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牌２８６：我的功勋电脑

老牌２８６：我的功勋电脑

　　我常常沉浸于一种莫名其妙的自豪和幸福之中，怡然自得，无法自拨。

　　那台老掉牙的２８６——

　　功不可没。

　　许多年前，你知道，它像一个被老板包养之后转让给我的年轻少妇，外表光鲜，表情冷漠，浑身上下却漂浮着一种欧洲贵妇人所特有的淡淡体香，还有一种我十分陌生的高傲气质。在我手上，它至少诞下了二、三本书、十部中篇小说，还有数百篇文章，相当于为我生下了二三个胖儿子、几十个乖女儿及其一大堆子孙。多子多福，伴随而来的是个体私有财产的不断增加，令人“讨厌”又无限期待的人民币。
　　老人家说过，像我这种人，改造好了可以成为革命的中坚力量，改造不好，很容易变成革命的反动派。显然我属于后者，属于没有改造好的那种人，但不是革命的反动派。我只是对死板的政府八股文及无修止的政派争斗和人际关系感到头疼和无奈，早就想回归过去那种信马游缰，独步天下的快乐。后来那个机会就跟当初混入市府一样突然降临，我只是抓住了它而已，并不失落，更谈不上任何痛苦和遗憾。
　　就我而言，天真纯朴的热情是坐在电脑前体验到的：更多的是感受的乐趣，而不是写作的乐趣（我体会到打字的节奏之美是很晚的事了）。还有身边打印机嗞－嗞－嗞运动的声音，尤其是读打印出的那些淡淡墨香的Ｂ５文稿。其次那时候在周边的作家中，有电脑的只有我一人，有“脑”派与整个无“脑”派，天壤之别，还有那些近似玄奥派的诗人。

　　午夜。

　　一怀热滚滚香浓的黑咖啡，几片刀切面包，就齐了。

　　若要找影响，应该从哲学或现实两个方面找找。譬如我认为不能过于强调爬格子的传统影响，我说的不是写《挣扎》一系列书籍的高光，而是写《烙印》和《妻子》两书的刘日章。高光观察思考事物有自己的独特方式，既仔细又保持相当距离，既清晰、尖锐，同时又几乎十分时髦。而刘日章则不同，完全不同。只是他的影响很快同固执己见和贫困溶为一体，因为刘日章实际上是第一个企图通过自费出书而取得富裕成功的人。然而，我总是十分怜悯地想到：这位老兄，在经历了规范而沮丧的生活——既在自身发现了绝望感之后，也许同时发现了此路不通。

　　许多年前，一台电脑一万多块，买不起。

　　一台电脑，基本等于或大于当时全国稀有元素一样给人鼓舞也叫人眼红的“万元户”的全部家当。那时候，我在一个城市里给主要领导当秘书，虽说无职无权，但很风光，有一种“背心改乳罩，位置很重要”的自豪感、羞耻感、虚枉感。几种感觉，滋味杂陈，每天无尽无休地陪吃陪喝和应付全市各种重要会议讲话稿之后，已经有一二百万字文字见于全国报刊杂志的我，渴望拥有一台电脑。

　　高光在那里高高在上，属于超级大国，拥有电脑写作。

　　我是第二世界。

　　刘日章则无疑是第三世界：非洲土著。虽说我总能见到自己的名字跟全国的报刊杂志联系在一起，三天两头便有稿费寄到案头。但中国稿费之低，实在不能不令人心中惴惴，看上去，要实现这一迫切愿望遥遥无期。在我的记忆中，大部分都还说得过去，至少编辑们懂得尊重你，稿费也及时，还常常把他们的杂志报纸寄给你，向你约稿。

　　我的一部中篇小说在南方一家发行量很大的期刊发表后，引起了北京一家著名出版社编辑室主任的注意，致电询问可否同意将它用于正着手编辑的一部书里。一番商谈之后，成交。这篇稿子首发时，人家给了３３００多元润笔费，接着可亲可敬的主任又寄来１７００百余块，粗粗算了一下，一炮打回了５０００余大元。 　　于是，我拥有了今生的第一台电脑。

