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家的路朝天
2022-01-14经典散文
[db:简介]
回家的路朝天
离家难,回家更难。
对我来讲,只有出发的路,没有回家的路。当汽车穿出宁远县城的夕光,一路驶进黑暗的时候,我的心就开始发凉。车里塞满了人,嗑瓜子的、抽烟的,剥桔子的,聊天的,一车宁远土话,我却找不到共同语言。除了看他们一眼,虽熟悉却认不得,就只能看窗外。冬天的白月光把车窗外冰凉冰凉的南岭照得更为冷清、模糊和神秘。这个时候,我才想起东干脚的家。父母或者已经进入梦乡,在温暖之中,忘记了谋生的艰辛。更不会想到,他们的儿子留下了多少苦累后,已经不辞而别。想到这里,我轻轻地扯开一条窗缝,冷冷的风噗噗的吹在脸上,我木然着,我不知道未来怎么样,甚至不知道明天怎么样。回头路已被我掐断,从此我属于自己,面对生活,独对天涯,或落魄,或流浪,或露宿乞讨。一颗心悬着,我尽往死里想。下了大岭,暖风吹来,不知道怎么会从心里升起一股豪情,在喊“广东,我来了!”而看到连州路边浑黄的灯火,我咬着牙,刀山火海嘛,我来了。
在广东,我有些熟人,或者同学,或者同乡,却没有联系。我也不想见他们,不能把我到广东的信息泄露给他们。要死要活,我一个人担。到了广州,天已大亮。我憋着一泡尿,在广东省站门前混乱的人流里穿来穿去,最后急急忙忙进了省站,尿了尿,也买了一张去潮阳的车票。我不知道潮阳的情况,但那边有两个通过信的文友马东涛和郑少华。我没他们的电话,只有他们的地址。不管了,有,总比没有强。奶奶打小就教育我: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父母我不能再靠了,就靠朋友吧。我也安慰自己,只要他们两个是人,就不会拒见我。我是一棵草,只要给我一块泥,我就能落脚生长。无论环境怎样,我都要自己长大。我的身后已是悬崖,而我不会去跳。我要挑战一下自己,也期待一片阳光照耀。那一片阳光就在潮阳。掖好忧虑,定下心来,上了车,在一车的鸟语中,我找不到一张可以亲近的脸。我想我就是我,注定孤独。看着窗外的广州,那些披满灰尘的建筑,在夕照中,像荒凉的古堡。我没想过我要在这里停留,或者这是一个乡下青年固有的思想,想当然的以为大城市会对我们这般人冷酷地拒绝。我,我宁可在一个偏僻的山头饿死,也不会在人海里流落,颜面扫地。
我没有行囊,只有一个塑料袋,红色的背心袋,里面装着一套换洗的衣服。我一无所有的来,相信自己,也相信广东,不会让一个充满理想的青年人绝望,流落街头。而当时的情况,却是十分凶险。每个城镇,都在查暂住证。没有这个证,有时是要丢性命的。我不知道,真是无知者无畏,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空着双手来了。到了潮阳,先到沙陇找到教书的郑少华,然后到和平中寨学校找到马东涛,再由马东涛介绍我到谷饶路口上面的一个建材厂。期间费过一些周折,都有惊无险。进了厂,才知道广东工厂没有以前在湖南听到别人讲的那么美好,流水线上更没有传奇。但我动心的是,一个月有300元工资!钱,我终于能赚钱,能自食其力,每一个月能挣母亲养一槽猪赚的钱了。我却并没有写信告诉他们,我想,我得赚一大笔钱,买一大堆东西,风风光光地回东干脚!
