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码头

水漫金山。

      镇江金山寺，当我在一个晦暗的岩窟里看到趺坐的法海石像时，忽然因为这个烂熟的传说而读懂了脚下的大地。
      回头再看那条引领我前来、横穿长江的古老河流。正值黄昏，原本混浊的河水，在夕阳照射下呈现出类似金属的质地；漩涌浪叠之时粼光隐现，竟像是某种鳞甲类巨兽在泥泞深处艰难翻身。
      顷刻之间，我的心绪转为悲凉，竟也像是故事里的金山，一寸寸被冷水浸没。

      这一回合的行走，缘起对一个词汇的深入探访。
     “江南”，一个被引用得极为频繁的词汇，以至于几乎所有人都能因此而瞬间产生如杏花、荷塘、画舫、雨巷之类，潮湿而柔软的联想。但当局者迷，身在江南，我却感觉越来越看不清江南。甚至，这样一个念头如野草般疯长，越来越令我不安：小桥流水才子佳人仅是江南的皮相；温婉精致之下，江南应该有着另外一幅不为人知的骨架。我告诉自己，必须剥离所有如苔藓般紧密贴合的溢美抑或成见，以一个局外人的角度，重新审视这片被反复阐释的水土。
      然而，又有哪张地图能够精准地标注出江南的经纬度——
      正如镜花水月不可捉摸，“江南”也是一个概念极为模糊、难以准确定性的词汇，即便只是它所指称的范围，千百年来也从未有过统一。
      既然因水而生，那么不妨循水而觅。最终，我选择了一条河流，一条无论民间口语还是官方文件，都被冠以“江南”之名的著名河流。
      江南运河。
      循着运河缓慢而沉着的水流，我将穿越整个江南最私密的腹地。

      拱宸桥。

      这座东西向，始建于明末，重修于康熙年间的三孔石拱桥，在杭州城内有着特殊的地位。不仅因为桥高（16米）与桥长（98米）位居所有古桥之首，更因为它的标志性意义。
      桥砖已显斑驳，石缝处时见杂草荆棘，这座高陡而削瘦的老桥，便是全长1797公里的京杭大运河的终点：               宸者，北极星所在，帝王之居也。
     ——拱着，揖也。桥拱如团团抱拳。数千里外，一座石桥以其所能表达出的最谦逊姿态，收纳了一段漫长的航程，也将一条河渠对于皇城的驯服贯穿首尾。
      这座名称带有强烈政治意味的古桥，便是我此行的第一站，顺着它拱揖的方向，我将溯流而上。
      终点的同时也是起点：从拱宸桥开始，直至北入长江，这八百余里水路，便是京杭大运河最南端的一段，“江南运河。”

      拱宸桥上俯瞰运河，依旧繁忙。
      下午三点。我粗略统计了一下，十分钟内，总共有七艘铁驳船通过惟一开放的右侧桥洞。四艘南下，三艘北上。吃水很深，船舷高出水面不过数尺。都是仰敞的船舱，有些盖有篷布，从裸露的几艘看，货物是些巨大的矿石。
      桥的两侧设了游船码头，提供运河一日游的业务。游览目的地是塘栖。150元一个人，七小时一个来回，每日一班，凑足十人开船。
      塘栖是距离杭州市中心二十公里的一个古镇。从杭州到塘栖这一段运河航路，其实相当经典，当年丰子恺便是常客，并有过精彩的记叙：
     “常常坐客船，走运河，在塘栖过夜，走它两三天……傍晚到达塘栖，我就上岸去吃酒了。塘栖是一个镇，其特色是家家门前建着凉棚，不怕天雨。有一句话，叫做‘塘栖镇上落雨，淋勿着’。‘淋’与‘轮’发音相似，所以凡事轮不着，就说‘塘栖镇上落雨’……坐船逢雨天，在别处是不快的，在塘栖却别有趣味。因为岸上淋勿着，绝不妨碍你上岸。况且有一种诗趣，使你想起古人的佳句……古人赞美江南，不是信口乱道，却是亲身体会才说出来的。江南佳丽地，塘栖水乡是代表之一。”
      将近百年后，我所看到的塘栖，虽说没有昔日“石桥三十六爿半、弄堂七十二条半”的盛况，但古风尚在；尤其是京杭运河全线惟一一座七孔石拱桥广济桥的北侧，长街沿水比肩而开，屋檐彼此勾连，还能印证丰子恺转引的那句老话：“塘栖镇上落雨，淋勿着”；而镇上商铺，“汇昌”、“鼎昌”、“翁长春”、“广泰丰”，百年老号频频可见，依然笑脸迎客。
      北宋之前，塘栖只是一个小小的渔村；光绪《唐栖志》：“迨元以后，河开矣，桥筑矣，市聚矣”；到了明代弘治年间，已然是江南重镇，杭州的水上门户。

