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疤衣裳

补疤衣裳
陈礼贤
     《红楼梦》五十二回叙一事：宝玉穿一件俄罗斯人用孔雀毛线织成的毛氅去赴宴，不小心在后襟子上弄了一个“指顶大的烧眼”，一则怕贾母知道了不喜欢，二则明天还要穿着去应酬，得赶紧补好才是，可外面的人揽不了这活，病中的晴雯只得硬挺着用孔雀金线一针一针地连夜缝补起来——“先将里子拆开，用茶杯口大的一个竹弓钉牢在背面，再将破口四边用金刀刮的散松松的，然后用针纫了两条，分出经纬，亦如界线之法，先界出地子后，依本衣之纹来回织补。补两针，又看看，织补两针，又端详端详。”直到后半夜补完，大家拿过来一看，简直和原来的一模一样……
      这一情节，以前不大在意，这次重读就想：哦，原来宝玉也是穿过补疤衣裳的。
      缝补一事，在贾府这样的诗礼簪缨之族、钟鸣鼎食之家极为罕见，故《红楼梦》大书特书，洋洋洒洒写了一千多字。不过，这事弄得如此兴师动众，全书也仅此一回。事实上，宝玉平常所穿，皆是华服丽袍，不会有补疤衣裳，此番会客所穿毛氅，跟平民百姓用作御寒的素常衣物更有天壤之别，之所以要缝补，因它是外国货，奢侈品，独一无二。如果轻易可得，恐怕不会补了，另换一件即可。
      《红楼梦》作者曹雪芹早年也如宝玉这般过着锦衣纨绔、富贵风流的生活，但晚年困顿不堪，举家食粥，想来，他这时大约真是常穿补疤衣裳的，不然，哪会对缝补的场景那般熟悉？又哪会写得如此逼真？
      专家讲说古人服饰，通常只说古人穿衣用什么布料及服色、长短、纹饰等等，没有提及是否穿过补疤衣裳。实际上，我们从古人的文章里可以知道，那时布料难得，平民百姓只能穿麻布衣、葛布衣，而这些东西容易破损，那么，一般人穿补疤衣裳的时候应该是很多的。
      不说古人了，就说距今不远的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吧，那时在乡间，我亲身经历的，人们普遍还穿补疤衣裳。彼时穿衣，都是自己买一些白布，回家用染料煮成蓝色或灰色，晾干后拿到裁缝那儿做成衣服或裤子。因为手艺不好，这自染的布料往往成了大花脸，一片白一片蓝，花花绿绿，很不好看。不过，有穿的就不错了，没人计较。商店也卖染色的布料，不过价钱要贵一点，家境好的人家才舍得买。不论是谁，买布要布票。票少，布也少，做成的衣裤，老大穿了老二穿，如果中途破了，补好，老三接着穿，又破了，再补，一件衣裳，补了又补，疤上重疤，在人们的穿戴上极常见。这样，“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一件衣裳穿上十来年是平常的事。

那些年，这样的场景在乡村很常见：妇女们坐在院坝边的阳光里，或者聚在哪家火塘边，一边说些闲话，一边一针一针缝补手中的破衣烂衫。她们身边放一个小竹篮，里面装着黄蜡、纽扣，还有针头线脑和各色布片等杂七杂八的东西，需要什么，顺手拿来，极方便。要补的东西很多，除了一家老小穿的戴的，还有被子枕套，一补就是大半天。她们飞针走线，动作非常熟练。偶尔，有人拿起小小的银针，在自己头发里划几下，划拉完了，继续缝补。针头尖锐，我总担心她们会把头皮划破，弄出血来，结果啥事没有。为什么要这样？她们笑说，磨磨针。呵呵，在头皮上磨磨针。
      那时，人们天天要干体力活，衣服上屁股、膝盖和肘部这几个地方最易磨损而致破烂。倘是夏秋时节，正是农忙，没空缝补，穿着破衣烂衫倒觉凉快。到了冬季，寒风凛冽，本就穿得单薄，又大洞小眼，实在不可忍耐，就是熬夜也要当天补好。我那时十多岁，在家里也算个男子汉了，入冬后，经常去山上砍柴，在林子里钻来钻去，衣裤常常让树枝刺藤挂烂，晚上，母亲必命我脱下，她俯在灯下缝补。有时夜已深，塘里的火早就熄了，天冷，她就坐到床上去，围在被窝里缝补，其情景至今如在目前。
