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残梦

　　在开封城里，我常常有种不真实的感觉，好像一步步走来，不是跨过某处高挑的飞檐，就是踩在某根尖耸的桅杆上；于是，不由自主的，每次落脚都似乎带了些小心翼翼。
　　因为我知道，就在我的脚底，至少重重叠叠摞着六座城市，那都是开封一层层蜕下的骸骨。垂直向下，从距离我鞋底三米处开始，每隔两三米就是一个朝代的故城，清、明、金、宋、唐，一朝压着一朝，直到最底下的、十四米黄土深处的战国魏都，大梁城。
　　如果说这十四米，就是开封两千多年来从前世走到今生的距离，那么属于宋的那一段无疑是其中最辉煌的。当我随着拥挤的人群徜徉在开封烟熏火燎的小吃街上，从一面面写有“大宋美食”、“汴梁名吃”的杏黄旗下穿过时，竟觉得自己恍恍惚惚地走入了一个泛黄的梦幻中，就像八百多年前，曾经在这里生活了二十多年的孟元老那样。
　　“暗想当年，节物风流人情和美……古人有梦游华胥之国，其乐无涯者。”
　　这段文字来自于他所著的《东京梦华录》。《东京梦华录》是一本追述开封做为北宋都城东京时城市风貌的书，但写那本书时，他已经流落到了临安，而开封，也早就被划入了金国腥膻的版图。
　　无可奈何春去也。江南潮湿缠绵的梅雨季节，白发苍苍的孟元老强忍着关节酸痛，伏在书桌前，努力回忆着从前花团锦簇般的点点滴滴，嘴角不时露出浅笑，然而不知不觉间，两行浊泪却沿着眼角的沟壑慢慢滑下。
　　我猜测，他的案头，定然摊着一卷出自同时代画家张择端之手的《清明上河图》摹本。他们可以说是同志，因为在这幅画里，张择端也倾注全力精细绘录了鼎盛时期的锦绣京城。南渡之后，临安市上有人专门临摹此画出售，每卷索银一两，生意甚是兴隆。
　　“仆今追念，回首怅然，岂非华胥之梦觉哉！”
　　放下笔，孟元老缓缓地卷起了画轴，两手有些微微哆嗦。
　　
　　站在红绿灯急促闪烁的街头，我恍若隔世。
　　偌大的开封城，从前孟元老与张择端眼中见过的，只剩下了一座孤零零的铁塔，带着斑驳的锈色不动声色地矗立在东北角的老城墙边上，遥遥离着市中心。
　　铁塔因其遍覆褐色琉璃砖，浑如铁铸而得名，但正式名称是开宝寺塔。开宝寺在北宋时名头很大，朝廷曾专门拨款对其进行大规模修缮；不过在当时士庶心目中它并不能算是东京第一刹，排在它前面的，起码还有一座。
　　大相国寺。
　　《东京梦华录》所有条目中，涉及寺庙名称的只有一条：“相国寺内万姓交易”，可见该寺的重要。应该说，相国寺是北宋最具皇家色彩的寺院，祈祷行香、祝贺帝后诞节、宴请大臣，诸如此类仪式典礼，它始终是首选的场所。有学者算过，有宋一朝，从太祖到哲宗，皇帝巡幸相国寺最少有38次。
　　正如天安门对于北京，某种程度上说，大相国寺已经成了大宋东京的一个重要标志——或许是为了追寻曾经的记忆，或许是为了标榜王朝的延续，宋室在临安也重新造过一座相国寺。每个出使北方的南宋使节，只要经过开封，都会向人打听相国寺的现状，如有可能，还要前去凭吊一番。后世的小说评话，提到开封时，也大多会加入一些相国寺的情节，比如《水浒》中鲁智深倒拔垂杨柳，就是在相国寺的菜园；《金瓶梅》中西门庆上京城，住的也是相国寺。
　　就像是一个幻影吧，今天的开封仍旧还有一座大相国寺。尽管是清代翻建，解放后整修的，规模也小了很多，毕竟还是座落在原址之上。