      拱宸桥，塘栖。之后是嘉兴，湖州，宜兴，无锡，苏州……
      春雨、鱼虾、船桨、腐泥。一路上，我嗅到了越来越浓烈，水乡所特有的腥气。我相信，这应该便是江南最纯正的气息。但很快我也发现，自己陷入了一座河道如蛛网般凌乱、满眼都是“渚、浦、浔、渡、塘、埠、埭、堰”，地名不是带水便是带土的迷宫，导向明确的运河，成了我走出迷宫的惟一线团。而在行走过程中，运河给我带来的感慨也越来越深，我已经毫不怀疑，如同它对塘栖脱胎换骨般的点化，江南文化性格的最终形成，这条人工开凿的河流，必然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事实上，它改变的不仅只是江南，甚至是一个古老国度的根本气运。
      坦白说，这一路上，我的思绪其实经常会突破自我限定，往往不自觉地将视角一直往北投射，直至投射到整条京杭大运河。
      天倾西北、地陷东南，百川自古东流；以蝼蚁般的人力，居然能妙手回天，如习武之人打通任督二脉，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五大水系串编成五支扇骨，在帝国最丰腴的胸腹之地，撑出一把锦绣折扇，面朝大海，四季花开。
      我不想过多重复唐宋以来，经济中心移向东南后，京杭运河对于每个建都于北方的王朝，不亚于生命线一般的意义；也不想站在塘栖的角度，过多感谢运河所带来的机遇与繁荣。
更多的时候，我为设计者选择杭州作为最南端的终点而赞叹不已。
      天才工程师的同时，他定然也是个第一流的艺术家：加上秀甲天下的杭州西湖做个玲珑剔透的扇坠，那柄运河撑起的东南折扇愈发神完气足；而假如掉转视线，把运河看作一副数千里的长卷，那么西湖又成了一枚画龙点睛的印章，有了它，整幅中国画卷布局才能圆满，笔墨才能灵动，气韵才能轩昂——
      可以想象，印章揿下的刹那，整个中国都会氤氲开来一股碧绿的清凉。
……
      各种思绪纷至沓来。面对如此伟大的人类奇迹，没有谁能够始终保持冷静。
      然而，这一切美好而热烈的想象戛然终止于江南运河最北端的一座城市。
      江苏镇江，始发于杭州的航船将在它的城北驶入长江。这标志着八百里江南运河走完了全程，同时，也意味着我已经来到了江南的边缘。
      如同河闸重重放下，在镇江，我胸中原本汹涌的激流也很快平复了下来。
      目送与长江十字交叉之后的运河蜿蜒北去，我探寻的重点，重新回到了江南。

