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子，在时间里行走

文/李新文
                     
      

                             一                                                                           

       日子，在时间的缝隙里一点点地消逝。
       一晃便二十五年了，我的头发也慢慢稀疏起来。这，让人不得不害怕时光的流失。剩下的呢，是一些抹也抹不掉的记忆。
       比如《洞庭之声》与我是有牵扯的。这牵扯，从上世90年代一直扯到现在，仍没个断纤。说穿了，不外乎两个原因。一是与文学副刊有关，另一个是与人有关。
       我习惯把报纸上的文学版叫副刊。
       因了文学和书法的关系，常与副刊打交道。很多年前，大概1991年吧，我在郊区某个部门搞办公室，一边写材料，一边写散文，还时不时地写写毛笔字。忽然一天，发现来了份新报纸，叫《洞庭之声》。这气魄不小，到底是怎样的声音呢？拿在手里，虽薄薄一张，却有点看头，尤其副刊像模像样。有散文，有小说，也有诗歌，有时还来点书法与国画。那一期的散文不长，两千来字，是陈启文的，叫《洞庭日出》。椅上一歪，一个字一个字细细一读，竟写得很有质感与气势。一句话：浩浩荡荡。当时我不知陈启文是谁？后来一问，竟是那个写全国第一部传纪文学《宋美龄》的作家。诗歌呢，是张紫汀的，写洞庭湖的芦花。字里行间，充盈出一种氤氲繚绕的灵动与淡淡的忧伤。这不起眼的副刊，有这么鲜活的文字，足见岳阳的才子不少，才气纵横，不免有些激动。转而一想，那湖水的荡动声、鸟儿的欢叫声以及渔夫的摇桨声，还有岸边无数芦苇的曳动声，何尝不是一个大湖发出来的声音呢？流入人的心里，便有了一种妙不可言的美。
      副刊的名字也美，叫君山岛，却不新鲜。倒是刊名写得精神，姿态生动，并在右下角登了一则征集刊头的告示，发动搞书法的能手都来写一下“君山岛”。我不是能手，也来赶热闹。纸一铺，笔一提，一顿翻转写了幅，信封一装，邮筒一塞，没想一周后竟采用了。那种欣喜，无法言状，连梦里都有了笑声。也许，我的书法生涯是从那一刻开始的吧。
      王向明是编辑，很年轻，经常写诗，在报上发一点。他写诗，我写散文，彼此没见面。既然都爱文学，便一篇篇寄了去，不久一篇篇地发了出来。没想，一段时间发了不少，比如《放牧秋天》、《走过屠牛坡》、《雨叩窗棂》、《莲花台沉思》、《秋天是一种音乐》等等。现在看来，虽文字有点儿嫩，缺乏岁月的质感与重量，但仍不失过来的足迹，值得回味与珍藏。那时的写作兴致都很高，有点争先恐后的味道。在这小小的副刊，我熟悉了不少人的名字，例如陈亚先、翁新华、张步真、梅实、孟大鸣、冯六一、张灵均、汪枫林、李颖等等，还有个叫李曙光的家伙，文字写得不错，不知如今跑到哪里去了。我把这些文字剪帖下来，竟有了厚厚一本。可惜几经转折，也不知弄到哪里去了。忽然发现，岳阳一些真正有实力与作为的作家，或多或少与这副刊有点关联。换句话说，几乎差不多以此为起点，然后一步步走向全国。
       终于去了趟编辑部。蹲在市建设局的一楼，进门就能看见。王向明果然年轻，身个也大，白白净净，很热情。见面就说我的稿子写得不错，有才华。听了很兴奋，几乎全身的每个毛孔都有了一股兴奋劲儿。一定程度上说，他给了我一些写作的动力。当然，也离不开自身的坚守与修炼。