　　很惭愧，这台电脑是我咬牙从一家小打印社买回的２８６。实在太糟糕了，它的配置还有功能，非常有限，老板已经换上了４８６，拍打着肚皮保证说写字够用，为了安慰我激动的心，又黑又胖的老板还主动奉送了一台跟其配套多年的１７２４型针式打印机。尽管我对电脑还一窍不通，但我已经准备用这台人家已经淘汰的家伙向全国报刊杂志大举进攻。这样一来，我像老和尚念经一般从背五笔输入法开始，苦熬苦求在电脑前枯坐了大半年，虽说我字写得不错，但打印出来的东西更漂亮，透过那些Ｂ５纸我看到的是花花绿绿的人民币。

　　我肯定地认为，读者是不会理解的。一些读者在所阅读的东西里面一门心思寻找与我自己有关的东西，只想看到自己的影子，对别的毫不关心。自然他们所接触到的东西就变样了，不是像米达那样把一切都变成金子，而是变成自己的物质。另一些人是带着好奇和对作者的偏见去阅读我的作品的，这就更糟了。有那么一位批评家，今天写这个东西的时候，我不想在此指名道姓，此人一点不乏想象力，但却毫无判断力。他自以为是地把我在某篇小说中塑造的晚期绝症作家当作是我自己的肖像。他们不知道，我有差不多五年时间一直在用这台电脑写东西，写出的文章是那样漂亮。

　　放下，需要一点勇气和能力。在背后跟朋友聊天的时候，我提到自己之所以这样做的原因，是深感市府官员日益严重的官僚化和腐败现象，官本位的等级体制令信仰与良知日益萎缩，而市府的换届成了被权力操纵的木偶戏，夹层中的秘书如我因此患上了换届综合症。
　　走出很远，回头看看路，我当年写政府工作报告，包括工业、农业、经贸、政法等各种重要会议讲话稿想的是得到领导赏识，希望水涨船高，在仕途有个大的跨越与发展。但人各有命，富贵在天，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做官的，一位杂志总编电话中说过我在政府当差“可惜了”，说我的文字和思路年青，以为我是年青人，问我怎么不搞专业？这是唯一一个没把我当时工作看得很重的人，正合我意。１９９７年，我的稿费收入首次达到２．３万元人民币，远远超过了工资。总编的话不管真假，却更添贼人胆。１９９８年的稿费收入突破５万元大关，甚至超过了市长工资袋上的工资总和两倍还强。
　　当然，这点银子是没有资本自豪和骄傲的，在我生活的那个城市，包括大楼内外所有人都对自己的位子看得很重。不了解我的人，还以为我是感情用事，只有我自己知道，我这样做是“处心积虑”、“蓄谋已久”之举，只是我的顶头上司给了我一个体面的台阶而已。
　　写作是一种努力，一种痛苦吗？
　　不。这是一种工作，同时也近乎游戏，也是一种快乐，因为写作本身并不是最重要的，更重要的是作者的观点。我一直是先想好后，再坚定不移地打到电脑上。有时候我也会把想好的东西忘掉，隔了几天几夜之后，又想了起来。楼上楼下的人们睡她们的大觉，我写我的东西，就像黑暗中的一窝窝雄雌耗子，相互依存，靠着那点体温和激素给生活增添着快乐与期待。
　　这些话冠冕堂皇，远离了灯红酒绿，前呼后拥的权力场，坠入孤独自闭，搜肠刮肚的游戏圈。不同的是，同样动笔写东西，同样说瞎话，生存体验却天壤之别。为市府撰稿与文学创作，前者庄严中惯用套话、空话、大话、假话和屁话，为的是“更上一个新台阶”；后者则极尽煽情之能事，有影儿没影儿都来一嘴，也是屁话连篇，仅仅是茶余饭后供百姓休闲、轻松，一笑了之而已。这一笑，就有了意义。
　　不过，最初的日子可不好过。
　　如果作者一心追求不被读者理解和喜欢的话，那几乎可以说是令人绝望了，编辑也不会喜欢你。人们首先需要表达某种东西，这种需要是神秘莫测的。为什么人们会有这么一种需要，我无从知晓。但人们需要将心里的情境，脑子里的想法写出来，说出来，就像我现在所做的一样，这种现象无从解释。离开市府前当然也想过之后会遭遇的难题和艰辛，只是没料到会那么直接迅速。我的特殊身份和近水楼台的优势，并没有帮上什么忙，一段时间里也只能眼巴巴看着别人一次次“截和”（麻将牌里术语）。

