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冷的日子

      12月29日于我而言是个特殊的日子。1973年12月29日，我到北京远郊延庆插队，开始了我的下乡生活。二年后，1975年12月29日，我被招工返城。直到2012年12月29日，我才重访了我下乡的村子，把困扰我许多年的梦境变为现实。时光飞逝，阴差阳错，已经是整整39年了。

       1973年年根儿，我无可奈何又毅然决然地登上了北郊至延庆的大客车。那一年我17岁。从擦掉冰花的车窗玻璃向下望去，哈出白气的送行人群中，我的母亲正偷偷地抹着眼角的泪水。还清楚地记得她头上包裹着浅灰色毛线长围巾，身上穿着不知是借谁的蓝色棉大衣，大衣的袖口很长，显得很笨拙。母亲消瘦的脸颊被北郊的寒风吹得很红，印象里那一年冬天真冷，冷的彻骨。

       行前，母亲早早起来为我准备早饭。她把父亲买来的年糕坨切成片，炸年糕给我践行，她知道粘的食品是我的最爱。八仙桌上，炸成金黄色的年糕片上撒着白糖，很是诱人；盛在小碗里的大米粥冒着热气，小盘里是母亲腌制的黄瓜、香菜，胡萝卜之类的小咸菜。母亲疼爱地劝说着：多吃点，吃饱了不冷。可我没有胃口，勉强吃了三两片年糕，喝了一小碗粥就撂筷了。

       72年，我初中毕业。班里除了有二三人走关系当兵，再有就是有六七人有幸被选中去了单位定向培养的中专、中技。想来我的班主任，一个姓黄的男老师待我还真是不薄。他推荐了我去师范中专，两年毕业就可以分配在本市当小学老师。
       黄老师是东南亚一带归国的华侨，长得矮墩墩的，尖鼻红脸，两个眼珠泛黄，很大，散发着晶莹剔透的光泽。我们私下里都叫他“黄鸡”。黄老师教学水平不是很出色，可他绝对是个敦厚善良的人。时至今日我都不明白他对我的那份宽容偏爱之情，因为平日里我对他不是很恭敬。

       母亲得知我被分配去做“小教”的消息后说：“不去当那个“小孩王”，你身体本来就弱，小学老师挣得又少，将来连对象都不好说。”上学时，我的身体的确很瘦弱。学校响应上面“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号召，组织学生在学校操场挖防空洞，我不甘落后，拿起十字镐要抡，可举起的镐颤巍巍的悬空，镐把在我的手里直打转儿。黄老师笑着说：“放下吧你，在把自己砸着。”
      我可能属于心智成熟较晚的一类。去不去当这个“小教”，那会儿我心里根本就没有主意，全听母亲的。这次中学毕业分配无疑是我人生的一个转折点，假设我意志坚定去干这一行，我的人生道路肯定会是别样的轨迹。
      听到我的回复，即遵母嘱放弃去师范中专的机会，黄老师意味深长地苦笑着，他看我的那个眼神让我永远难忘，我明白那含义：“有意抬举你，却不自量力。”

       没出路了，除了部分同学上高中，其余全部下乡插队。好在是北京郊区插队，比上几届强。班里的同学都陆续走了。我不想去插队，母亲也不想让我去，可是别无选择，只有在家耗着。其间，母亲曾带着我去父亲的主管单位——市邮政局去求情，还带着我画的画佐证我的“才华”，劳动部门人说，没有招工指标，招临时工的都没有。
      一天，父亲带家里一个人来，说是京西煤矿的，可以介绍我去下窑挖煤当矿工。母亲一听，勃然变色道：“我儿子去捡破烂，也不能干那个，在砸死那黑窟窿里。”

       春去冬来，我束手无策地在家消磨了近一年了。除了夏季我找出父亲的镰刀去郊外打了一阵子草，然后摆在德外大车店门前卖，挣点小钱给母亲，聊以自慰。平日里给家人做做饭，大部分时间是在沉闷中度过的。每天早上醒来，望着白色的墙壁，感到青春也是那样的苍白失意。我为自己的前途忧虑，心中无比怅然。渐渐地，父亲的脸色变得很难看，那意思我懂，即大小伙子了，怎么能在家吃白食。

