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的脆弱美

      《红楼梦》是公认的“中华第一小说”，除了人物塑造的成功，情节铺展的“网状结构”，无所不包的文化内蕴，和对现实人生的深刻观照，它另有一项人所难及的特点，即它苦心经营出一种脆弱缠绵的氛围。具体到小说里，就是那座“天上人间诸景备”的大观园。曹雪芹之前，中国小说家还从来没有创造性地用过这样一番心思。

     一般研究古典文学的人都承认，《金瓶梅》是《红楼梦》的先驱。《金》首次纠正了中国长篇说部对历史演义、神魔仙怪的过度爱好，把目光转向凡俗人间。不靠故事的大起大落，而是凭借对家长里短、饮食男女的戏剧性呈现，作为小说表现的主要手段。《红楼》在这条路上走得更远，而在“行走”的过程当中，它发展了诗意生存与现实污秽两个世界并存的理念。在虽然污秽却很强大的现实世界的逼视下，“大观园”里的诗性存在显得极其脆弱。由于二者的对比如此强烈，而“现实”的实力大大超越“诗性”，大观园像恶浪汹涌中的一座岛屿，纵然草木葱茏，奇花烂漫，到底敌不过风急浪高，随时有遭遇灭顶的可能。

     大观园代表了一种重情、重美、非功利的理想，正因它这样纯粹，才格外禁不起碰撞。“抄检大观园”里，它的局部地反抗根本掩不住总体上的不堪一击。秋风扫落叶般的肃杀带来浓重的悲剧意韵。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即使没有外部现实的破坏，没有封建家长的干预，它仍然不能长久繁荣，仍然逃不了被瓦解的结局。它最大的敌人是时间。

      试想王夫人也如贾母一般开明，试想元妃能给大观园更细致的关照，假设朝廷始终对贾府恩宠不衰，没有抄家的大祸。所有这些蛮暴的外力冲击都不存在，大观园就能青春永驻吗？短期内自然没有问题，过了几年，迎探惜三春免不了纷纷出嫁（或出家），史湘云、薛宝琴、刑岫烟也终于要彻底离开，宝黛钗的婚姻困局也总要有一个解决……一切以最和平的方式向前推进，其结果也只能是、必然是：风流云散、各奔东西。只有李纨、宝玉、黛钗中之一人能够留下——而且他们都会衰老。以宝玉之敏感，到时照样会感到切肤之痛。相比雷霆风暴地致命一击，那慢条斯理地凋零显得更加残酷。

      反过来说，正因为大观园的繁盛与纯美是眼前的、暂时的、昙花一现的，才格外让人珍惜，让人揪心，让人魂牵梦萦。如果它始终是恒定的美丽安稳，它就失去了悲剧性的情韵，失去了“如花美眷，似水流年”的人世匆匆之感。从审美上看，“彩云易散琉璃碎”的脆弱反而使它具备了无与伦比的魅力，虽然短暂，却在万千读者心中化为了永恒。

      曹雪芹深谙其中奥妙，不断用诗词曲牌、打趣玩笑来暗示大观园的黯淡未来。我们一方面随着那些花团锦簇的文字徜徉其间，如沐春风；一方面又不时被提醒这里的一切是注定要打翻的，是朝“千红一哭，万艳同悲”的方向去的。当下的欢悦与来日大难构成了巨大的张力。

      曹雪芹的“脆弱美学”直接间接启发了很多后辈。沈从文的《边城》清莹剔透，但不经间就会从如画的氛围中渗出悲音。果然一个少女、一个老人的脆弱平衡因老人的猝然去世而打破，白发红颜的奇特和谐因此骤然消解。它像《红楼梦》一样先用大量篇幅细细搭建起一个世界，在引领读者认识它的过程中一边让人沉醉，一边让人不安；随后彻底击碎了它，让人产生深长的惆怅。

      沈从文对《红楼》未必迷恋，《边城》的例子也许还是偶然。但《红楼梦》的嫡系传人张爱玲，文风被夏志清称为“一方面是隽永的讽刺，一方面是压抑了的悲哀”。她显然是有意识地做了与曹雪芹相似的选择。张在《传奇》里建立的世界虽是迟慢落伍的，张本人对它也时有微词，但你又分明感觉得到她的留恋。她很明白她所写的这些人这些事终将被淘汰，却不能轻易将之忘怀。她不厌其烦地写家具，写服装，写最微小精工的细节，同时却也预言着它的没落和衰败。表面上看，《边城》的布局更像《红楼》；从精神气质上看，《传奇》才是与之最相契的，只不过没有把将被毁灭的部分作诗意提纯，而是如实写出其华丽缤纷后的腐烂与堕落。张爱玲对“脆弱美学”并非亦步亦趋，倒是有所发展的。其呈现出的艺术面貌，也就更为诡谲。

