姨公的手机

                                    姨公的手机
                                                                                     陈锦丞
   

   印象里。往年去姨公家拜年的时候,好像都下着鹅毛大雪。或者是绒毛大雪。正月里临安北郊的后郎村总是多雪,也多晴天。白色的不停歇的厚重的雪把地上吵吵闹闹的东西都要赶回去了,后郎村就显得特别宁静。但姨公住在拐角处的那栋泥墙房就显得有些空虚了。
      说房子有些空虚好像语法上不够严谨。但请相信,这真是一幢空虚的泥墙房,在整个正月很少看见人影,只能日复一日忍受着下雪的寂寞,日复一日地晒着太阳。
      姨公的泥墙房门是一块朽木,在里屋以一根粗笨的大木棍拴着。这块朽木的房门末端已经叫湿气和雨腐蚀掉了,好像一个原本穿着长裤的人随着冬去春来换成了一条九分裤,露出了他的脚踝。
      正月里去姨公家拜年往往是和我的小表哥结伴而来的,因为姨公家很空虚,唯一带有娱乐性质的东西就是一台旋转调台的半彩色电视机和一只锈迹斑斑的西湖牌子的收音机。好,有希望了。我曾在大人们聊得热火朝天的时候把快乐的所有希望寄托于这两件现代化的产品身上,在扭扭捏捏一阵后表明了想看电视的想法,姨公哈哈大笑,就带我进去了他的卧室,让我坐在他整齐叠放着衣服的床上看电视,问我要调哪个台。记得那个时候看的是陈浩民演的封神榜。正放着雷震子飞上天,拿着个钉和锤,一敲就是一个闪电,第二下敲就是一阵轰隆隆,结果敲到第三下的时候电视“咚”的一声,跳播到了天气预报。我说“姨公姨公”,姨公放下茶杯跑到卧室里来,又是哈哈哈一阵笑,拨弄着天线,把仅存的天气预报画面也给拨弄没了,电视就在给我放雪花看,发出“滋滋滋滋滋滋”的声音,同屋外的姨婆炒菜的声音颇有些神似。姨公的笑脸有些尴尬,他又从箱子里掏啊掏,掏出那台西湖牌的收音机,问我:
      “亮亮,要不然听听收音机算了?”
      我不叫亮亮,我叫阳阳。但姨公姨婆都要叫我亮亮。在我上了小学自以为有些文化的时候就曾在发音问题上纠正过读过书的姨公,我说:
      “姨公,我的名字是太阳的阳,不是明亮的亮。”
      乱扯。姨公说,他的眼睛看着我,嘴巴有些坏坏的笑起来,以为我在调侃他。
      “小坏蛋,你难道不是叫亮亮么?”他斩钉截铁地问我。我受困于对当地方言的掌控能力,想再解释,可是咦哩哇啦的腔调我的姨公恐怕也没能听懂。
      眼下我接受了那台西湖收音机。姨公拨弄了半天,遗憾而抱歉地嘿嘿笑着,说:好像是电池没有电了。
      但是我和我的小表哥一同前来的时候就不会有这样的事发生。那时候身高不足一米二的小表哥手里有一把黄河牌玩具手枪,据他说这枪打起人来和真枪是一样的效果,能把人打的龇牙咧嘴。小表哥不但有枪,还随身携带着大量鞭炮。那时候我的舅母给小表哥穿的棉大衣和灯芯绒裤子都是有很多口袋的,这些口袋里都被塞满了黑色的鞭炮,把袋子撑的鼓鼓囊囊的,远远看去好像他这里肿了一块,那里肿了一块。小表哥又是枪又是炮的全副武装让人十分羡慕,我就很依他。大人们在姨公的泥墙房里围着火炉喝茶的时候,我和小表哥就去屋子旁的一块小田地里炸被冬雪包裹着的青菜。我们把鞭炮塞进菜心里点燃,以此证明自己骄人的力量。表哥还要与我比试勇气,他从墙角搬来一块土红色的砖瓦,又点燃一个鞭炮,再把砖瓦压在鞭炮上,以脚踩着,咚一声,表哥的脚备受痛楚,脸上却得意地笑了。若是天气出奇地好,是能得到暖暖阳光的一天,大人们统统会搬出竹条凳,与姨公一起坐在院子里,捧着茶水。姨公爱抽烟,烟一支接着一支地抽。要是再遇上一个不赶着为我们做饭的下午,身材瘦小的姨婆也会坐在高约一米八的姨公身边,同他一样地笑起来,安安静静地看着他们说说话。
      姨公说起话来慢条斯理的,且总是笑。一米八的个子长年穿着麻布衫——夏天就直接套上轻薄的麻布汗衫,到了冬天,不论套上了多少层棉袄,外头总要再加上一件藏青色的麻布衫。这样讲究的穿法多少有点像一位落了难的秀才。待抽起烟来还有几分迟暮英雄的神韵。除了烟不离手,姨公还嗜酒,除了一日三餐要喝酒,夜里还得抿一抿。喝起烧酒来,喜欢拿一个小酒杯,出门赴宴也要把这小酒杯用红手绢包了带在身上,抿一口,说什么入口讲究柔,喝酒讲究抿一抿。在姨公家吃饭的时候桌上就少不了喝烧酒这一道程序。喝的烧酒一般是村边小店打来的荞麦烧、米烧。桌子下的那盆炭火一红一红的放着热气,屋子里吃饭的气氛也很热烈。