      男儿的血性仿佛在一夜间苏醒了。我决定，插队去。不管外面多艰苦，我都要飞出去，飞出憋闷的巢穴，去寻求属于我的前程。

       母亲带我去了地安门商场，为我添置些远行的衣物。钱是学校按规定给下乡学生的补助，每人30元吧，记得不清楚了。归来时，和我都骑车的母亲忽然惊恐地喊了句：“不好。”就骗腿扔下自行车，摔倒在德内的大街边。我知道母亲犯病了。母亲有“美尼尔综合征”是1959年生我大弟时得的病。昏厥前，她有预感……
       我是怀揣着一颗稚嫩沉重的心走的。我知道我肩上的责任，我为母亲的病牵肠挂肚；同时勉励自己要好好干。 “儿行千里母担忧”， 母亲伤心落泪的那一刻，我明白她对我的那份舐犊之情，作为长子无论如何我都不能让她失望。



       平均海拔高度500米的延庆比在盆地的北京冷多了，气候也基本晚半个季节。插队的次日，我们就出工了，我和同去的知青王胖子与一个专门负责场院的大爷一起去捣粪。捣粪，即把一堆冻住的猪圈粪土块，用镢头捣碎，铲到另一堆，便于来年开春给地施肥。冬天活少，基本上就是平整土地、捣粪之类的工作。
       塞北的风很大，可风是清风，呼呼似有形，伸手可触及。凛冽的北风刮得人喘不过气来，初来乍到的我还真有些不适应。一个本该成为未来小学老师的在读中专生非要站在荒漠空旷的农村大地上，接受艰苦、孤独、寒冷的洗礼。我麻木机械地挥动着工具，有一搭，无一搭地与操着一口刺耳的地方语言，一身黑色老袄裤，足蹬实纳帮大黑棉鞋窝，被冻得淌着鼻涕的陌生老农瞎聊着。不敢偷懒，也不知道这个场院的院长有多大权力。我旁边是刚刚认识两天，长得很圆，被我叫“胖子”的小王，此刻他的脸被冻得像两块红红的地图。造化弄人，命运使然！

      来农村的第一夜睡得很沉。烧得很热的土炕让饱受汽车颠簸的我很受用。来时的汽车沿着蜿蜒起伏的山路行进着，呜呜嗡嗡刚跃上一个高坡，跟着又忽忽悠悠跌入了谷底，心在这种超常的失重中被多次惊醒，已分不清是不是在梦里了。  
      当我父亲起身向我道别走出我宿舍的那一刻，我才猛然体会到插队的真正含义，那就是一一我，自己一个人留在这个小村子里了，当农民，可能要在这里一辈子。对，想起来了，穿着厚厚棉大衣的黄老师也来送我了，我不知道当时他的心境，可他默默地随同我的家人一直把我送到了延庆车站。我的班主任专程来送他的一个学生，可那个学生不懂事，印象里我没有和来给我送行的班主任老师说上一句话。而今我的黄老师可能已经谢世了，他的学生欠缺他一个永远也无法弥补的歉意。

      过后才知道，来延庆车站接我和胖子一行的是村里治保主任遂和团支部书记文。二人各自推着自己的独轮手推车来装我们的行李。
      文个子很高，有1.8米以上，模样敦厚淳朴，用浓重的延庆话笑着说了句：“来~啦，欢迎”。遂的特点是一笑就露出红红的牙床，双手喜欢笼进袖口，走路扭搭扭搭的。当我们踏入这个呈坡状只有七十余户的小村庄时，村口站着许多衣着臃肿破旧的大人小孩，他们充满好奇的看着新来的一行人。一辆骡子驾辕的大马车恰好回村。车把式个子不高，身着白茬老羊皮袄，头戴着长毛的棉帽子。只见他很潇洒地甩了个响鞭，咳嗽着吆喝牲口爬上进村的慢坡。他很瘦小，满脸胡茬，眼神专注，他很友善地朝我们笑着点了一下头。看着他脸上绽开的沧桑老褶子，我有一种要呼他为爷爷的冲动。后来，知道他是村里的大把式，叫顺，那年他才41岁。

      走过村前一条东流西去的小河渠，一条贯穿村子的村路将村子南北分开。村路两侧土黄色的院墙和土坯房构成了村子单调的色调，间或有几间灰色的砖瓦房。院落里光秃秃的树尖在迎风摇曳，发出尖利的呼哨。有的房顶上的烟囱冒出袅袅上升随风而逝的青烟，空气里弥漫着乡村烧柴火的特有味道。

