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泽文化育化出的巴楚书风

         我一直执拗地认为，世上任何一种文明都离不开山水的育化。
        而水，更是人世间最为神秘、深邃的精神之源。因了一条尼罗河，便诞生出历史上最为古老的埃及文明，出现了纸草文字；因了一条恒河，诞生出古印度文明，出现了哈拉伯文字；同样，因了巴比伦河，滋生出美索不达美文明，出现了巴比伦楔形文字。而华夏民族因了一条黄河，孕育出三千年文明，出现了汉文字，也才有了气势恢宏的秦汉风骨。
          水，成了孕育人类文明不可或缺的精神载体。
          黄河，自是华夏文明的精神源头。亿万斯年，她在苍茫的岁月里，积淀了太深厚的文化底蕴。从河姆渡文化到大汶口文化，从仰韶文化到龙山文化，无一例外地浸润了黄河的精神汁液。而文字，恰是见证历史文明的标签。从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到西安出土的秦简，从司母戊大方鼎的钟鼎文到泰山刻石的小篆，从汉隶《张迁碑》、《礼器碑》到龙门石窟规模宏大的魏碑墓志造像等等，无一不闪耀着古人智慧的光芒和中原文明的璀灿。这些文字，默写着历史的辉煌，也展示着黄河的阔大与深邃。由此，我们毫不夸张地说，文字是记录历史文明最有力的符号；而书法更是人类智慧的充分表达，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之一。

                                                                 一



        有水的地方，就能生长生灵与五谷，生长生命和智慧，更能孕育出博大精深的书法艺术。
        岳阳，古称巴陵，地处烟波浩淼的洞庭之滨。洞庭湖，通长江，连汉水，纳湘、资、沅、澧，贯通天下水道，自是各种文化的交汇处。自唐宋以来，张说、李白、杜甫、孟浩然、滕子京等不少贬官诗客涉水而来，举酒长吟，岳阳楼头盛满太多的忧乐。这些文化精英在或喜或悲的气氛里，不小心将中原文明带入了江南。加之，千百年来，荆楚文化，川地巫文化以及湘中、湘南、湘西的山地文明源源不断注入洞庭，偌大的一个湖便自然而然地兼容了中原文明中的博大开阔，荆楚文化中的浪漫风流，川地文明中的神秘野性以及湘中、湘南、湘西山地文明中的硬朗坚韧等个性。而后，经过长时间的浸淫与沉淀，便形成了独具湖乡特质的文化——大泽文化。
         何谓大泽文化？简言之，即大湖文化。水，是湿润的，透明的，充满了无限生机与神秘。孟浩然说，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便将洞庭湖无比开张的气势，说得风神逼人。更有天才诗人李太白的“水天一色，风月无边”，将大湖苍莽辽阔的气象概括得空前绝后，呼之欲出。那么，大湖到底呈现出一种怎样的精神气质呢？窃以为，可以用“开阔，浪漫，坚忍，霸气”等八个字来诠释。
         ——开阔。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尽管这句诗过分夸张，甚至有点胡说八道，但楼、岛、湖确实相依相偎，浑然一脉。就湖的气势而言，还真有衔山吞江的气派。人往湖边一站，视野就开阔了，思维也活跃了，血的流速也加快了。当年李白兄就执一壶酒，在月光充盈的湖边一站，醉眼朦胧吟哦出”楼观岳阳尽，川迥洞庭开，雁引愁心去，山衔好月来“的佳句。千余年后，岳州邑人吴獬也站在岳阳楼头口占一联：”每眼前望吴楚东南，辄忧防海；只胸中吞云梦八九，未许回澜”忧也好，乐也罢。其实，大湖只不过天地万物的一种自然图景。而真正开阔的是人的胸襟与气魄。一方山水一方人，说的就是这个理。
