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泽

　　　　　　　　　　　　　　　阿　泽
　　
　　在我的同学和朋友中，身居高位的，除了呈戈、阿曾（参看《当官的朋友》，就是阿泽了。
　　阿泽比我小十多岁，是我在上大学时的同级同学，年龄悬殊在77级的大学生中是很普通而正常的事情。
　　在校时的阿泽生性腼腆，话不多，但学习刻苦，成绩优异，而且热爱运动，在篮球场上是一名好手。毕业前夕他在数学竞赛中获得了第二名的好成绩，以此留校任教，成为一名大学教师。
　　我们之间的关系本来应就此终结，但命运却把我们紧紧联系在一起。他的婚姻把他带到了我所任教的中专，他的妻子——一位办事麻利，精明干练的女子与我同为师范数学组的教师。他把家安在师范，至今未变，于是我们成为了几十年的邻居。
　　阿泽在大学工作的前二十多年，潜心研究学问，认真教书育人，一路晋升至教授。虽然长得一脸福相，却从未想过走向仕途，追求荣华富贵，因此只加入了民主党派，连党都没有入。但事情就是这样奇怪，许多人削尖脑壳，绞尽脑汁，拼命往上爬，就是不能如愿，而从不想当官的阿泽，却偏偏被上级看中，在四十多岁时，成为所任教大学二级学院的院长。而且凭着民主人士的身份，成为了政协兼职副主席，副厅级领导干部。从此，在坚持教书的同时，他经常出席各种会议，参加各类宴会、庆典、研讨会、学术评审会，到各地参观考察，难得回家。按他妻子的说法：“能回家吃一顿饭，都是恩典恩典。”
　　然而把我们联系在一起，结成了亲密友情的不是曾经的同学关系，也不是邻居，更不是他的官位，而是电脑和乒乓球。
　　上世纪90年代初，阿泽积极争取到美国留学的机会。他写出了申请函，请人翻译成英文。当时我已成为计算机教师，管理着学校的电脑，便帮助他在电脑上修改打印，最后申请通过，阿泽得以成行。这样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他却铭记在心，留学归来，专门给我送了一支从美国买回的笔，以表谢意。真可谓“千里送鹅毛，礼轻情义重”，这也是我们之间唯一的一次经济往来。
　　后来他对电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学校淘汰了一批苹果机，他分到一台，拿回来认真钻研，学习使用，得到了我的热心相助。以后电脑不断更新，他的计算机水平有了提高，大多可以自行解决，碰到难题才请我出马。电脑把已经走上不同生活道路的两个人又联系起来。
　　当官以后，昔日篮球场上的常客阿泽，忙于公务和应酬，球场上已见不到他的身影。倒是他的儿子成了我篮球场上的伙伴，他儿子身材不高，但继承了父亲的遗传基因，动作灵活，投篮精准，颇有几分阿泽当年的英姿。
　　人过中年，久不运动，常吃大餐，使原来廋削精干的阿泽逐渐发福了。他感到行动不便，体力衰退，于是痛下决心，锻炼身体。他开始跑步、爬楼梯、做广播操，虽有些效果，但又累又单调无聊，最后他选择了一项最合适的运动——打乒乓球。
　　在我单位的老协的活动室旁，有一间乒乓球室。每天打一场乒乓球成了我退休生活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经过几年锻炼，水平有所提高。原来默默无闻的我，打败了强手如林的高中同班所有高手。就是在整个单位，能对我构成威胁的不过寥寥数人。谁知阿泽来后不久，竟成了对我霸主地位威胁最大的对手。
　　初来时，阿泽虽然进攻凶狠，但技术粗糙，失误较多，我可以轻松地战胜他。随着时间的推移，良好的体育素质和认真练习使他的技术迅速提高，再加上身高臂长，他的进攻变得又凶又准，防守也很到位，我输球的次数增多了。打球时，他有强烈的求胜欲望，特别想赢我。每胜一球，激动得高声叫好，特别是凶狠的一板命中，便得意地说：“就这样，该出手时就出手。”失误时，大叹一声：“哎呀”或惊呼：“阿呗！”每逢双方打平，就自我鼓劲道：“打平就有希望！”落后时，高喊：“坚持！坚持！坚持就是胜利。”每赢下一局，更是兴奋不已。