      河过闸口人走渡头。
      镇江城西北的西津渡。江南最著名的古渡口，早在三国时期，便已是横渡长江最重要的船码头，从本质上改变了中华人口格局的“永嘉南渡”，起码半数以上的北方流民在这里登岸。
待渡亭下，屋舍栉比，车水马龙。
      一百五十年前，这里还是一片汪洋；如果加以定位，我漫不经心的脚印甚至有可能与当年那位击楫中流的祖逖重叠。
      对于一条蜿蜒数千公里的大河，人间的数百年不过只是浪头一卷。它任何一次轻微的转侧吞吐，在两岸居民眼中，便已是一轮真正意义上的沧海桑田：
     明清以来，由于江滩淤涨，长江河道逐渐北移，原本紧邻江水的西津渡如今距离长江南岸已有三百多米。
这样明显的变化更加令我感觉到江南的复杂性：数千年来，它的边界其实一直在不断摇摆伸缩，就像荷叶上的水珠一般捉摸不定。但与此同时，我也为之暗暗欣喜，因为我知道了，江南始终都在有力地呼吸。
      “骑驴上金山。”西津渡斜对面，便是著名的金山寺。金山原本是长江中的一座小岛，也是因为河岸北移，在道光年间联通了陆地。
      就是在这座原本屹立江心的古刹中，我见到了法海。
      作为开山之祖，金山寺关于法海的介绍，猛然令我心中由拱宸桥、塘栖一路积累起来，关于江南运河的温情顷刻间烟消云散。
      这尊面容严肃的石像提醒我，我所经过的八百里水路并不如眼见的那般祥和；秀丽的风光之下，实际上是一个古老而残酷的战场。
      交战的双方，便是帝国剑拔弩张的两个方位；它们的积怨之深，正如法海与白娘子，几千年来，明里暗里，争斗一刻不息。

      法海与白娘子的斗法，完全可以视为历史关于这场战争的民间隐喻。
      白娘子来自西湖，烟水迷茫的江南；而根据金山寺史料，法海禅师，即裴头陀，乃唐朝名相裴休之子，故乡在河南，正宗的中原：
      这一人一蛇，其实可以分别理解为两种性格悬殊的文化，或者说，代表着两个截然相反的方位。
      加入地域背景之后，一场原本单纯的私人恩怨便有了更深层次的意义；尤其是在镇江，这种意义更是被滚滚东流的长江无限放大。

      如果说塘栖是杭州的门户，那么，有“长江锁钥”之称的镇江，无疑便是整个江南、乃至东南的门户。
      镇江，自古就是南北政权交战的最前沿与必争之地，学者顾祖禹对此有过总结：“自孙吴以来，东南有事，必以京口为襟要；京口之防或疏，建业（南京）之危立至。”
      “京口”是镇江的古名。事实上，镇江是北宋之后才改的名，在此之前，除了“京口”与“润州”，使用最长久的名称其实应该是“丹徒”。而其得名的由来，可以远溯到秦朝。
      秦始皇三十七年，观天象者奏报，云今镇江一带有天子气；始皇即遣赭衣囚徒三千，前往该处劈山削岭，以断其龙脉，该地遂更名为丹徒。
      若将法海蛮横的出手视作一次针对以白娘子为象征的江南力量的镇压，那么，这股来自北方的防范与压制，至少已经存在了两千多年。

      白娘子永镇雷峰塔。
      尘埃落定，潮退寺出。那场山与水的终极较量，最终以一座从天而降的宝塔宣告了胜负。
      镇江金山寺，西湖雷峰塔——只是巧合吗，一条名为“江南”的河，首尾两端都被镇以来自北方的沉重法器？
关于白娘子的结局，江浙民间还有另一个版本。多年以后，或是小青练得一身武艺归来，或是白娘子与许仙的儿子长大成人；总之，在白娘子一方凌厉的复仇行动中，法海一败涂地，最终只能躲入螃蟹腹内苟延残喘。
雷峰塔轰然坍塌。腥风大作，江水深处，悄然卷起无数漩涡。
      “大江东去，群山西来。”与一般寺庙坐北朝南不同，金山寺山门向西迎着江水而开。狂涛嘶叫，梵唱低沉，  这针锋相对的一山一水至今还在日夜激战。
      伴随着一声声磨平了宫角的暮鼓晨钟。

