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人性化

　　关于“人性化”　　


（一）　　何为“人性化”？查无定义。我以为，就是珍爱人的生命，重视人的感情，崇尚人的个性，尊重人的人格，维护人的权利，关怀人的幸福等等，总之，就是让人活得像一个真正的人。
　　在封建社会以前，是毫无“人性化”可言的。原始社会已很遥远，详情不得而知，但那时原始部落之间常常发生战争，我想，那些做了俘虏的人，是一定不会得到“人性化”关怀的。奴隶社会，奴隶视同牲畜，对他们当然也不会讲“人性化”。小时候看电影《农奴》，农奴主剥农奴的皮，用农奴的头做灯，用农奴殉葬，心灵受到震撼，多少天心中惨雾不去。封建社会伦理纲常极为严酷残暴：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父叫子亡，子不得不亡。皇帝给人喝毒酒，还说是“赐”，还要谢主龙恩。直到现在还被誉为美德、还在宣扬的二十四孝，有一个“郭巨埋儿”的故事，是说郭巨家贫，为了让九十岁的母亲老有所养，郭巨便将他的儿子活埋了。看那《二十四孝图》上，郭巨拿着一把铁锹，那个鲜活、幼小的生命，梳着双角辫，手拿一只拨郎鼓，骑在郭巨的肩上，还觉得很好玩，却不知父亲正带他去活埋。所以鲁迅先生说，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就是一部吃人的历史。“人性化”是近代资本主义的产物，它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经济，飘洋过海，来到中国。但早期的资产阶级，他们并没有“人性化”，他们和农村地主阶级一样，残酷地压迫、剥削工人阶级。资本自从来到人间，每个毛孔便沾满了罪恶。资产阶级宣扬“人性论”，是要用“人性化”来调和由资本剥削所引起的、日趋尖锐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与他们宣扬的“人性化”一样，他们宣扬的“自由、平等、博爱”，也都是只有资产阶级才能享有的“自由、平等、博爱”，而工人阶级是根本不可能享有的。共产党是为广大劳苦阶级求解放、谋幸福的，因此，从本质上讲，与谋求“人性化”并不矛盾，而且她所谋求的还是一种最广泛的“人性化”，她要消灭一切阶级差别，实现人类大同。但是，共产党诞生于大革命的惊涛骇浪之中，她与生俱来的历史使命，就是革命。在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大革命中，共产党人血流成河，他们从血泊中站起来，擦亮眼睛，看清了那些满口“人性化”的资产阶级，竟是那样的血腥。毛泽东及时给革命作了这样的诠释：“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的行动。”
　　这样，就将革命贴上了暴力标签，将它与温情脉脉的“人性”，推向了对立。
(二)　　这种将革命与人性对立的观念，在过去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
　　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共产党在农村领导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打土豪、分田地”运动。对于这场运动，共产党内也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好得很”，有人认为“糟得很”，是“痞子运动”。为此，毛泽东对湖南的农民运动进行了考察，得出的结论是“好得很”。