驾驶驴拉车的张老师

驾驶驴拉车的张老师（修改稿）

汤如浩

　　印象中的张老师，高高瘦瘦的样子，理着分头，穿一套因为反复洗涤而褪色泛白的蓝色的中山装，一直勾着腰走路，是一位典型农村教师的形象。 　　张老师教我小学二年级语文的时候，最多就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吧。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的钢笔。现在，我还依稀记得他中山装上衣口袋里的那几支钢笔，总是在阳光下熠熠闪光，很闪人的眼睛的。 　　张老师上课的时候，就是让我们齐声地朗读课文和生字词，背诵词语解释，整理段落大意中心思想，半节课，他的教学任务就圆满完成了。这样子，剩余的时间比较多，我们把课文从第一课一直背到最后一课，我甚至学着倒背，倒背如流。张老师就说我是好学生，年年选我做三好学生。 　　他还让我和罗小心当班长，好多事情交给我们办。就像张老师上完课，点上一支“双兔”烟，勾着腰，夹着教案本走办公室了。这时候，我们的权力需要发挥作用了，于是就拿着树条儿，在空中抡来抡去，威风凛凛地在教室里走来走去，嘴里喊：“小心些！”大多数人就很是敬畏，不敢做其他的事，一个比一个认真，我们很是洋洋自得。下午的课，张老师一般不在教室上，而是让我们“抠地皮”——把当天学习的生字生词，用小石子在操场的地面上十遍八遍地抄写，张老师背着手，手里拿根树条子，转来转去，看我们一会儿，就到办公室里闲聊去了。大约是太阳靠西山的时候，张老师走出办公室，在我们每个人的地盘上认真地看上一会儿，用脚尖画上一个大大的对号，挥挥手，我们一天的任务就宣告结束了。

　　如果有人违反纪律，张老师有时候也体罚学生，叫到讲台上，骂几句很难听的话，抄起树条儿，在屁股和腿弯处狠狠地抽上几家伙，于是听见了狼哭鬼嚎的呻吟。张老师停下来问：“记住了没有？”那家伙就哼哼唧唧地说：“记住了！”“记住了就滚下去，下不为例！”滚下去的人过几天还会重犯，同样的体罚一直就会重演。赵狗屎就是这样的累犯，他的父亲每次见到张老师都会说：“张老师，这个死娃子毛病子太多，你死里治！”旁边的我们对赵狗屎的遭遇幸灾乐祸，纷纷说：“娃娃子，对对的哩！”张老师说：“就是，该治的时候就得治，要不然给上点颜色往大红里染哩！”赵狗屎就很羞愧地低下了头。但他毕竟是狗屎，臭得难闻，老师不在的时候，他就“老虎不在家，猴子称霸王”，专找年纪小个头小的和女孩子出气。张老师回来的时候，历史就会惊人相似的重演。他是一个货真价实不记事的主儿。我们的家长都对我们说：“染不过你们就不要染了，‘见了狗屎，穿上新鞋弯着走呢’！”还有赵老鼠，长得贼眉鼠眼，坏得出奇，连好学生都敢欺负。有一次，乘张老师不在，我们约好了三年级的好学生，七八个人蜂拥而上，把他按倒在学校南面的水沟里，狠狠地擂了一顿。赵老鼠声泪俱下，鼻涕和眼泪淌得一塌糊涂，他的衣服上满是泥土和草皮，我们在后面追，他在前面拍打着屁股向南跑去，比张六零家的骡子还快，嘴里说：“张老师来了我给张老师告！”哭声震天动地。不知道他告状没有，反正张老师后来也没有追究过，总算出了一口气。

　　每年秋学期，这是最混乱的时候，好多老师多请假走了，课上不起来，整天就是由班干部组织复习。张老师也请假了，赵狗屎和赵老鼠等人就张狂得很，公然和我们作对，我们用张老师的名号吓唬那几个家伙都不行，简直无法无天！给校长告状，校长把他们几个叫出去在太阳底下站立正，站了几下午，情况才略微有些好转。下午放学回家的路上，我们就会看见张老师的驴拉车。张老师头上插着些麦芒，脸上的汗水沟沟壑壑，蓝色的中山装上也路路道道，尘土呀柴草呀麦芒呀各处都是，我们都见怪不怪了。他一手攥着驴缰绳，一手拽着车沿条，嘴里“嘟瞧”“嘟瞧”地赶着驴，车上是鼓鼓累累的干麦捆，用粗粗的麻绳前后左右捆绑得紧紧的，像小山一样。还是他家的那头黑草驴，白鼻孔里出着粗气，腰都拱起来了，很用劲的样子。张老师的老婆子拿着铁杈在后面使劲地搡，也是满面尘灰的样子，后背上的汗水都渗出来了，脸是花花绿绿的脸。我们就走上去，围上一个圈儿，推推搡搡，一会儿就推搡到场院上。张老师的白胡子的老爹站在麦垛上，很威严地指挥着张老师。他挥舞着铁杈说：“这些！”张老师就使劲的扔在“这些”；他又挥舞着铁杈说：“那些！”张老师就使劲的扔在“那些”。有时候，他还会发脾气，说：“书苶子，这么个活也干不好！”张老师大气也不敢出。