         ——浪漫。天地万象，都由风气所化。洞庭湖茫茫泽国，气象万千。从古到今，不知接纳了多少骚人诗客匆匆而来的脚步与企羡的目光。从屈原的“嫋嫋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到黄山谷的“未到洞庭先一笑，岳阳楼上对君山”等等，无不荡漾着古人的情愫和心绪。大湖，升腾起一湖不灭的诗魂，流淌着无际无涯的浪漫气息。尽管这种浪漫都是泊来品，脱胎于远古的中原文明和荆楚文化，然而久经积淀，自然渗入了本土的内核，在她一片空白的篇章里完成了一次次融合与嫁接。譬如粗犷悠长而又略带伤感的洞庭渔歌，便充满了浓烈的抒情色彩。随水而生的渔歌，在岁月的时空里悠扬起伏，唱出了水乡人的辛酸与泪水，也唱出了他们的欢乐与幸福。这种浪漫的表达方式，铸就了湖乡人敢爱敢恨、热烈赤裸的品性。因此，浪漫成为岳阳本土艺术的主色调，是很自然的事。
         ——坚韧。土地上至阴至柔的东西是水。反过来看，至刚至韧的东西也是水。李白兄的那句话说得很到位：抽刀断水水更流。是的，水无形无状，却又无坚不摧。因而，大湖要么碧波荡漾，要么惊涛裂岸。久而久之，与水相依的湖乡儿女的血管里注入了大湖一样的双重性格。他们一方面能承受生活中的种种苦难与重轭，另一方面却又以顽强的意志抵御外界的压迫。从杨幺起义抵抗暴政到湖乡人浴血抗日等等，无一例外地展露出坚韧的风骨与执拗的阳刚之气。这种坚韧无所不在，对书法创作影响至深。仅以明代中叶的岳州士人夏元吉为例便可窥一斑。他位极人臣，日理千机，却仍日书数百，经年不辍。这种坚韧，也就是湖南人的霸蛮特质。
        ——霸气。霸气是什么？即人气的登峰造极，有仰观宇宙、俯察山河的雄心，具顶天立地、舍我其谁的霸道。洞庭湖，襟山带湖，势压天宇，与其说是一种浩阔，倒不如说呈现的是天地之间的霸气。人为水之骨，水为人之魂。因而，举凡从大湖之畔走出去的岳州士人都有一种大开大合的胸襟与气度。晚清的左宗棠便是霸气凛凛的人瑞。1875年，七十高龄了，竟抬着自己的棺木开赴沙场，显然有决一死战、血染疆场的雄心。大湖，以非凡的气度，养育了一代代儿女，赋予了他们霸岸开张的气格和禀性。
       洞庭波涌连天雪，长岛人歌动地诗。每次读到这个句子，视野不觉苍茫起来。的确，悠悠岁月里，大湖以其无与伦比的灵性，孕育出一批批胸罗万物、俯视山河的人物。刘大夏、夏元吉、左宗棠、郭嵩焘、李元度、吴敏树、许伯政、吴獬、任弼时、康濯、刘大杰、杨沫等，他们在各自的领域里，大写着人生的灿烂和光焰。大湖，也以耿介拔俗的风骨，造就出不少个性张扬、霸气凛凛的书家。
          一个地域的书风兴起，很大程度地与地域文化有关。除大湖的长期浸淫外，岳阳楼也不失为本土士人的精神憩园。尤为重要的是，随着清末洋务运动的兴起，岳阳城陵矶被辟为沿江通商口岸之后，加速了本土经济的发展，也刺激了文化艺术的崛起与勃兴。



                                                               二
         

    书法是什么？简言之，即为心画。用现代话语说，是心灵的艺术。具体说来，是书家内在性情、学识、道德操守和人生体悟的集中反映与表达。我们姑且把岳阳地域的书风称为巴楚书风。然而，放置国中书法史来看，其年代并不久远，自先秦以降，及至元末明初，在漫长的历史时期，没有诞生一个有作为的书家。直至明代中期，由于中原书风和湖湘书风的渗入，岳州士人有了艺术创作的自觉。涌现出夏元吉、刘大夏两个代表人物。夏元吉不仅位居明朝宰相，为官清正，一腔正气，而且深受“茶陵诗派”李东阳的影响，醉心笔墨，直追秦汉，力求高古，其篆隶闻名当世。
         若按时间划分，本土书法创作出现了两个黄金时期。一为晚清时期，一为当代新世纪时期。
         要考察这两个时期的书家书风，必须融入相应的文化背景下加以分析。否则，失之偏颇。