　　在比赛中，比的不仅是技术，还要比心理。平心而论，技术上我比阿泽稍强。在两人的十局对抗中，他一般只能赢我两三局，但在几个人一起打，谁输谁下台的时候，脆弱的心理因素，使我背上了想赢怕输包袱，常常在他高昂的气势和叫喊声中，败下阵来。
　　打乒乓球时，阿泽脱下西装皮鞋，只穿背心短裤，打完全身是汗，衣服透湿。他总是高兴地说：“每天出一身汗，太舒服了！”打乒乓球在给阿泽带来快乐的同时，健康状况也有明显改善，他逐渐恢复了往昔的灵活和矫健，曾经凸起的肚子也慢慢瘪下去了。
　　我注意锻炼身体，但绝不为锻炼而锻炼，让我去辛辛苦苦地爬山、跑步，我才不干呢。我只愿意在娱乐中，在玩耍中快快乐乐地自然而然地锻炼。这点，我与阿泽一拍即合。
　　尝到了甜头，阿泽打乒乓球的兴趣越来越大，虽然工作繁忙，只要一有时间，就打电话约我，而我只要有空，也一定奉陪。
　　和阿泽打乒乓球是快乐的，但遗憾的是常常中断，不能尽兴。一天，两人打得正欢，他变得有些心不在焉，不停偷偷看表，然后突然停下，对我说：“你等我一下，五分钟，我马上回来。”随即飞奔而去。我站在窗前看去，只见他跑回家中，不一会，抱着母亲出来，和一个四十多岁的保姆一起，把母亲在阳光下安顿好，才迅速回到乒乓球室。
　　原来阿泽的母亲已年近九十，身体虚弱有病，他们夫妻二人除了业余时间照料外，还专门请了个保姆。照顾年老体弱多病的老人，是件很麻烦的事，保姆几次想走，都被阿泽的诚心挽留所打动，她说：“那个儿子太孝顺了，对他母亲，对我都很好，有事也常来帮忙，否则我早就不想干了。”知道这些，对他中途离去，我不但没有感到不快，反而在心底涌出一份感动。
　　其实，打断比赛最多的不是阿泽回家照料，而是那些没完没了的电话。玩得正高兴，打到关键时，常有刺耳的手机铃声响起，而且99%是阿泽的电话，还不得不接。这里刚接完，那里又来了，有的人说话不简洁，啰啰嗦嗦讲半天，他还得耐着性子，老老实实地听着，搞得在旁的我心烦气躁。有时接到一个电话，要马上打好几个，安排布置工作。他做事认真，总要把事情做得贴贴妥妥才放心，我只得等着，或者干脆换别人打。这还算好的，有时只有我们两个人打，一个电话打来，他只得饱含歉意的表示，临时有事，只得马上拜拜了。最气人的是两人约得好好的，我拿上球拍，换好球鞋，来到乒乓球室，又接到他的来电，说突然接到电话，有急事，不能来了。
　　他常常感慨地说：“现在我觉得能睡个懒觉，打一小时的乒乓球，就是最大的享受，是最幸福的了。”这让我想起了另一位当官的朋友呈戈说过得话：“我多么希望能泡一杯茶，抽一支烟，拿一本书，坐在电视机前，没有人找，没有电话，清清静静地呆一会。”我万万想不到，这些我们这些平头百姓唾手可得，毫不在意，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生活，在他们当官的眼里竟成了奢望。当时我认为呈戈是打官腔，糊弄我们这些小老百姓，现在从阿泽口中又听到了类似的言辞，看来并非骗人的假话，而是发自内心的感慨，是肺腑之言。
　　我和阿泽打球的时间都是8小时工作以外，我一个普通教师，节假日、双休日、课余时间就是自己的天下，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无人打扰。退休以后更是无牵无挂，天马行空，逍遥自在，想怎么玩就怎么玩。阿泽当官以前，也和我情况相似，走上领导岗位以后，却变得身不由己，在享受荣耀，受人羡慕和尊重的同时，却失去了最宝贵的东西——时间和自由。
　　他们在忙些什么呢？从阿泽所接所打得许许多多电话中听出，除了少部分是必要的日常工作外，大部分电话有两类。一类是上级领导，下属人员，亲戚朋友熟人，或拐弯抹角的亲友托他办事的。另一类是接待和饭局。
　　我一向讨厌“走后门”之类的不正之风，虽然认识几个当官的，但从不向他们开口求人，因此对阿泽办这些事情很不以为然。但残酷的现实迫使我也不得不走了一回“后门”。