      屋子外的雪还在下着。等饭和酒吃得尽兴了,外头已经是白茫茫的一片。
      过了几年,我的姨婆去了。姨公一个人在那间泥墙屋子里住了不久,就辗转去了三个子女那儿住,最后去了一个建在村子小巷里的养老院。
      有一天我父母要回爷爷家吃饭,母亲说:索性绕道去养老院看一下你的姨公吧。路上买了水果和牛奶。
      养老院在村子的一条小巷里,这条小巷走进去就开阔了,路的一边是还未来得及种上庄稼的田野。养老院的铁闸门用一根粗重的铁链锁着。有一个妇女双手扒着门,努力地把头往门缝里挤,看见了我们这些生人就痴痴地傻笑。
      我的父亲和和气气地走上去,说:“大姐,麻烦叫一下阿姨来开门。”
      妇女笑得口水快要流下来了,却一声也不吭。倒是门里头正在洗盘子的阿姨听见了,高声喊着:来了来了!就跑出来掏着腰间的钥匙开门,正开着门,笑着和我们说:“她是一个癫子,不要理她。”指的是那趴在铁闸门上的妇女。妇女听了笑的更加开心了,眼睛一眨也不眨地盯着我们。
      我们说我们要找XXX,阿姨说我带你们去,就来到了大堂。妇女也跟在我们身后来了,伸手要去掏袋子里的柿子饼吃。母亲看她这样怪,突然有些害怕,往我的身边躲了躲。大堂是十分宽敞的,放着几张麻将桌,一台正在放抗日剧的电视机。有坐着轮椅打牌的老人,有站着看牌的老人,有背着手对打牌者进行指导的老人,还有一大群老人围在电视机前安安静静地看着电视,一句话也不说,只有电视机在响。
      阿姨喊,XXX,有人来看你了。那一个个光秃的脑袋都动了起来,有一个坐在轮椅上打麻将的阿太一边摸着牌一边笑着重复说:XXX,有人来看你了!
      姨公正在和另一个奶奶聊着天,见了我们,脸上大笑起来,忙拄着拐杖,向我们慢慢走来,嘴上问:你怎么来了?阿芬你怎么来了。
      妇女得了几个柿子饼,就走开了,姨公说:走走走,去我的房间,这里太闹了。
      房间有三步宽,六步长,放着两张床,姨公说:也没有凳子呀,坐床上吧。我们坐下了,把东西都放在了地上。房间里还有一个小小的床头柜,摆着各种各样的小物件,此外还摆着一台陈旧的电风扇。姨公问我,要不要吹风?说着就拧开了发条,电风扇的风呼呼呼的全吹到了我的脸上。姨公说:我让它摇头。又拧了一个发条,电风扇的脑袋就吱嘎吱嘎的左右摇摆起来。
      我们一家三口和姨公面对面坐着,聊起了养老院。姨公说:马上就开饭啦,等会儿铃铛响了就能吃饭了,你们留下来一起吃吧?
      母亲说:下次吧姨夫,要回他爷爷家吃饭了。
      父亲问:姨夫你酒还能喝吗?
      姨公说:喝啊,酒还是喝的,偷偷摸摸喝点。
      父亲很惋惜地说:早知道这样把家里的烧酒带来了。以为你不可以再喝酒了。下次给你带酒过来。
      姨公说:好。
      我看见姨公床上放着一台蓝色的收音机,我说,姨公听收音机哩。姨公说,要听的。姨公的床上还放着一只诺基亚手机,我说,姨公用手机了啊。姨公说,是啊,不过这手机坏很久了,我想给几个小孩打电话都不能了。我拿起来,想要试着修一修,拨通了我的号码,放在耳边,听见电话说:您的电话已欠费,请您续交话费。姨公很期待地看着我,问:怎么样,是坏了吧?母亲问我:是坏掉了吗?还是没设置好?我不说话,摇摇头。
      我说,姨公你的电话号码多少?姨公说,电话号码啊,我找找。之后翻来翻去找到了一张破纸片,念了一遍给我听。
      我把号码存到了手机里。再聊了一会儿,就要回去了。姨公很惊讶:怎么这就走了?姨公拄着拐杖,由我扶着,把我们送到了门口。姨公大喊,春花,春花,开门了。铁闸门开了。出门的时候,很多老人争着脑袋看我们。
      正走在小巷里,我想到了姨公的手机,无声地哭了起来。





作者简介：陈锦丞，男，1996年生。中国散文学会会员、浙江省作家协会会员。出版有个人文集《我和李乐豆的朋友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