                                                         二
   
       我在时间里行走，日子也在时间里行走。
       好长一段时间，我没写半个文字，处于人生的低谷，只能用毛笔抒发心中的苦闷。漂泊在外，知交零落。那年夏天，在广东一家公司招聘，老板问我有啥特长？我想也没想和盘托出：写字与写作。把发表过的散文一张张抖出来，摊在桌上，大大小小数十篇，让那家伙看眼花缭乱。尽管如此，仍没吭声，一副傻乎乎的样子。直到我用毛笔在宣纸上笔走龙蛇写出“洞庭之声，大泽情怀”几个行草，才露出惊讶的神色。也许是巧合，也许又是机缘。现在想来，好像冥冥之中与《洞庭之声》有了一种必然的纠缠不清的联系。世上的事，就那么巧，其中的玄妙，谁又说得清呢？
       一年后，我回来了。
      没人为我接风，只有洞庭湖的声浪在壮我的行色。那一年，我开始涉足报刊行业，整天整天东奔西跑，采访、写稿子。匆匆地来回，忙得汗爬水流，也才晓得报人的辛苦，更别说这样那样的上缴任务压头了。不过，夜里仍爬格子，爬文学的格子，寂寞而愉快地爬着。这期间，认识了再哥周再复，九哥邓九明，还有施卫军等等。记得发了篇《从饮食文化看当下的文学走向》的杂谈，是九哥编发的。原文中有这么一句话——“鲁迅、郁达夫、沈从文之流……”显然含了贬义。九哥改正了，再哥碰到我说，李作家眼光很高，连鲁迅都入不了法眼！这么一说，只好大笑。话说回来，终究有点尴尬，仿佛成了个美丽的笑话。大笑之后，有了启示，弄文字还是严谨些为好。
       施卫军也发过我的稿子，好像是个评论，名字儿叫《权力与文化的对峙》，评启文兄的散文《謁嵇康墓》。刊出后，读者不少，亚夫子陈亚先看了也说，这家伙有点思想。不知是鼓励还是怎样？总认为，文学是应该有思想的。一旦思想缺了席，便没了风骨，立不起来了。可忽然一天，有个唯恐天下不乱抑或用心不良的人，做了篇《一个文学青年顶着一个作家的帽子……》的特稿，扎扎实实将我“专题”了一回，一下子被“专题”得名满江湖，云里雾里，哭笑不得，就连我的乡党听了也大惊失色，颇有微词。还别说，那真正成了洞庭之声。倘若时光倒流到“文革”年代，那篇伟大的特稿所散发出的光芒和力量，恐怕不只是“专题”一番了，更多的可能是肉体和精神上的摧残与虐杀，甚至一条小命也会搞掉。现在想来，虽心有余悸与浓黑的悲凉，却也成了永远抹不去的记忆。哦，是的，人生在世，谁又没有一些往事呢？
      我与洞报宿命般地牵扯着，它给了我发表声音的地方，也给了我一些前行的动力。
      时间没有静止，一晃一晃又一年。
      报社办公的地方，由电视台的三楼搬到了一楼的大厅。宽阔的大厅里，我看到了一些熟人，都是老哥儿们了。比如沈念、万辉华、任言志、李峰波等等。这期间，沈念编副刊，他的思维新，视野宽，肯定搞法不一样。拿了张报纸一翻，果然不一样，比如除大作家陈启文的文字外，还有“文学湘军五少将”的谢宗玉、马笑泉、于怀岸等人的作品也出现了。谢宗玉的散文《遍地药香》，我是读过的。那种瑰丽透明的诗意，扬扬沸沸，悄然把一张报纸覆盖了，也把一个办公的地方覆盖了，不知其他的人感觉到没有？我是感受到了的。
      那些年里，副刊确实很热闹，文学气味很浓。不光有启文兄的专栏，还有蔡词的争鸣文章一遍接一遍地发出来，让人看得差点热血沸腾。话说回来，蔡词能走出江湖，走向全国，洞报起了不少作用。这一点，世平兄本人也无法否认。不久，梅实兄的文章也有了争鸣，气氛很踊跃，好像专在挑刺，有点火药味。我赶热闹写了一篇，也在挑刺。后来用稿费买了件不错的棉袄，很合身。那年冬天，穿了这棉袄与启文兄一起去龙源水库上吃野猪肉。他说，批评一次老梅能赚一件棉袄，划得来。照这样批评一万次，下不得地，发财了。于是，哈哈大笑。
     不管怎样，蔡词和梅老兄的争鸣动静不小，至少在岳阳一地成了一种文化现象，增了一抹亮色，对推介本土作家作品起到了不可估量的意义。
      那一脸阳光的任言志呢，是我多年的兄弟。一路打拼到现在，浑身上下劲头很足。文字却写得越来越少了，不能怪他，没空。但这家伙脑瓜子灵活，天天在忙。忙啥呢？忙广告，抓收入。报纸市场化后，没收入是不行的。就像河里没水，开得动一条船么？然而他的忙很有节制与技巧，不像有些人挖空心思钻山打洞在弄钱，巴不得每个稿子都换成钱。钱、钱、钱，钱得两眼发直、浑身筛糠，差不多钻到钱眼里去了，连人的面子也不要了。那年，他约我去写一个红薯大王的稿子。我去了，作了深度采访，倾全力弄成了一个报告文学。而他自始至终没提一个钱字。出报后，那人看了下文章，大为赞叹。说，写得好、写得好！没打半点阻便把费用汇了过来。原来办报也得讲究艺术，直来直去，把个钱字说得叮当作响，谁都会讨厌、皱眉头。何况报人也是文化人哪。看来，要达到“远者来、近者悦”的境界还真不容易。