      金山寺塔上，我遥望着长江对岸。当年，就在我所在的位置，梁红玉擂响战鼓，为夫君韩世忠助威，将气势汹汹的金兀朮赶回了北方。
      不过我也清楚，数千年南北抗衡史，南方的胜利其实只是凤毛麟角；百万雄师过大江，才是这块土地更主流的宿命。
      任何一次面对北方的失守都意味着一场浩劫。我不由得想起了南京。尽管运河并未流经，但这座城市完全可以视为江南的政治象征——起码在字面上，它有足够的资格与紫禁城的北京平起平坐。
      每次经过南京，我都会仔细寻找着这座城市的疤痕。谁都知道，这是一座以苦难闻名于世的古都，每个角落都封存着剧痛；我甚至想象，只要伏下身，把耳朵贴到地面，就能够听到来自地狱的惨叫。
      残碑、断壁、万人坑。见得多了，不免有些窒息，虽是阳光高照，却总觉得阴气袭袭。当我走在被夷为平地的明故宫时，终于又冒出了那个疑问：“金陵王气，莫非只是一个流传几千年的谎言？”

      楚威王灭越后，见卢龙山(今狮子山)一带，紫气直射北斗；威王大惊，认定此处必有王气，遂命人埋金以镇之，因此号为金陵。
      “钟山龙盘，石头虎踞，此帝王之宅。”（诸葛亮）
      “其地有高山，有深水，有平原。此三种天工钟毓一处，在世界之大都市诚难觅如此佳境也。”（孙中山）
历史的轨迹却与哲人的赞叹背道而驰。“凿山断垄以泄金陵王气。”早在秦始皇时代，这座城市便已同镇江一起遭受了一次野蛮的破坏。而所谓的六朝古都，也几乎都以废墟落幕。从东吴的“一片降幡出石头”，到梁武帝饿死台城，到陈后主搂着一双宠妃躲入井中——或者还应该加上洪秀全在围城中绝望而卒，除了朱元璋以此为根基开国（短短几十年后，他的儿子便将国都迁到了北京），南京，似乎永远摆脱不了被征服的宿命，就像一条屡败屡战，始终无法蜕变成龙的老蛇。
      它的每次功败垂成都要付出沉重代价：公元589年，隋军攻入建康，隋文帝杨坚随即下令，荡平城墙拆毁宫殿，将这座人口超过百万、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都市犁为耕田。数百年的苦修，一夜之间便被打回了原形。
一次次重建，一次次推平。这条蟒蛇已被严密监视，任何形式的崛起都将受到严厉惩罚。几乎每个大一统的朝代，北方朝廷都会对南京刻意打压、拆分，甚至一度贬主为婢，降级为镇江的属县。而对其称谓，也尽量平淡化、普通化，如蒋州、归化、升州、江宁，以断绝它与传说中王气的联系。
       对南京的众多命名中，侮辱得最严重的，仍旧是秦始皇。他将金陵改成秣陵：“秣”者，草料也，一字之易，将一座帝王都贬做了养牛牧马的牲畜圈。
      始皇帝的暴戾众所周知。但史籍的大量记载也证明了，数千年来，对于以南京领衔的这方水土，统治者的戒备心理实际上并没有本质的改变。
      东晋一朝，宰辅102人，江东士人仅占12席。
     《南史》诸列传，重要官员凡七百二十八人，其中北人占五百零六人，南方土著仅二百二十人；仆射以上高职，非北人绝不授与。
      梁武帝时撰《氏族谱》，江南诸族一概不入百家之列。
      宋太祖赵匡胤于政事堂立碑，亲书“南人不得坐吾此堂。”
      ……

