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我丢失了身份

我丢失了身份 一 　　多年前我在外面行走时，这个社会曾经给予我数种社会角色认定。数年前的忽一日，我丢开了那些帽子，不再追求其中的乐趣，沦为一个没有身份的人。 　　在一个小城市近郊的一个乡村，我找到一块地，用自己的积蓄建造了一座“一家三口”居住的房子。我在这里生活着，时光在田野上滚去，我头上的白发在渐渐增加。 　　在这个讲究身份的社会里，我没有身份。没有职业没有福利没有工资没有假期，在多数的人眼里，我是一个整天无所事事的人，从来没有看到我正经做一份事儿，常常在别人忙碌的时候，我背着双手在村间道路上闲逛。和邻人熟悉后，有一次，他们看着我的手说，你的手比村里姑娘的手还细嫩。他的意思是说，我成天什么也不干，是个浪荡的闲人。 　　这样一个体制之外的边缘人，社会和体制有什么样一个位置与界定？在接触到网上许多个人资料的填写栏目时，我发现，我填写身份和职业可以有一个选择：其他。这是一个很模糊的界定，有旁门别类之感。我曾经强调说，我是写作的人，稿酬是我的收入。当时，别人这样问，你是专业的吗，去什么地方上班，拿不拿工资？当我说，不是，也没有办公室和工资时，他们的笑否定了：哦，你不过是个自己瞎糊弄的人，没有地方承认。 　　有一次，我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小说读后感，周围的村民对我立即刮目相看，我在村道上行走，连不认识的人也会笑着和我打招呼。我所住的那个乡政府文化站的人找我，确认了确有此事后，可当我把那篇读后感找给他时，他连看也没看就走了。 　　准确地说，我还有一个公民身份，当然，除此再没有别的。我是党外人士，单位外人士，企业外人士，商业外人士，外来户，盲流，我不隶属与任何一个范围。我的户口挂在一个乡镇集体户里，在档案室铁皮箱里那张卡片上，我是自己的户主。在一些文章里我这样确定自己：民间人士。这个身份除了给我一点聊以自慰，不至于是个“黑人”外，还让我体会到一些悲哀，一则因为公民身份是与生俱来的，没有一点我的奋斗与努力，如果当年母亲在美国的土地生养，我也就获得了绿卡；二则，公民二字在这块土地上，是个几乎耳生的、非使用名词，是个高贵的却架于屋梁的玉器。 　　这样的境遇，要求我把许多事看得淡然，我常常鼓励自己的一句话是：一笑了之。 二 　　时间长了，我这个没有身份的人，还是和周围的村民交往起来了。我自以为是一个很好相处的人，朋友中既有著作等身的学者，也有生活困顿的零工，有享受特权的公务员，也有挑粪下地的农民。我是反对底层意识的人，并不认为人可以分上中下等，人只是类别不同罢了。底层意识实际上是物质占有多少之别的区分意识，它是反人性的。在我的眼里，学者、公务员、农民，他们是平等的，没有高下之分。也就是说，我和他们中的谁，都是一样的，平起平坐。因为大家一般高，没有仰视和歧视，才有交流的可能，互相之间有一份尊重，才会有友情。一个朋友这样说：你和什么人都谈得起来。这里有一个辩证的关系，不是我“见人讲人话，见鬼讲鬼话”，不断变换自己的身份，而是在我眼里，人就没有等级之分，大家都是公民，我以不变的公民身份应付在别人眼里万变的“等级身份”，这样，在别人看来，我是游刃有余的，如太极高手。 　　我自以为没有怜悯谁的权利，那是对别人的小视。一个人当然不能缺少悲悯情怀，但那是对整个生命的，人类生命，其他动植物的生命，但不是对某一个个体。我讨厌人与人之间的居高临下，我对政体中的“下级服从上级”的概念有着一种近乎天生的反感。这是我在青年时期选择民间道路的一个契因。 　　我常常得到一些朋友的怜悯。那多是一些体制之内有优越感的人，我在体制之外的游离，唤起他们内心的那一份善良，这是我为之高兴却不易承受的。因为我并不以为自己怎么比他们“混得不好”，我讨厌卑躬屈膝地生活，和被别人呼来唤去地指使，为自己认识并脱离了那样的境况庆幸。 　　