　　２０００年，我之所以对这一日子记忆犹新，原因是一次出版把这个时间深深地铭刻在我脑际里了。我去北京签约，我当时身体不大好，而我又必须在北京某地一个偏僻的街道会见出版社编辑。我开始向新的领域进军，活人是不能让尿憋死的，这个题材不属于我了，那个题材还属于我，等候我去开发。公安、妇联、法院、检察机关、工会组织、民间还有深山老林永远向我张开怀抱。还有，虚构的小说也依然像魔鬼附体一样，全国数千种报刊杂志是最适宜存活的广阔领域。因此，我很快就在报刊杂志所覆盖的巨大空间里，重新找到了途径或缝隙。

　　回忆起来，就像有人重新向我讲述一样，就像经过十年冰冻住的水重新流动起来一样。

　　我彻底离开了纯文学。

　　在一些较特殊的情况下，我常常这样。这也是因为某种习惯被改变、被破坏了的缘故。尽管这样，习惯也是可以为文学创作服务的，因为在习惯中有习俗。早上起来，到厨房里点火烧开水，然后喝咖啡，煮早饭，喂喂窗外的小鸟，在阳台上看看太阳，这都是些习俗，这些习惯最终成为与大家一样的东西。

　　是的，对于无孔不入的市场化逻辑，女人、青年、小资、姿态、打工、时尚、爱情婚姻家庭和白领趣味的大众文化是多么的新鲜和热闹，热闹得让四处找米下锅的人热血沸腾。相比而言，纯文学生产机制基本上一直由为数不多的文学期刊、文学评论家、文学史家等等精英权威的小圈子组成的森严体制占据，而大众文化初露端倪就显示了其极强的民间意识和市场亲和力，因此我也就可以跟它一样轻而易举、理所当然地溶入了由报刊、网络、商业、传媒等等构筑的大众循环机制之中。

　　夜夜，天天，我坐在电脑前，寻找着文字带来的乐趣和寂寞。

　　许多稿费，就是那台古老的２８６电脑和１７２４打印机带来的。我的ＱＱ吊在那里，却必须忍受着不断的嘀嘀嘀的诱惑和呼唤。血冷了又热，热了又冷。我混在里面，看清大众文化正在营造的是一种与传统文学不同的游戏规则，每天几乎２４小时潜身其中，如鱼得水，成为一粒重要的添加剂，很快就摇身一变成为许多大众文化生产繁衍生息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环。

　　稿费单飘然而来的时候，非常美丽曼妙，白如雪花。

　　当我坐下来的时候，已非常确切地知道我将要干什么了，因为我在脑子里早已写好了一切。显然，创作情绪会有高潮和低落，写作会让人自己发现谬误或给予新的发现，但事实上作者的思想已经存在了。老婆终于见人就说：“看看，这是我老公！”

　　她喜欢对邮差这样说，也喜欢对左邻右舍这样说。仿佛我不再是一个无用的石头，而是又官复原职一样。看上去，她心里熨贴得很，熨贴得满脸是笑，我才发现原来这张曾经被我无数次蹂躏过的脸早已有了浅浅的皱纹，不过可以感觉到她心里的那块巨石早已落了地。毕竟，这种无忧无虑的散淡工作方式，这种可以写得昏天黑地，也可以玩到天涯海角的自由生活，不是什么人想得到都可以得到的。

　　晚上做爱，就格外起劲。

　　这是一件不同的工作，一件永不停止思考与虚构的工作。而在小说与散文的纯想象的创作中，一切都是现存的，只要开始写作即可。几年后的某一天，那天有心情闲逛，看见一款新上市的黑色ＩＢＭ１５英寸液晶显示电脑，迷住了。问问，价格不菲，转了一圈，老板看见我回来，热情倍增。我试图侃侃价，老板顿时一脸苦苦哀求模样，看上去一肚子苦水欲寻找买主倾泄，于是我主动打住。老板讲，现在啥啥都不好弄，这么一台国际品牌顶尖新品电脑，你说我们才赚多少钱？说了你还别不信：撑死也就一二百啊，老板！
　　一炮压住我的火力。