      天寒地冻，知青小屋里的氛围却是热烈的。纯朴的民风让人倍感温暖。村里不分老幼许多人挤进屋里来看我们，就是无语含笑的看着。甚至还有几个面带羞涩的大姑娘，头上都系着或绿或紫的三角巾，脸蛋紫红，躲闪的眼神中充满了憨憨的笑意。被捅破的窗纸眼儿里有孩子眼珠转动，屋外是孩子的嬉笑声，我和胖子被当地人的好客感染，忙把带来的糖块和烟卷分发大人孩子。我们的到来，无疑给这个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平静小村庄带来了一抹新的景象……

      知青的宿舍是三间老旧的东屋，进门是一间有灶台的厨房，左右两侧是二间住房，村里一直说给我们盖新房，可直到我们离去都住在这个老房子里。这个村只有我们四个男知青，我，胖子和比我们早来三个月的一高一矮二马。四个人都是回民。他们三个人是新街口中学的，而我是七中的。这个村是新街口中学插队的点。父亲不知怎么打听到这个村是回民知青点，且离延庆县城很近，就与学校交涉让我也来这里了。

      冬天，为便于取暖，我们四个人挤在右首的房子里。一个砖砌的炉子与土炕相连，炉台上是可以移动的铁皮烟囱，绑着一个铁丝把手。续上煤，就把烟囱移到炉口上，火烧的旺时，再移开。屋里安烟囱的待遇，只有我们知青有，村干部的决定，怕我们被煤气熏着。老乡家都不装烟囱，实际上烟气都从炕洞的烟囱里走了。取暖烧的都是煤块，夜间封火是把水和好煤末子添入炉口，再扎上两个眼儿。到了夏季，二马即搬到左首房子，我和胖子原地不动。




                                
       人世间，惟有底层的百姓，特别是尚未开化地区的农民，人性最本原，人也最真诚。无论是谁落难，被抛弃，遭到冷遇、厄运，沉底到他们之中，都会被这些淳朴善良的人们包容，接纳。下放干部也好，知青也罢。这些最辛劳最贫困的苍生如同广袤的黄土地，古朴、沉默，厚重，最落后的人群却彰显着最人道的人性的光辉。反之，不敢想象。

      森是村里的民兵连长。他是退伍兵，曾参加过援越的战争，用森的话说，能全须全尾平安复员，就念阿弥陀佛了，他亲眼目睹过许多战友陈尸沙场，也切身感悟到了生命的脆弱和宝贵。
      森比我们大12岁。我们下乡那年，森29岁。我们管森叫哥。而小森1岁的文，我们却叫叔，我想不光是文长得老成，可能还有性情阅历等关系。或许是见过世面，曾与鬼门关擦肩而过的缘故，森为人非常豁达随和，和我们知青极合得来。每天下工，吃过晚饭，都会来宿舍聊天。
      有天，英来给我们理发，英是大队保管员，英纵着鼻子以老大哥的口吻言道：“看你们几个的头发都快成囚犯了。干脆剃成秃子算了。”
      胖子说：“没问题。都剃。我就先来。”
      几个人一齐起哄：剃。我心里想，反正是在农村，不怕人瞧。看看剃秃子是什么模样。
      可当英把胖子的脑袋变成一个青白剥皮的鸭蛋时，我们三个都改变了主意。等于把胖子骗了。胖子气的直骂，手拿理发推子的英见秃瓢王胖子气急败坏的样儿，眼睛笑得眯成了一道缝儿。
      森来了，看见胖子的光头，“啪”，上去就是一巴掌。并且戏谑地笑着说：“小王，你的脑袋怎么跟我××一样。”
       胖子马上回击：“别操蛋了，是你的××和我脑袋一样。”
      “哈-”大家笑成一团。王胖子没转过磨来，自己又把自己搁里面了。

