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树理与孙犁

      朱自清在散文《论百读不厌》的开头说：“前些日子参加了一个讨论会，讨论赵树理先生的《李有才板话》。座中一位青年提出了一件事实：他读了这本书觉得好，可是不想重读一遍。”我很奇怪，我的阅读感受是，《李有才板话》很耐看，说百读不厌是夸张，隔一阵就拿出来重温还是颇有兴趣的。倒是《李家庄的变迁》我真正“不想重读一遍”，大概因为“李有才”虽有起伏不失家常，“李家庄”已经近于戏剧化了。
      要在当代文学史上找一位与赵树理“结对子”的作家，非孙犁莫属。赵树理的短篇《小二黑结婚》轰动一时，孙犁的短篇《荷花淀》脍炙人口；赵氏中篇《李有才板话》情趣盎然，孙氏中篇《铁木前传》发人深省；赵树理长篇《三里湾》与孙犁长篇《风云初记》也是一时瑜亮。他们同属于革命文学阵营，同样不随大流写出了自己的风格与味道，同样影响了一批后来者，分别开创了“山药蛋派”与“荷花淀派”。在文学领域开宗立派是件了不得的大事，实在值得他们自己以及喜欢他们的读者骄傲。
      赵、孙二人适合放在一起研究，不仅因其同，亦因其异。他们都与当时的创作主流保持距离，自出手眼，拿出来的作品却完全不同。赵树理幽默、洗练，孙犁淡雅、清新。赵树理的生动孙犁也有，但表现得含蓄委婉。孙犁的质朴赵树理也有，但平添几分朴拙的劲道。一样是战争背景下的农村，呈现出的是截然相反的艺术趣味。
      大体上，赵树理是个以情节取胜的作家，作品能闻得到汗味、庄稼味、农家院落的锅碗瓢盆味。孙犁是位以细节见长的作家，假如赵树理是嗅觉的，孙犁就是视觉的。他用传神的细节把不那么跌宕的故事写得摇曳生姿，笔端有月光，有田野，有纯真的男女。赵树理是“土”性的，稳实刚直，连俏皮话也往往发展为讽刺；孙犁是“水”性的，轻盈流转，连斗争也力避直露和血腥。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赵树理偏好内空间，房间、窑洞、村公所里总有好戏在上演。即使镜头扫到外面，也要么是过场戏，要么是以会场等形式带来某种封闭、聚合的性质。孙犁则深喜外部天地，平原、河水、树下、畦畔，处处是舞台，即使写到院子，也是敞着门的。从中能窥见赵的内向收缩和孙的外放包容。若说室内给赵树理以稳定感，大自然让孙犁觉得舒适，恐非妄语。此外，孙犁笔下的人物更多独处或二人相对的机会，能够静静地观照内心，潺潺地互交心曲。赵树理的角色们总仿佛在合纵连横，造成一种传统章回说部里常有的热闹和拥挤的印象。人和人不论融洽还是对抗，只要在相处，就让赵树理有踏实、安全之感。孙犁却是因清寂而惬意，因清幽而自在。
      《三里湾》和《风云初记》都成书于新中国建立后，却也同时显示出两位作家的局限。《三里湾》没有太尖锐的矛盾，倒多了不少家长里短的细节，似乎赵树理有心尝试对情节和细节做一点平衡。努力的方向是应当称道的，奈何赵树理天生不是一个擅长处理细节的作家。于是我们看到小说里堆砌着一次次计算，罗列着一本本账册，重复着一次次不甚精彩的劳动场面，叙事节奏较以往少了神采，多了松懈；少了灵动，多了拖沓。幸而还有对农民的热爱和熟悉来做支撑，有一手原汁原味的从百姓口语中提炼出来的鲜活利落的文笔做弥补。孙犁的《风云初记》因是长篇，光靠经营细节大约感到不够，于是他试着正面营造冲突，制造了不少波澜。我们分明觉得他写这些板块时的用力乃至吃力。还好全书总体上维持着怨而不怒的基调，有淡淡的诗情画意笼罩全篇，在那些紧绷的段落外尚有微妙的细节做补救。某种意义上，《三》和《初》都在扬短避长，只是赵树理走得更远，因而“损失”更大。