应该说，那场运动，是几千年受尽残酷剥削、压迫的农民阶级，向封建地主阶级进行彻底清算的一场伟大革命，将其放在严酷的、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的大背景中来考察，是无可非议的。但是，从运动中一些具体行为来看，确实也反映出农民的狭窄、自私和无”人性”性。茅盾先生有一部反映该时期革命运动的小说三部曲《幻灭》、《动摇》、《追求》，记不清是在哪一部中描写了那场农民运动的情景：农民们将地主的土地、房屋、浮财分了以后，还要分配地主的一个小老婆。分给谁呢？那个地主的小老婆也很关心自己的命运，惊恐、担忧、急切地望着宣判她命运的人。她年青，漂亮，也不愿意跟那个地主老头在一起过，希望能找一个年青、健壮的后生。但农民们一致的意见，将她分给一个又老又丑的残疾人。农民的心理就是：美好的东西，既然自己得不到，就将她糟蹋、毁灭。那个地主小老婆听后，嚎啕大哭，宁死也不愿跟那个丑八怪走，农民们便在一阵猥亵的哄笑声中，报复的心理得到了满足。
　　在瞿秋白担任中共总书记时，曾作出一个灭绝“人性”的“烧光”政策，即将老百姓的房屋、粮食、一切东西，全部烧光，他的理论是，老百姓成了无产者，就自然会成为革命者；当年太平天国造反就是实行的这种“裹挟”政策。当一个叫周鲁的中央特派员到井冈山贯彻这一指示时，遭到了毛泽东的坚决抵制。但这个政策还是在其它地区得到了贯彻，致使革命遭到惨重损失。农民们疯狂地屠杀革命者，“支持革命的农民原想从革命中得到好处的，现在革命要掉他们的房子，于是农民拿着此前用来和反革命斗争的枪、梭镖和大刀来和共产党斗争了。19２８年３月中旬，在本来是要动员群众烧房子的大会上，农民们用梭标扎死、用泥土活埋了共产党人，手段是残忍的：夏明震面朝苍天，躺在那里，脸是青紫的，眼睛闭着，两只手还紧握着，衣服被撕开，胸前被刺了三、四刀，肩上、肚子上、脚上都有伤，大概被砍了几十刀，两腿伸直，一只脚光着。特别是那个妇联主任，赤身裸体躺在那里。两个乳房被割掉了，肚子上被挖了个碗口大的洞，肠子暴露着，外阴也被挖掉了。最惨的是两三百名少先队员，都是些十二岁至十六岁的孩子们。反叛的农民来了他们就往山上跑，反叛的农民哄骗说：‘你们下来，就不杀你们。’天真的孩子们相信了他们的鬼话，一下山就被包围了。毫无人性的叛乱分子竞对手无寸铁的孩子们大开杀戒，好几十个少先队员最后惨死在血泊之中，尸体被丢在山沟里。”（曾志：《一个革命的幸存者》）
　　“人性”体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而爱情与婚姻，则是一个主要方面。我们经常批判封建礼教违反“人性化”，就是因为在封建社会，爱情与婚姻没有自由，尤其是女性的感情，得不到丝毫尊重。在中国，最早实行妇女解放的，是在革命队伍里。但是，即使在革命队伍里，很长一段时间，女性在爱情与婚姻上，也是得不到“人性化”关怀的，谁要是强调爱情，就是小资产阶级感情。在延安初期，曾发生过一件骇人听闻的“逼婚杀人”事件：一个红军将领，向一个女青年求婚未获，开枪打死了女青年。其实，这种逼婚现象，在当时革命队伍里，是很普遍的，事发后很多人来为逼婚者求情，就很能说明问题。那个逼婚者也未料会因此送命。只是因为当时正值抗战初期，延安要吸引更多的进步人士，这个事件影响恶劣，才由毛主席亲自下令将其枪毙。这是革命队伍里的一种草寇思想。古代，那些打家劫舍、占山为王的草寇，他们分金分银，还要分配女人，女人也是财产。《水浒传》中，桃花山的小霸王周通，强抢刘太公的女儿为押寨夫人，管她愿意不愿意，结果被鲁智深暴打一顿。矮脚虎王英，捉住了清风寨知寨刘高的夫人，藏在屋里，要让她做个押寨夫人，后经宋江劝说放回；宋江后来却又做了一件缺德事，将年青貌美、身材秀长的一丈青扈三娘，许配给了那个丑八怪王矮虎，众人还夸他有德有义，做了一件好事。这些都是小寇，不足道，那么大盗如李自成者，攻下京城后，他的大将刘宗敏，不去准备抵御山海关外虎视眈眈的清兵，而纵兵大掠，自己则抢了山海关守将吴三桂的老婆陈圆圆，致使吴三桂“冲天一怒为红颜”，开关降清，断送了一部大好河山。