      我返城两年后。我弟弟也到延庆插队。送他的机会，我曾回村里一回。森的母亲盘腿坐在炕头上对我说：“你们走了以后，你森哥天天晚上闷头坐着，想你们，连话都不爱说。”
      森的父亲还是习惯蹲在地上默默地抽着旱烟袋，袅袅上升的蓝白色烟雾里，眯缝眼微笑的老人是那样的与世无争，和蔼可亲。我留意老爷子的烟袋嘴是铜的了。过去，老爷子抽的长杆烟袋是翡翠的玉嘴儿。老爷子一天去赶集，身上的玉烟袋嘴被人偷了。
       “唉！跟了我大半辈子了。冬天叼着不凉。我咋那么大意呢？”老爷子眼圈红红的，痛心疾首之情溢于言表。
       “走了连封信都没有，留着那4分钱（邮票）买白菜汤喝。”森揶揄着我。
       我被震动了。回城后，我忙于上下班的城里生活，从未我考虑过我们离去后村里人的感受。我真想不到他们是那么的在意我——在意我们在一起的欢乐时光。
       “白说了，说的人家都不好意思了。”森的媳妇耿笑着打着圆场。耿是个贤妻良母型的好女人。也可以说是我们的好嫂子。当我拖着疲乏的躯体收工，躺在热炕上拥着干净松软，散发着太阳气息被子入眠时，我的梦是香甜的。可没有认真想过耿嫂子是如何手脚不识闲的来宿舍把我的被子拆洗、做好，晒过，再叠好在炕上。没有请求，没有谢意。第二天，又是王胖子的被子。
       那会儿，耿上有公婆，下有两个小孩，还要下地出工。我不知道何等的精神支撑着这个农村的妇女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辛勤劳作。这个一说话就脸红的农村妇女脸上永远面带着微笑。可以说她是中国农村妇女一个典型的代表。

       人面容会变，可走路姿态很难改变。时隔多年后再造访森一家，森已经搬到县城住了。胖子打电话给森，森说出来接我们。寒风中，远处走过一个人来，身材挺拔，我对胖子说，是森。胖子说，不会吧。森可有68岁了。我说，没错，就是他。虽然时隔那么久，我还是捕捉到了森走路的特点。
       森两只手握住我们二人的手，扭头笑着对胖子说：“你以为68岁就是老头啦？走，回家去。来就来吧，咋买这些东西呢？”
       “我真想把超市都搬到你们家。”我笑着答道。

      森两口子与儿子住在一起。是县城一处三居室的楼房。森的爹妈都不在了，那两位爽快善良的老人真让我怀念。我怕森难过，就忍住没有提起。与森一家重逢，见面后的感觉，自然，融洽，仿佛我们从未分别这么久。我对耿说：“嫂子，我想吃两样东西，一是你们家的腌咸菜，二是柴锅贴饼子。”
       “有，咸菜还真有。贴饼子，啥时你们再来，回村我给你贴。”
      延庆的咸菜很有特色。是那种把鬼子姜、尖椒、黄瓜，茄子等蔬菜放到一起用盐腌制的小菜。口感脆香，酸中带咸，非常好吃。这种咸菜只能在延庆这个寒冷的地区腌制，如果是气候暖和的地方，肯定放不住。我们刚到农村时，许多人都从家里拿来一大碗自己腌的咸菜给我们品尝。那会儿农村太穷了，拿不出来别的东西招待人。
      有意思的是，腌出的咸菜一家一个味道。别看有的家庭“熬甚”（音）[延庆土语：不干净]，可腌的咸菜味道极好，有的家庭非常干净讲究，可腌出的咸菜臭脚丫味儿。
      至于贴饼子，做法也很独特。头天晚上，先用落开的水和棒子面，把和好面的瓦盆放到热炕上，次日再贴。什么都不放，可贴出的饼子发的很好，吃到嘴里很是香甜。下乡那会儿，鞋底子一样的大贴饼子，我一顿可以吃二三个。

