚，他带着两个大油桶和同学老挺来到我家，说他们接到一个任务，要搞点汽油。州商业局是八派“四二0”联络总站的所在地，停有不少车辆，因此特来我家，要我协助。我历来不愿干这偷鸡摸狗的勾当，自然摇头拒绝。他们不得已，向我说明了偷汽油的真实原因。原大理地委书记郑刚，近日从昆明来到大理，不巧被炮派发现，要将他抓去关押批斗，八派负责干部工作的西泉决定，迅速将郑刚送回昆明。可是万事齐备，只欠汽油。便命令阿三和老挺无论如何也要想办法，搞到汽油。我在文革中是做干部调查的，对郑刚的情况当然有所了解，对他在任期间的贡献、能力、魄力也有几分欣赏。特别是郑刚对我们掌握州级领导干部的情况非常重要，保护他义不容辞。因此明知不妥，为了救人，也顾不得那么多了。于是我们决定待天黑以后，由我望风，他们二人动手。可是三人都无偷东西的经验，刚一动手，阿三和老挺就被阶级斗争观念极强，革命警惕性特高的造反派抓了个现行。
　　这时，一个在武斗中英勇骠悍，粗野蛮横的头目敬某出现了，他召集了几十个造反派成员，对阿三和老挺“严刑逼供”，要他们交代是谁指使的，目的何在？
　　在敬某眼中，所有干部都是“走资派”，都是革命的对象，如果让他们知道，我们是为了救郑刚而偷油，就会被说成是与“走资派”勾结，我们挨整是小事，郑刚被他们抓去就麻烦了。于是二人咬紧牙关，任凭对方软硬兼施，打死也不说，更没有把我供出来。只说是西泉要他们搞点汽油，别的一概不知。直到半夜，仍审不出任何结果。这时，西泉来了，他不慌不忙地说：“误会，误会。是这样，我刚从外地回来，带了些资料，想刻印出来，发给大家，结果油不够，要他们去找点来，谁知他们理解错了，以为要许多，怕你们不给，就去偷。其实他们只要说明情况，跟你们要点不就完了，你们肯定不会舍不得这点汽油吧。”。
　　一席话说得合情合理，不由得对方不信，再加上二人坚不吐口，敬某拿不到什么证据，只得放了他们，还给了点汽油。这点汽油自然不够，西泉想了别的办法，又搞了些汽油，终于将郑刚安全送走。
　　两人被抓，作为望风的我有直接责任，阿三曾对我有些微词。但这并未影响我们的友谊。以至几十年以后，阿三三次邀请同学朋友相聚，我都赫然在列，可见大度的阿三并没有计较。
　　阿三又一次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是刚下农村的时候。那天，各个生产队开着马车，来接分到自己队的知青。我们本应分配到较边远的力角，但头脑灵活的西泉却带我和几个同学自己找了个条件较好的余家庄落户。一切安顿好后，我和西泉踏着月光，经大队、公社回县城，在公社意外地遇到了阿三。原来他被分配到东山脚的自所营，一看条件较差，农民穷得要命，交通不便，离城又远。结果一气之下，竟带领全队知青，背起行李，冲进公社，住下不走，要求另行安排。
　　由于文革的熏陶，在一千多名下乡知青中，不乏肆无忌惮，胆大妄为之徒，但在红卫兵已经“过气”，被迫规规矩矩，老老实实到农村接受再教育的时候，敢于在到生产队的第一天，就“聚众暴动”，如此“胆大包天”的，只有阿三一人。
　　经过公社耐心做工作，再加上自所营村民的纯朴热情，阿三和他的同伴回到自所营，在那里度过了三年知青生活，并与之结下了不解之缘。
　　我到公社搞专案工作以后，有了到各个村庄的条件和自由，自所营也成了我常来常往之地。到山脚查案，从山上下来，这里成了我歇脚和留宿的好地方。天下知青是一家，更何况我和阿三是朋友。每次到来，大家都倾其所有，热情招待。晚上举行文艺晚会，不管唱得好不好，也不论嗓音如何差，一首接一首的歌声在破旧的茅房中飘出。在加上我颇受欢迎的科幻故事，使我们在艰辛的劳动和艰苦的知青生活中，度过了一个个欢乐愉快的夜晚。
　　返城以后，我成了教书匠，他进一家汽车公司当工人。几十年以后，我还是教书匠，他却成了这家公司的经理。经过改制，这家汽车公司成了他的私人企业，资产过百万，住别墅，开名车，我则靠退休金为生。
　　阿三的成功在于它胆识过人。一次闲谈时，他对我说：“我们同学中比我聪明能干，比我有才华的人多的是，比如西泉、阿勇、大卫。我只是个初中生，冲动单纯，考虑问题没有那么深，那么细。但我胆子大，看准的事管他三七二十一，说干就干，干了再说。遇到事情，不怕事，下得烂，吃得苦。再加上喜欢交朋友，我帮别人，别人也帮我，才有现在小小的成功。有的人虽然有本事，但想得太多，瞻前顾后，反而什么事情也办不成。”