        晚清时期是个思想多元共存、社会政治波诡云谲的特殊时期。一方面，中国当时的社会处于列强虎视眈眈，国力衰弱，政治凋敝，危机四伏的局面。同时，一些爱国人士和文化精英在思想上开始觉醒，表现出极大的救世热情。道光年间，邵阳人魏源写出了震惊中外的《海国图志》。尔后，郑观应写出了震聋发聩的《盛世危言》。等等这些警世之作无疑激发了一批批湖湘士人济世救国的斗志。陶澍、曾国藩、左宗棠、郭嵩焘、李元度、彭玉麟、谭嗣同等，他们穷毕生心力，以精进、刚猛、博大、硬朗的个性驰骋于天地之间，在人生道路上展现出不朽的光芒和魅力。“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仅以这副对联，便可窥见左宗棠及一批岳州士人心忧苍生、匡扶济世的心绪与大志。另一方面，中原书风、湖湘书风一直成为岳州士人书法创作的源泉和动力。随着湖湘地域诞生了欧阳询、怀素等光照千秋的书法大家，湖湘书风逐步兴起，不可避免地影响着湖南境内一代代文化学人。同时，二王、李邕、颜鲁公、杨凝式、苏轼、黄山谷、米芾等一批名家的经典作品，更成为岳州士人研习揣摩的范本。特别是清代阮元、包世臣提出了尊碑复古的口号以及湖南道州人何绍基开创了碑帖兼容、致力创新的书风，极大程度地推动着岳阳本土书法创作的发展与巴楚书风的逐步形成。
        这一时期，岳阳地域出现一批蜚声晚清书坛的人物，其主要代表是左宗棠、郭嵩焘、李元度、吴敏树、吴獬等。
        左宗棠（1812─1885）字季高，湘阴人。尽管饱读诗书，却屡试不第，遂隐匿田园，边讲学，边修“经世之道”。道光二十三年，他在湘阴建起了“柳庄”，自谓“湘上农人”，常与湖湘名士煮酒论天下，有胸罗河岳之气魄，故自比“今亮”。六年后，左宗棠走出柳庄，大展其才，短短数年间，灭太平军，办洋务，平回民之乱，屡建奇功，声震河岳。1875年，年届七旬、白须皓首的左宗棠霸气凛凛，抬着棺木率湖湘子弟西出玉门关，与叛军阿古柏展开决战，一举生擒匪首，收复了新疆。字如其人。左宗棠的书法走的是笔锋凌厉、力扫千钧的霸悍之道。仅以其藏于西安碑林的存世手迹来看，笔法沉稳，遒劲苍健，势如滔滔江水，跌宕起伏，凌厉多姿。近人马宗霍在《霎岳楼笔谈》上说：“文襄（左宗棠谥号）善行、草，工篆、隶。行书出清臣（颜真卿）、诚悬（柳公权），而稍参率史（张旭），北碑亦时凑笔端，故肃然森立，劲中见厚；篆书则得笔法于《洼尊》、《语台》，有淳有峙，不矜姿作态，自然老挺，清人专以篆名享者，未能或之先也。”左公为人豪达，常与曾国藩斗酒比书，令曾剃头自叹弗如。清末文士符铸更钦叹其书，赞曰:“文襄好作小篆，笔力殊健，行、草有霸岸之气，旷才亦自见也。”
        郭嵩焘（1818─1891），字伯琛，号筠仙，玉池老人。湘阴城关人。道光27年（1847）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早年游学长沙岳麓书院，对李北海（唐代书家李邕）的《岳麓寺碑》醉心不已，悉心揣摩。曾与曾国藩、王闿运等名士交游甚笃，畅谈书法与天下事。1875年（光绪元年），被清廷命为出使英国的钦差大臣。他将途中所见所闻，整理成我国近代第一部记述国外政教、军备、民俗的书籍─《使西纪程》。1878年，又被朝廷任命为驻法国公使，成为我国出使英法的第一人，也是主张学习西方科技、倡导洋务运动的核心人物。尽管他抱定匡扶济世、强国富民的信念，却屡遭奸人所谤，命途多舛。在那种国势将倾、群魔乱舞的时代，他只能将一腔驳杂的心绪和内心深处的痛楚融入书法。他走的是碑帖兼融的路子，先师法李北海，后深入二王，晚年专攻北碑、篆隶。所作篆隶气韵饱满、圆劲浑穆。行书萧散清丽，有金石气。楷书气象开阔，凌厉刚健。所存墨迹甚少，但从寥寥的笔墨中，仍能读出他那心忧天下的博大心绪。