      我送给耿一条围巾作为礼物，这条围巾是我闺女从美国给我买的。我觉得送给有恩于我的好嫂子很合适。围巾曾让我想起母亲围的那条，虽然颜色和质地不一样。可它能围到我敬重的人头上，我的心里很安慰。
     森的两个孩子被叫回来了。我还记得森两个孩子的名字，大的是女孩叫惠，小的是男孩叫昭。而今，一个43岁，一个41岁了。
       我对惠说，你记得叔吗还。惠说：“记得。”昭说：“我不记得了，我那时还小。”
       是。那会儿，惠4岁， 昭才2岁。有天，我看青。走到村北侧的大渠边，两个孩子玩累了，双双趴在地上睡着了。二人手里拿着的是吃了一半的贴饼子，昭拿贴饼子的手就在嘴边，嘴角还有残渣……因为是夏天，我没有叫醒小姐俩。
      说起这件事，耿红着眼睛说了句：“那会儿还要出工，真照顾不过来。”
      就在这样困苦的条件下，耿还忙里偷闲给我们拆洗被子，多大的情分？
      耿指着从护校回来的孙子，昭的儿子航说：“你们来时，不就是这么大。还都是孩子呢。”

       儿子已经上大学的惠给我们炒的菜。我、胖子和她父亲森喝了2瓶白酒。那咸菜还是当年的味道，我吃得很过瘾。在我的劝说下，忙乎半天的耿嫂子喝了半盏红葡萄酒。
        时过境迁重相聚，举杯几叹岁蹉跎。饭后，我提议，让森带我们回村里看看。



       返城后，我和胖子虽然分到一个单位工作，公交系统的一个下属单位，当时叫人汽公司。可没几年，单位解散合并。我俩就分开了。各自忙于自己的生活，失去了联系有二十多年了。至于二马，回城后就断了来往。有天偶然通过一个同事，我与胖子重新通上了话。我和胖子相约，一起回村叙叙旧。胖子说，咱们都没本事，真能混出名堂，不会忘了回报这第二故乡。我说所言极是。世人都言良心在，知恩图报有几人。即便是事业有成的既得利益者，又有谁会想到去报恩当年赴汤蹈火，倾囊相助，雪中送炭，雨露滋润过他们，且还在贫困线上挣扎的父老乡亲。哪怕是回去看看他们是怎么生活的。

      谁曾想村里已是陌巷，很难找到熟人了。年岁大的除了入土为安，就是跑到儿女家养老去了；年轻的都出外谋生。已是百十几户的小村庄，差不多家家落锁，户户冷清。除了有限的土地收益，60岁以上的人月有273元的补助。生活依旧很艰难。
      想起当年我插队时，这个村的工分是每分3.4分，给我们定的是二等劳力，13分，即每天4角2.9分，头等劳力15分，每天也不到5角钱。一年到头，没有休息日。除了过年时节。到年底分红，全村有几百元就打发了。除了我们几个知青和家里有几个壮劳力的家庭，大部分都是欠大队的钱，因为平日里支出多，工分钱又少，入不敷出。钱虽然很少，可土里刨食的农活却很繁重。特别是春耕和秋收的季节。每天要干十几个小时活儿。春天间苗薅地，早上4、5点钟文（后提为大队长）就用高音喇叭把大伙儿喊起来了，美其名曰：“早战”。天还黑咕隆咚，人影绰绰幽灵般胳膊夹着薅锄就下地了。
      一人一根地，即一垅玉米或者谷子，留下长的粗壮的苗，薅掉弱苗和草。一大排人蹲行，不一会儿，视线里就剩下我们几个知青了。因为起伏不平的地势，薅的快的人早已跑到前面了。腿酸疼，费劲地向前移动着，一个个皱着眉头，话都懒得说。有希望了！我们几个前面有人接应了。会计田大堆挪动着大八字脚，“唰、唰-”不一会，就挥锄移到了我的面前，起身朝我挤了一下眼，坏笑着，露出满口长长的大牙。接着捡起地上的柴草擦擦薅锄，夹到腋下，扭动着八字脚走了。田大堆是外号，出处是他穿的免裆裤一蹲下，裆上就鼓起一大堆。打听田大堆的下落，说他死了，死前还得了精神病。田大堆是个好人，爱开玩笑，算盘打得出神入化。