      行走于江南，我能够反复感受到这块土地所承受的屈辱和痛苦。
      “越之水，重浊而洎，故其民愚疾而垢”。（《管子》）最初的歧视情有可原：因为僻处东南，这块泥泞而湿热的土地长期被以正统自居的北方朝廷目为蛮荒，生长其间的吴越先民更是被视作茹毛饮血、生吃鱼蟹的蛮族。
      不过，随着东南的开化，尤其是五胡乱华晋室渡江之后，南中国得到了深度开发；与此同时，从关陇开始，延及中原，由于持续战乱与资源耗竭，中国的北方却日益枯槁。事实上，从唐中叶开始，南方的经济与文化都已经后来居上，整个帝国的温饱，越来越依赖于江南的稻米与丝棉——
      遗憾的是，一方面，北方朝廷源源不断地通过运河汲取南方的丰厚滋养，另一方面，它依然沿袭着世代传承的高傲，依然鄙夷着、排斥着运河的另外一端。
      我曾经无数次地思索北方统治者的这种矛盾心理。固然，无论帝王气脉，还是孔孟圣道，华夏文明正宗都在大江之北，如此一种顽固的自信已经积累了强大的惯性，轻易难以扭转；但我也意识到，除此之外，对于江南，北方或许从一开始便埋下了某种难以言说的忌惮。
      是太湖边上的一座小山，让我有了这种猜想。
      无锡梅村鸿山。我将这座并不起眼的低矮小山视为整个江南的根：
      因为山脚有一座三千多年的古墓，埋葬着被司马迁列为天下第一世家、吴国的开创者泰伯——无论江南的边缘再怎么伸缩变化，它的原始轮廓也不外乎春秋时的吴、楚、越三国，而其中吴建国最早。
      泰伯就是后来周文王的伯父，本该是周部族的首领继承人，却千里迢迢从陕西岐山一路南下，将位置让了出来。最终，泰伯在今天无锡一带建立了吴国。
      历代史官都将太伯让位演绎成高尚的义举，但我却始终觉得太伯与岐山的周族本部双方，在默契地合力掩饰着什么。起码，无论是逃避追杀，还是被远远流放，都比辞让更容易解释那段长达数千公里的艰苦跋涉。不过，这不是重点。关键在于，随着太伯的定居，江南也同样拥有了所谓的正统。
      但泰伯陵并不是鸿山唯一的古墓。山腰一块窄仄的土坡上，相伴长眠着两位历史上最著名的刺客：专诸和要离。他们都是纯粹的江南土著。
      出手便是霸主。夫差与句践在历史舞台上的凌厉亮相之后，吴越族人如毒蛇般的血勇与坚忍，给中原诸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直到东汉时的班固，还对此感慨不已：“吴越之君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剑，轻死易发。”
当蛰伏的正统，佐以专诸要离这样的勇士，对于任何一个王朝都能形成致命的威胁——自从缔造的那天起，江南就被提醒蕴藏有极其危险的能量，故而每次“天子气”、“王气”的可疑奏报都能令整个帝国如临大敌。
      江南民智的迅速崛起，更显示出这种防范意识之于北方的必要性。至晚在北宋后期，南方籍的进士数量便超过了北方，其中又以江南为最，进入《宋史》的人物，两浙列为第一；入明之后，更是占尽上风，以至于朱元璋不得不搞出一个“南北榜”，南北分别按比例取士，以限制南方锋芒，对北方学子进行地域保护。
      朱元璋是安徽凤阳人，老家离江南并不远，但他毫不掩饰自己对江南的极端厌恶，更以苛税重赋对江南加以严厉制裁：“三吴赋税之重，甲于天下，一县可敌江北一大郡”；苏、松、常、嘉、湖五府税粮，竟占了全国总额的五分之一。
      “天子气”、“王气”。难道这份过于充沛的元气，便是数千年来，江南始终无法卸下的原罪，故而必须被严厉地禁锢吗？
      从镇江开始，我的江南之行，脚步越来越沉重，甚至有种彷徨于放逐之地的凄凉。而行走过程中，某种原本与此行目的并无关系的遗迹，也越来越频繁地进入了我的视线，最终竟然发觉，这或许才是解读江南最重要的物象。

     御码头。

      杭州，苏州，镇江，扬州。在江南的诸多古城，我都会在运河边遭遇同一个名号的景点；讲究的建一座小亭，图省事的就在岸边竖一块露天石碑，以此来铭记某次朝廷龙舟的驻跸。
      秦始皇与隋炀帝的时代太过久远，这几段航道之所以被涂抹成明黄色，主要还是因为康熙与乾隆。清帝的江南情结世人皆知，康熙与乾隆，祖孙先后共计十二次的南巡，更是为举国百姓所津津乐道。而无论是朝廷的记录还是民间的野史，所有的南巡都被记叙得温情脉脉，甚至风流款款。至少，每次伴随着喜庆的锣鼓，在御码头石阶上一级一级浮起的，都会是一张慈祥的笑脸。
      满清崛起于关外，在其看来，中原齐鲁，抑或关陇江南，一例俱是彀中猎物，并无太多厚此薄彼的必要——历经劫波，相逢一笑，压制江南数千年的魔咒，难道终于就此霍然解开了吗？
      当一再出现的御码头终于引起我的注意，并细细品读了其中的一座后，我却只能抚碑再叹一声：哀哉，江南。