      话是如此，我个人却对赵树理更有感情。朋友们都挺惊讶，认为以我的性情，一定会近孙而远赵。说白了也简单：我童年就读过赵树理，儿时的亲切延续至今。
      当时家里的《赵树理短篇小说集》是薄薄的一本，所收篇目有限，妙在每篇后附有评论。看一篇正文，读一篇短评，时而再倒过头去翻翻正文的某个精华段落，真是其乐无穷。“三仙姑”那“驴粪蛋上下了霜”的尊容乐得我哈哈大笑。除了《小二黑结婚》，当年最喜欢《传家宝》和《登记》，前者的婆媳“大战”，后者的两代恩怨皆引人入胜。即便《田寡妇看瓜》那样经济的篇幅，也能写得曲折有致。意在言外的《锻炼锻炼》倒是后来才咀嚼出了好处。加上课本中节选过《李有才板话》和《套不住的手》，对赵树理一度简直可称迷恋。
      我喜欢赵树理，还有旁的原因：他土则土矣，并非为土而土，纯出于真挚的情感和题材的需要，不像有些作者故意弄出一副掉渣子拖鼻涕的惺惺之态还自以为接上了“地气”。而且赵树理的文本一如其人格，干干净净，绝不像如今一些描写乡村、乡镇的“作品”，把农民个个歪曲成性瘾患者，非偷情不欢，非乱伦不乐，非泄欲不解放，田间地头、邻家炕上、柴火堆下，随时准备大显身手。
      年长后渐渐觉到赵树理的不足。他是自学成才的作家，缺乏理论自觉，对经典文学营养的汲取较为贫薄——有也是偏于民间故事。他是以一己的天分、对生活的熟稔以及恰好呼应了特定时代的需求才声名鹊起的。
      相比之下，我没那么深感情的孙犁根基远为扎实。赵树理是农民的儿子，孙犁则是关注世事、细腻不失耿介的书生，形容他是“农民的侄子”不知算不算唐突先贤？他这种文化人的气质在文革后出版的“耕堂劫后十种”当中流露无遗。
      这一套十本小书里有微型小说，有随感，有考据，乍看不如早期文辞优美，细辨却增加了力度，洗净铅华，内敛浑厚，境界极高。单是书名已不难看出他文人士大夫的一面了：《晚华集》、《秀露集》、《远道集》、《无为集》、《如云集》、《曲终集》等等。我最爱其中的“耕堂读书随笔”，从唐书到史记，从宋书到唐传奇，从前汉书到后汉书，从胡适日记说到高长虹传略，从苏东坡年谱谈到刘半农研究……每一篇都不长，却要言不凡，含量浓稠；笔端不带什么情绪，却态度严正，自有褒贬。一方面是空谷白云，一方面是铮铮风骨，晚年的他已入化境了。
      就小说论小说，赵树理、孙犁春兰秋菊，各具姿彩。可要是把散文随笔等文体囊括进来，孙犁的综合成就便较赵树理为高了。有人说赵树理如果能熬过文革，或有惊艳之作。我想如非不幸早逝，他必可写出更有分量的小说来，也许能将《三里湾》和《李家庄的变迁》二书优点融于一炉，突破他的极限亦未可知。但以其审美和创作的惯性，以其积累、储备和知识结构的缺失，在散文上，他终究无法与孙犁抗衡。他毕竟吃亏在文学修养、眼界和吸收选择方向的“偏食”上。这一点我们无需为尊者讳。即以二人开创的两大流派而言，“山药蛋派”的马烽、西戎等人，也终不及“荷花淀派”的刘绍棠、从维熙。
      孙犁几经沉浮，历劫重生，著书立说，得享高寿，照片上的他清瘦、刚毅、淡泊，眼中是阅尽千帆的智慧清明。赵树理的黑白照片是留着大众化的发型，中山装的领子扣得紧紧的，写了那么多妙趣横生的故事而本人没有一丝笑容，老老实实，本本分分，朴朴素素，眼神中有种憨厚的聪敏。他被树为旗帜，认真写下《也算经验》与人分享心得体会时，再也想不到自己日后是那样一个结局。思其一生遭际和儿时读他作品的快乐，不禁鼻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