不管怎么说，我还是获得了一种宁静，获得了一丁点儿难得的自由，这是放弃面具和伪装给我带来的愉悦。在别人眼里，一出门就是尔虞我诈、利欲横流，因而他人每天醒来，端起的总是一副决斗的架势，面部和身体外总是一身盔甲；因“无为而作”，我一出门，总是友善的，我的身心能感受到田野上绿色的生机，人与人之间在不争斗状态下的平和，一副飘然独行的样子。 　　这样，对于这个世界来说，我是个没有武器的人，没有防范，没有和别人“分一杯羹”的身份，注定了我在别人“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时候，是个旁观者。好比是，别人养殖着大鱼塘，我只是在小沟叉里摸点小鱼虾，那都是别人舍弃不要的，所以根本看不上我的塞牙缝的收获，即使偶然有一回摸了个野生的大鱼，斤两也不小，他们也就是善意地笑一回，把那看作纯属意外收获。我想，我的安逸和平和，就是在这样的体制与民众意识的放弃中生成的。 三　
　
　　在我生活的这块土地上，单纯的文化触角的生长不存在，这仍然是政治意识形态裹挟着文化的（前者甚至常常表现出对后者的强奸）时代，极盛时期曾经有过的主席台虽然拆除，但主导意识从来未终止。 　　在田间，我注意到一种农民深恶痛绝的巴根草，它根筋结实，顺地倒伏爬行，每一节都会生出根须，从土地里吸收营养，生命力极强，不辨方向，四处蔓延，大面积占领土地。它没有脊骨，从不挺起脊梁，只要还有一节根筋，它就还会生长壮大。在它蓬勃生长的地方，庄稼和别的草是无法立足的。 　　主导意识的巴根草特性，决定了个体文化角色这些庄稼（如果嫌抬高的话，也可以将其比喻为别的草）的无力与苍白。握在我手里的笔，写不出强有力的字，那些是政策文件中汉字的功能。收工了，捧着饭碗的农民来找我，于是，我拿起写散文随笔的笔，为他们写下困难救济报告、借条、承包合同之类的文字。我的慷慨表现在为他们提供纸张和有求必应。 　　可是，总有一个声音在唤醒我。 　　我的个人力量表现在哪里？我的自以为是的文化似乎应该在与周围村民的交往中建设一点什么，但是，这样的愿望一直是徒然的，当本质文化通过我的双手展示出的力量，不过是写写这些最基本的应用文，我实在不能接受这是我个人的悲哀。这让我常常伤感。这样说来，我这个文字生产大户每天的丰产超产，与这些普通民众是无关的，也就是说，对于他们，我是个可有可无的人，并不需要的文字就是垃圾。当然，对于他们来说，不需要的文字垃圾太多了，那些刊登各级重要新闻、消息的报纸，不过是他们顺手使用的擦屁股纸（这也许是他们最有力的抵抗）。 　　所以，文化又几乎是民众与我之间的樊篱。 四 　　也就是说，我并不会成为民众的需要者和帮手。那些我以为的写借条救济报告的帮助，是他们家读小学初中的孩子就能完成的。 　　这样的结果，对我真是一个打击，我实际上更是一个行走在乡间的沉默者。我不愿也无法做好某种思想的一个传达者宣传者，比如我做不好基督教义的传教者，我的口只愿意说出自己认识到的思考、看法（尽管很浅薄），因为那是我自己的独立思考，不为人左右，当与强大的力量有对峙时，我愿意选择沉默，我认为，这也是对自己的一种捍卫。 　　民众是文化生长的载体，远看民众文化虽然也是一片绿色，我知道，实际那是一片荒芜，漫野的巴根草，已经爬上了民众的额头。 　　中国还有文化吗？产生这个疑问的缘由，是我感到了民众与“文化”之间巨大的沟壑，我一直想要扮演的角色是，在两者之间搭起一根联系、拉紧它们的线条（这似乎是一个妄想吧？）。但是，在这个乡村的经历，客观上我却一直以远离的方式，来切近着“底层”的民众。远离了主体文化，远离了意识形态，远离了社会意识。在这样的时候，我的眼睛好像具有了透视的功能，看到了以前看不到的许多情景。我看到了人与物的关系，官与民的关系，人与植物的关系，我听到了庄稼拔节的声音，脚步重叠的声音，记忆流动的声音，生命萌动的声音，死亡走近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