      塘栖也有御码头。
      更确切说，是御碑码头。当年乾隆不仅在此上过岸，还留下了一块据说是目前国内已发现的最大御碑。
这块通高达5.4米的巨碑，保存并不太好，字迹已经相当模糊，可还是能看出不少如“严查必罚”之类的斥责文字。不过，后来找到拓本资料对照后，我才知道这是一个误会：原来乾隆在巡幸中发现，江苏官员疲玩成习、征缴不力，欠下大笔税赋，浙江却做得很好，没有任何积欠，故而予以表彰。
      但同时我还发现，此碑的题款是乾隆十六年正月初二，那年乾隆皇帝想来是在塘栖过的年。碑文内容如若加以这样的时间背景，那么就显得相当意味深长了。
      大年大节，即便是一般人家，也会将账簿暂且合起，容欠户过个安稳年，绝不会逼人太甚。堂堂一国之君，却在大年初二严厉审查整个江南的完税情况。
      江南的重赋并没有随着朱明王朝的覆灭而取消，爱新觉罗氏的罗网越收越紧。康熙元年，甚至因士绅拖欠钱粮，奏销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四府进士举人监贡生员一万三千多人，断送了无数士子前途，江南为之衣冠扫地。
      ——朱元璋的“南北榜”同样被清王朝继承，成为定制沿用，直至科举取消。
      无论诗文中将江南夸得多少花团锦簇，最隐秘的心机其实已被一块冰冷的石碑暴露。纵使只以塘栖为例，乾隆赏赐的奖励，也远不及他所带来的灾难。
      建镇以来，塘栖共经历过三次大劫。除了倭寇与长毛，便是乾隆四十六年的卓氏之祸。卓氏乃塘栖大族，亦是东南文坛世家，不幸因族人卓长龄一部《忆鸣诗集》罹陷文网，被指为忆念明朝，乾隆亲令开棺戮尸，三个孙子全部斩首。经此一狱，塘栖文人皆焚书弃稿，不敢作诗。
      相比前朝，对于江南，康乾甚至更多了一重文字上的警惕。
      回忆起塘栖广济桥北侧，那一大片屋檐彼此勾连的房舍，莫名想到，这样独特的江南景色当初落在康乾眼中，产生过什么样的联想。
      是丰子恺反复赞叹的“塘栖镇上落雨，淋勿着”；还是一种视线被严密遮挡的恼怒：如此处心积虑隔绝天日，将自身掩藏于阴暗处，究竟意欲何为？
      忽又记起，当初建国，由山海关挥师南下，各地汉人无不闻风俯首，可区区江南，却抗拒最烈；随后的薙发令，牢骚最多犟得最久的亦是江南。
       “扬州十日”、“江阴八十一日”、“嘉定三屠”……流了这么多的血，怎么还是洗不出一个规规矩矩的江南？
那张保养得极好的脸上，隐隐现出了长白山的冰雪之色。

      关于频繁的南巡，时人便有不少劳民伤财的质疑。对此，康熙，尤其是乾隆，一再拍着胸脯标榜，他们反复下江南绝不是为了游山玩水，而是有要紧的正事。
      相当程度上，他们并没有说谎。
      康熙即位之初，便将“三藩、河务、漕运”三事“书而悬之宫中柱上”。
      乾隆则在暮年如此总结自己的一生：“予临御五十余年，凡举二大事，一曰西征，二曰南巡。”
      康乾首下江南的时间点，也能从另一方面揭示南巡的性质。
      公元1684年九月，31岁的康熙首下江南。就在上一年八月，清水师攻克台湾，明延平郡王郑克塽出降，台湾遂入中国版图；而割据多年的三藩，也已经在三年前被一举平定。
      此次南巡，康熙特意绕道南京，并在江宁校场举行了大规模的演武阅兵。他还亲自出马，左右开弓；右发五矢五中，左发五矢四中。