                                              三

        时间，可以拉近一个世界的距离。文字，更能沟通人世间的心灵。
       近年，我与洞报的联系多起来，自然与人有关。
       沈勇是故交。虽担任了社长，却仍是先前不说多话、相视一笑很和气的样子。不需多想，他的敬业，他对任何事情的执着，我一一了然于心。去年冬天，在冷水铺听李晶的父母说，沈社长没半点架子，是个实实在在的人，这话我深信不疑。道理很简单，要带着一个团队，在市场竞争极为激烈的当下，立于不败之地，不把每个员工当成兄弟姐妹，以心换心，怎么行呢？再说，哪怕沈勇没当这个社长，本来就是个很实在的人，实在得跟我一个样。辉华兄的视力不太好，每次看到他，都在忙，忙着看稿校稿。密密麻麻的清样，让他伏在桌前把头压得很低，那样子够他难受的了。峰波那只鬼碰到的次数倒不多，可能是寻忙者不遇吧？
      他们办公的地方又迁徙了一回。迁到了岳阳大道，归入日报报业集团，这是一个城市发展的大势，谁也挡不住的。我忽然觉得他们像一只只奔忙的侯鸟。
      报纸照例一周三期，版面却慢慢增多，有时多到20多个，厚厚一叠，拿在手里，有些份量。不由暗想，这版式、设计、校稿，还有七七八八的环节，够他们忙的，需付出多少心血呢？
      慢慢地，我与李晶的联系也多起来。她管着“茶座”副刊，还是编辑部主任，经常加班，用一个忙字填满一个个日子。我呢？一来兼着楼区书协的秘书长，二来写着散文。她经常约我的稿子，也刊发兄弟们的书法作品。并用了几个整版相继推介了徐驰、王怀瑜、史向琼等人的作品与创作历程。这对繁荣本土书法艺术起到了不小的推进作用。尤为感怀的是，她还亲自动笔，为我写出了份量不轻的特稿。从构思到行文再到语言的妙用，都有相当的火候。此文一出，动静不小，连我那几十年没见面的同学也打来了电话，表示祝贺。还问李晶是谁，笔管子蛮硬扎。我说，是个才女呢，《洞庭之声》的一大才女，也是咱梅溪的才女，羡死你。后来，言志说那文章写得好，大气，他写不出来。我看，他是谦虚，因为报社比李晶文笔要好的人，肯定不少。
       我的印象里，这报纸有份量，接地气，有自己的个性与面貌。要是在文章的标题上还精益求精，便更好了。
       倏忽之间，二十五年的光阴从指尖流过，生发出太多太多的记忆。我只能感叹一声，岁月不再，如洞庭大泽的水在悄然流逝。然而日子，也只有日子仍鲜活着，在一步一步地向前行走。我们要做的，当然是在时间里迈出一个个坚实的脚步，让每个日子充满应有的质感和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