　　前往相国寺的途中，我突然记起了仿照《梦华录》体裁写过《武林旧事》的周密，提及相国寺时所发的一段感慨：“山河大地，凡为城邑、宫阙、楼观、塔院，亦是缘业深重所致。”
　　相国寺与开封的缘业，也许是永远纠缠不清了。
　　
　　相国寺位于全市最喧闹的所在，与一个很大的小商品市场只有一墙之隔，红男绿女人声鼎沸。作为清修的场所，这样的位置好像不太适合，但这符合历史记录。北宋时的东京，有三大商贸中心，居中的便是相国寺街；与相国寺毗邻的，甚至还有一个红灯区：“寺南即录事巷（《东京梦华录》）”——录事，在唐宋一般用来指称妓女。
　　不外是天王殿、大雄宝殿、罗汉殿、藏经楼，虽然罗汉殿八角回廊匠心独具，其中用整柱白果树雕成、6.6米高的千手千眼四面观音像法相庄严，但与其他寺庙却也没有很大区别。不过细游之下，还是能发现一些微妙之处。如厢房悬挂的“武僧团招生办公室”匾，走廊挂着的十几只鸟笼，还有法物流通处过于殷勤的柜台和尚，这些都不时让我的思绪远远游离佛寺的肃穆。
　　当我看到斋房外“客至莫嫌茶味淡，僧家不比世情浓”的门联时，忍不住微笑了。看来当代的相国寺僧人没能继承前辈的厨艺和豁达——东京相国寺中有个“烧朱院”，院名由来竟是因为有位僧人做得一手好菜，炙猪头肉尤其远近闻名，久而久之连斋房也被戏称为“烧猪院”，后来有文人嫌“猪”字不雅，替它改成了“朱”。
　　相国寺替人烧猪肉是要收费的，而且不便宜，“一顿五斛”，只是不知道收的是米还是面。更多时候，寺中收的是钱。它除了承办荤素不拘的斋筵（据孟元老记载，寺中的饮食业规模很大，“虽三五百分，莫不咄嗟而办”），还出租店面和高低各档客房，甚至开有当铺。
　　在时人眼中，相国寺绝不仅仅是一座禅宗寺院，或是皇室道场那么单纯。宋人笔记上说，东京人给相国寺起过一个诨名，叫“破赃所”，类似于“销金窟”，意思是极其破费钱财的地方。
　　提起相国寺，东京人第一反应便是个天下第一红火，人头攒动摩肩接踵，集买卖、游冶、娱乐为一体的花花世界。
　　“相国寺每月五次开放，万姓交易。大三门上皆是飞禽猫犬之类，珍禽奇兽无所不有；第二、三门皆动用什物……殿后资圣门前，皆书籍、玩好、图画，及诸路散任官员土物、香药之类……”（《东京梦华录》）
　　“（相国寺）每日有说书、算卦、相面，百艺逞能，亦有卖吃食等项。僧舍专下过往官员，及大商、茶店、清客等众往还，摆酒接妓歌舞追欢。”（《如梦录》）
　　“东京相国寺，乃瓦市（大型综合市场）也。僧房散处，而中庭两庑可容万人。凡商旅交易，皆萃其中。四方趋京师以货物求售、转售他物者，必由于此。”（《燕翼诒谋录》）
　　我来相国寺时，正值午饭时间，寺内游客寥寥。听着墙外此起彼伏的汽车喇叭和流行音乐，我慢慢搜罗着自己有关这座寺庙的阅读，很快，一件件曾经在此处发生的轶闻趣事带着泥土的腥味从地底慢慢浮起。
　　绍圣年间，一个道人在此叫卖“赌钱不输方”，要价千金；有人咬牙买下，打开纸条只有四个字：“但止乞头”——只抽头不下注，天下无敌！
　　这个笑话出自苏轼的《东坡志林》。其实他本人也在这里留下了不少故事。比如有次国忌设斋寺中，程颐遵守礼制，不喝酒不吃荤，埋头啃青菜萝卜，他偏偏坐在对面大碗酒大块肉，吃了个不亦乐乎，存心现现程夫子的迂腐。
　　但即便是古板如二程，提及相国寺也神采飞扬。他们曾在此“讲论终日”，相信自己此举能大大提升这个浮嚣之地的文化品位，因此傲然道：“不知旧日曾有甚人于此处讲此事？”