      在《沉香屑．第一炉香》中，张爱玲写道：“……海湾里有这么一个地方，有的是密密层层的人，密密层层的灯，密密层层的耀眼的货品……然而在这灯与人与货之外，有那凄清的天与海——无边的荒凉，无边的恐怖。她的未来，也是如此……她没有天长地久的计划。只有在这眼前的琐碎的小东西里，她的畏缩不安的心，能够得到暂时的休息。”这一段文字再好不过地反映出张爱玲对《红楼》式脆弱的认识与继承。她把相对较为抽象的创作理念和人生美学用一个漂亮的比喻给点活了。

      张爱玲的后辈白先勇，和曹、张一样经历过家族的盛极而衰，也同他们一样敏感细腻。他对生命的悲凉体悟，使他写出了一部与曹、张遥相呼应的短篇小说集《台北人》。其中最精致的一篇（也是分量最重的一篇）《游园惊梦》，一面工笔细描酒宴的繁华热闹，穿插写到女主角的隐秘心事；一面又渗入了“无不散之宴席”的凄哀，使读者对渐次达到高潮的宴会流连难舍。人生如梦，梦也许美丽，但终究会醒。这种对“游园”的爱恋导致对“惊梦”的忧虑，却又偏偏意识到这个转折关头的不可避免。它和“庄生晓梦迷蝴蝶”的豁达形成了异常鲜明的对比。白先勇的“脆弱美”有他推陈出新的地方，即他着重发挥了“今昔之比”。《游园惊梦》没有只停留在“如今”与“以后”，还浓墨重彩地渲染了“过去”与“如今”。由于层次丰富，这个短篇信息量特别大，可供咀嚼的况味也特别复杂，文本也显得特别摇曳多姿。

      曹、张、白诸家的脆弱美有个与众不同的地方，就是对作品中的美构成终极威胁的，不是哪一个具体的人，哪一个具体的阶级。可能是光阴流逝，慢慢腐蚀；或是社会风习（深层的文化与心理）的演变造成时代气质的大变。主角配角在浩渺的历史、命运的大漩涡中载浮载沉，历经悲欢。即使写的是琐事，也因为背景的宏阔纵深而具非凡的气象。说到底，这“脆弱”并非消极，而是清醒；并非认命，而是冷静。其细腻深邃、空灵飘逸又颇能引发一种东方化的荡气回肠的感怀。尤其重要的是，禀承着这种阅世的眼光，会对笔下众生有较多的体谅与同情，产生某种宗教情怀，不会简单化、概念化、脸谱化地处理角色，从而保持客观超然，达到广大的悲悯（沈从文在这点上比张、白二人逊色，他的“田园意识”使他对城市和所谓“阔人”有根深蒂固的敌意，教授、商人、少奶奶、太太在他作品中，难得有不被挖苦讽刺的。只有写到湘西，他才能保有淳厚中正的平常心）。曹雪芹等人的“脆弱”认知，比起之前章回小说和之后左翼宣传小说将人物的挫折、失败和悲苦尽数推给“坏人”、“昏君奸臣”、“压迫劳动人民的坏阶级”，境界上要高得多了。

      白先勇之后，新一代作家与传统文化的关系日渐疏离。纯文学倾向于学习西方，连通俗文学也走的是“穿越时空”或《指环王》、《哈利．波特》的路子。在这样“集体向西看”的大潮流下，以《红楼梦》、张爱玲为代表的“脆弱美”族系，更多是学术研究的热点，戏说歪批的对象，而不是写作上可供借鉴的伟大资源。具有独特的脆弱美的当代作品，迟迟不曾出现。也许，以那样精微细致、寄托遥深的美感笼罩全篇，抒发感慨，不大合于现代人偏爱快节奏的口味吧。只不知这状况是一时的沉寂还是从此音沉响绝。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这条文脉若能再次成功接续，一定是后起作家在曹氏等打下的基础上引入了新的技巧，充实了新的内涵，赋予其新的质素，像张爱玲、白先勇他们一样，不拘泥，不硬套，活学活用，虔诚而不迂腐，循着从前的轨道走出了自己的道路，开创了一片新的天地。

      热爱崇敬不等于墨守成规，锐意进取不等于全盘丢弃。这个简单的道理，似乎意外地难住了许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