　　不愧为商人。那声“老板”叫得夸张也及时，虽说我不是，可心里熨贴，不得不撑起老板的架式。送货上门，调试完毕，一试，爽！最高兴的还是儿子，从此那台做出巨大贡献的赛杨奔腾１．８硬盘４０Ｇ的联想将归于他全盘撑控。喷墨打印机、扫描仪、采访机、摄像机、照相机、录音笔、移动硬盘、Ｕ盘、专用工作灯，我不仅置办齐了所有必须的现代办公通讯设备，更重要的是，随着“设备”的更新换代，每一次升级都意味着我的生活质量又朝前迈进一步。我的发稿半径也无限扩大，而且在一定的范围内名气也有了变化。在拥有了一笔笔稿费和名气的同时，我不免也沾染上一些文化人的下三烂勾当。朋友说我人还不错，只是男女关系有点问题，但问题不大。

　　作家职业是一种艺术，或更确切些说是一种手工艺，创作方法有点视情况而定。有时，我拿起一堆纸，在上面潦草地写下我想好的东西，可惜的是，潦草的字迹四、五天后就辨认不出了，就像花一样枯萎褪色。有时我笔直走向电脑，打下我的第一行字。在上述两种情况中，对每一个句子，我都精雕细琢，然后再划上杠杠，从而找出我最喜欢的句型来。
　　丢掉人人可望不可及的俸禄，收获了十几本书和众多报刊杂志。
　　一地垃圾。

　　远方及周边的朋友高看一眼。人嘛，都是活给人看的，我也难逃世俗。事后偶尔念起市府一事，好像上个世纪的事了。冷静地想一下，自己为自己概括出如下结论：一是流氓习气很难让大楼里面整日衣冠楚楚的人们认可。二是艺高人胆大，总认为干什么都能混碗饭。三是有一颗永远不成熟的心，青皮未褪。因此平时表现可想而知，依仗主要领导同志的错爱，勉勉强强为其当了几年差，后来做出不悔如今更不会悔青肠子的壮举。
　　前年元旦，第四台电脑进了家。在北京买回的笔记本。
　　２８６被冷落已久。已久。
　　３Ｇ时代已经到来。如今，它像一位失落的老妇人，生育能力也许还在，也许还可以为我诞下更多一些的书稿或文章，然而，它实在已经太老了。对于它的年龄，我一直困惑，短短十年，我却有百年已过的恍惚样子。那天，有收购旧家电的小贩上门，５０块钱搬走了那台１７２４针式打印机，再想顺手牵羊把那台２８６也一起搬走时，我告诉他：放下。
　　当我觉得我说出了我所能说的一切，并尽力说得最好的时候，只是在这个时候，我才感到写作结束了，稿子写完了。为我无怨无悔、无声无息奉献了三年的２８６（１９９７－２０００）和１７２４，无论堆放在哪里看上去都显而易见不合时宜和累赘了。可是，１７２４可以舍弃，２８６却不能，我宁愿它静静地落满灰尘在角落里——它功勋卓著，不会因为时代而褪色。尽管它跟面前的任何一台电脑都不可同日而语，然而，它前所未有的革命意义与贡献同样也是面前的电脑永远无法超过的。

　　它实在太老了，面容憔悴，老态龙钟。当年漂亮典雅的少妇如今已经一夜之间成为个性与语境都孤独古怪的老奶奶。历史并未随风而去，它曾经为我创造了巨大财富的同时，也给予了我极大的精神支撑。在这一点上，写作就像做馒头一样——操作２８６和３Ｇ的感觉完全不一样，有时人们觉得面已经揉得差不多了，不应该再揉了。可是高科技并不因此满足，此时人们会表现出一种由衷高兴的感情——我不仅对新电脑有这种感情，我对那台２８６和所有一切都是这种感情，对已经完成的工作，对已克服的困难，对终于坚持到底，感到满心欢喜和惊讶不已。我想这也是一个运动员在达到目的后的感觉吧！
　　这是一种真正的缘分。一种感情。
　　怎么会舍弃呢？


　　　　　　　　　　　　　　　　　　　　　　　09-6-3于歌谣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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