　　也有人想起相国寺便懊恼。有个文官某日酒后兴起，给人在裙带上题了首暧昧的艳词，不久此裙带流到相国寺市场，居然被内侍买入大内，系在嫔妃身上；皇帝看了大为光火，说这等无行文人岂能不修理——没几天，那倒霉蛋便被寻个罪过削籍为民了。
　　更晦气的是一个在寺门口卖卦的，有天连接做了四个书生的生意，掐指算来竟然都要做到宰相，连他自己都晕了，说怎么会一天之内来四个宰相，围观的人更是哄堂大笑，从此再没人信他的卦术，落了个穷饿而死——那四人为张士逊、寇准、张齐贤、王随，后来皆为一时名相。
　　政和二年，有个京官拍皇帝马屁，进了个瑞物，一只长着灵芝的蟾蜍，徽宗一见便道这是假货，说类似的玩意相国寺里多的是；随即命人取水浸泡，果然断成两节，连插接的竹钉都露了出来。
　　当然，如果有眼力，相国寺还是有很多好东西的。像黄庭坚就淘到一本稀少的《唐史稿》，熟读之后“文章日进”，一生受益。事实上，相国寺对文人的诱惑尤为强大，就像北京的琉璃厂，常有宝贝在此悄然现身。米芾曾购得王维的真迹；苏轼海南放还时，欠人酒钱写诗抵帐，不久，这幅字就出现在了相国寺里。
　　很多年后，李清照为丈夫赵明诚的《金石录》作序，回首往事时，首先想到的也是相国寺。
　　“那时我与明诚刚结合，他才二十一岁，在太学作学生。我们两家都是寒族，家境素来贫俭。每当休假，他总是把衣服典当了，换五百钱去相国寺，买些碑文，还有水果。回到家中，夫妻俩相对，一边吃果子，一边展玩碑文……”
　　即将进入知天命之年的李清照两颊慢慢泛起了红晕。或许那一刻，她耳边还响起了一阵悠扬的钟声。
　　“相国霜钟”历来就是“汴京八景”之一。每日清晨，伴着冉冉升起的红日，相国寺的铜钟铿然撞响，雄浑而柔和的钟声如一匹巨大的丝绸，一浪接一浪地在霜风中拂过整个古城的上空。
　　可惜，我在寺内看到的那口钟，虽然重达五吨，却是铸于乾隆年间。
　　
　　钟声一般是祈福和安宁的，但有人却从中听出了某种不祥的征兆。
　　他便是宋太祖赵匡胤。
　　登基后，赵匡胤多次前来相国寺进香，不过他的信仰似乎并不那么虔诚。第一次来到佛前，他便问人自己该不该俯身下拜。有位高僧奏曰不必；问其原因，说：“现在佛不拜过去佛。”赵匡胤会心一笑，点点头，站着将三炷香插入了炉中。
　　在我理解，与其说赵匡胤前来礼佛，不如说是来显示一种正统，因此他不会甘心弯下膝盖。另外，来相国寺他还有一个另外的原因，那就是享受两个字。
　　太平。
　　相国寺有着“太平”所必备的一切。欢笑、戏谑、鼓乐、清歌，甚至商贩的争吵、孩童的哭闹、老人的咳嗽，这就是太平的声音；酒香、肉香、脂粉香，汗臭、脚臭、牲口臭，这就是太平的味道；脸的红润、树的青翠、瓦的金黄、炊烟的灰黑，这就是太平的颜色——
　　庭院里被千万双大大小小的脚踩得明显下陷的青砖，无疑就是太平的份量！
　　但是，随着清冽的钟声响起，高阶上的赵匡胤好像突然想到了什么，微笑渐渐开始凝固。
　　现在，他的心中已经换上了另外两个字：
　　迁都。
　　就在刚才，当他的视线越过雀跃的子民头顶，越过树梢，越过高墙，落在远处那莽莽苍苍的平野上时，赵匡胤又感到了那种强烈的恐惧。一刹那间，所有的声音戛然而止，他觉得头晕目眩，那阵带着血腥气的马蹄声又暴雷般地从天而降，向头顶倾泄而来。
　　他呆呆地看着臣僚们踌躇满志地张阖着嘴，心里却在暗暗演算那个重复了无数遍的问题：一队骑兵从寒冷的北国驰骋而下，冲到朕的东京城门外，到底需要两天还是三天呢？