　　阿三是个知恩图报，重情重意的人，谁也想象不到，宾川三年艰苦的知青生活，那个他曾经率众逃离的的村庄，竟与他产生了深厚的情感。回城数十年，他一直念念不忘，并竭尽所能，对当年给过他某些帮助的村民给予了丰厚的回报。他多次回到插队的自所营，看望一起生活过的乡亲。听说村里要建学校，资金短缺，阿三当时只是工薪阶层，拿不出钱来，但他运用自己数十年积累的广泛人脉，凭着一腔热情，四处奔走，八方求助，花费了相当多的时间精力，终于筹集了足够的经费，把学校建立起来。
　　看到村里没有活动场地，老人只能蹲在墙角抽烟，年轻人没有可玩的之处，常常惹事生非，刚富起来的他，捐款为村里建起了老年活动中心、篮球场和一个卫生洁具完备，与城市同等档次的厕所。他还给村里的文艺宣传队提供乐器，给村民赠送篮球。在进行资助的时候，阿三聪明地让村民自己也出一部分钱，使他们认为这是自己的东西，而更加珍视和爱惜。这些文化体育卫生设施，提升了村里的生活条件，不但老有所乐，年轻人也很欢迎，自所营的文艺体育活动搞得红红火火。村民提到阿三，总是赞不绝口。每次他回到村中，村民们敲锣打鼓，夹道欢迎，以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其热情和真情流露，远远超过接待各级政府官员。
　　即使是素不相识的陌生人，在关键时刻，阿三也会毫不犹豫地解囊相助。一次他因病住院，夜间突然被吵闹声惊醒，阿三怒火中烧，骂道：“半夜三更，住点院都不得安宁，你们吵什么吵？”一看才知道是一个小伙子，误食毒菌，被送进医院，在病床上抽搐翻腾，口吐白沫，生命垂危，却无人救治。阿三见状，马上叫来医生，说：“人都成这个样子了，进了医院，你们咋个还不赶快给他医。”医生告诉他，那小伙子家远在临沧，家庭贫困，交不出治疗费。阿三听后更是火冒三丈，怒目圆睁，愤愤地说：“人命要紧嘛，钱算什么，多少钱，我出。”立即掏出一千多元，要医生马上抢救，才把小伙子从鬼门关上拉了回来。几天后，小伙子的家人卖掉猪鸡，凑了笔钱，从700多里之外赶来，阿三已不知去向。他们多方打听，终于找到阿三家，在他面前齐齐跪下，磕头谢恩，并送回阿三垫付的一千多元救命钱。阿三急忙扶起众人，说：“你们搞什么名堂，这种事哪个遇到都会做。救人是应该的，他现在身体刚刚康复，需要调养，正要用钱。你们经济困难，这钱我万万不能收，你们拿回去。”
　　对共同生活仅三年的乡亲，对素不相识的人尚且如此，对相处多年的老朋友阿三自然牢记在心，因此他多次邀请老同学老朋友相会就是情理之中，理所当然的事了。
　　第二天，我如约来到大理，找到玉洱公园对面的兰林阁。兰林阁门面不大，与大理其他小饭店一样，极其普通，毫不惹眼。但我走进去一转，才大吃一惊。发现里面极其宽广，宾馆、餐厅、歌舞厅、娱乐室、停车场、花园、健身房一应俱全。一个个白族庭院，一个套着一个，一条条小道四通八达，曲径通幽，时时“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绕得我晕头转向，好象走入了迷宫。转了半天，竟找不到去处，见不到一个熟人。不得已，问了工作人员，才在餐厅的三楼，找到了先期到达的其他同学。
　　老同学见面，分外亲热。同学中从初一到高三的都有，由于文革的特殊历史，我们在一起相处，少则7年，多则12年，甚至几十年。艰难的日子里结成的友情更为真实，更显珍贵。昔日青春年少，风华正茂同学，现在一个个变成了老头、老太太。满脸皱纹，满头白发，满身风霜，大都是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级的人物。现在聚在一起，放下了在儿孙面前的威严，丢开了在领导同事间的规矩或矜持，一个个又回到了十七、八，回到了当年的岁月。每个人的性格特点，为人处世，言谈举止，似乎没有丝毫的改变。大家本色尽显，欢快地交谈。我们这些同学都是老下关人，过去随便上街一走，总要遇到十个八个，现在城市大了，又各自忙碌，躲在封闭的单元楼或小别墅里，出门乘车，几年甚至几十年都见不到一面。是阿三的慷慨和热情，让我们重新相聚在一起。
　　在我们这批同学中，有不少成功人士。有红塔集团的董事长，有省委常委，省人事厅厅长，有西南交大党委副书记，有闻名国内外的专家学者，有知名作家，有千万富翁……小有成就的阿三在他们面前，显得很普通。但到目前为止，慷慨大度，知恩图报，重情重意，有点钱财，毫不吝啬，用于报恩，用于友情的，只有阿三一人。
　　在丰盛的晚宴上，大家欢快地交谈，频频举杯相互致意。看着热情憨厚的阿三夫妻，想起门面普通，内部宽广，幽雅，精妙绝伦的兰林阁，我不得不深深感慨：无论人和物，外表也许要紧，内涵才是最重要的。 　　 [ 本帖最后由 袁光熙 于 2013-6-25 11:33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