        李元度（1821—1887），平江人。天资聪颖，勤苦好学。23岁中举，27岁晋升为内阁中书。后，游历北国山河，胸襟大开，遂辞官回乡招募乡勇，赴曾国藩部。在他30余年投笔从戎的岁月里，屡建奇功 。曾授命任三年贵州布政使兼按察使，政绩卓著，备受称道。他工诗擅文，有《国朝先正事略》、《古文话》、《四书讲义》等30余种专著传世。同时，亦工书法，名誉三湘。行书尽得二王笔意，行云流水，清澈宁静；隶书古朴静穆，有邓石如风韵。
        除了左宗棠、郭嵩焘、李元度，岳州擅书者还有吴敏树、吴獬等。用现代话语说，他们都是以才子书法闻名当世。
       吴敏树（1802—1874），字南屏，号泮湖。岳阳县友爱乡人。晚清著名文学家，桐城学派代表人物之一。在文学上主张“心物合一”，并开创了泮湖学派。曾国藩甚赞其才，说：“湖南二百年文章，唯公与文正尔”可见，吴敏树在文学上具有极高的造诣。就书法而言，以其现存墨迹来看，主要脱胎于王羲之、顔鲁公的书风。所书笔札、诗词，笔致清雅，爽朗遒利，用笔沉着果断，有郁勃的书卷气。仅以其补书《岳阳楼记》雕屏中的“歌”“互”二字，便可窥一斑。吴獬（1841—1918）字凤荪、凤笙。临湘桃林人。饱读诗书，有晚清湘北奇才之称。20岁肄业于长沙岳麓书院。工诗擅对，为人狡黠，疏狂放达。时任两广总督张之洞曾曰：“洞庭一湖水，唯凤笙饮一匙，吾仅偿涓滴耳！”但他终其一生，仅在广西来宾、荔浦做过知县之类的小官。因不满官场黑暗，辞官还乡，潜心讲学。其诗、文、联、书无所不精。在书法上，他主张重神韵与气度。其隶书结字开张，笔势含蓄端庄，极有情趣；行书师法二王，用笔简洁，布白空灵，渗透着浓郁的文化学养。
         从左宗棠的霸气到吴獬的学养气，一点一画之间，无不展现出巴楚士人的精神风骨。古人说，天地万物，皆因一气而生。因而，便有文贵在气、书贵在气之说。这个气是什么？是气质，气魄，气度，还是怎样？不得而知。窃以为，任何一个民族或者一个地域的精神气质皆得山水之助。洞庭湖在岁月时空里，容纳了太多的事物。她容纳三湘四水，容纳阳光、风雨、霜雪、帆影、鸥鹭和悲欢离合的故事；她也承受着一切，承受樯倾楫摧的悲壮，承受湖光跃金的喜悦，承受一湖袅袅如水的诗情。大湖，她能将岁月里的许多东西流走，但无法流走的是已化入岁月深处与灵魂深处的精神风骨。故此，我们不仅能从岳州士人的骨子里，读出大湖独有的博大、深沉、坚韧、硬朗、豪迈与浪漫的品质和气象；更能从他们的笔墨里，感受到一种来自岁月深处的大湖气味。这种气味自是一种恒久不变的文化。因而，岳州士人无论走到哪里，都散发着洞庭湖特有的气味。


                                                    三
         

         历史文化的篇章，总在断断续续的进程中书写着。正如水上行船，忽而处于波峰，忽而落入浪谷。
        本土书法创作自民国之初至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叶，一度跌入低谷，不可自拔。究其原因大抵不外乎两个。一则自民国至新中国建立之初，物质生活的极度贫乏，严重制约着精神文化的发展。另一方面极为惨烈的一场“文革”浩劫，不仅将国中经典碑帖列入“四旧”，付之一炬，而且为数不多的书法专业人士身心受到迫害，只能将笔、墨、纸、砚束之高阁，噤若寒蝉。而风靡一时大行其道的是，与书法艺术格格不入的政治标语与大字报。这种风声鹤唳的大背景下，书法艺术的前途怎不渺茫呢？就岳阳而言，晚清文化先辈作古后，业已出现书法传承的断层局面。尽管上世纪八十年代，相继有一批所谓的“土名家”在书写上进行了长期的摸索（仅仅只是摸索，决非探索），然而因他们严重缺乏必不可少的笔法、技法训练和准确的书法理论指导，更缺乏丰厚的历史、文学、哲学、美学等“书外功”的修养，无法领会经典碑帖中气、韵、文、质的精髓。