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永远的放逐：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

　　1962年的俄罗斯，天气依然很寒冷．在诗人、主编特瓦尔多夫斯基的帮助下，经当局者赫鲁晓夫的批准，索尔仁尼琴的第一部小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终于在《新世界》上发表。由此，作为“二十世纪俄罗斯文学纪念碑”的索尔仁尼琴冲破了政治坚冰的部分禁锢，引起了冻土之外的广泛关注。这篇小说的意义在于，它让那些集中营里沙哑甚至黯淡了的喉咙有了呼喊的可能。八年后的1970年，瑞典皇家学院因其“在追求俄罗斯文学不可缺少的传统时所具有的道德力量”而授予索尔仁尼琴当年度诺贝尔文学奖。但索尔仁尼琴拒绝前往领奖。四年之后，也就是在他遭到永远的驱逐与放逐后，他才在那个著名的大厅里举行了四分钟的“受奖”演说并领取了日后用于改变生活窘境的奖金。他说，这次得奖，“在我的生活中所起的作用是很大的。它帮助了我，使我在残酷的迫害中没有屈服。它帮助了我的声音的传播，使长达几十年中人们对我的前辈一无所知的地方也听到了。”是的，世界对俄国文学痛苦的历史再次表示了崇高的敬意。 　　陀思妥耶夫斯基曾经有一句令人费解的话：美将拯救世界。也就是这句话，让集中营里的索尔仁尼琴感到了表达的冲动和痛切。在索尔仁尼琴看来，这不是漫不经心的话语，它更接近于一种预言。 　　“科雷克是最大最有名的一个岛屿，是个地理上撕裂开来而心理上则束缚于大陆的奇异的古拉格之邦的凶残极地——这奇异之邦是个几乎看不见、摸不着的地方，泽克（犯人）族人也就居住在那里。” 索尔仁尼琴和他的营友们也居住在那里。十多年里，他试图“从活生生的肉里，从今天还活着的蝾螈的肉里，拣出一点东西来”。就这样，我们才看到了《古拉格群岛》，看到了这个与世隔绝的岛屿，“它的空气，以及凝冻在冰透镜层里的它的居民的残骸”。和蝾螈一样，他们的高贵的意志、品质，都在这里，错落有致的包围里被慢慢吃掉，没有人能够返回，除非死亡。能够活下来的人，那些从幸存的黑暗与寒冷之中延伸出来的生命，既是生命本身的胜利，也是精神不屈、不死、不灭的胜利。那是怎样一个群岛啊，一次次出生入死的索尔仁尼琴感叹道：“一整个民族文学留存在那里，湮没无闻，不仅没有坟墓，而且甚至没有贴身衣裤，赤裸着，脚趾上贴着号码。”人，已经变成了一个“号码”，一个符号，肉体及其之外的精神还有什么尊严呢？索尔仁尼琴感到，“绞索套在我的颈上已有两年，但还没有拉紧。这个春日我想用生命作一次小小的冒险。是挣断绞索，还是被缢致死，也是难以预见的。”夹在两块巨石之间他，想到了文字，那种高贵的，至尊的，不死的文字，让他得到温暖和力量的母语：它仿佛一颗破土而出的种子，顽强地“顶开了支撑那座城堡最沉重、最顽固的砖头”。城墙坍塌了，谎言幻灭了。 　　“或许有人会问，面对残酷的暴力，文学能有什么力量？让我们记住，如果没有谎言，暴力岂能幸存？它是和谎言交织不分的。”“一个民族的文学如果受到权力的干涉而被扰乱，那就是太不幸了，因为它不仅仅是对印刷品自由的侵犯，而且也是民族心灵的关闭，是将民族的记忆击成碎片。”这是一个沉痛的经验，索尔仁尼琴从处于“活埋”状态的阿赫马托娃身上看到，不能在缄默中创作，要让世界倾听到俄罗斯优美的文字，和沉重的诉说。它，和它，是一座在那片苦难天空下耸立的最为独特的纪念碑，是一代代流泪的眼睛所创造出来的不朽精神。痛苦而优美的俄罗斯文字，就这样在索尔仁尼琴的笔下一而再、再而三地歌唱着。尽管它是那么微弱，但却不失伟大；尽管它是那么低回，但却不失昂扬，一如他那长着角的名字：《牛犊顶橡树》。一个作家可以欺骗读者的心灵，但他永远也欺骗不了历史的心灵。所以，我们又看到了《癌病房》、《第一圈》、《红轮》。这是索尔仁尼琴用生命在胸口划出的一个个十字，是向日渐远去的俄罗斯大地致以的最崇高、最隆重的敬礼。 　　“在俄语中，有关真理的格言是被人们所深爱的，他们稳定的、有时又是引人注目地表达了那种并非微不足道的严酷的民族经验：一句真话能比整个世界的分量还重。”也就是在这种信念的支撑下，索尔仁尼琴以自己的行动，为俄罗斯、为那些屈死的冤魂、为那些千百万微小如芥的生灵找到了记忆与呼喊的喷口。 　　“那时我已模糊地意识到，在故国的土地上，在那里，已永不会再有我的足迹了。”劳改犯们一次又一次地背诵着莱蒙托夫的诗歌，以温暖他们萧瑟寂寥的岁月。毫无疑问，在祖土上遭到了放逐的他们是痛苦的。这种肉体和灵魂的放逐，就像是秋天里飘落了的一片枯叶，破碎的命运时刻在等待着他们。“不公正的法律甚于抢劫。”这是多么酸楚的表白啊，或者，就是绝望。索尔仁尼琴日夜面对着这些绝望和表白，面对着这一堵墙，“这墙上的砖使用谎言的灰浆粘结在一起的”，而周围，铁丝网的周围，“依然是那同样诡谲的隐秘性和暗无天日的不公正充满了空气，笼罩在城市上空，它比城市烟筒冒出的黑烟还要浓。”
他，在等待着祖土之外的放逐。而这一天，真的就悄无声息地降临了。 　　“门打开了。来的仍是那个中校。……狗皮帽子，大衣，我不懂是什么面料的；雪白的衬衣，领带，皮鞋带！…这一切都是一个自由人的标志，这些，将替代我身上穿的粗糙刺人的背心……午饭。…开始吃燕麦粥。现在，我正在以着燕麦粥作为标志像俄罗斯告别，这是列弗尔托夫监狱的燕麦粥，这是我在俄罗斯的最后一餐。”就这样，当局者迫不及待地驱逐了他，一个“切掉肋骨、心灵痛苦”的残疾人，一个挑战了他们最黑暗深处的秩序的“牛犊子”。 　　1971年，索尔仁尼琴获得诺贝尔奖的第二年，权倾一时的赫鲁晓夫离世。1974年，索尔仁尼琴遭放逐之年，赫鲁晓夫的墓碑也举行了落成大典。墓碑的作者是同样移居西方的俄国现代派雕塑家涅依兹韦斯内。花岗岩碑体由黑白两色组成，死者的头像被夹在几何体的托座上。矛盾交错，不可逾越。某个阳光普照的下午，没有遮拦的墓碑还会投下长长的阴影，也会有行人驻足观看，就像阅读那一段不曾模糊的历史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