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札记

读书札记
王九峰

（一） 读明张岱《琅嬛文集》，有黄裳先生写的一篇“绝代的散文家张宗子”。做为“代重印前言” 附在卷首。更附有周作人的“再谈俳文”一篇。仔细读罢，感觉到大师们对先贤文章的认真态度。首先，由黄裳先生提到“人们对文学批评也提出过“才、学、识”三个字，作为衡量的尺度。”他由此发了一通宏论，认为以此三字作为对一个作者的全面考量，是比较科学的态度。这观点对我的启示则是：才乃天赋，是智商，包括才能，文采。但亦不排除后天所学之积累。学，乃读万卷书，勤学好问。甚至头悬梁，锥刺股，萤窗雪案，凿壁偷光。孜孜以求，不坠青云之志。当然还有更重要的生活知识的内容。识，乃是识见，即立场，对世事、事物之洞察，对世态之机辨，对所学之体会，对生活之经验。处处留心皆学问。因此，识之对人，极为重要。有才有学而无识，不脱庸碌伧夫之态。何以谈明敏，谈识大局顾大体？若仅学问一道，无识者，徜佯书海，犹如盲人骑瞎马，何以辨真理哉！ 宗子生在江南簪缨世家，身逢庙堂鼎改，由一惯放踵秦淮的浮浪子弟，旋流落为前朝遗民。其生活变化之巨，心理打击之大，真有天地翻覆之概。而他并未消沉，收敛已往的冶游之心，隐身于深山野寺之中，伏案著述。经泚笔多年，终于杀青了那部成就他史家之名的《石匮书》。此书上际洪武，下讫天启。为有明一代之信史。凡研究明史者，无不将是书作为重要的参考书藉之一。仅此一书，还不能完臻他“识”之一字的确评。而是他一生写了大量的短小精悍的小文章。举凡一人、一事、一物。经他椽笔一挥，无不栩栩如生，精美绝仑。比如在他的《自为墓志铭》中，非常坦率，非常真切明快地勾勒出他少年时代的荒唐来“少为纨袴子弟，极爱繁华。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兼以茶淫桔虐，书蠹诗魔，劳碌半生，皆成虚幻。”由此寥寥数笔，已不难看出，少年时期，那个醉生梦死，呼之欲出的大少爷的靡华形象来。 “古人记山水手，太上郦道元，其次柳子厚，近时则袁中郎。------遒劲苍老，以郦为骨；深远冶淡，以柳为肤；灵巧俊快，以袁为修目灿眉。”如此识见，试问几人能够？除此之外，他在一物一事之记上，亦用功多多。雨花石铭，“怪石供，将毋同。”哥窑印池铭“观其纹片，自不能贱。”断纹古琴铭“吾与尔言，尔亦予诺。”吕吉士汉玉昭文带戒尺铭“非敢为侫，汉玉之圣。”等等等等，不一而足。足见他识见不凡。 知堂老人却从他行文习惯上来界定他的文章风格。例：“中国也可以说有他的新俳文，不过系统不很正，因为他不是俳谐文的嫡子，却是旁支或变种-------公安派里有袁中郎，竟陵派有刘同人-------现在姑以张宗子作为代表。他的目的是写正经文章，但是结果很有点俳谐；你当他作俳谐文去看，然而内容还是正经的，而且又夹着悲哀。”知堂老人所说极是，小品文到明代已臻于成熟，很多精美的短小文章，也应声而出。文章语言力求冲破陈规，市井口语也捡缀入文。颇似日本俳谐师所说，“俳言俗语颇相近”的文章比比皆是。而张岱生逢乱世，遭际颠沛流离，文章多以短小为主，多则几百字，少则几十字。但字里行间，不乏欢笑谐谑，和淡淡哀愁。他的《琅嬛文集》如此，《夜航船》亦如此，《陶庵梦忆》和《西湖梦寻》无不如此。又例如他在《夜航船》一书中所记“昔有一僧人与一士子同宿夜航船，士子高谈阔论，僧畏慑，卷足而寢。僧听其语有破绽，乃曰，请问相公，澹台灭明是一个人，是两个人？士子曰，是两个人。僧曰，这等，尧舜是一个人两个人？士子曰，自然是一个人。僧人乃笑曰，这等说起来，且待小僧伸伸脚。”当读到这则短文时，几欲喷饭，对那些只读死书，不求通解的书呆子，真不啻一个绝妙讽刺。颇具《儒林外史》之笔法。所叹者，目下那种让僧人伸伸脚，大言自许为“文人”的人物正自不少！ （二）