这种草寇思想，在当时革命队伍里，是普遍存在的。那些部队首长，家中有老婆也好，无老婆也好，看中哪个女青年，说一声，组织就以革命的名义，促成其婚姻，与封建时代的父母之命，与宋江包办扈三娘的婚事，其实没有什么两样。当时有个规定叫“二七八团”，即二十七岁，八年党龄，团级以上干部，符合这三项条件，便可找对象。我的父母，便是这样的一种婚姻，父亲比母亲大14岁。只不过，一、父亲在此以前没有老婆，是头婚；二、父亲是一个美男子，我母亲对我父亲很倾慕。因此嫁给我父亲，她也没有觉得委屈。而对战士则实行禁欲主义，战士谈恋爱，就违反纪律，还要在道德上搞臭，称作乱搞“男女关系”，而“男女关系”在部队一直是三大耻辱之一。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已习惯于将革命与“人性化”对立起来。总是强调党的利益，国家利益，革命利益，无视个人利益，谁要求个人利益，就被视为“极端个人主义”，置革命利益于不顾。我们单位有一位一九六五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的老同志，他曾在青海工作二十年。毕业前夕，学校要求人人打报告，到边疆去。有一个同学，身体有病，请求留在家乡。这个同学本已定下分到家乡工作，但由于他的要求，被重分去了西藏。我单位那位老同志，已经公布留在北京，他主动要求替换那位有病的同学去西藏，结果被分去了青海。到了十年动乱时期，大批特批反动的资产阶级“人性论”，革命和”人性”也就彻底对立起来，势同水火，无任何”人性”可言。张志新被枪毙之前，怕她说话，竟被几个彪形大汉捺在地上，用脚踩住脸，割断喉管，那种惨状，想想都让人毛骨悚然。郭沫若的儿子死了，强忍悲痛，还要说“文化大革命”伟大；夜深人静之时，抄亡儿日记，老泪纵横。刘少奇、贺龙在监禁中，生病不许医治，甚至还被反医治，贺龙有糖尿病，就给他输葡萄糖。就是对待伪皇帝溥仪、战犯杜聿明，也没有这样；刘少奇遗体火化时，连真名都没有，写作刘卫黄。可怕的是，这一切，都是在革命旗帜之下进行的。文革时期，不排除有别有用心之人，但绝大多数人都是怀着一种神圣的使命感，认为他们是在革命。革命，只要目的神圣，手段可以无所不用其极。革命，就是最大的“人性化”，是无产阶级的”人性”，有了这个“人性化”，什么个人的“人性化”，都可以置之不顾。
（三）　　人类进入了二十一世纪，革命的年代早已结束，共产党也完成了由革命党到执政党、建设党的转换。人们已不再那样心潮澎湃，热血沸腾，开始变得冷静，理性，开始重新审视、反思、探索这个让人眼花缭乱的世界。思想解放了，开放了，开明了；观念变化了，异化了，更新了。对于“人性化”，也从敌视，无视，到审视，正视，再到重视，尊重，尊崇。党强调“人性化”关怀，政府强调“人性化”管理，社会强调“人性化”服务；强调人本，人道，人权， 以此保障“人性化”能够得到体现。
　　现在，我们仍然强调，党的利益、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仍然弘扬共产主义、爱国主义、集体主义，但我们同时也尊重个人利益。社会变得宽容起来，开始尊崇人的个性。在我们年青的时候，穿小脚裤，留小胡子，是被视为流氓的，我当兵的时候，一次穿了一双尼龙袜子，被连长训得无地自容；女性烫发则被视为阿飞。现在，什么奇装异服没有，争奇斗艳，五彩缤纷；什么发型没有，黄头发、蓝头发、红头发，莫希干头、爆炸头、阴阳头。就是男人当腻了，想变成女人，社会也不会觉得奇怪。政治也包容起来，人们敢讲过去不敢讲的话，写过去不敢写的文章，媒体的报道，也不象过去那样亦真亦幻，不痛不痒。过去，我们纪委查案，抱着一个理念：对腐败分子不能心慈手软。这在大方向上是正确的，但被查对象不肯交待时，也不免会出现一些非“人性”的行为。现在，从中央到地方，层层级级强调，要依纪依法文明办案，这也就是“人性化”的具体体现。
