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农民老林

　　那是好几年前的事了。 　　老林从百多里外的乡下进城，给他儿子送生活费。老林的儿子读高中，寄宿，我是他的班主任。儿子临近高考了，老林敲响我家的房门，说想问问儿子的情况。老林的儿子个头很高，性格却挺内向，柔顺，像个闺女。照我想象，这乡下来的老林，也该很木讷，很谨小慎微的吧。 　　但出我意料，老林很爽朗，很健谈。 　　那是一个暮春的夜晚。悠扬、绵缠了大半天的春雨，到此时，越发地悠扬、绵缠了。淅淅沥沥地响吟着，像一曲古古的谣歌，听得人心里熨贴。我也是农民的儿子，虽然离开农村有年，但对农事、水土和节气，也还能略略说个大概。譬如说，至少知道，这场雨对农人来说，是多么的及时而珍贵。话题便因此而起。 　　见我问到庄稼，农事，收成，老林便有些兴奋。在20支的日光灯下，他黧黑的脸，微微地闪泛着光，一晃一跳的。老林说，忙乎了一段时间，刚割完油菜，想歇两天。“也算是休闲吧。”老林说。这话一出，我便知道老林有些不凡了。虽则城郊的农民，早办起了“农家乐”之类，大赚城里人的钱。但像老林这样身处僻远，张口便是时髦新词儿的主儿，多少是要让人刮目相看的。 　　而老林的话匣子一旦打开，就有些关不住，像“滑了丝”的水龙头。 　　老林说，除儿子外，还有一个女儿，初中毕业，又读了中专。自费的，花了几大千。毕业时，学校推荐的工作地太远了，便没去报到。而是四下里奔走，打工。却又常常闹别扭，与自己，与工作，也与老板。所以“炒老板鱿鱼”的时候，和被老板“炒”的时候，就多。今天绵阳，明天成都，生活动荡不安，却无论如何，也不愿呆在家里。 　　这种心思，我能理解。山里的娃儿，但凡见了些世面，便不愿再窝家里，而想出去闯荡，见识更广阔的天地。这是这个时代，农村青年的时尚主流。“我呆在家里干啥呢？”女儿振振有辞，“别的人一天书没读，像个白痴一样，呆在家里，也能烧水煮饭，放牛扯草，将猪儿喂得白白胖胖。我读了那么多年书，也要我做这些事，不怕别人说你们养了个傻儿吗？” 　　这话只是大意。老林讲述的语调，还要生动、有趣得多。伴了他的动作、表情和笑，我这笨笔，写不出那韵味儿。但我感觉得到，老林说话时，脸上始终有笑。不是那种恭顺、谄媚，或刻意做作的。老林始终笑得坦然，自如，甚至可以说是自豪。丝毫没有山里农民的迟钝和怯懦。也许是喝了酒的原因罢。我想。老林身上，有股淡淡的酒意，和微微的醺。 　　谈到供子女读书，谈到家庭收入，老林更显着自信。老林说他家住在山上。从公路弃车登山到他家里，“打空手”（不拿或背任何东西）也得半个钟头。老林说，他家现在种有四十亩地，每年可产粮近两万斤。我顿时感觉他有些像“小地主”了。我当然知道，平武山大人稀，地便自然地显出个“阔”字。但夫妻俩种四十亩地，那情形，我想不出该有多苦，多累。 　　老林仿佛并不觉得苦累。老林这样的农民，都很吃得苦。除种地外，还喂猪，喂鸡。规模挺大。用他的话说，叫“家庭养殖业”。老林的话里，专业术语、科学概念，像去年狮子座降的流星雨一样，时不时迸现而出，让人乍一听，要对他的身份持怀疑态度。老林说，他家仅去年一年，就喂出了15头肥猪。这收入，已是很可观的了。又种有药材，果树。药材可以买钱，果树却只能“自食”，因为品种不太好，运输又困难──这也是老林的话──老林说，他家每年总收入都在两万元左右。我便问，这样的人家，在村里占得到几成。老林说很少：“顶多也就百分之十一二吧。”老林用了统计学数字。 　　谈话的后半段，我已确信老林是喝了些酒的。他的话题转换很快，显得跳跃而飘浮。一会儿是妻子儿女，一会儿是农民负担，一会儿却又是国家政策，甚至国际形势，并很快地滑到已经回归的香港，和即将回归的澳门。他问我，今年澳门回归，也该很顺利吧。仿佛我是国家主席，或国务院总理。我说当然。“那台湾呢，也该要收复了吧？”我像“答记者问”一样，略一踌躇，说：“可能也该差不多了吧。”他由不住地感叹了一句，中国现在，是强大多了。 　　这样的话，平时听得多了。但此时从老林嘴里出来，感觉很不一样。类似的话题，在老林的闲谈里，还有很多，大都不是一般农民所能、或愿意关心的。那种种感受，也不是一般农民所能有的──实际上，说老林是农民，显得有些勉强。自1972年初中毕业回乡，老林已做了27年的乡村干部。从团支书、宣传员、农技员、民兵连长到生产队副队长、队长。现在是村里的会计。 　　我就说，现在的乡干部，怕也不是那么好当的吧。 　　老林顿时感慨连连。“可不是，”他说，“像我们村，每年光各种‘提留款’啥的，就是十多万，也不管你用啥子办法收，反正要限时上缴。”“那咋整呢？”我问。“咋整？估到收呗──到了期限，有钱的交钱，没钱的，就拿东西抵押。”老林皱了皱眉头，“都乡里乡亲的，有时还真不落忍下手。”这一回，老林的神情里，透着了一些儿苦涩和无奈。 　　对农村政策，老林还是由衷地赞成、拥护。他说，现在的农民，有能干的，也有不能干的。能干的，种地外，还开商店，办饭馆，跑运输，手里的钱来来往往，像流水一般。不能干的，啥都弄不成，连地也种不好。“但不管咋说，农民愿意多干，这是好事。”说到农民的负担，老林说自己虽能承受，但确实太重，不少光种地的农民都要亏本。我想到仍在家务农的父母，每次写信，一说到“负担”，父亲就要抱怨，说除了骨头就没有肉，这地实在没法种了。此时，心里便不免有些沉郁。 　　在谈话中，老林曾说到他的愿望。这实在不像一个农民的想法──他说，当农民以前，曾想过先读遍天下所有的书，再决定干什么。却不幸碰上了文革，连学都没上“伸抖”，还有啥子书读呢。只好回乡，结婚生子，和天底下所有农民一样，几亩黄土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但老林的想法不同。他说，自己没权，又没武功，不能保护自己，难免不遇上些啥事。便希望自己的儿女以后读文科，学法律，以法律的武器来保护自己，真有啥事了，能尽可能地得个公平。 　　老林的儿子，真的读了文科，只是现在成绩还有些差。老林自己也清楚这点，所以，说到他的最后一个理想时，他极憨厚地一笑，显得有些不好意思。他说，他希望能成为一个大学生的父亲。 　　“女儿是不成了，看儿子的吧。”老林说，“自己没读成大学，总可以当一当大学生的老汉儿吧！”临别时，老林握着我的手：“谢老师，帮我管严些。”停了停，又说：“今年实在不行，明年又来！我就不相信，我供不出个大学生！”那硬硬的话里，满是执著和倔强。 　　老林的理想当然不错，但能否最终实现，得看他的儿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