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教师

      梧桐树的叶子在月亮地里落了一层又一层。每个清晨，父亲都起来打扫，扫帚和地面刮擦的声音和着读书的声音，好听极了。几间教室排列在我家院子边上，女教师已经生起火，能看见烟囱里冒出青烟。院子里的墙角是女教师的菜园，被栅栏围着。白菜已经搬进了屋子，南瓜在窗台上摆着晒太阳，辣椒在干枯的杆上显出一簇簇的红，很是显眼，就像女教师的红外套。
      女教师知道我母亲身体不好，我父亲一个人家里家外忙得团团转。她下课之后，急匆匆去我们家地里帮着把豆角摘回来，还给牛打了一大捆的草。我母亲感激得说不出话，抓一大把豆角给她，可她早已经走出院子，说这些我都有。
      晚上，她一个人呆着没意思，就去陪我母亲聊天，时不时有人跑到我们家找她，让她给远处打工的亲人写信，他们的想法和心意都搭着女教师的字迹被邮寄到各个城市。女教师收下村里人的心意，一个红薯，也可能是五个柿子，有时候她什么也不要，挠着头笑起来说，我记得年前你给过我一把韭菜呢。
      年轻的父母们大多出去打工，把孩子留给老人，村子里总能看见老人追着小孩子满村跑，不几天两岁以上的孩子都挤进那个小教室。学校院子里的长绳上常晾晒着还滴水的小裤子，不时听见孩子高声喊“老师，我拉完了！”接着，就能看见女教师从教室里冲出去。
      我母亲说，那么小的孩子你也收！她回答，老人晃晃悠悠走着把孙子送来了，也不好拒绝，我就帮着带吧。
      她的家在山下，交通又不便，一开始还来回跑，后来干脆长住在村子里，她老公过一阵来看他一次。有一回她老公走了以后，她的眼睛红肿了一大天。晚上，母亲偷偷问她，怎么了？她好久才说，她家里人不愿意让她教书，挣不了几个钱，家也管不了。母亲说，那你怎么想，女教师又叹口气说，我走了，这些孩子可怎么办？
      有些星期天，她一大早跑去山里拣柴禾，在我们这里，这一般都是男人们的事情。女教师从山里喘着粗气，头发上沾着树叶走进村子的时候，着实让村里人过意不去。母亲对父亲说，你把门口的梧桐树好好修剪一下吧。父亲三两下爬上树，除了树尖和住小鸟的那棵斜枝，其它的都砍掉了。父亲说，这些我们都不要了，你要不嫌，等它干了，当柴烧吧。
       村子里都在传，代教老师就要被取消了，学校还要合并。村子里的学生们都得去几十里地外的村子上学。
她跟平时没什么两样，照例上课，给小点的孩子洗尿了的裤子。晚上，她问我母亲，姨，你说我该怎么办？教书是她的梦想，虽然是代教老师，但她以为她这辈子都可以看着娃娃们的脸生活了。只要能让她当老师，她什么苦都愿意吃。
       村子里早就犯上了愁，再开学以后，学生们就要去别的村子上学了。小学可以住校，但只收六岁以上的孩子，虽然有幼儿园，几十里的路，来回跑根本不现实。十二个孩子将近一半只能大的带着小的，整天在村子里疯跑。
       传说变成了事实，她恋恋不舍地收拾好东西，在院子里跟孩子说话，十二个小脑袋齐刷刷仰着头看她讲话。那天晚上，她跟我母亲说，这下也好，省得再跟家里吵架。
       本来说好了，她走的那天村里人去送。结果早早来到学校的人看到的却是两扇紧锁的门，父亲这才拍着脑  门想起前一天晚上听到的摩托车声。她早就被老公接走了，村里人把手里捧着的瓜果蔬菜只好重新拿回去。
       老人们终就不放心孩子们自己去那么远的地方上学，每周日下午去送，周五下午又早早地去接，老老少少擦着天黑走回来，一村子人这才放了心。村里不上学的这几个孩子田里地里到处的跑，不是把这家的南瓜剖开放把土再合上，就是生起一堆火，把那家的玉米棒子掰了烧着吃，损失点粮食庄稼不算事儿，可要是失了火，或者在地里遇到蛇，那都不是闹着玩的。最后，商量来商量去，村干部多方请示，决定一家一个月出八十块钱，把女教师请回来。打工回来的小媳妇说，快别去请了，我给人刷碗，一个月都得一千五。