　　然而，作为一个有几千年漠视“人性”传统的国家，要在短时期内真正实行“人性化”是不可能的，于是在新时代到来之际，“人性”在中国就成了一个时髦的“名教”。胡适先生曾著文指出，中国是一个“名教”国家。所谓“名教”，就是只重名义，不图实际。某人与王二毛有仇，就在墙上写一条标语：打倒王二毛。于是，就以为王二毛真的被打倒了。过去，民间有一种法术：用布做一个小人，写上仇人的名字和生辰八字，再在小人的心脏上插一根针，就可以置仇人于死地。从古书上看，这种方法还真的整死过人，好像《封神演义》中的姜子牙，就曾被人这样暗算过。现在，还有人将猪肉放在砧板上，一边用刀剁，一边喊着仇人的名字，据说也能让人受到伤害。在《封神演义》和《西游记》中，有许多妖怪或者神仙，具有喊人名字杀人的手段和宝贝，叫你一声“金角大王”，应了，就被装进瓶子里，片刻化为浓血。现在，社会生活中，这种“名教”的痕迹，还到处可见。重视一件事情，例如节约能源，中央一声令下，电台，报纸，电视，网络，墙上标语，门前横幅，商店橱窗，公交车内，一次性水杯上，清洁工人衣服的后背上，各个部门的文件里，各级领导的讲话中，到处都是节约能源的口号。但是，晚上大街小巷，依然灯火通明，照耀如同白昼；白天灯也不熄，似乎要与太阳争辉。对于“人性化”，也是如此。中央首倡，立即城市规划，打官司，办教育，到银行取款，手机收费，端午节放假，植树，修建厕所，整治河塘……无不贴上“人性化”的标签，但行动如何呢？某地拆迁，打着横幅：“构建和谐社会，实行“人性化”拆迁”，却断水断电，在夜里上门吓唬所谓“钉子户”。一次，政府要员与拆迁户对话，说：“拆迁工作要规范化。”拆迁户说：“国务院规定，要拆迁，先安置，你怎么不规范化呢？”政府要员勃然变色说：“要住房，你去找温家宝。”可见，涉及到实际问题，有时就是另一种样子了。
　　某年“七•一”前夕，我们机关及所属单位党员到市区某广场举行重温入党誓词活动。通知下午2：40分前到场。公交车不准时，我2时就从家里出发，紧赶慢赶，终于在2：40分前到达。三时，却突然宣布，因领导有事，活动改在四点钟进行。几百名干部，暴晒于烈日之下；时值雨季，忽而暴雨骤至，东躲西藏，狼狈不堪。这就是我们的特色，等候一人，晾晒众人。几年前我们机关中层干部竞争上岗，有一道面试题：“原定去市委党校讲课，却突然通知去市委开会。你怎么处理？”几乎所有的人，都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去市委开会。实际情况就是如此，学员可以晾在一边，而市委是不可以晾的。但结果都答错了。我们的理论就是这样动听：群众第一。但实际生活中却完全是另一回事；只有领导才能享受到充分的“人性化”关怀。
　　某年《扬子晚报》上有一篇报道，标题是《下基层时怕热兀自撑伞 “娇贵”干部遭会上投影曝光》。报道说：宿迁市“在90多家企业三天的观摩活动中，数百名与会人员冒着酷暑、暴雨观看了近百个观摩点……有‘娇贵’者，竟不顾会议纪律，撑开了雨伞遮阳。”现在，许多政府官员确实很“娇贵”，不管走几步路都离不开小车，汽油涨到天价也与他们无关；办公室也由别人打扫；讲一句话都要秘书写稿子；但报道中的这些官员打伞遮阳，我却不知何错之有。过去，《霓虹灯下的哨兵》中的赵大大脸黑，连长说“脸黑，说明你革命”，那是在战场上，没办法，总不能打仗时撑着伞吧。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脸黑心红，许多白面书生、桃花少女，就到烈日下去暴晒。但现在有何必要呢？殊不知，紫外线是很伤人的，据科学家说，有时一次暴晒，就可致皮肤癌。如果是在抢险救灾现场，又当别论，而召开观摩会，三天，近百个观摩点，烈日，暴雨，在这样的情况下，不准打伞，不知这里面有什么深刻、伟大的用意？