在工厂,我是一个抬片工。把马赛克捧到一个方形塑料筐格里,筐里有四四方方的小格子,筛米一样,反复筛,筛到每个格子眼里都有马赛克了,然后刷浆,覆上一张纸,放在一边,又去筛下一张。一天下来,两条胳膊酸胀酸胀的。工友们都是当地的老大妈,叽叽喳喳,我一句也听不懂。厂长说,中国最难懂的,就是潮州话,周总理来了都听不懂。而我渐渐明白我身边为什么尽是一群老大妈了,有本领的潮汕人,不是自己办厂,就是跑出去打拼了。道听途说在东莞深圳,干我们这个工的,月工资都在450以上。我更明白了,为什么一个厂,只有我一个外省人了。我有些失望,我就这样耗在这里?天天这样煎熬着,反问着,受不了了,请了一个下午假,说是去看东涛,其实只是走出厂门,走下山坡,就转进了坡下面种满潮州柑的林子里。坐下来才恍然发觉,已经是深秋了。潮州柑挂在枝头,稀稀拉拉,小路上的草长得跟人一样高。我找了一个向阳的地方坐下来,看着工业区洁白的厂房,又看看身后盖着黑色油毛毡的建材厂,吹着微凉的秋风,又仰头看天,高高的天,没有一丝流云,齐刷刷的一片蓝。有些惊心动魄,我却无力反应,像一只断翅之鸟,与这一方天对峙着。
几天后,我终于做了一个决定,离开建材厂,跟一个贵州佬——一个身材像篮球运动员,还有一头漂亮卷发的小伙子名叫邓高的人去梅花石场打石头。他是跟着拖拉机送土到我们厂里,我们厂长叫我去帮忙时认识的。忙活之间我们交流了几句,他在梅花石场装土,一个月还能赚600块,而打石头的,一个月的收入都在1000块以上。而我每天站在这里摇啊摇,筛啊筛,手动肩膀动腰动屁股动的,一个月挣300块!他说他那里要人,我几乎是义无反顾的跟着走了。到了石场,才傻了眼,灰尘多,还容易受伤,三天下来,两手血泡,终于体会到了“发财要命交”这句话的真意。邓高无所谓,说过年就回去,把街上的女朋友迎过门,明年一起出来。看到他一脸的幸福和满眼的憧憬,我自愧不如。可没过两天,黄昏下班前,石场放炮,我们跑着躲进放发动机的小铁皮屋,看着满天飞洒的石头,他侧着头,说:你看,飞着的石头像不像回家的鸟?话没落音,一块石头飞了过来,不偏不倚砸在他脸上。他倒在地上抽搐,两分钟不到,流了一滩血,魂魄就飞到了贵州的大山了。是夜,邓高一直在我梦里,以各种形象出现,让我醒了又醒。我决定拿到工钱离开。还没等拿到工钱,我就被石场辞退了。石场不欢迎外省人。
我离开建材厂的时候,舍了一个半月工资;我离开石场的时候,只拿到两百多元工钱。没工作了,我去找东涛,他一时也帮忙不上,我自己去找,在和平北面的练江边的一个沙场找到一个挑沙的活。时值冬天,运沙船少,我干一天耍两天,没钱赚,就吃方便面。华丰牌,一包七毛钱。没有宿舍,老板在桥下的江堤上用油毛毡张罗了一间床大的房间给我住。没事做,我就趴在床上,看滔滔的江水。练江水时黄时绿,时而江面上漂来一大片水浮萍,时而空余江流。目光沿江而下,就能看到江天一色。天色清淡,偶尔的那一抹橘黄,就像一封家书一样,让我扭过头不忍看。未来怎么样,我不知道。现在,我要忘记所有,对路上的人视而不见,不能想家,像江边的芦杆一样,泡着江水,它在随风摇摆,我想什么,一片空白。想无可想,就用我这卑微之躯,来应付生活的沉重吧。我苦着脸,望着天。天对着我,等着除夕之夜的烟花。我只有选择忘记,忘记一切,静等一个遥远的春天到来。
2015/1/29
离家难,回家更难。
对我来讲,只有出发的路,没有回家的路。当汽车穿出宁远县城的夕光,一路驶进黑暗的时候,我的心就开始发凉。车里塞满了人,嗑瓜子的、抽烟的,剥桔子的,聊天的,一车宁远土话,我却找不到共同语言。除了看他们一眼,虽熟悉却认不得,就只能看窗外。冬天的白月光把车窗外冰凉冰凉的南岭照得更为冷清、模糊和神秘。这个时候,我才想起东干脚的家。父母或者已经进入梦乡,在温暖之中,忘记了谋生的艰辛。更不会想到,他们的儿子留下了多少苦累后,已经不辞而别。想到这里,我轻轻地扯开一条窗缝,冷冷的风噗噗的吹在脸上,我木然着,我不知道未来怎么样,甚至不知道明天怎么样。回头路已被我掐断,从此我属于自己,面对生活,独对天涯,或落魄,或流浪,或露宿乞讨。一颗心悬着,我尽往死里想。下了大岭,暖风吹来,不知道怎么会从心里升起一股豪情,在喊“广东,我来了!”而看到连州路边浑黄的灯火,我咬着牙,刀山火海嘛,我来了。
在广东,我有些熟人,或者同学,或者同乡,却没有联系。我也不想见他们,不能把我到广东的信息泄露给他们。要死要活,我一个人担。到了广州,天已大亮。我憋着一泡尿,在广东省站门前混乱的人流里穿来穿去,最后急急忙忙进了省站,尿了尿,也买了一张去潮阳的车票。我不知道潮阳的情况,但那边有两个通过信的文友马东涛和郑少华。我没他们的电话,只有他们的地址。不管了,有,总比没有强。奶奶打小就教育我: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父母我不能再靠了,就靠朋友吧。我也安慰自己,只要他们两个是人,就不会拒见我。我是一棵草,只要给我一块泥,我就能落脚生长。无论环境怎样,我都要自己长大。我的身后已是悬崖,而我不会去跳。我要挑战一下自己,也期待一片阳光照耀。那一片阳光就在潮阳。掖好忧虑,定下心来,上了车,在一车的鸟语中,我找不到一张可以亲近的脸。我想我就是我,注定孤独。看着窗外的广州,那些披满灰尘的建筑,在夕照中,像荒凉的古堡。我没想过我要在这里停留,或者这是一个乡下青年固有的思想,想当然的以为大城市会对我们这般人冷酷地拒绝。我,我宁可在一个偏僻的山头饿死,也不会在人海里流落,颜面扫地。
我没有行囊,只有一个塑料袋,红色的背心袋,里面装着一套换洗的衣服。我一无所有的来,相信自己,也相信广东,不会让一个充满理想的青年人绝望,流落街头。而当时的情况,却是十分凶险。每个城镇,都在查暂住证。没有这个证,有时是要丢性命的。我不知道,真是无知者无畏,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空着双手来了。到了潮阳,先到沙陇找到教书的郑少华,然后到和平中寨学校找到马东涛,再由马东涛介绍我到谷饶路口上面的一个建材厂。期间费过一些周折,都有惊无险。进了厂,才知道广东工厂没有以前在湖南听到别人讲的那么美好,流水线上更没有传奇。但我动心的是,一个月有300元工资!钱,我终于能赚钱,能自食其力,每一个月能挣母亲养一槽猪赚的钱了。我却并没有写信告诉他们,我想,我得赚一大笔钱,买一大堆东西,风风光光地回东干脚!