　　也许是在寺院的缘故，赵匡胤记起了一个佛典；沙上建塔。燕云十六州失去后，北方藩篱尽撤，再没有雄关守护，更没有恶山屏障，开封一带，只是一派空空荡荡、无防可设的平原；京师如此根基不固，依附其上的所谓太平，岂不正如垒在沙地的塔，纵然满缀七宝琉璃，却是连一个小小的浪头都经受不起！
　　边上倒便是黄河——想到这条高高悬在头顶的大河，赵匡胤打了个寒颤。多年征战，他很清楚这条混浊的水流究竟蕴藏着多么可怕的力量，而召唤这种力量，只需要扒开一个小小的口子，就像五代时许多枭雄干过的那样——当年秦始皇一统天下，对付魏国不也用了这个手段吗？就是那回，开封城遭到了第一次彻底的毁灭，从一代国都沦为一个荒凉的小县，足足萧条了七八百年。
　　赵匡胤的面色越来越难看，握着水晶柱斧的指节也渐渐开始发白。终于，他猛地一挥柱斧，像是对自己，又像是对臣僚，沉声一字字说道：
　　“朕要迁都。”
　　首先迁到洛阳，时机成熟了，再迁入长安。
　　洛阳、长安有的是能抵百万雄兵的山川之险，历代都是帝王所居，作为都城，比这袒胸露腹、四战之地的开封城何止安全百倍！
　　西迁之后，你等与朕一道，齐心协力，在这衰败多年的中华大地上，好好打造出一个比肩汉唐的大宋盛世！
　　
　　也许是意料中，也许是没想到，对迁都的提议，朝廷上下几乎异口同声地反对。而领头的，竟然是自己的亲弟弟，晋王赵光义。
　　那日兄弟二人在宫中闲聊，赵光义又提起迁都不妥，末了还声泪俱下地叩头劝谏。赵匡胤向他解释自己这是为了据山河之胜，遵循周汉故事，以真正安顿天下。赵光义却回答守天下只在于道德，而不在于地势险要与否。匡胤闻言再不说话，光义无趣，只得退了出去。
　　看着弟弟的背影，赵匡胤脸上隐然有一道怒气。他对光义的真正动机了如指掌。什么在德不在险，只不过是怕离开经营多年的老巢，失去继承帝位的机会罢了。他知道光义这些年来一直在开封暗中扶植自己的势力。所以对于光义的反对，他并太不放在心上，但另外一些人的劝阻，却使他头疼欲裂，片刻不得释怀。
　　每回到相国寺，赵匡胤都会在寺门前停留许久。他的目光长时间地凝视着正对寺门的一座石桥。石桥并不高大，稍大的船只甚至无法通过桥洞，但它确凿是全东京最繁忙的一座桥。
　　相国寺桥跨在汴河之上。汴河为人工所开，属于大运河水系，是东南漕粮进京的必经之路，岁漕江淮湖浙等路粮食数百万石。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主体就是汴河两岸的风俗建筑。画卷上那些从虹桥下穿过的漕运船只，最后全部都要驶到相国寺桥前停泊卸货。
　　东京城内，可通漕运的水道共有四条。水路纵横交错，“漕引江湖，利尽南海”，是当时全中国的水陆中心，交通无比优越。
　　但在赵匡胤眼中，这些在阳光下闪着粼光的河流，有时却像一条条锃亮的锁链，把自己，把京城，把整个大宋，牢牢地锁在了开封。
　　连那座低平的相国寺桥，都像一座巍峨的高山，冷冰冰地堵在迁都的路上。
　　“东京有漕运之便，每年可以从南方运来大量粮食，京城的部队能凭此供给——陛下如果迁到洛阳，怎么解决粮食问题呢？”
　　大臣李怀忠满脸的凝重。
　　赵匡胤双眉紧锁，李怀忠又无情地逼他面对了那个令人沮丧的难题。问题在坐上龙床的第一天起就摆在了面前，他必须做出一个艰难的选择：帝国的军事力量到底该如何部署，京师与边防，哪里才是守卫的重点？