(四)　　说到“人性化”，自然就要说到人权，没有人权保障，就谈不到“人性化”。人权问题，自一九四九年新中国建国，西方国家与我们就一直争执不休，无非是他们说我们没有人权，我们说我们有人权，都发表了白皮书。其实，有人权、没有人权，都是绝对化，已至二十一世纪，放眼世界，还有哪个国家没有人权？只是程度不同罢了。就是提倡“天赋人权”已有几百年历史的西方，难道他们就没有违反人权的事情？不过，虽然近年我们更加重视人权，但对什么是人权，似乎也还没有完全搞清。上述那个某地拆迁事件，后来，拆迁户又到市政府上访，市政府调来警察维持秩序。天气炎热，太阳暴晒，一个警察头子抱怨道：“温家宝太软，让我们工作被动。”言下之意，如果不是中央对拆迁做出规定，他就可以抓人了。这个警察要是生在六十多年前的德国，倒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2008年奥运会召开前夕，我市的体育馆突然被封了起来，理由是维修。但是，那个体育馆，名曰“新体育馆”，建成才两年，要维修什么呢？真实的原因是怕在奥运会期间出事。这不是神经过敏吗？奥运会在北京召开，千里之外，与我们何干？体育馆是人民的钱建起来的，市民在这里活动是他们的权力，怎么能说禁止就禁止呢？他们以“维修”为幌子，总算还未敢理直气壮地来禁止。
　　在体育馆附近一个超市的广场上，夏天晚上，市民们在那里唱戏 ，放电影，已有多年。可也在一天晚上，突然来了几十个城管队员，拆毁戏台，驱赶观众，市民当即与他们发生冲突，遂未能得逞。老百姓自带锣鼓，自带板凳，自娱自乐，与他们何干？ 太平盛世，和谐社会，就被这些人搞得不太平，不和谐。
　　说到底，这还是一个理念问题：他们是官府，不是政府；是管理，不是服务。古时，县官称作父母，州官称作州牧，人民称作子民，或草民。既为父母，当然就有权管束孩子。中国的父母，也许是世界上最呕心的父母，总要孩子听话，却从来不想想他们的话是对还是不对；他们可以不让孩子吃饭，不让孩子睡觉，不让看电视，不让看小人书，不让玩，可以强迫他们学钢琴，可以没收他们的MP3、手机，可以揍他们，直到孩子长大，还要强迫他们选择职业，强迫他们的婚姻。没有人想过，他们哪儿来的这样的权力。有一个小幽默：一个外国小孩在火车上调皮，他的父亲说，当心我揍你，马上就到中国了。州牧，何为牧，就是放牧，但州官可不是放羊的人，他们是把人民当作羊来管束。对羊，还讲什么人权，随意就可以给它一鞭子。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上出现了一些所谓的能人。我对这些所谓的能人，素无好感。他们处处模仿电视剧里的皇帝，张口就训人，说一不二，动不动就发火。某年，我在某乡蹲点，第一次参加他们的大会，乡长从第一句话就开始训人，一直训到结束，好像吃了十二近炸药。我感到非常奇怪，随后书记接着讲话，比乡长语气还凶，还时不时转过头来训坐在他身旁的乡长。以后知道，他们已经形成习惯。这种人还自美为“有魄力”。这叫什么魄力？手握重权，却对无权无势的百姓施威。你有“魄力”，像关公那样傲上试试。这些能人，借改革之名，作风霸道，独断专行，蛮不讲理，不讲人情，其实就是沽名钓誉，博取美名，满口国家，人民，事业，其实心中只有他个人，个人政绩，个人名声，个人利益，个人面子。这种人，就是无视党纪国法，无视人民利益，无视人权、“人性化”。他们轰轰烈烈、大锣大鼓，瞎折腾一气，扔下一个烂摊子，提升了，到另一个地方，更大的范围，又去折腾。一个独断，就使一座大楼夷为平地；一个专行，就让一个企业倒闭。这些人，比那些无为官员其实祸害还大。老百姓现在倒情愿有些官员无为，因为他们毕竟不过是无为，而那些所谓能人，不仅无为，而且乱为。这样的官员，头脑里是不会有人权意识的，在他们的治辖下，也是不会得到“人性化”的关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