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笔记 四十七、四十八、四十九、五十、后记

　　四十七 　　欧阳修在写《醉翁亭记》时，才三四十岁，却自称“醉翁”，一副老态龙钟之貌。文中说“太守与客来饮于此，饮少辄醉”，这并不是说他酒量不好，恰恰说明他此刻心情压抑。文中虽然字面上处处表现他与民同乐，其实他的内心深处对贬谪的痛苦是摆脱不了的。他人并不老，但心已经老了。人们常说，人有三岁之翁、百岁之童。年龄有时候不是生理上的，是心理上的。一九七八年《光明日报》上登了傅镇岳的《年龄》，讲了作者拜访物理学家王教授的经历。王教授在文革时对上面要求科学工作者参加“反击右倾翻案风”会议的做法十分不满，那个时候也是老气横秋。后来，粉碎“四人帮”了，他感觉自己又获得了新生。王教授虽然老了，但他此刻仍然充满革命机情，他的心还是年轻的。 　　我们决不能做三岁之翁，我们大家如果年轻轻的就老气横秋、毫无朝气，这个社会还有希望吗？人都会老，这是自然规律，可是我们还是可以做百岁之童的。年轻与否关键在于心态，只要精气神还在，什么时候努力都不晚。我们这个时代，很多德高望重的老人，他们依然在积极为社会做贡献，他们没有倚老卖老、坐享其成，这样的人就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四十八 　　韩愈有一篇散文《柳子厚墓志铭》，深切地悼念了他的好友柳宗元。墓志铭通常要用骈文，这却是一篇纯散文，朴实无华，更见真情。文中提到，社会上有很多人，他们平时和你把酒言欢、称兄道弟，甚至发毒誓，感情看似何其真挚。然而，同样是那些人，某一天和你有发丝粗细的利益瓜葛，马上凶相毕露，打击陷害你，而且不择手段。韩愈就是拿这些人的卑鄙无耻反衬柳宗元人格的高尚。柳宗元一生光明磊落，对朋友真心付出，毫无私心。 　　其实，不要说韩愈的时代，即使是今天，我们身边像柳宗元这样的好人也太少了。我们如果能交到像柳宗元这样的朋友，那就是我们的荣幸。 　　四十九 　　南斯拉夫作家普·沃兰滋有一篇散文《铃兰花》。这篇文章中，作者提到他小时候，家附近有一片晦暗的洼地。人们把那片洼地称作“地狱”，年幼的他自然有一种恐惧感。西方人从小就接受基督教的洗礼，对“地狱”这个词相当敏感。他不到六岁的时候，父亲强迫他到“地狱”去放牧。他虽然被迫去了“地狱”，却感到很委屈。母亲觉得父亲的做法太过分，父亲也答应以后不让他去“地狱”放牧，但这件事还是给他造成了创伤。终于有一天，母亲想带一束铃兰花去教堂，可这种花只有“地狱”有。他怀着对母亲的爱，战胜了恐惧，从“地狱”采到了铃兰花。 　　我们总以为，父亲式的教育能增强孩子的独立性，有利于孩子以后的成长。然而，过分的粗暴也会使孩子失去对家的认同感，反而会使孩子产生逆反心理。文中的母亲是温柔善良的，她的爱却在无意中感染了孩子，使孩子在爱的驱使下战胜恐惧，突然变坚强了。 　　母爱是伟大的，它在悄声无息中蕴含着巨大的力量。这种力量我们可能平时感受不到，但它会在关键的时刻表现出来，并伴随我们一生。 　　五十 　　看了《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很多人都对蔺相如津津乐道。然而，我觉得有一个人也很重要，他就是缪贤。 　　缪贤只是一个宦官，不是朝廷重臣。在朝廷一筹莫展之时，他主动推荐了蔺相如。蔺相如此前只是他的一个门客，没有他的推荐，蔺相如一生可能只会被埋没。位卑未敢忘忧国，这种精神值得赞扬。他能够发现蔺相如的才华，可见他杨眼光敏锐，有知人之明。而且，伴君如伴虎。他把自己当年和燕王勾结的事情都敢讲出来，那也是做了思想斗争的。万一赵王恼怒了，他不就有性命之忧吗？幸好当时情况危急，赵王顾不得秋后算账，所以没有找他的麻烦。 　　当我们在赞扬蔺相如的时候，不能忘了缪贤。我们这个社会需要这种不计个人得失，一心为公的伯乐。 　　后记 　　我们读大学时，讲文学概论的老师说，散文是我们读小学以来接触最多的文体。为什么呢？我们学过很多记事、写景、抒情的文章，作文中也经常写这类文章，这些都是散文。我本人也非常喜欢读散文、写散文。《诗歌笔记》写完后，有的网友说很期待我能就散文也写一写，于是我就开始写《散文笔记》。同样，我本人这几年因为客观条件限制，读的书不多，能找到的材料也有限，于是写到这里就收场了。这类文章还是要推陈出新，老是死扣着“散文形散神不散”之类的教条，拾人牙慧，那样永远不会有出路。我冒着犯上的危险，说了一些别人没有说的话，不能说我的观点一定对，但起码要让人心服口服，提供多一个看问题的视角。 　　以上就是我写《散文笔记》的初衷，欢迎大家提出宝贵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