　　十多天半月以后，张老师就回归了。早半天上课，下午也上课。下午放学布置很多的家庭作业，第二天，张老师检查，也让我们检查。赵狗屎和赵老鼠等人的日子就不好过了，一则是我们告了状，再则是这几个家伙不知为什么抄生字就是按时抄不完。这下子，张老师的树条子派上了用场，而且比平时抽得猛了些。这些人在走道里疯了似的转圈，从讲台开始，抱着屁股沿左边走道转到右边走道，又回到讲台的地方，张老师的树条子一直就没有离开他的屁股和腿弯，噼哩啪啦的声响一声紧似一阵，教室里一片寂静，连我们好学生也很害怕，拿出生字本或者是课本，规规矩矩地背诵或者书写。这一段时间，教室里大呼小叫的少了，连赵狗屎和赵老鼠都变规矩了，像学生似的坐得端端正正。偶尔，张老师下午会不见一阵子，有人说：“张老师打场去了。”果然，下午放学后，我们又会看见张老师的驴拉车。张老师坐在车帮上，哼着什么歌曲，一手攥着驴缰绳，一手甩着鞭子，嘴里“嘟瞧”“嘟瞧”地赶着驴，车上装了一口袋麦子，径直家里去了。星期日早晨，张老师又架着驴拉车，坐在车帮上，车厢里装上用大号的沥青桶改制的水桶，那肯定是到东干渠拉水去了。 　　张老师一直带他的二年级语文。后来县上按照省市文件精神，要把一批民办教师转正，张老师条件勉强过关，这不，就成了真正的老师了。我们都去祝贺了一家伙，用红被面把他包裹起来，老人高兴得简直不得了，酒也喝高了，还即兴清唱了一段秦腔《铡美案》，很是地道。事后，我们才知道他向县财政交了什么增容费，花了一万元钱，人都叫他们“万元户”。那年，他已经五十八岁了。两年后，退休。 　　我们那个班，赵尕子最牛B，考上了博士后，现在说是出国了。那年我去兰州游，赵尕子越来越英俊了，头发都英俊得弯弯曲曲，一口民乐普通话。招待我喝了黄河啤酒，吃了大肉小炒，游了五泉山公园。他的铁道学院的女朋友娇滴滴地说：“民乐那里的人好！”我说：“民乐有什么好，穷山恶水，主要是尕子好啊！”她就又娇媚地笑了。赵狗屎和赵老鼠小学毕业后搞副业，这几年，已经是大老板了，在青海承包工程，人们说有几百万的身价了，办理了青海户口，村里都不回来了。陈胖子、杨奸人还有我，毕业之后都留在了县城，有时候会聚在一起喝点酒，互相酸溜溜地调侃，喝醉了，互相吵架，脏话都出来了，于是不欢而散。回老家见面又互相点头问好，像有点素质的人一样。张老师如果看见我们，会老远地迎上来，问寒问暖，对杨奸人还有点巴结的意思。杨奸人在水务局，管浇水的那一块，村里的人都这样。陈胖子搬楼房的时候，和我商量说要请张老师，这不是瞎整吗，那得又给你小伙子送多少礼钱？我说：“滚你妈的蛋！”陈胖子瞪了一阵子牛眼睛，摇摇头说，算了就算了。我给了他一拳，他居然牙都没有呲一下，我心想：“这小子还算个人！” 　　前一段，正好是星期天，我和妻子孩子在城郊的公路上散步，忽然回头，就看见了熟悉的驴拉车。车帮上坐一个人，车厢里坐一个人，是一位上了年纪的老妇人。车帮上坐的那一个人，穿一身藏青色的中山装，整整齐齐的。修剪很短的头发，露出耳后和脑后白白的一圈儿皮肤，梳成右开的样子，很突兀地显现出高高的颧骨和太阳穴，还有那副褐色塑料框的大大的眼镜。眼睛的轮廓极大，几乎占据了眼镜的三分之二，让人几乎相信，眼镜和眼睛本来就是一体的。脸色和我们大多的农民有一些不同，大概是白中带黄的那种，和城市中老头儿白中带红的又有些区别，在小村校与庄稼地的游移中，他们这样的人大多是这样。 　　这个人分明就是张老师了。

　　 [ 本帖最后由 汤如浩 于 2008-11-30 22:58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