　　我的儿媳是大学的一名教师，研究生学历，工作认真，教学效果突出，多次参加各类教学竞赛获奖。前年申报副教授职称，我以为这是十拿九稳的事情，毫不担心。谁知条件过硬，只知埋头工作的她，竟在复杂的人事关系中被刷了下来。去年再次申报，有人提醒我，得找相关人员活动一下。我想这次再不成，对她打击实在太大，甚至不知被拖到牛年马月，为了儿女的前途和切身利益，万般无奈之下，只得硬着头皮，极不情愿地给担任学校职称评审委员会委员的阿泽打了个电话。
　　阿泽听后没有明确表态。我感到奇怪，怎么两人这么多年的交情，他竟一点面子也不给。第二天，阿泽打来电话，说他了解过了，儿媳各方面的条件很硬，应该晋升，上次忽略了，这次应当不会有问题，会支持她的。果然评审结束，儿媳顺利过关。事后我只在见面时，口头表示了感谢。原来阿泽做事是有原则的，该做的才做，不该办的再铁的关系也不办。对此，我对他又增添了几分敬意。
　　许多现象让我不得不承认，中国的社会现实往往是明明合理的事，正道走不通，不合理的事，走歪门邪道有时也能畅通无阻。于是便使许多事情在通过正常途径的同时，还得拉关系，托人走后门。就象病人作手术，家属不给医生送红包就不放心一样。而一些不合理的事，仗着“朝中有人”，也敢理直气壮地去做。这样有点权的官员，群众有事，不管合理的不合理的都来找，归他管的不归他管的都来求，认识不认识的也要通过七弯八拐的关系找上门来。有的事明明不能办，碍于人情，还不好推脱。有些事要通过其他人才能办成，他还得求人，以后帮过自己的人请他办事又不得不办。久而久之，陷入一张庞大复杂的关系网而不能自拔。这样当官的不忙才怪呢。在这过程中难免有请客送礼，行贿受贿的情况出现，贪婪者得以大显神通，以权谋私，这就是中国官场腐败的重要因素。老百姓只痛恨腐败现象，甚至恨及所有当官的，却不一定知晓其中的真正原因。
　　接待和饭局是阿泽最头疼的事，政协、学校虽是没有实权，但学校及他兼职的工作涉及多个方面，上下左右，方方面面的人情往来不少。特别是大人物光临，更是马虎不得，再忙再累也得马上赶去，迎来送往。频繁的接待，繁杂的礼节，奢华的开销，在浪费国家资财的同时，使许多干部耗费了大量的时间精力，既影响日常工作，又损害了干部的身心健康，助长了不正之风的蔓延。
　　赴宴会，吃大餐，在我们普通百姓来说是求之不得，极其愉快的享受，但对经常赴宴的阿泽来说却是一件苦差事。面对满桌的山珍海味，却吃不上几口，而是一杯接一杯地灌酒，翻来覆去地敬酒，说一些言不由衷的奉承话，讲些不着边际的废话。一顿饭吃几个小时，灌了一肚子酒。直到现场杯盘狼藉，乌烟瘴气，剩下大量的精美佳肴，才可离去。似乎不这样不足以表示主人的诚意，不能表达和对客人的尊重和欢迎。吃到最后有的人酩酊大醉，丑态百出。这种时候，阿泽总是很注意，虽然醉过，但没有失态。呈戈说他饭局后，回家泡方便面，我曾以为是瞎话，谁知阿泽酒宴之后，也常回家煮面条吃。他说：“泡点冷饭，加点豆豉，也觉得特别好吃。”公务接待，这种自封建社会以来延续的官场陋习加上已经变质的中国酒文化，在当今越演越烈，实在是祸国殃民，害人不浅。
　　谈起这些，阿泽感慨而无奈，我常常听到他用一个饭局推掉另一个饭局，用各种理由避开某些接待。幸而学者出身，淡薄名利的阿泽没有陷入真正的官场，否则他会有更多的感慨和无奈。他羡慕我的潇洒和自由，希望过普通人的生活。
　　已经50多岁的阿泽，几年后也要退休了。退休后能否过上他想要的生活呢？实在不好说。老朋友呈戈年老退休以后，又发挥余热，担任了大理市老体协主席和关工委（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主席，每天忙得四脚朝天。他很爱打乒乓球，在校时是一名高手。但现在我约他十次，好不容易才来打一两次，球技荒疏，已不是我的对手了。长期做宣传工作的呈戈，文采一流，文章众多，我介绍他上中财论坛，发表文章，不到一个月，就觉得实在抽不出时间，而销声匿迹了。但愿阿泽不要步呈戈的后尘，退休后能彻底脱离官场，摆脱没完没了的电话，像自己所希望的那样“每天睡个懒觉，打一小时的乒乓球”，在家和亲人一起吃吃可口简单的饭菜，轻松愉快地安度晚年。
　　 [ 本帖最后由 袁光熙 于 2013-3-6 11:04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