      那十支箭瞄准的，不是校场的靶的，而是江南的心脏。
      龙舟的摇晃一定会令康熙联想起马背的颠簸，这其实是一次将马换成船的远征。作为平定三藩、收服台湾之后的首个巡视地，清廷对于江南的猜忌可想而知。
      千古不易帝王心。关于康乾巡游，相比影视剧极力渲染的风流与温情，我更愿意把他们的莅临理解为一次次不远万里的亲自镇压。
      与秦始皇直接而粗暴的破坏正好相反，江南几乎所有的名胜都在最显眼处篆刻着这对祖孙夸赞山水的品题。但在某种意义上，就像雷峰塔内的诸佛菩萨，这些指点江山的大字完全可以视作某种以皇权书写的咒语——通过星罗棋布的御碑亭，满天飘洒的明黄色符箓，渐渐织成了一张足以笼罩整个江南的大网。
      一座御碑亭就是一座雷峰塔。御码头源源不断输送着法海，龙舟的每一次南渡，其实都是一轮居高临下的精神征服与奴性灌输。
      当龙舟成为主角，整条运河便沦落成为了闪着寒光的锁链；而沿途的无数桥梁，也变形为大大小小的锁扣，随着龙舟一路南下，一路囚禁。
      来自北方的重压代代叠加。在镇江西津渡（这个渡口同样也有一个御码头），我见到了一截经过考古发掘的古道剖面，由最底下的三国六朝，到唐，到宋元明，到清，不同颜色质地的路基层层累积。
       “一眼看千年。”就在那一瞥之间，我分明看到了江南伤痕累累的年轮。

      我好像理解了苏南一带对甜食的特别嗜好。
      也理解了江浙缘何频出史学大家，甚至不惜冒着朝廷的严禁，也要犯险撰述。
      还想通了中国最著名的明清小说，为何绝大部分出自江南。
      我甚至隐约体会到了江南园林的真谛。
      还有昆曲、书画、刺绣、焚香、品茗……
      在江南最大的湖泊太湖边上，一部托名为范蠡的《养鱼经》令我大彻大悟：
      “以六亩地为池，池中有九洲……（鱼）在池中周绕九洲无穷，自谓江湖也。”
      现实的江湖太过险恶，那就自己动手，数亩地、半方塘、一抷土，几堆石，再植些花木，在围墙内为自己营造一个挡风遮雨的江湖。从此委屈的心灵有了寄放之所，悲愤得以浓缩，苦难得以敛藏，留给外人的，只是一抹淡笑。
      人生已然太苦，那么为何不多加一勺糖？起码可以暂时欺骗一下味蕾。
      但毕竟是夫差句践专诸要离的后人，酒醒夜阑，想起前世今生，难免血气上涌胸口发闷。那就飞花摘叶以笔为刀：性格严谨的，学孔夫子著春秋，将满腔愤懑倾泄笔端，将这一场冤屈细细封存，留待后人洗刷；思绪洒脱的，皮里阳秋指桑骂槐，或是上梁山，或是鉴风月，或是闹天宫——
      总之眼看你起高楼，眼看你宴宾客，相信也会有一天，眼看你楼塌了。
      北向深深作一个揖，脸上还是一抹淡笑。
      我的眼前又出现了那桥拱如抱拳，高陡而清瘦的拱宸桥。
     ——我们真能读懂一座桥的表情吗？
     可能偏颇，可能牵强，更可能谬误。但这就是我最终理解的江南。

      拱宸桥西侧南行不远，一处静谧而开阔的水湾便是杭州的御码头。据说康乾十二次南巡，十一次都是在此登的岸。
      西湖的景色令这对祖孙流连忘返。如今流传的西湖十景，全部经过康熙的最后审定，并御笔亲书。
其中就有著名的“雷峰夕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