      虽是缝补破衣，也还有些讲究。比如，为了美观，补上去的布片最好是同色或顺色，花衣，最好拿花布去补，灰衣，最好用灰布去补。可是，缝纫师把她们的竹篮翻个遍，往往找不到合适的布片，只得将就了，有什么用什么，结果那旧衣上补出的新疤，颜色上大有差异，或灰衣蓝疤，或黑衣白疤，显眼刺目，极不协调。这种衣裳穿在身上，怎么看都觉得别扭，可是穿这种衣裳的男女，满村都是，大家习以为常，见怪不怪了。
      我们家人口多，生计艰难，一家老小自然都穿补疤衣裳的。我穿过的妹妹穿，妹妹穿过的弟弟穿。不分男女。很多时候，母亲把父亲的旧衣改给我穿。父亲个子高，我穿他的衣裳显得肥大，可母亲舍不得剪裁，说我还要长个子，现在穿着显大，过一两年就差不多了。这样，我经常穿的是宽衣大袖。有一次，偶尔听人给母亲讲，要把某家女儿说给我。这女孩的外婆家住我们村，两家相距不远，她常随大人来走人户，我们彼此认识。母亲同没同意，不知道，但我心里从此就记下这事。一天傍晚，是暑期，我放牛回来，走到村口忽然看见这女孩，心里慌张，躲在树丛后面不敢露面。因为我穿着父亲的旧背心，它太大了，把我的身子从上到下笼在里面，像钻在桶里一样，形象不佳，而且，这背心破烂不堪，补了好几块疤，其中一疤在我右胸处，巧的是，补疤的布片正好脱了线，倒挂在胸前，里面小小的乳头露出来。这模样要让她见了，多没面子啊，我急得出了一身的汗……后来，亲事没成，那天的尴尬倒还记忆犹新。
      那时候，能使针线缝补衣裳的，不光是女人，村里一些男人也会。要说手艺，当然是女人做得好。不过，终究是手工缝补，徒眼估量，粗针大线，总没有机器缝制的精细好看。所以后来，当有人买回缝纫机时，村里一些讲究的青年，衣衫破了不让母亲或妹妹补了，去找裁缝，裁缝用缝纫机扎，针脚细密，一圈一圈走线，补好之后，很妥贴。另一个不同是，手工缝补是哪里破了补哪，重在实用，比如裤子左边破了一个洞，只补破的那块，右边没破，是决不会补的。裁缝用机器缝补，没破的那一边也要弄一弄，使之呈现出左右对称的图案，很好看。
      有段时间，出现一种新的补法：将屁股破烂处补成碗口大的圆疤，大圆里面套着小圆，小圆里套着更小的圆。裁缝的想法是好的，这样结实，耐磨。可是穿上一看，屁股上好像架着一副大眼镜，主人在前面走，它在后面瞪着你，很是滑稽。这种补法流行时间不长，随即便废弃不用了。
      慢慢地，人们总结了一些经验。一是补疤要小。民间有一俗语：“小洞不补，大洞就要一尺五”，意思是说，衣服小有破烂就要赶紧缝补才好，如果破成大洞才动手，费布不说，那个大疤的模样也不好看。二是勤洗勤换，经常保持干净——身穿洗得发白的旧衣，旧衣上又补了点疤，那疤并不怎么显眼，这样的形象看上去，有一种俭朴的可爱，倘是年轻女子，辫子搭在肩上，摆着两手在路上走，偶尔露出衣袖上的疤来，因她洁净的穿着，自有一种素雅之美感。这是那个时代人们的审美观。
      说到这里，得讲讲擅长缝补的双儿了。她是大爹的女儿，那时十七八岁，我叫她双姐。我们两家住同一个院子。她是个害羞的人，小时候走人户，坐在桌上吃饭，人家给她挑菜，她不好意思，把碗藏到桌子下面，结果狗把碗里的饭给舔了。跟人说话，总是脸红，红到耳根。她手巧，喜欢缝缝补补，农闲时，总见她手里拿件衣裳或枕套什么的，埋头坐在窗前，一针一针缝着。她一头长发，黑黑的发着光，这在那时的农村也是少见。她用夹子把头发别到耳朵两边，再从后面顺下来，披在肩上。他们家五口人，破衣烂衫都是她补，大娘一般不动手的。他们一家人生活也很清贫，但身上穿的从来整整齐齐，干干净净。
      最初，她也是手工缝补，后来跟裁缝师傅学了缝纫的手艺，自己买了一台缝纫机，农闲时给人做衣服、补衣服。补衣她是不收钱的，顺带帮忙。她针线上的手艺好，缝补的衣衫被子，针脚齐整细密，所选布料的颜色适中。她补衣服，既实用，也讲美观，一个破洞，别人补一大片（一般是圆形，也有补成长方形或正方形的），穿到身上很显眼，老远能看到衣服上的疤。她不这样，把破的那一片补出一个桃子的形状，或是一片树叶的形状，或是一个弯月的样子。不让人觉得那是补过的破衣烂衫。村里只有她能这样。她弟弟穿她补的衣裳，我们都爱看，觉得那是艺术品，有一种朴素的美。