       早战回来，吃过早饭还不到8点。没一会，高音喇叭又有动静了，“呜-扑、扑，社员同志们，该出工啦……”是文催命符一样的声音，至少重复五次。那会儿都没有手表，以太阳移动位置为计时。有时，觉得时间过的太慢了，“老爷儿”（太阳）仿佛像定在天上一样。好在文照顾我们，派的活儿基本上都是轻活，像拉牲口耕地、跟车。“春困秋乏夏打盹，睡不醒的冬三月”打歇时，困得就趴在地头上就睡着了。迷迷糊糊地被骂声惊醒，是扶犁耕地的把式世平在骂牲口，牲口听不懂，可我们听得懂，我们拉着牲口行走，齐头并进，有时我觉得他是在骂我们。听得出来是一种宣泄，一种畅快淋漓的释放。我总觉得他像电影《艳阳天》里的人物，长得浓眉大眼，满脸黑色胡茬，戴着一顶长毛皮帽子，典型的贫下中农。平日里，他沉默寡言，扛着农具走起路来很有气势。他是入赘到这个村的，娶了这个村的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就那女人的模样，我觉着太委屈这条汉子了。看得出来，世平在这个村很低调，虽然他是个地道的做农活好把式。他的家，确切的说他老婆的家就在村口边。这次回来，没有见到他。

       而今小村落格局除了为盖房伐去果木树，看不出有太大的变化。早年，夏日里，家家几乎都有挂满果实的杏树、李树，海棠树，那沁人心脾的花香和酸甜适口的果实，让贫穷的小村庄充满色彩张扬的活力，也给沉闷艰苦的生活平添了许多生趣。太可惜了！这满村家家户户的果木树，都没有了！

　　似乎还能忆起看场院那大爷家的桃杏的味道，那是把一杈桃树枝嫁接到杏树上长出的果实，比杏大。老人让我摘一个吃，因为只长了5个果，其余杏随便吃。

       记得房东德大爷，那个站在原地会不由自主地倒退的仁厚长者，总在不经意间昭示善良之心。某个夏日炎热的正午，他在自留地向我招手，指着地上种的一小畦草莓说：“捡红的摘。打点井水，洗洗。”说着用手扒开一块石板，地上露出一个桶口粗的水井口。田间，万物生机正盎然，我注视蜜蜂追逐，我聆听知了对唱，我凝视蚂蚁散步，我欣赏蝴蝶飞舞。低矮杏树的花阴下，满树的白杏已经成熟，伸手可及。我坐在温热的石头上，吃着清凉井水浸泡的白杏、草莓，满口生香，心滋生的甜意，崭新、虚幻——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品尝草梅。

      乡村在最炙热正午昏昏欲睡；德大爷却不知疲倦地侍弄着自留地，连草帽也不戴，秃头在阳光下泛着亮光。这种农人与土地的密切关系，难以界定远古与今天，宛如情人般卿卿我我，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幅静态老农田间勤劳图，永久复制在我的记忆里。

      记得豆腐坊的老倭瓜——一个“熬甚”的孤寡老头，用颤抖的手做出的豆腐却很好吃；记得猪场大老焦、二老焦两条老光棍眯缝着眼睛倚在土坯墙上晒太阳，两人不约而同地手拿着长杆烟袋捻着烟荷包装烟叶。哥儿俩一辈子穷得都没讨个上个老婆。二老焦还是个参加抗美援朝的退伍的老兵。人性在贫困中被扭曲窒息着，人欲压抑，意志驯服。太可怜了！直到衰老至死。一个不到300口人的小村庄居然有7、8个没讨上老婆的老光棍。小光棍德财搞怪学布谷鸟的叫声，音犹在耳：“咕咕-咕咕，光棍好苦，衣服破了没人补……”
      他们都是安分守己，勤劳健全的正常好人。多不可思议的悲催现象？——在口口声声号称“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度里，众生如羔羊般或被驱赶，或被圈禁，没有尊严的苟活着。为什么？

      那些年，没完没了的政治运动折腾的人力倦神疲。地少人多的农村被桎梏着层层的枷锁。不许搞副业；不许因地制宜地发展生产，谁想过上好日子谁有罪；谁发家致富谁就是阶级敌人。什么混账逻辑！尽管如此，被发配下来的城里干部、知青还要在这口盛着稀粥的锅里分一杯羹，与这些最底层的人们争夺那点可怜的收成。

      上次回来，我拜访了给我们做过饭大婶，即大把式顺的媳妇。迈入房门，真可谓：家徒四壁，除了炕上有几床旧被褥，灶台上有几个锅碗瓢勺外可以说一无所有。顺喘着粗气躺在炕上，眼大无神的望着我，挤出一个比哭都难看的笑脸……
      我欠身坐在炕沿上，听大婶哀怨地向我诉说着顺的病情，顺已经病入膏肓行将入木了。屋里弥漫的戾气、穷气，迫得我喘不上气来。我快要窒息了。匆匆道别，我几乎是冲出来的。身上有钱我会毫不犹豫地掏给他们，可是我也没有什么钱啊！

