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中的荒凉

本帖最后由  蓝莲花 于 2016-10-31 06:54 编辑

    时值深秋，我乘车前去拜谒萧红故居。到了那里有点早，只见大门紧闭，门前的树上拴着马，马车上是柴禾。门前广场的长凳上坐着几位老妇人，听得出她们在闲聊。这就是萧红的出生地，典型的满族民居。人们形容满族民居是“口袋房，万字炕，烟囱出在地面上。”我幼年时居住的房子便是这种构造，故而十分熟悉满族民居的结构，卧室叫“里屋”，南北西三面火炕，亦有南北两铺大炕，称万字炕。伙房即做饭的地方叫“外屋”。烟囱从地面拔地而起，连接着室内的大炕。
    我在院子里望见萧红的汉白玉雕像时，见她的手托在下颌上，眉头深锁，眺望着远方。也许只有这个姿势，才能与她匹配。她被誉为“30年代的文学洛神”，生命却何其短暂。于1942年辞世时，年仅31岁，令人嘘唏不已。我无法形容此刻的心情，敬仰、怜惜与心痛掺杂在一起。我不知道自己有没有资格与她隔空对话，斯人已去，无缘得见。只能站在那里感知她的一切，却又十分模糊。我慢慢地踱到了东厢房，这是有二伯居住的地方。外屋是锅台，进入里屋，右手边是炕，炕上放着桌子，桌子上面有火盆。旁边是炕琴，上面绘有花卉等图案，用来摆放被褥。我走近了窗户，窗子上有很多格子，从中间打开。外面的阳光令人感觉温暖。
    从东厢房出来，我朝着正房走去。只见苏州门大门对开，苏州门放在这里，很有江南情调，看起来萧家是富贵之家。在北方这样的门不太适合保暖，多半是采用单扇门。西屋的门前立着一幅对联，上联是“惜小女宣传革命粤南殁去，幸长男抗战胜利苏北归来。”对联为萧红的父亲张廷举所书，为了庆祝抗战胜利的儿子归来，可惜的是萧红已然不在。我信步走进室内，有似曾相识的感觉，柜子如她所描述的那样，小小的摇篮，晃走了多少光阴，也没有人能够说清。墙上悬挂着萧红父亲、萧红与母亲，萧红与各位好友的照片。尤其醒目的是萧红与萧军的合影，她梳着两条辫子，满脸稚气，叼着大烟斗。萧军站立在她的身后，目视前方。地上放着桌子，桌子中间摆着一口座钟，座钟的两侧各摆放着两个花瓶。从室内的陈设来看，萧红当时的家境富裕。东屋两间住着萧红的祖母，后来她的弟弟张秀珂偶尔回来居住。
    我参观完养猪户和西院厢房，见到了王大姑娘的住房，里面很简陋，无法与正房相提并论。她亦是萧红笔下的人物，曾与冯歪嘴子发生了一段贫民爱情故事。小偏房里住着小团圆媳妇，最后死得不明不白。这个院子的每个房间，每天都在演绎着悲欢离合。我穿过了绿色的葡萄架，终于见到了神秘的后花园。早上的露水未干，打湿了我的鞋子。萧红与爷爷两个人的雕像立在院子里，向人们叙述着她的欢乐童年。然而，命运多舛的她，于1930年因抗婚出走后，中途只辗转回去过一次，之后与亲人无缘再见。她当然想不到即将到来的日子是多么地坎坷，人世充满了凉薄。她还是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在1931年的10月，她的临产期近了，未婚夫汪恩甲却逃跑了。她处于困顿之中，无可奈何之际向《国际协报》编辑裴馨园求助，由此结识了萧军，自此走上了文学之路。后来，得到鲁迅先生的指导，于1935年12月出版了《生死场》，萧红一举成名。
    没有思索的生活，连生存都谈不上。一九三一年的“九一八事变”，把中国变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主战场，东北沦陷，黎明前，暮色里，一个行色匆匆的女子，逃婚本就已是惊天骇俗之事，不曾让人料想的是，她拿起了笔便入木三分，刻画出了“生的坚强，死的挣扎。”，这个女人就是被称之为“三十年代文学洛神”的萧红，1935年12月，她的中篇小说《生死场》横空出世。
夜幕中我放下书，不由掩卷沉思，《生死场》中着墨最多的人物是金枝还是王婆。赵三还是二里半？“在农村永久不晓得，永久体验不到灵魂，只有物质来充实她们”。渲染的场景是身在农村女人的悲哀还是抗日的前线？主线是金枝与成业偷尝禁果，金枝生下孩子后被弄死，然后外出缝穷遭遇男人的欺侮，意图出家却找不到尼姑？亦或是在宣传抗日，不当亡国奴？“二月了，山上的积雪呈现出毁灭的色调。”战争的本质就是毁灭和摧残。
    因为日本侵略者的长驱直入，和谐宁静的秩序被打乱，“死人死了！活人计算着怎样活下去。冬天女人们预备着夏季的衣裳，男人们计虑着怎样开始明年的耕种。”“在乡间，人和动物一样，忙着生，忙着死。”萧红的研究者认为《生死场》是一个断裂的文本，我揣度，因为主线不是一气呵成，或于中间断开的缘故。或许是本身忍饥挨饿的情形下，作者朝不保夕的生活，无法捡拾长串的记忆诉诸于笔端？生命的另类荒凉中透出的无力和无奈，不在于这个故事如何完美，铺陈得如何华丽，而在于它的立意，枯枝下，你尚能见得到它的脉络清晰，纹理走向。“人间已是那般寂寞了。”蓄积；沉思；觉醒，终于迸发出空谷回音——不当亡国奴！