笔者曾大胆地提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书家的前提必须是大学者、大诗人或大文学家。换句话说，即书法是大学者、大诗人或大文学家的个性、品格、气质与学养的一种表现形式。由于这些所谓的书写者缺乏丰实的文化学养和专业的书法理论，或者因时代所局限，他们的眼界和思维完全与古人剥离开来，根本无法形成艺术上的对话。他们所做的功课几乎一直处于求形弃质、舍本逐末的伪民间书写上，其观念囿于俗世中的所谓“门对（对子）大字”或书写招牌之类的适用上，努力的方向自然是力求把字写正、入格、像帖；或者信笔涂抹，似是而非，追求所谓的潇洒。因而，笔法、技法、章法、墨法等环节出现了极大的偏差。要么线条漂浮软弱，要么墨猪臃肿；要么死气沉沉，要么诘屈敖牙，面目可憎。总总现象，成为岳阳本土书法创作的一大误区。要不，上世纪八十年代首届湖湘书法大赛，岳阳举全市之力，怎么就剃了个光头呢？太没面子了啊。   
      八大山人说，学我者死，似我者生。从这个意义上说，书法创作最忌讳的是死临碑帖或不临碑帖。由此，这些书写者对书法艺术的误解，很大程度地阻碍了本土书法创作的发展，自然要被时代无情淘汰。尽管有人说上一辈的写法至少起到了过渡作用，或者干脆跳出来大声反驳，你搞你的，我搞我的，关你屁事，你算老几？这样不行，一点也不行。书法是博大精深的艺术，是严肃的学问。不是写字，不是乡下做泥瓦匠、木匠、铁匠、铝制品之类的手艺，更不是一顿乱搞。而况书法有三个层面，一为汉字，二为书法，三为法书。因此，可以说是书法选择人，而绝不是人选择书法，更不因你在岳阳这巴掌大的地方，鼓捣了一辈子，写了一批所谓的招牌，就似乎成了书法名人，似乎有了书法艺术的发言权。书法讲究的是心灵的抒写，是形与质的和谐，是道与器的高度统一。否则，真正意义上的书法艺术便无从谈起了。严格地说，建国后那些老班辈们的书写，要么成了字匠，不假思考地傻抄书。要么一顿乱搞，乌七八糟。这些种法，对岳阳本土书法艺术发展起到了极大的阻碍作用，不仅混肴了民众的视听，而且成为艺术前行的一大绊脚石，应该也必须予以彻底否定，并加以强烈谴责与抵制。否则，沉渣泛起，邪气丛生，毒素泗流，贻害子孙。好在当时从北京回来的军旅书家陈胜难带来了新的书法理论与实践，给岳阳本土书法创作注入了新鲜血液。
        自晚清以降，岳阳书法创作再次与全国接轨，出现第二次质的飞跃，是上世纪九十年代末至新世纪初。
        这是个全新时期；经济飞速发展，科技日新月异，思想大开大放，视野急剧开阔，思维方式多元发展，文化氛围日益浓郁。这个社会环境为推进书法创作提供了极大的发展空间。尤其以陈振廉、邱振中、王镛、石开、刘彦湖、沃兴华等为代表的学院派书法，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书风勃起，对全国书法创作有着积极的导向意义。
       “笔墨当随时代。”也就是说，当下的书法创作既要深入传统，更要有现代性—时代精神与气息。如果一味地为传统而传统，便落入了“死搬硬套”的陷阱，只会产生一个个“字匠”。在学院书法勃兴的背景下，岳阳书坛一批新人顺应时代，在深入传统的基础上，大胆创新，艺术水准和审美情趣有了大幅度提升。涌现出以陈文明、肖文飞、王伟、王翔、王祥北、徐驰、崔向君、李宏伟、王云飞、黄云、姚启舸、文雨浪、晏晓斐、等为主力的实力派书法新人。
        临湘籍书法教授陈文明于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将中央美院一整套崭新的书法用笔技巧带入岳阳，并通过“永和书社”进行集体讲解、传授与具体操练，短短几年时间，在笔法技巧上结束了先前盲人摸象的谬误。