       出村口往车站走的路上，胸前像压着块石头。血气方刚的体内激荡着类似乌托邦式的冲动。如果北京没有二老双亲，我会重回这个村子，当这个村的一把手，带领大伙儿发家致富，让乡亲们摆脱贫穷，过上好日子……
　　   正做着白日梦，就听有人喊我。扭头一看，是大婶。她头上齐额包裹着一块头巾，双手捧着一个包袱皮兜着的包裹，快步追赶来。
       “你来看大婶，都没在大婶家吃口饭。这几个鸡蛋拿回去吧……”她眼圈红红，气喘吁吁地对我说。
       “您这是干嘛？千万别这样……”我哽咽了。
        ……
  

      耿嫂子有话，虽然过去了这么多年，农村人还是不好过。不过，一天三顿棒子面的苦生活也有一利，那就是闹病的少，相对长寿一些。当年村委会的人都还健在。在耿的联络下，把能联系到的几个老熟人都约上了。按森的提议，在县城找一个小饭馆大伙相聚。我俩赞同，不在乎吃什么，能找一处坐下了聊一聊，一杯薄酒敬给各位，聊表寸心，足矣。
      见到文，我很激动。我和他拥抱了在一起，这个曾对我们照顾的无微不至的大叔，多年后的重逢我依然觉得很亲切。当年推着手推车到车站接我们的大叔脸上长老人斑了。听耿说，文媳妇病故不少年了。他独自一人把三个女儿拉扯成人，有个闺女还上了大学。而今，文已经没有什么负担，常常约上村里其他老人拿着老年证坐公共汽车到处游玩。
       文提起我做饭时，油锅的花椒崩在我眼睛上，他带我到延庆县医院看病的那件事。文说：“那次，可把我吓坏了。要是眼睛坏了，我咋跟你爹妈交代啊。”我说：“我不会忘记。而且从那以后每次往锅里放花椒，我都会扭过脸。”大伙都笑了。
      遂变样了，几乎是换了个人。遂的经历也差不多，也成鳏夫了。让人欣慰的是想见的人几乎都见到了。甚至还有三把式宽，当年宽得了黄疸型肝炎，没有钱治病，生生扛过来了。现在看来似乎身体很好，呲着露出牙床的嘴憨憨的笑着。别看他貌似愚钝的样儿，其实他是反应相当敏感的人。当年我跟他的车出去拉沙子，他的梢马因为踏到地上的铁板，害怕发出的声响，猛然往左边一闪，导致辕马改变方向，大车在惯力下就冲一根水泥的电线杆撞了过去。说时迟那时快，宽端起双腿飞快挪到外侧，他刚才垂腿坐的车沿位置重重地切到了电线杆上，电线杆在晃……
       我惊得目瞪口呆，如果反应稍慢几秒，宽的双腿可想而知，那他可就惨了！

