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 衣

旧 衣

贾志红

（一）

        阳光炫目，大地灼热。祖母拿一把蒲扇坐在一栋三层红砖老楼的门口看着她的箱子。偶有小风从窄而长的走廊穿堂而过，捎来筒子楼过道里庞杂的气味。她摇着蒲扇，看着过往的邻居，黑府绸短袖衣服上有花露水的香味。
        很多年以前，梅雨季节过后的大晴天，祖母搬出一个箱子，在武昌武珞路五十六号的老筒子楼门口，翻晒她的家当。箱子外观褐红色，透着哑暗的光，隐着同色的梅枝花纹，有些花枝已经磨平，看不清图案了。箱子四角用黄铜包封。有锁，也是铜质。这箱子平时放在祖母的床头，上面覆盖一块蓝布。那时祖母六十出头，健康，有力气，大脚板走路咚咚响。我们住在一楼，她一个人就能轻松地搬动箱子。靠墙，她放好箱子，又搬出家里的两把椅子，拉开一些距离摆好，在椅子的靠背间架一根竹竿。祖母开锁，咔哒一声。那个时候我站在祖母旁边，看着祖母开锁的样子，有莫名的兴奋，像等着看一个宝藏。祖母掀开箱盖，淡淡樟脑丸的气味散出。祖母一层层往外拿，把这些似乎从没有用过穿过的织物衣裳搭在竹竿上，并不是像晾晒洗过的湿衣服那样完全摊开，只是稍微减少折叠的层数，给这些常年锁在箱子里的东西放风透气。箱子完全敞开，暗黄的内壁和箱底一起接受阳光的烘烤。祖母说，大太阳晒晒，去去湿气。
        南方冗长的梅雨季让这栋没有阳台的老筒子楼的住户们苦恼，但似乎没有哪一户人家像祖母这样将箱子搬出家门，如展示家私一样，把箱底都亮出来。邻居们来来往往，都会在箱子前驻足。我有些愠怒于祖母这样的做法，如自己的隐私被人窥见般羞愧，好在箱子里没有我的衣物，也没有祖母日常穿用的衣物，我们日常的穿用品没有资格进入祖母的箱子，只能放在五斗橱的抽屉里。邻居们站在这式样、颜色都与当今流行迥然相异的衣物织品前，想和坐在楼道口阴凉地里看着自己家当的祖母搭讪，他们搓搓被面的质地，说一声这是湘绣啊，又捏捏一件衣服的边角，看一眼祖母，说，这都是上好的料子呢，然后等着祖母说些什么。但祖母正襟危坐，少有的不苟言笑，她只是淡淡地说，旧东西怕潮，要晒晒。那邻居便无趣地走开，若是两人同行，定要窃窃私语一番。毕竟，那箱子里的物件离筒子楼的日常很遥远，那气息是一个时代落幕后从帷幕的缝隙间漏出来的，带着一缕陈年的霉味，无论多大的太阳也无法驱赶的时间的味道。此后的许多天，邻居们还在津津乐道，但祖母总是迅速岔开话题，她夸张地喊一声，哟，我儿子又来信了，然后放开更大的嗓音喊我读信。那箱子，暗暗地成了筒子楼邻居们打发无聊日子的猜测和谈资。
        其实我不是第一次看祖母打开箱子，我知道箱子里面不过是一些旧时的物件，一件皮袄，卷曲的羊毛微微泛黄；两件旗袍，翡翠绿、湖泊蓝是旗袍依然呈现的色泽，那是祖母一直钟爱的颜色。我曾经惊奇于祖母的箱子里竟然有电影上的人才穿的衣服，绣花盘扣的旗袍不是用来包裹富人家的太太小姐们的么？或者妖艳的女特务。祖母和这些衣物似乎不构成所属关系，她的形象气质游离于这只箱子之外，她不像箱子的主人，倒更像一个看护者，一个仆人。然而祖母竟然真是它们的拥有者。我见过一张祖母穿旗袍的老照片，黑白的，看不出旗袍的颜色，但式样相同，盘扣的花式一样，我猜不是翡翠绿就是湖泊蓝吧。照片上的祖母三十多岁的样子，微微笑着，有几分拘谨。
        时间久远，旗袍已经失去当初的柔软光华。我那时年少，对旧衣没有兴趣，倒是那几条华丽的丝绸被面能迅速抓住我的眼睛。我爱不释手，摸、搓、捻，数数，一共有四条。我把脸贴到一条粉红的被面上，轻轻磨蹭，细滑如水。见过这样的被面后，夜里躺在粗布被子里，伸出手拍拍洗得泛白的旧蓝布被面，问祖母，我们为什么不用又好看又滑爽的丝绸被面？漂亮的东西只能是用来看的吗？我那时是个初中一年级的学生，早熟，有心思，说话带小刺。祖母翻了个身，背对着我回答说，好东西是用来做梦的。