作家的思维走到了时代的前沿，她的呐喊凝聚了时代的呼声。若是无法代言百姓的心声，这部作品的思想性就无法提升到一定的高度。话题引发的宽度就像剥洋葱一样，层层抽丝剥茧，令人直视惨淡的人生。《生死场》中的一种隐喻，女人作为母体，是一个人出生的起点，个体的生死场。人进入了社会这个大环境，就是一个大的生死场。战争，充满了破坏力。人只有不断地维护自己赖以生存的母体和社会（我们的国家），才能让自己生活得更有尊严，接近于完美。
    漂泊在外的萧红，身体远行，灵魂无处安放。她在双重煎熬之下，拿起了手中的笔，仔细回味着曾经生活过的“呼兰河”。虽然文字透着彻骨的荒凉，她为了给灵魂找到一个家园，用文字温暖自己的心灵，达到与自己的家人和解的目的。1940年9月1日，《呼兰河传》在《星岛晨报》的副刊上《星座》连载，12月20日完稿。她的寂寞，是因为没有人能够走近她的内心世界。内心渐渐的荒芜，直至生出连天的蒿草。萧红用她的笔描绘出了一幅长卷的风景画，犹如涓涓细流，在岁月的青石上溅起水花。日子在四季轮回中更迭，不见一丝一毫的改变。盂兰会，野台子戏，庙会，周而复始。
    呼兰河畔，北风呼呼地刮，冬天白雪覆盖，让一切了无痕迹。“地冻裂口了。”吞了馒头了。嘴里边的呼吸，冒着烟似的。春天依旧会开花，后花园五彩斑斓，黄瓜愿意开几个谎花就几个谎花。只是小团圆的媳妇来了又走了，冯歪嘴子的两个儿子长出的是希冀。如萧红自己的描述“并不是优美的故事，只因他们充满着我幼年的记忆，忘却不了，难以忘却，就记在这里了。”
    被人捧在手心里呵护的童年，萧红的记忆是清新而惬意的。“我家有个大花园，白的蝴蝶，蜻蜓是金的，蚂蚱是绿的。”“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要怎么样就怎么样。”祖孙二人相互依偎，在后花园中守候着尘世中的一丝温情。那些靓丽而清新的色彩，那些明媚而妖娆的光影，投射在了她无拘无束的心灵，映在了她不染尘埃的眼眸。触手可及的温暖原始而又深邃，于是“祖父，后园和我一样不可少。”我恍若听见了她在大声的吟诵“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
    然而萧红的心境随着年龄的增长，终于窥见了“我家的院子很荒凉。”不由喟叹“人生是为了什么，才会有这样凄凉的夜。”只因她一再言明“人生是苦多乐少”。为了让初来乍到的小团圆媳妇听话，婆婆每日里都在毒打她，以至于被折磨得奄奄一息了。愚昧的人们借着为其治疗的名义，用“跳大神”的方式，为她洗澡驱邪，只不过洗澡水是滚烫的开水，要彻底清洗三遍，直到成全她“回家”的愿望。冯歪嘴子住的房子和露天地一样，即使在他老婆去世后，他照常背负着那份责任，守着满屋的月光。因为生活给了他一个希望，他的两个孩子似乎长大了呢。
    回顾过去，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人们不想去改变什么！因为生活一直是祖祖辈辈就这样过来的。“他们被父母生下来，没有什么希望，只希望吃饱了，穿暖了，但也吃不饱穿不暖。”怒其不争。人们能够去改变什么呢？在日寇铁蹄的践踏下，半封建半殖民地层层压迫下的劳动人民，无力去扭转这种局面。萧红感叹“人若老实了，不但异类要来欺侮，就是同类也不同情。”哀其不幸。
    院子里有着轻风，一把遮阳伞下，午后的阳光斜斜的映在了桌子上。吃饱穿暖的我希望有一只藤椅供自己依靠，手指轻捻去揉碎一粒粒的黑咖啡。因了这没有，微微阖上了眼帘，此刻我的心同样是寂寞，这种寂寞不过是小女子情怀，萧红的寂寞是大慈悲心境。她与家乡隔了山，隔了水，身边亦无亲友的陪伴，唯有拿起手中的笔，用彻头彻尾的想念，描摹出家乡的模样。她想，家乡的人们若是能够摈弃愚昧与无知，就不再“是天黑了就睡觉，天亮了就起来工作。”她想要唤醒他们对生命的麻木，“不再一塌糊涂了去吧”。
    离经叛道的萧红与她的阶层彻底决裂，用她细腻的情感，慈悲的心肠，剖析生命中的荒凉与寂寞。内心深处残存的对家乡的回忆，是她奋斗的源动力，支撑着她辗转漂泊，不肯停息。面对自己情感的无所皈依，她意图回归，不料想魂去来兮，梦断香江。在她生命中出现的四个男子，陆振舜、汪恩甲、萧军与端木蕻良，人们无法评说他们之间的情感纠葛。因为他们的经历，后人无法涉足。当我联想到她在病榻上的最后时刻，挥笔写下“我将与蓝天碧水永处，留下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了。半生遭尽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字里行间，折射出她的无奈，令人哀恸不已。幸好故居重建，使她的灵魂得以守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