　　即位的第二年，赵匡胤与宰相赵普之间有过一次对话。
　　“天下至唐末以来，帝王换了十姓，兵戈不息，苍生涂炭，其故何在？我欲息天下之兵，为国家建长治久安之策，其道如何？”
　　“症结只在于方镇太重，君弱臣强而已。若要根治，倒也简单，只要削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社稷自然安定。”
　　“不必再说，我明白了。”赵匡胤一点就透。他毕竟是从那个凭拳头大小排座次的乱世过来的，太清楚武力失控的严重后果，第一防备的就是耀眼的黄袍从此不再披到别人身上去。
　　痛定思痛，“守内虚外”成了赵宋最根本的国策，收归军权，聚全国精兵于国都，由天子亲自镇压。
　　因此，相比汉唐之君，赵匡胤的肩头格外沉重。除了正常的官员百姓，他还得在京畿供养几十万名军人，而这样巨大的给养是中原无力提供的，必须依靠南方。但多年战乱，运河汴渠已坏，粮运只能通到开封，实在无力运到洛阳，遑论长安！
　　更糟糕的是，如果迁不得都，反过来势必只能增加重兵来拱卫无险可守的京师，如此则愈发依赖运河，愈发动弹不得。“今日之势，国依兵而立，兵以食为命，食以漕为本（张方平《论京师军储事》）”，正应了一句老话：口燥喝盐水，赵匡胤感觉自己被套上了一个尴尬的怪圈，越挣越紧不可自拔。
　　“晋王之言固善，今姑从之——”
　　下达了再一次加厚京城城墙的诏书后，赵匡胤长长叹了口气，颓然倚在椅背上。他觉得自己有种前所未有的虚弱。
　　“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殚矣！”
　　几个月后，赵匡胤带着“烛影斧声”的疑团溘然长逝。
　　
　　历代有人对赵匡胤没能坚持迁都而痛心疾首，认为这就是北宋一朝积贫积弱的根源。以开封为都，起手就是抱头挨打的输局，安能不一败涂地！
　　但扼腕归扼腕，他们也都清醒地看到，即使不考虑养兵的因素，定都中原，实际上是历史留给赵匡胤的唯一选择。
　　用史家赵翼的话说，关中早在中唐就走起了下坡路，到了赵匡胤的时代，西北“地气”更是大势已去，日暮西山奄奄一息，根本无力承载一个庞大的王朝。
　　“秦中自古为帝王州……盛极必衰，理固然也。是时，地气将自西趋东北，故突出安史以兆其端（《二十二史札记》）。”
　　看似神秘的“气运”背后，是一个残酷的现实：千百年来曾经“沃野千里”，号称“陆海”、“九州膏腴”的关中大地，就像一个年迈的母亲，在漫长的哺育中竭尽了精髓，一日日走向枯萎，再也无力为子女提供赖以生存的乳汁了。
　　人类在这个地球上每前进一步，都要消耗大量的资源。春秋之前，关中及黄河流域，覆盖着茂密的森林，直至战国仍“山林川谷美，天材之利多”，而到了唐时，这一带已无像样的林木，唐敬宗想造二十只渡船，都得远从淮南采伐木料。
　　生态的损害必然影响气候。曾几何时，郁郁葱葱的高原愈来愈寒冷，雨水愈来愈稀少，河流愈来愈暴戾。水源枯竭、水土流失的直接后果就是农田的退化。据《通典》统计，秦汉时关辅郑、白两渠溉田共有四万四千五百余顷，到了唐大历年间，只剩下了六千二百余顷，地利损耗，从中可见。有时年景凶恶，连皇帝都得逃荒——不是没有先例，连隋文帝、唐高宗都有过出关“逐粮”之举。