        我曾一度认为祖母是一个没有秘密的人，她总是高声大气地说话，让我在楼道里或是公共厨房读我父母的来信，一封信要反复读，她挥着锅铲边炒菜边怪我声音太小，还把那些写得含蓄的地方解释给邻居们听。筒子楼的人都知道我父母在哪里工作、工资多少、每月给祖母寄多少钱。祖母说这不算家庭秘密，我理解这是祖母在邻居中维持自豪的基本元素。在祖母眼里很多事情都不是秘密，我父亲曾经在一封信里说他有两个消息告诉我们，一好一坏，坏的是他第三次戒烟又失败了，好的是我母亲学会用缝纫机了。转眼隔壁陈婆婆就知道了，祖母说，家常琐事，谁家没有呢？但是有一件事令我忍无可忍，斜对门的杨奶奶居然知道我初潮了。她看我的眼神像一只老猫，眯着眼，仿佛预知一只老鼠的未来。我每次从她家门口经过都一溜小跑，真的如一只快速逃跑的小老鼠。
        然而祖母竟然是有秘密的，那只箱子就是她的秘密，锁着她的秘密，尘封着她的秘密。她不说，我不问。我曾经在夜晚的灯下看见祖母修补那件湖泊蓝的旗袍。她的针线筐里有各种蓝色的线，她挑出最接近湖泊蓝的那一卷，剪断一截儿，穿针引线。祖母的手很大，指关节突出，掌纹粗糙。我知道这双手与祖母的身世是般配的，童养媳、放牛、稻田里插秧收割、竹山上挖笋、溪流边洗衣，这是祖母三十岁之前的全部人生。艰难日子足以令一双女人的手扩大它的功能，改变它的外观。但祖母最苦难的不是这些劳作，而是，她没有被爱过，我指的是那种男女的情爱。那时，青春期的我，近乎痴狂地阅读能找到的一切书籍，那些有关爱的抒写最能吸引一个初出懵懂的女孩。聂赫留朵夫、玛丝洛娃、纳斯金卡，我痴迷这些人物，不分昼夜。然后，微眯着开始近视的眼睛，探寻家族中长辈的情爱之事。我深信祖父是不爱祖母的，否则祖母不会在三十岁的时候带着独子离家漂泊，在一个陌生的城市当女工。祖母的大脚和大手以及健壮的身体帮助她实现自食其力、抚养幼子。但祖母却是自卑的，祖母一生深陷两件事的自卑中：不识字，大脚。在那个年代，女人大脚意味着幼时父母没有为自己的未来筹划，换言之就是父母不珍爱她，放弃了她，任她带着一双天足嫁不了好人家。这没什么好谴责的，每个年代的爱是不一样的，有时候爱就以畸形的姿态表现。
        祖母在灯下修补旗袍像一幅旧画或是一部旧电影的某个场景。这场景不常有。要天气合适，不冷也不热。武汉的夏夜，屋里坐不住人，我们夜晚都在胡同口乘凉，有时候干脆整夜睡在外面的竹床上。而冬天的灯下，屋里也不能久坐，我们一般早早上床，抱个暖水袋捂在被子里。这么说只剩下春秋两季了，这两季，却还要祖母有好心绪，我说的好心绪不是指好心情，是指那种碰巧生出的情愫，碰巧她想起了什么，碰巧她觉得要怀念什么。然后，她咔哒一声打开了那个箱子的锁，拿出一件旗袍，找出同色系的线。其实那旗袍是不需要补的，因为它只是旧了，并未残破，并且再也不会有人穿它。祖母不过是把盘扣再紧紧，缝个一两针，或者是收收下摆的滚边。针脚是极细的，年久的丝绸经不起针线的捆扎，似乎也经不起一双粗糙大手的反复摩挲。但她依然反复摩挲，享受那丝绸的润滑抑或是深陷往昔时光的抚摸中。她在灯光下横看竖看，轻轻叹息。祖母无视我的存在，她沉浸其中，她以为我还是那个她一手带大的小丫头，只关心花裙子和每月凭副食品票购来的一点点花生糖果。她不知道，在她贴着杨奶奶的耳根儿说出我成长的隐私时，我已经是一个大姑娘了。我窥探祖母，像一个女人窥探另一个女人的秘密。在这样的灯光下，祖母抛却了平日的粗粝。是的，粗粝，祖母一直是粗粝的，那是她多年来独自生存的状态，也是武器。可是，一袭旧旗袍却具有某种魔力，令她收拢张开的刺，令她温婉，令她忧伤。我强调一下是忧伤，不是生气，也不是怨恨。她像个雕塑那般安静，这对祖母来说是极少见的，祖母总是像个陀螺，被日子抽打得不停旋转。用尽了这么多的词汇，其实我最想说的是，她像个上过学堂的大户人家的淑女，像被爱过，像至今依然被爱着。