       崔向君是深入传统极深，极具创造性，已形成独特艺术语言的书家。他善于在“平正—险绝—平正”中寻找自我，形成自我。因而，他的笔墨呈现出或古意苍茫，或霸气凛凛的大境，充盈出浓重的岁月感与苍桑感。走近他的笔墨，仿佛在走近一段历史，抑或倾听宏大的编钟之音。然而，他的笔墨，不可说，只可品；不可学，只可悟。
       肖文飞是新世纪岳阳乃至整个湖南迄今唯一的书法博士。这不是想读就能读的事，也并非一个艺术学位与书法级次那么简单。必须有厚实的艺术根基与超乎寻常的书法理论修养作支撑。长期以来，他对国中数千年的经典碑帖进行魔鬼式的训练揣摩后，对书写的时间、空间和速度达到了极为准确的把握。因此，其笔下的线条已完全由心而发，由心所控。作家余华说，文学永远只为内心抒写。文学如此，书法亦然。肖文飞以一种“我心即宇宙、宇宙即我心”的视角与心境挥洒笔墨。他的笔墨皆由心生，在有法与无情中取象。似乎到处是山川大地的影子，也是他自己的影子。
       古人说，书之妙道，神彩为上，形质次之。因而，我们必须注重书写的格调与气息。王翔对点画有极为理性的认知和把握。在“控”与“发”之间，达到收放自如的境地。其笔墨点画开张有度，线脉和谐，质地优美，气韵浑穆，凸显出一股清澈淡雅的书卷气息。
        王祥北是一位不可忽视的青年书家。他的笔墨主要吸收的是明清书风萧散放达的营养。明人尚态。这种态，不单是形式上的姿态，更是一种心性。板桥先生说，搜尽奇峰打草稿。这就是态，万物之态，抑或万物之神韵。颇有山水气质的王祥北，他的笔墨写的是什么？当然是写水一样的心情，水一样的才情、精神与风骨。在他的笔墨里游走，我们可以读到杏花烟雨江南、画航听雨江南的意境与情韵。
         当然，还有徐驰、王伟、李宏伟等一批书法新人，他们的笔墨具有很强的艺术质感与张力，以不同的表达方式，寻求一条通往艺术殿堂的路。限于篇幅不作一一解述。然而，我们惊异地发现，在新世纪短短十余年时间，岳阳本土书法创作取得了不俗的业绩：在连续数届全国书法篆刻大展、兰亭展、新人新作展中，先后有崔向君、黄河、王祥北、徐驰等荣获五次大奖，其中崔向君一人获奖两次。这些荣誉似乎并不重要，却充分展示出当前岳阳书法创作的实力和艺术水准。与此同时，书法创作的阵容也得以空前壮大，拥有创作人员300余人。这一时期最大的收获是对书法艺术有了准确的认知，在创作上赋予了时代性，抒写了个性与精神，拓展了艺术视野。更为重要的是，以“永和书社”为轴心的专业书法团体，推出了“二王”系列、隶书专题、魏碑专题、绘画专题、篆刻专题等集体解释与训练，形成了书法创作的整体性、深入性和互动性，从而为岳阳本土书法创作形成了一个强大的气场。这种状态，是晚清文化先辈无法料到的，也是不可比拟的。


                                                         四
           

       从晚清到新世纪，百余年时间，岳阳书法创作，实现了两次跨越，这是有目共睹的事情。这两次跨越，当然都与时代的文化气候、政治气候息息相关，更与洞庭湖大泽文化沉淀的精神气质有关。大湖，源源不断输给人以新鲜血液，人就水汽充盈了，灵性焕发了。笔墨也精神了，有大湖的气象了。但不同的是，晚清文化先辈具有极其丰厚的学养，让后人只能望其项背，这是我们值得警醒、思考和用力的大事。
         岳阳，临水而生。洞庭湖，成为我们不可或缺的精神维系，是育化本土一切文化艺术的精神源头。我们应该像大湖一样潜沉下来，养气蓄势，才有可能实现书法艺术创作上新的飞扬，出现惊涛裂岸、卷起千堆雪的气象。
                                                                                                                                 李新文2009年5月10日于梅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