      村长还是去了，回来说，女教师欢喜得很，她说这下好了，又可以教书了。
      熟悉的读书声又在村子里飘来荡去，好像有了读书声，村子才是活生生的，读书声才是这个村子的心脏。
      她老公隔了很久才来，母亲说摩托声刚停没多久，就听见女教师的宿舍里响起激烈的争吵声。没多会儿，摩托车声响，只听见她在屋子里一个人哭。家里人实在不明白她为什么那么贪恋这个工作。除了这个，更让她心焦的是这个工作也长久不了，已经有姐弟俩说，他们的父母要带他们去城里上学了。
      趁着下课的空，她就坐在院子里给孩子们缝破了的衣裳，看上去，她更像一个母亲。那些被修剪掉的梧桐树枝早已被风吹干，孩子们拣到女教室的窗下，很快就能听到它们在女教师的炉膛里噼啪作响。
      有一回下课了，孩子们却一转眼不见了踪影，她焦急地喊名字，过了好半天，小山梁上冒出一个个小脑袋来，每个人手里都拿着一捆小树枝，有个孩子说，老师，以后你不用去山里拣柴禾了。当时，她的眼泪都快流下来了。
      说要走的那两个孩子，真被父母带走了。
      那两天，她心里格外不安。她对我母亲说，如果再有孩子再走该怎么办？
      暑假过后，她一个人花半天的时间从家里走着回到村子，没有人送她，她说，如果有人能代替她，她或许真就不来了。
      又有两个孩子升学去了别的村子。一下雨，教室里就阴森森的，她让孩子们挤在她的宿舍里，一边上课，一边给他们煮开水喝。
      她的家庭也不富裕，星期天，她去山里采药，还去摘酸枣，打松仔。她穿着那件红外套，远远看去，小小的一点，像是山里的一枚红豆。她把采来的药在院子里晒了又晒，每过一阵，她就让我父亲把这些东西捎到集上卖掉。
      有一次她刚从山里回来，就碰到两个孩子背了新买的书包跟她告别。孩子们前几天还跟她说过不会走，现在却因为能去大城市上学，能跟父母天天见面而欣喜。
      剩下的六个孩子故意大声地读书，但是声音再大听上去也别别扭扭，不成个学堂。每个月总共交上去不到五百块钱的学费，村里人自己都觉得不好意思，主动把学费涨到了一百。可六百块钱依然是个让人很不好意思的数目，人们预测用不了多久，女教师就会走了。可过了春节，她还是来了，等阳光和暖之后，还在院子边上种起了蔬菜，村里人这才放了心。
      其实村里人的担心大可不必，女教师在我们家里已经表明了她的担心，如果孩子们都走了怎么办？那样的话，她就真当不成老师了。
      女教师的蔬菜长势良好，几个孩子爬在栅栏外边看，她笑着说，你们谁最听话，第一个红透的西红柿就给谁吃，孩子们咯咯地笑，可是，西红柿还没完全红透，孩子们就接二连三地被带走。当教室里剩下最后一个孩子的时候，女教师爬在桌子上大哭起来。被那个孩子不住拉动衣角她才抬起头，她看见那个孩子用细小的树枝在土地上摆出一个大大的房子和许多的小人。她抱起那个孩子哭。
      几个月以后，打工的人们又接二连三地把孩子送了回来，他们说，在城里养个孩子太贵了。村子里找不到合适的老师，只好在远处的村子找处房子，让老人去陪读。孩子是不用跑了，可老人还得来回照顾那几块放不下的地，也只能如此。
      听他们说女教师也在城市里打工，她给人当过保姆，也当过服务员，还跑过业务，现在在宾馆给人当房嫂，一个月能赚两千多。
      母亲总在天黑之后唠叨，要在以前，这个时间女教师在咱们家看电视呢。自从她走了之后，我们家再也没修剪过那棵大梧桐树，回家后，我看见学校教室的门锁着，太安静了，一点声音都没有。女教师的菜园子依旧被栅栏围着，里里外外长满了野草，引得出圈的羊群每天都顺路来啃几口，满院都滚落着黑色的羊粪粒。我跳着脚尖走过去，在窗口站立，看见教室里的黑板上有被擦得模模糊糊的字迹，我辨认了好半天，是“春天来了”还是“秋天来了”，看不太清楚。那应该是女教师讲的最后一堂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