读《胡适与周氏兄弟》，讲到他们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为共同推动新文化运动的健康发展，彼此呼应，并肩战斗，在打破文化旧藩篱，开创文学新秩序方面，建功甚伟。封建统治植根于中华大地两千多年，儒家思想盘踞在人们脑海中根深蒂固，要想打破樊笼，以全新面目向世示人，没有大学养，狠功夫是万万不能的。因为除旧布新，对旧体系必须做彻底的破坏，对新设施应该做一个全新的架构。让人对新旧两种文化有个比照，充分体会到新的要比旧的好。若不如此，势难成功。当然，破坏固然痛快，建设实在艰难。除在理论上须有一整套令人心服的体系外，还要身体力行地去实践，去引导，通过一番改故鼎新，让人们通过比较和鉴别，使其普遍接受新思想，新文化，形成大潮。所以后来研究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文史专家基本认为，初始高喊着打倒孔家店，为新文化运动的鼓吹者们，扮演着的是对旧秩序的破坏角色。而胡适同样高喊，却能提出主张来，无疑他应是倡导新文化运动的理论奠基人，比如他首先提出的《文学改良刍议》和《建设的文学革命论》，给旧殿宇放了一把猛火。周作人应是完善这种理论的集成者。例如，他在1918年12月，第一个提出《人的文学》，在此文中，他毫不含糊地打出了“人的文学”旗号。他讲到，谈论新文学的说法本身存在不妥之处，因为“思想道理，只有是非，并无新旧”。 他一上来，就直指文学的思想问题，认为新旧不在形式，而在内容。从尔把新文化运动从事物表面，一下子渗透到内核，从而使这一理论体系得到更加明确和完善。勿庸置疑，鲁迅是新文化运动这座架构的建设和躬亲实践者。他在《文化偏至论》中主张“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强调个体的重要性。他努力去做的，正是张扬新风，解放个性，任劳任怨地为新文化这座大厦增砖添瓦。他的第一部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开了以白话文写作的先河。而《孔乙己》则是对旧礼教的控诉。《药》却是人们在封建思想禁痼下，对那些革命者惨遭不幸，而又麻木不仁的悲哀！ 纵观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胡适和周氏兄弟都是同开风气的首要人物。他们不但尽到了对旧道德的破坏义务，更尽到了建设新风尚的责任。他们在被旧意识的层层包围中，奋力呐喊，荷戟冲突，到了打出了一片新天地。所遗憾的是他们最终却同途而殊归！鲁迅于1936年，在他为发起人之一的“左翼作家联盟”阵营的“围剿”声中谢世，在一面大书着“民族魂” 三个大字的旗帜覆盖下盖棺论定。胡适于上世纪60年代，在台湾文化界一部分人的攻讦中倒下。周作人却应验了他的那句“寿则多辱”这句话，文革期间死于造反青年的暴虐之下。他们的政治面貌虽然不同，入世方法也各自有异，但无一例外的都是生于忧患，死于忧患。但他们在为中华民族文化事业上所做出的巨大贡献，是永远不会磨灭的。他们熠熠闪光的名字也永远彪炳在中国文学史上，永世不朽！ （三） 读曹汝霖《一生之回忆》，对晚清和北洋时期的一些内幕，与以往所了解的有所不同。尽管述说者观点有异，但不可回避的是，发生在那个时期的某些大事件，不但但看似形同偶然，如从纵横两面的深层拨冗，发现它的某些机缘，会呈现出更多的必然。例：他在讲到五四学生运动时，激起学生极大愤怒，乃至全国各行各业反帝反封建那风起云涌的群众运动。以及导致火烧赵家楼事件时，多有为自己辩白之嫌。历史真相是，在引发这场全国运动的起因，并非是学生年轻气盛的一时冲动，也并非如曹本人所辩，系因段芝贵发兵镇压的结果（有其原因）。追根溯源，实在是西风东渐，经早期众多的先知者们的大力鼓吹，青年学子不满国家积弱，民族落后的现状，起而抗之。应该说，巴黎和会只是个导火索，那些亲日派大员们的不为国家利益去作为，由而引发全民族的不满情绪才是真正的火药桶。当巴黎外交失败的消息传来，无疑等于点燃了那根导火索，因此更使积聚已久的火药桶，得以威力巨大的引爆。由此而掀起了怒海拍天巨浪，其声威足可以摇动国本。 他在回忆中还谈到，当年盛宣怀在上海创办高等工业学校，聘唐蔚芝先生为监督。此校由商部创建，不隶属学部。（后由邮传交通部管辖）。开始以铁路轮船科改充为土木科，电报科改充为电机科，又增设水利、化学等科。唐先生乃经学大师，为官推行新法，长校崇尚科学。在此期间，又添设文科。后复改名为南洋大学。面向全国招生。当时，在新学科方面，还处于刚刚萌芽状态，要求尚不甚苛，学生有一科及格即予录取，汉文及格亦录取。学科水准较高，学规极严，人才辈出。学生毕业后，择优送出洋深造，为国家培养了大量工程技术人才。后又改名为交通大学。读书至此，犹如读上海交通大学初创史。而曹在写回忆录时，已八十余岁。因为他经历了晚清民国的动荡阶段，所历极为复杂，所记内幕秘闻颇多，其中不少事件，多为他人述所未述。因此，该书自上个世纪六十年代面世之后，一直为史学界所重视。曹先生因五四运动，一时声喧，以亲日之名，国人皆知，他因此引为终身之耻。日军侵华时，他不受利诱，坚辞各种伪职，保持了民族气节。45年日本投降后，国民政府鉴于他不曾降敌故，未追究其早年亲日之罪名。但在49年大陆江山易主后，共产党政权对他却不予原谅，无奈他远走香港，终老美国。有一点难能可贵处，他和包天笑老人一样，在垂暮之年写回忆录时，虽然五世同堂，但并不讳言他们年轻时好做狭邪游的荒唐。在个人生活方面，给后人留下了一段人生信史，足见在回忆自己一生时，不讳己过，不饰己非的诚实。同时，对在那个时代国家所发生的各类大事件，凡是亲身经历的，都知无不言地一一给予叙述，尽管在为自己的政治立场掩盖辩解时，尚羞人答答地犹抱琵琶半遮面，但毕竟为后人留下了一部不可多得又较为翔实的历史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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