　　唐末的连年战乱更是加剧了恶化的速度，特别是黄河水利的失修（战争中还常常遭到人为故意破坏），造成的严重后果简直是不可逆转的。在水与火的双重蹂躏下，函谷关很快失守，继长安之后，洛阳也随之残破了。
　　总之，进入十世纪后，关洛一带，很多地方都已是“壤地瘠薄”、“土旷人稀”，只剩下了满目荒凉。
　　如果站在人与自然的角度看，赵匡胤的悲哀，其实也是全人类的悲哀。在他无奈地接受现实放弃迁都的那一刻，中国历史铿然翻过了厚厚的一页。伴随着呼啸的风沙，一条精疲力竭的苍老河流黯然退到了幕布后面；从此，历史的舞台缓缓地转向了东方，聚光灯下，另一条强壮的河流，正在摩拳擦掌，等待粉墨登场。
　　中国的历史，即将从苍茫的黄色一点点过渡到湿润的青色。以大运河为脉管，将新鲜养料源源不断输向北方的长江时代，已经在船工低沉的号子声中沿着汴河破浪而来。
　　开封，就是这两种色调交替之际的一个枢纽，既是长江时代的桥头堡，也是黄河时代的最后一个据点。
　　重新培养一个高原、一条河流的元气，不是几百年、几代人就可以完成的，没有谁能逆天而为。因此，迁都关洛，只能是宋室一个永远实现不了的梦想。
　　景德年间，宋真宗西巡洛阳，观其形胜十分向往，当地父老也劝他迁都于此，但踌躇多时，他还是只能怅惘离去。
　　
　　通过汴河，开封源源不断地吸纳着东南大地的养分。
　　“江南、淮南、两浙、荆湖路租籴，于真、扬、楚、泗州置仓受纳，分调舟船溯流入汴，以达京师……广南金银、香药、犀象、百货……川益诸州金帛及租、市之布……天禧末，水陆运上供金帛、缗钱二十三万一千余贯、两、端、匹，珠宝、香药二十七万五千余斤（《宋史·食货志》）。”
　　根据赵匡胤“制其钱谷”的家法，各地除了最必要的开支，所有财赋悉数解送京师，严禁占留。大宋王朝将全国之力倾注到开封一城，撑起了一个在当时地球上首屈一指的皇皇盛世。
　　位于漕船终点站边上的相国寺，便是这个盛世最华丽的窗口。
　　辽、西夏、高丽，还有后来的金，所有外国来的使节，都要被引到寺内行香。而趾高气扬的北使踏入相国寺之后，往往都会悄悄垂下昂起的头颅，有一种自惭形秽的失落。
　　宣和年间，刘逵出使高丽，在其皇家寺院中见到一些壁画十分眼熟，陪同人员告诉他，这都是当年使节奏请神宗皇帝，获准从大相国寺摹写而得的，如今在此世代供奉，使“国人得以瞻仰”。
　　当然，也有的使节看着看着，忽然轻吹一声口哨，嘴角露出讥讽的冷笑。
　　将盛世推到极致的是徽宗皇帝，他有一个“丰亨豫大”——比拟天堂般富足安乐的太平世界——的理想，甚至还平地垒起了一座重峦叠嶂的山峰，在其中点缀亭台楼阁，放养奇禽瑞兽，仙境一般，名曰“万岁山”。张择端工笔描绘的，就是“丰亨豫大”工程进行得如火如荼时的京城。
　　宋徽宗是张择端作品的第一个收藏者，“清明上河图”五个字就是他用闻名于世的瘦金体御笔亲题的。此画的名称含义至今尚未说清，有许多人认为“清明”并非指节气，而是赞颂“清明盛世”。
　　果真是“清明盛世”，连粗鲁的军汉都被熏陶上了一身儒雅之气。你看那几个士兵懒洋洋地坐在衙门口无所事事，岂不正是马放南山、天下太平的景象？
　　
　　赵匡胤的估计稍微有点偏差，在他逝世一百五十年后，那支尖厉嘶叫的鸣镝才射到开封城下。
　　几乎是一夜之间，开封从天堂坠入地狱。硝烟与乌云遮尽了所有的阳光，空中到处飞舞着斑斓的羽毛——万岁山上十余万只珍禽被懊恼的人们抛入了汴水。冒着炮石和流矢，妇孺老弱相互提携踉跄着拥入相国寺，希冀得到神佛的佑护。当时正值隆冬，数万流民挤在寺院的廊庑间啼饥号寒，惨不忍睹。