在工厂,我是一个抬片工。把马赛克捧到一个方形塑料筐格里,筐里有四四方方的小格子,筛米一样,反复筛,筛到每个格子眼里都有马赛克了,然后刷浆,覆上一张纸,放在一边,又去筛下一张。一天下来,两条胳膊酸胀酸胀的。工友们都是当地的老大妈,叽叽喳喳,我一句也听不懂。厂长说,中国最难懂的,就是潮州话,周总理来了都听不懂。而我渐渐明白我身边为什么尽是一群老大妈了,有本领的潮汕人,不是自己办厂,就是跑出去打拼了。道听途说在东莞深圳,干我们这个工的,月工资都在450以上。我更明白了,为什么一个厂,只有我一个外省人了。我有些失望,我就这样耗在这里?天天这样煎熬着,反问着,受不了了,请了一个下午假,说是去看东涛,其实只是走出厂门,走下山坡,就转进了坡下面种满潮州柑的林子里。坐下来才恍然发觉,已经是深秋了。潮州柑挂在枝头,稀稀拉拉,小路上的草长得跟人一样高。我找了一个向阳的地方坐下来,看着工业区洁白的厂房,又看看身后盖着黑色油毛毡的建材厂,吹着微凉的秋风,又仰头看天,高高的天,没有一丝流云,齐刷刷的一片蓝。有些惊心动魄,我却无力反应,像一只断翅之鸟,与这一方天对峙着。
几天后,我终于做了一个决定,离开建材厂,跟一个贵州佬——一个身材像篮球运动员,还有一头漂亮卷发的小伙子名叫邓高的人去梅花石场打石头。他是跟着拖拉机送土到我们厂里,我们厂长叫我去帮忙时认识的。忙活之间我们交流了几句,他在梅花石场装土,一个月还能赚600块,而打石头的,一个月的收入都在1000块以上。而我每天站在这里摇啊摇,筛啊筛,手动肩膀动腰动屁股动的,一个月挣300块!他说他那里要人,我几乎是义无反顾的跟着走了。到了石场,才傻了眼,灰尘多,还容易受伤,三天下来,两手血泡,终于体会到了“发财要命交”这句话的真意。邓高无所谓,说过年就回去,把街上的女朋友迎过门,明年一起出来。看到他一脸的幸福和满眼的憧憬,我自愧不如。可没过两天,黄昏下班前,石场放炮,我们跑着躲进放发动机的小铁皮屋,看着满天飞洒的石头,他侧着头,说:你看,飞着的石头像不像回家的鸟?话没落音,一块石头飞了过来,不偏不倚砸在他脸上。他倒在地上抽搐,两分钟不到,流了一滩血,魂魄就飞到了贵州的大山了。是夜,邓高一直在我梦里,以各种形象出现,让我醒了又醒。我决定拿到工钱离开。还没等拿到工钱,我就被石场辞退了。石场不欢迎外省人。
我离开建材厂的时候,舍了一个半月工资;我离开石场的时候,只拿到两百多元工钱。没工作了,我去找东涛,他一时也帮忙不上,我自己去找,在和平北面的练江边的一个沙场找到一个挑沙的活。时值冬天,运沙船少,我干一天耍两天,没钱赚,就吃方便面。华丰牌,一包七毛钱。没有宿舍,老板在桥下的江堤上用油毛毡张罗了一间床大的房间给我住。没事做,我就趴在床上,看滔滔的江水。练江水时黄时绿,时而江面上漂来一大片水浮萍,时而空余江流。目光沿江而下,就能看到江天一色。天色清淡,偶尔的那一抹橘黄,就像一封家书一样,让我扭过头不忍看。未来怎么样,我不知道。现在,我要忘记所有,对路上的人视而不见,不能想家,像江边的芦杆一样,泡着江水,它在随风摇摆,我想什么,一片空白。想无可想,就用我这卑微之躯,来应付生活的沉重吧。我苦着脸,望着天。天对着我,等着除夕之夜的烟花。我只有选择忘记,忘记一切,静等一个遥远的春天到来。
2015/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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