      远近的人都知道她，外村一些小伙子常来找她补衣服。其中有几个人喜欢她，后来都托人来提亲。她同意了一个姓王的老师。他是外地人，在我们大队小学里当教师，人长得眉清目秀。可是，定亲不久，公社书记的儿子老来纠缠，说非要跟他结亲不可。双姐不答应，结果她看上的王老师就给调到另一个学校去了。她还是不同意，那老师又调到另一个学校。她总不改口，那老师就给调来调去。到了第三年，那老师来跟双姐说，我们还是算了吧。她把自己关在屋里，三天不出来。我们以为她要同意书记的儿子了，不，还是不同意。大爹骂，大娘劝，她不松口。最后书记的儿子也没办法了，慢慢地不再来。
       这以后，双姐还是从前那样，坐在窗前把缝纫机踩得嗒嗒地响，给人做衣、补衣。来找她的人还是那样多。有一回，外村一个人拿来一条裤子找她补，屁股左边那儿破了巴掌大一个洞。她给补了一个圆形的疤，又在那圆里走了几针，弄好一看，像张人脸，有弯弯的眉毛，嘴角上还带着一点笑的样子。那人很高兴，说穿张笑脸在身上，喜兴。谁也没想到，过了不久，那人给打成“反革命”了。传到我们村里的消息是：有人举报，说那张脸像林副统帅的样子。这还了得，天天把林副统帅的脸贴在屁股上，多么恶毒啊。就把那人拉去四处批斗。斗了几回，又有人说，这补疤的人居心不良，也是反革命，就追查，追到双姐了。那天来了几个人，抹脚挽手的，要把她拉去批斗。大娘死活不肯，跪在地上给人磕头，磕得额上出血，来人不罢休，双姐还是让人给揪走了。大爹和我爹他们急得什么似的，把一大家人聚在一起想办法。却想不出什么办法，只唉声叹气。哪知到第四天，广播里传出消息，说林副统帅在什么地方摔死了。当天下午，双姐给放了回来。
      过了几年，她跟镇上一个姓张的中学老师结婚。现在，她与丈夫跟我们住在同一城市，我们两家相距不远。他们过得很好。她天天跟一帮人跳广场舞。快七十了，她的舞姿还很曼妙。晚饭后，我们常在一起散步，忆起早年的事，她总是感慨：“我这一辈子，几个关键时候，都是缝缝补补惹出麻烦……”她青年时的这些事颇有些传奇，非亲历，或以为杜撰。
      回过头来，继续说。补疤衣裳，我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还穿过，那时我在老家镇上的中学里教书。我穿着补了疤的裤子，背对学生在黑板上写字，下面有调皮胆大的学生对着我屁股上碗口大的圆疤，用手指瞄准，嘴里噼噼地轻轻响着子弹击中的声音。我假装没听见。穿着屁股上补了疤的裤子，站在讲台上授课，还口若悬河，滔滔不绝，我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妥。那时候，机关干部，学校老师，不分男女，常穿补疤衣裳的，谁也不笑话谁。可是，到了八十年代中期，穿补疤衣裳的突然少了，机关干部基本不穿，农村也很少有人穿了。不久，补疤衣裳从我们生活中彻底消失。
      从古至今，一代一代人穿了数千年的补疤衣裳，突然一天不见了。好像一支演奏了数千年的曲子戛然而止。
      一个时代就此结束。
      新的时代，是从人们穿上五彩缤纷的新衣裳开始的。在这个时代，人们想穿什么就穿什么，爱怎么穿就怎么穿。个个衣履光鲜，神采奕奕。就是贾宝玉穿过的“俄罗斯人用孔雀毛线织成的毛氅”，很多人也穿过了。一些人开始讨论这样的问题：“这种毛氅破了，是补好接着穿，还是另买新的？”另一些人则忧心忡忡：“奢华容易，俭朴难……”
      人们感慨着，回头望去，只见那些身穿补疤衣裳的背影，在历史的隧道里越走越远，越来越模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