       农村人把大车唤作“没牙的老虎”，不无道理。可我太喜欢马了。总不放过骑马和赶车的机会。一次在地里，我偷着骑一匹骡子，因为骑的部位不对，被甩了下来。俗话说：“驴骑屁股马骑腰，骆驼专骑大鼓包”我骑骡子如骑驴，骡子不高兴了，抡起蹄子，把我颠了下来。那次，不知文怎么知道了，他在喇叭里狠狠吼了我一顿。可没多长时间，文觉得我还行。赶上哪个把式有事不能出工，就让我去替。18岁，我成了“准把式”，我可以单独去驾驭一挂三套车了。
      有次，我赶车去康庄拉沙子，那是县医院的活儿，算是队里的副业。也是冬天，我替二把式勇，赶车加装车，拉到医院再卸掉，一天的活。往返70余里的路程。大把式顺把他的老羊皮袄借给我穿，说坐车上时间长了冷，老羊皮袄挡寒。
      那会儿，我已经是气血方刚的大小伙子了。一大铁锹沙子有20多斤，不一会就把有围帘的大车装满了。拿出大车上的水桶找到自来水接上一桶水，趴在上面先喝，然后，再去饮牲口，支上大车，给牲口喂上草料后；再摸出身上带着的贴饼子，老咸菜疙瘩吃午饭。
       路上，按大把式顺嘱咐的，不差嘛的跳下车走走，下坡和路不好走的地方都要下来。顺说，车把式要爱惜牲口，动物有灵性，关键时，能救人命。他就被一只骡子救过，就是给他车驾辕的骡子。一次，他不小心从车沿上栽了下来，那是个非常窄的夹道，千钧一发之际，驾辕的骡子自动停住了，四条腿钉在地上一样。前面的梢马还在拉，大套拔河一般被绷得很直，两个梢马停了下来。顺得救了，否则，他会被挤扁。合作社成立那年，公社想把这头骡子牵走，顺死活不答应，抱住骡子的脖子大哭，后来，上边的人被感动了，同意这头骡子留下。
      我把车赶到医院，听见有个男人大放悲声恸哭，一打听原来是父哭子，儿子给一辆四轮拖拉机当装卸工，拖拉机行驶中，这个小伙子想起忘记拿吃饭的饭盒，就不顾一切从拖拉机上跳下来，送到医院，已经断气了……
       惨！块来钱的一个铝饭盒一条鲜活年轻的生命。

       耿说顺死许多年了，抛下了媳妇和一儿一女。顺身体一直不好，患的是肺病。顺虽然个子矮小，可他走南闯北，是个非常豪爽热心的人，小小的身躯仿佛有着很大的活力。可惜！
　　
　　二把式勇也早不在了。那个红鼻子头，叼着一个小短杆烟袋的老二爷子当年岁数就不小了。被村里小孩津津乐道的是老爷子曾经一鞭子抽下过两只麻雀，那是老爷子最风光的一件轶事。

                                                                        

        胖子已经退休两年了。这次相会，我发现他对佛教开始着迷了。一个与生俱来的回民，居然逢人便大谈“佛经”。信仰固然自由，作为穆斯林兄弟，我不得不说了他几句，万教归一的道理都明白。研究、研究佛教未尝不可。但是，要分清主次关系。一个回民改信佛教，就太“属敏”（丧气）了。与森见面，胖子从口袋里拿出了几张写着小楷字的纸，他说是佛教的“心经”，送给森作为礼物。接着展开，边念边解释起来。我说：“有点‘走火入魔’啊。”森笑了。说有工夫好好琢磨琢磨。
       我是内退，正式退还要等几年。当了30来年的小干部，过着很平庸的生活。许多年过去了。明白了一个道理：人生不努力会很平庸，然而即便很努力也未必会成功。至少在这个国度是这样。

      曾经怀揣梦想，曾经年少轻狂，哪儿去了？丢失幻化在哪一段生活之路上？远大的抱负和稚嫩的面庞一样，在岁月河床的荡涤中逐渐变得粗粝，失去了往日引以为豪的荣光。体内的血液经过沸腾澎湃变成恒温，个性的光辉也不在张扬。这个世界在逐渐变得模糊的眼里似乎变成了另一番景象。变了吗？其实，没变。天空还是那个天空；太阳还是那个太阳；景象还是那个景象；生意场还是那个生意场，改变的是你，是你趋向世故的内心和你看世界的目光。最终，我不得不认可前辈循规蹈矩的处世哲学与乐天知命的生活姿态，那曾是我嗤之以鼻的活法，青春叛逆的我根本不屑一顾。
       曾几何时，开始痛苦思索宿命这个哲学问题，已记不清了。背负着责任与道德的灵魂翅翼是沉重的。它难以冲破世俗的羁绊去冒险翱翔。用过去单位的一个杨姓司机的话诠释：一般人很难出人头地，即便有一个出来的，那肯定是个“怪胎”。睿智的见解，居然出自一个没有什么文化，一个退伍兵，一个给头儿开小车的司机之口。
      今生无悔，悔又如何？惟有常常怀念逝去的双亲和消失的老宅——那是我的心灵家园。

      我珍重与我有缘相识众生，这些与我生命链接的故事、记忆和情谊，在别人看来不过是逝去的流水，于我，却是窖藏的甘醴，它让我微醺，让我慰藉，在寒冷的日子里，拥有了它，我的心会变得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