        我突然就忆起了某一年和杨奶奶的孙女燕子吵架的情景。两个小姑娘像一对斗鸡，我们先是要回了交好时互赠对方的礼物，糖纸或花头绳什么的，接着互相揭对方的短，又拿手指头互戳对方的小身板。这样竟然还不解气，那天想必是有深仇大恨了，燕子突然高声说，你奶奶是地主婆，你是地主婆的孙女，哼，地主婆！我一下子就哑了，脸憋得通红。燕子得意极了，她蹦蹦跳跳着回家，扑在她奶奶怀里撒娇。那一天我是多么落寞啊，也感到羞耻。杨奶奶是街道居委会的，她家传出的消息具有权威性吧。而，我一向认为苦大仇深的祖母，大手大脚大身板的祖母，六十岁了还在工厂食堂做工的祖母，竟然会是地主婆么？地主婆，虽然那个年代这个字眼已经不再具备打击性，但它仍然延伸出对女性恶毒、阴狠、丑陋的意义。
        这件事情过去好几年了，当时太年幼，懵懂无知，居然还恨了祖母好几天。虽然眼见祖母灯下摩挲旧衣的我，也不过是个刚刚进入青春期的少年，但时间就是一个奇特的东西，总在不经意间令事物发生质变。那羞涩的初潮是一个隐秘的信号，是一级阶梯，我登上去，终于上了一个高度能更清晰地望向祖母。我猜测祖母在某一个年华里，遇到过一个人。这人家境殷实，知书达理。这人善待她，珍爱她，不嫌弃她不识字，不嫌弃她粗笨，不嫌弃她的苦难。她脱去粗布衣服，穿旗袍，小碎步走路，不用再奔波。她说话声音渐小，学会柔声细语。她不止获得温饱，更获得尊重，懂得矜持，常常羞涩。或许她的手正在细嫩起来，冬天不再皲裂。更可能还识得了一些字......真是梦一样啊。后来怎样了？怎么没有后来了？发生了什么，谁也不知道，只留下这么个箱子，留下箱子里的旧物与一个灯下修补旧衣的人。




（二）

        又忆起来另一件旧衣。
        是一条旧裙，很旧，很旧，覆盖时间的灰尘。却被爱惜得很好，一点也不残破，颜色是大红，并未褪色，并未美人迟暮。打开衣橱，注视它，很久，很久。它静静地待在衣柜里，一动不动地伏在那里，疲倦，慵懒，微闭着眼睛，又像迟暮的美人。
        正是春天，该翻晒翻晒它了。轻轻地抽出来，缓缓抖开，扑扑地就落下了一些轻尘，在斜照的阳光下，细尘随着光柱，在衣橱的大镜子前飞舞。
        又穿上它，还像从前那样，把长长的飘带，轻绕一周，盘一个小小的蝴蝶结，系在腰间，在镜前款款走动。那只小小的蝴蝶，也在光影里，缓缓地移动，像飞了很久很久，累了，落在我的腰肢歇憩，不再飞走，就在这春天的光影里，随了我的脚步，款款走动，款款地走。
        春天总是那么撩人，旧衣爬满看不见的螨虫，咬噬记忆，微痛的。
        那也是一个春天，我想说春光荡漾啊，其实荡漾的哪里是春光啊，明明是人的心嘛，两个年轻人的心。一起骑了单车，越过乡间的小道，越过纵横的田埂，去看油菜花。穿的就是这条红裙呀。风吹来，裙裾飘飘，若彩蝶飞在一片流动的金黄里。又哪里是红裙在飞，是青春在飞，激情在飞。
        另一个春天，春水微澜，两双眼睛波光粼粼。一起拉了手，走过河堤，走向田野，去放风筝。穿的还是这条红裙呀。在风里奔跑、奔跑。想借助那样的风，飘到云端里去，站在白云上面，牵着我的风筝，牵着他的手，招摇我的红裙。招摇的又哪里是红裙，是一团火。