　　四十天后，金兵带着勒索到的巨额金银引兵撤围。东京各大街头都挂起了榜文，说如有在围城中失散家人的，可以到相国寺东西塔院认领。榜文墨水未干，相国寺内便聚集了好几万人，争相挤踏导致场面失控，官府不得不强行中止。
　　转眼又是冬天，风饕雪虐，被搜刮一空的市民饥寒交迫，哭声震天，朝廷只得在相国寺等处搭蓬赈灾，每人三升柴米，六十二文钱。
　　而此时，伤痕累累的东京城墙外，两路重新南下的金国军队已经会师，开始了新一轮大规模的攻城。这一回，他们不再只满足于金银了。
　　靖康二年四月初一，金军终于启程北归。俘虏中包括徽宗钦宗父子在内共有十余万人，连稍有姿色的妓女都不放过。皇室总共只逃脱了三人，除了那位日后的高宗赵构和一位不满周岁的小公主，最幸运的是哲宗的元祐皇后，因为被贬出宫住在相国寺后街，反因祸得福逃过了大难。
　　行前，金军把开封城郊的房屋也烧成了平地——城内早就形同废墟了。残存百姓饿死的，每天都有上万人，连一只老鼠都卖到了几十文钱。
　　相国寺内柱斜墙倾，破碎的地砖上长起了一层青腻的苺苔。几个步履蹒跚的枯瘦老僧，边喘息边在野草丛中扶起一尊尊断头残臂的罗汉。
　　偏殿停着一具落满灰尘的棺柩。里面装殓的，是收服了梁山好汉的老将张叔夜，他不愿被掳，北上途中绝食而死。
　　钟楼的木阶折了好几级，那口大钟挂着飘荡的蛛网，静静地悬在空中。
　　绵延西来的黄沙漫到了中原腹地，开封的王气也已耗尽。
　　首先死去的是汴河。宋金对峙天下中分，南宋为防金兵以水路进逼，自行毁坏了汴渠水道。从此，汴河淤塞，南北水运遂告断绝。
　　相国寺自然也逃不脱劫数。
　　公元1170年，范成大使金，“过大相国寺，倾檐缺吻，无复旧观。”
　　公元1232年，邹仲之出使蒙古，路过开封：“次日往相国寺，寺门成劫灰，止存佛殿一区。”
　　公元1234年，宋军攻入开封，只见全城“荆棘遗骸交午道路，止存民居千余家，故宫及相国寺佛阁不动而已。”
　　最后的时刻终于到了。1642年，李自成攻打开封，掘开黄河大堤，转瞬之间，整个开封城被咆哮的洪水冲入了无边无际的淤泥中。
　　宋亡之后，历代开国之君在选择都城位置时，再没有人会想起开封。
　　
　　遗忘一座城市需要多久？
　　“近与亲戚会面，谈及曩昔，后生往往妄生不然。”
　　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序文中发过这样一句慨叹。他非常伤心，因为仅仅过了二十来年，在南方长大的年轻人竟然就已经难以相信东京的繁华了。
　　出了寺门，在寻找相国寺桥可能位置的同时，我也在问自己：你真的相信孟元老的文字没有丝毫夸张，这里当年真的存在过那么一座聚居近百万人、神话般的城市吗？
　　看我站了很久，有辆载客的电动车开了过来，殷勤地招徕生意。笑着摇摇头，我沿着自己猜想的汴水方向，慢慢走去。
　　走着走着，我突然记起了一张去年看到的新闻照片：大桥下，龟裂的江滩大片大片裸露着，远处则是一艘深陷泥中的木船。
　　报纸上说，长江下游的水位已严重下降，航道形势日趋严峻。
　　我忍不住低下了头，侧过耳去——
　　想去听听地底深处究竟还有没有汩汩的水流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