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宅

记忆中的老宅，坐落于村东头。门前有座大土堆，那是家家户户养猪垫栏的必备。如果是晴天，尤其是夏天，站在土堆上可以看到距家六里地外的磁窑火车站，头冒白烟的火车南来北往，听不到声音，单看那一股一股冲天勃发的烟柱，就能联想到“哐呲哐呲”振聋发聩的韵律。磁窑火车站隶属京沪线上的一个小站，现在是普快停留三分钟，特快不停。当然，那时的客车站站停。
小时候更喜欢货车，喜欢那气势磅礴的烟柱，如同儿时的梦想；客车则不然，活像一条悄悄爬溜的绿色豆虫，恰似少年快乐的时光。
印象中的老宅，大门向东南，低矮的南墙与高大的门楼有些不相称，门楼里面靠东墙支着一架摊煎饼的鏊子，那也是“大户人家”为什么要盖大门楼的原因。这里的“大户人家”指的是人口多的大家庭，人口多就得多准备主食煎饼，大门楼里空气通透，烟汽易散，夏天凉快，冬天只要把门一关，自成独屋一间。不过，摊煎饼主要还是在冬天，一是冬闲；再就是摊煎饼的人怀里守着热鏊子、烧火的人脸正对着锅门脸，一待就是多半天，不遭罪。氤氲的印象里有母亲和姑姑摊煎饼时的说笑……朦胧的记忆中，灶火前或姑姑或母亲的怀中，应该有个儿时的我，手中持一根烧火棍不停地扒拉火堆里的地瓜。 夏天，门楼底下更是乘凉的好去处。大门打开，不管是东南西北风，总会有那么一阵儿或是阵儿阵儿凉风穿堂而过，午饭后拿一张凉席当地一铺，往上一躺，想不入梦都难。 进得大门眼界就宽阔了，八十多平的大院子，空旷而不寂寞，鸡鸭鹅狗各得其乐。东边一溜四间东屋，临近外门的两间是厨房——当地庭院部置习惯是“东南门，西南圈，进门就吃饭”。靠近堂屋的两间是父母的住房；西南边是简陋的茅厕、猪圈、牛栏，还有三间西厢房，一间是工具杂物间，另两间在人口多时姑姑、姐姐们都住过。东西厢房的门前各有一排枣树，十几棵枣树似一代代老人，尽管躯干龟裂，枝丫茂盛仍然福荫满园。正堂屋三间，东边一间是爷爷的卧室，另外两间通连，靠西墙也放有一张床，白天可供人坐铺沿，晚上供人休息。堂屋门东的窗户下是一座鸡窝，泥砖垒砌，分为上下两层，上层铺有麦秸供母鸡卧着下蛋；下层撒上沙土给鸡宿窝睡觉，便于清理粪便。整座鸡窝用一片大青石作顶，也是年节供奉上天的香案。之所以称之为香案，完全是因为它所处的位置，位于庭院的上首位。年节祭拜天地的时候，虔诚的老人念念有词，不时还会换回鸡窝里的“应答”，令人毛骨悚然而后又忍俊不禁。 至于为啥把鸡窝垒在堂屋前，估计是那时怕鸡被黄鼠狼惦记，这样鸡睡觉的窝与人睡觉的床只有一窗之隔，两厢都能睡踏实。鸡窝可是几代人的“银行”，为了“银行”的安全就无暇顾及鸡舍的臭味了。 老宅是热闹的，到父亲这一辈共住过三代人，每一代都有十几口。起初的三间堂屋是在五间空地上建起来的，草屋坯墙，东西各剩一间空地，不用问也知道那是没有了盖正房的像样材料而舍下的，那时几乎家家的正房都有剩下的空基地。西厢房倒盖了三间平房，夯打的土墙半米多厚，石灰和草成泥墁顶，干透后近似于现在水泥般结实，屋顶晒粮屋里住人。爷爷那辈给三间堂屋换成了瓦屋，坯墙的外边挂上了白灰，黑瓦白墙，是那个历史阶段的标配。除了给西厢房破损的屋顶重新上一层泥灰外，还新建了两间“四门砖柱”的东厢房，就是墙角、窗户口都是用砖垒砌，看上去比较整洁，像带框的眼镜，在当初算是时髦，用作了父母的新房。父母结婚生子接手老宅的时候，它已近风烛残年，风雨飘摇。今年积攒些物料修缮点东屋，明年积攒些物料修补下西房，孩子小，收入少，不敢在庭院里做大改善。儿时的印象里，越是下雨刮风，爷爷和父亲越得往外跑，这边房顶蒙块塑料，那边墙头加把麦草，不是堵屋漏就是怕墙倒。所以，那时的老屋旧院都怕过夏天。有一年夏季雨水大，西厢房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里悄然倒塌，醒来已是晴天，老屋像一位寿终正寝的老人安详地躺在那里……那断裂的混合灰夯打的房顶足有一尺厚，一层一层像历史书页，记载着几代人的劳苦。 规划线内的新楼房落成以后，按照规定必须拆除老宅。其实新房跟老宅只是前后相差五米，不过原来的“村东头”现在已成了“中心街”。老宅拆除时是冬末春初，地基下挖出几条冬眠的红花大蛇，在场的人都说我们这里有的是黄花蛇、黑花蛇、白条线蛇……不曾见过红花的蛇。我更是从未见过，不仅感慨：这隐身于地下的蛇，平日里保护着老宅的安宁，却从不把人惊扰。我小心翼翼地让它们爬进编织袋，放生于村北的水沟，那里靠近我家的祖坟。 当时也有收购古玩的商贩前来问询，父亲笑着打哈哈：世代都是农民，哪有什么古董。就是有值钱的玩艺儿，也搁不到现在，更不会埋在地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