        就在那忘情的时刻，不料重重地跌了下去，滚下了山坡。带着眼泪爬起来，抖动我的红裙，抖掉尘土，拈掉细碎的草叶，抚摸裙子，竟然心疼一条裙子了。就像他心疼我的膝盖。膝盖上有血，密密地渗出，我却在傻笑，笑我的红裙完好无损。是的，它不能破损，它比肌肤还重，还重的。
        那是一条他亲手缝制的裙子，为我缝制的红裙子，绝版的裙子。
        那一年，真年轻啊，年轻的另一个含义是一无所有。哦，不，有欲望，让青春更加张扬的欲望。那欲望让我不止一次地去看一条挂在商店最醒目处的昂贵的红裙子，红得像盛开的石榴花，亦像燃烧的火焰，这火焰焚烧着一颗有欲望的心。但我又不止一次地转身离去，身离去了，心却系在了红裙子上，系在了盘绕在它腰间欲飞又止的蝴蝶的羽翅上。那是个春天刚刚开始的季节，一条红裙子就能令一个少女魂牵梦萦，令她如得了相思病般惆怅，世界顿时没有绿色了，只有满目的红色，像火，欲燃未燃。
        就在那失魂落魄的日子里，一块和那条昂贵得不敢问津的红裙子一模一样的红色薄呢面料跳进了少女的眼睛，像火烈鸟掠过湖水，只在一瞬间，就激活了春天。一个女孩子的春天啊，就这样容易黯然，又这样容易被重新点亮。
        旋即，毫不犹豫地买来那块面料。他说，我亲手为你缝制，缝制一条更美、更炫目的红裙子。他说着，眼睛里，闪着璀璨的光晕，像喝了酒。我瞠目了，一个从不动针线的大男孩呀，他会么？他握了握拳头，说，会！
         图纸用上了，量角器用上了，圆规用上了，还有什么用上了，当然是心呀，全部的心。一笔一笔画好纸样，拿剪子，先裁纸样，再把纸样摊开覆盖在布料上，再画再剪。
        我当然站在旁边看着他，看他专注裁剪、缝纫。竟然有细细的汗在他额头渗出。那是这个春天最好的日子呀。偶尔，他会抬头，微蹙着眉头，若有所思的样子，是在计算布料的尺寸呢。我就笑，递杯水，甜甜蜜蜜地从心底里笑。那些天，一对共守着一片片布料的青年，一直处在兴奋中，如同设计一项伟大的工程。拆了缝，缝了拆，记不清多少次，针脚从歪歪扭扭，到流畅密实。腰间的那只蝴蝶，竟然还被镶上了蕾丝花边，栩栩如生，仿佛轻轻嘘一口气，它就会振翅远飞一样。终于，红裙子，像一朵盛开的牡丹花，赶上了这个春天，开在了这个春天最热闹的时候。
        等不及钉好最后一粒扣子，迫不及待地跳进我的牡丹花里，觉得自己就是花心深处娇艳的花蕊呀。在镜前旋转我的牡丹花，一圈圈地旋转，旋转，直到累了，抚着心口，喘息着，看那些花瓣儿，姗姗地飘落。
红裙子，我的红裙子，我怎么能不爱惜我的红裙子？久久地摩挲，竟然又舍不得穿了，想把它细致地叠起来，藏在我的衣柜里，一直藏下去。
        可是，我又想让春光见证我的红裙子，和春天在一起它才是一朵花，有蓝天、绿草和白云的映衬，它才是一朵真正的花。
        穿了我的红裙子，走进春天里。那个春天，阳光生动明朗，青春腾空而起，快乐透明发亮。那个春天，每天都像喝了酒，微微醺着。裙子，我的红裙子，和我一起醉在春天里。
        后来呢，一个一个春日就那样来了，又走了。那一场场的春风，吹绿了柳，吹皱了水，吹走这个春天又吹来下一个春天。
       后来，后来就吹散了青春，也吹散了海誓，吹散了山盟。
       风很厉害，它能吹走那么多东西。我想留下的和不想留下的都由不得我。
       谁又不是这样的呢？
       好在阳光也很厉害，阳光将亘古不变的光芒覆盖在我的旧衣之上。
       ...... ......
         许多年以后，我学会在阳光下翻晒旧衣，像多年前祖母那样。怀拥一件旧衣，摩挲它，摩挲岁月留下的筋骨脉络，那是硬的。也摩挲岁月留下的温情，那是柔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