趟过昨夜的激流

　　昨夜，把散文集全文看完，并全部排好版，已经是凌晨一点了。有些疲倦。是一种近乎牢笼的疲倦。年终总结，评上优秀的，只奖200元。不如给“表现积极”的小孩子一颗奶糖。感到这个“优秀”是一种羞辱——相对于对单位的财务检查而罚的巨额款而言。财务检查，查出了财务“重大问题”，一方面，基本建设严重超支，另一方面，科研经费长期挂在那里不动。这就是说，单位热衷于基建，而对科研经费、教育经费却长期“冻结”在那儿。校方为开脱自己的罪责，说财务总监“不专业”，唯一改正缺点的是，公开招聘“财务总监”。这样，部里检查的处罚就是“温柔一刀”：巨额罚款代替抓人。会上，我第一个说：抓我吧。我去替领导顶罪，只求上方不要罚款！罚款，放的是员工的血啊！愤怒！无休止的愤怒，我们对领导的官僚和无知——没有别的合适的词来表述这“温柔一刀”的惩罚对象了。

　　总结没有期望的巨额奖金，却盼来了一个让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期待。一方面，部里强令所有老师（重点是高职称）的老师，都得给大一新生上课。这是一个无以复加的罪恶的官僚规定。所有人都给大一新生上课，全校所有老师的总数恐怕与大一新生的总数差不多了。高职称都压到新生课堂上，那低职称的年轻教师将“无课可上”，他们科研上本来就弱，再无课上，只有一条路：跳楼！另一方面，学校的生存取决于学校的声望，学校的声望取决于科研实力，科研实力取决于学校的科研成果。因此，校方说，以前还觉得学校近几年科研成就突飞猛进，可是和其他大学一比，竟然是“巨大差距”。某单位解散，人员分流，一位日本拿了博士学位的女老师，回国后若干年一篇文章都没发，为了生计，被迫答应到专职科研岗位“专职科研”，这其实被迫程度无异于逼良“接客”唉！既要上课，又要科研，人的精力是有限的，顾得上教学，就难有精力顾得上科研。所以，高职称的老师，也只有一条路：跳楼！

　　我没有想到跳楼。就这样昏昏睡着了。感到走进了一片荒野，黑雨在倾盆，脚下在漂动，于是，脚底下坠，半个身子就掉进了水里。汹涌的浪潮从身边涌过，我稳稳地立在激流中间，一步一步地趟过，向对岸走去。

　　人生，其实就是这样走在永远流不尽的河流上，趟过一阵又一阵的激流，对岸却是一个永远的对岸。个人是这样，民族也是这样。郑和下西洋，漂流西洋大海，送出国宝，“宣扬国威”，这是一个根本没有目标的目标，七下西洋，只是迎送外国使节，拿现在的话来说，是“促进了贸易”，可是拿《资本主义未来》的英国学者的话来说，如果郑和的目的是占领全球，那么十五世纪的中国独霸全球只是一个早晨的事情。据龙飞考证，郑和宝船长超过了一百米，排水量超过万吨，是当时世界上第一艘万吨巨轮，而八十七年后才出现在大西洋上的哥伦布船队，仅仅由三只帆船组成，最大的圣玛利亚号只有一百吨，吨位只有郑和宝船的百分之一。郑和下西洋有二万七千余人之众，相比后来的哥伦布、达·伽玛、麦哲伦一百至三百人的航海规模可谓壮观之极。郑和每次远航的船队都拥有一百至二百艘大小船舶，最多的一次是第一次下西洋有船二百零八艘，其中大、中号宝船六十二艘。

　　然而，郑和没有凭借当时的巨大海上能力把这个“和”的价值观和到全球。可是哥伦布与西班牙女王商讨，要求由女王出资，资助他去“东方挖金”，然后和女王平分。但是哥伦布太贪，遇上了西班牙女王也是个大贪，两人这一讨价还价，就是整整八年。最终，哥伦布不得不听从女王的要求，封他为东方的总督，但是他得把挖到的金子运回西班牙。

　　凭借三条帆船，二百船员，哥伦布却漂到了美洲。他带到美洲的是杀戮，强占北美印第安人的地盘。随后，一拨又一拨英国的邪教分子——相对于主流社会的宗教派别、流放分子、海盗……这些人逃到西班牙，然后从这儿去美洲，欧洲人就这样登陆了一个和平的土地，杀尽了东部沿海的当地土著，将他们赶到西部大山里。后来又发现了西部矿山，开始了西部大开发，继续把西部当地人赶尽杀绝——库柏的《最后的莫希干人》这部小说忠实记录了这段杀戮的历史。

　　靠屠杀建立起来的强权，就成为北美的一种文化因子，也成为它“发达”的内在引擎。正是这种嗜血本性，使得那些和平的民族根本无力对抗，从而更加造就了欧洲人的“自我优越感”，这便是白种“优越论”的基因。这种“发达”是一种巨大的悖论：不断地突出欧洲人的兽性，不断地使整个人类野兽化，却把这个过程取了一个最可笑的名字：文明。用一整套话语体系来建构这种没有国界、没有族别的强权，将它称之为“文明”。这种嗜血因子作为引擎而变得“强大”起来的欧美，带来了近三百年来的世界不幸，而不是世界的“发展”。

　　欧洲人凭借这种嗜血本性，以小国而独霸世界，在十九世纪，将世界的四分之一版图收归大英帝国，以数十倍小于中国的国家，打败了数十倍于它的超级大国，从而打开了中国巨大的市场。将它的嗜血本性深深地刺进东方人的灵肉。

　　当这种嗜血本性被盗版到日本的时候，日本“明治维新”开始，接受这种“文明”的强奸，输入了其基因，于是很快膨胀起来。以致于到了二十世纪，它能够全方位地再一次进入中国地盘，杀戮表现着它的“快感”。嗜血本性就这样主宰了世界！

　　当整个世界被独一的嗜血本性主宰的时候，其他的一切原土著文明就被消除，不仅在肉体上被消除，更是在话语体系上被消除。整个世界建构了只由欧美这种嗜血本性为基因的“文明”范式。

　　嗜血本性不是欧美独有。满清入关的时候，“扬洲十日”，“嘉定三屠”，到日本南京大屠杀，300000无辜百姓在受到百般轮奸之后，当成比赛的靶子，任由日本兵练习杀戮。

　　中华民族在这样的三百年的浴血洗礼之中，如何能够走出这昨夜的激流？如何能走出这嗜血本性主宰的世界牢笼？图强，是民族本能的一种反抗。图强，首先想到了改革！

　　可是六君子的血，警醒了国人，改革只是一种浪漫的幻想。当革命党被到处赶杀的时候，他们唯一的选择就是：杀而死，杀而生。辛亥革命就在这种嗜血本性的孕育下成为一种历史的必然。

　　然而，当共产党人和国民党人合作不久，却迎来了大规模的杀戮，一个遍布全国的有五万党员的党，被杀得只留下几个小小的农村山寨。在国民党统治区，共产党被杀戮清洗得干干净净。为图生存，他们不得不躲进井岗山。

　　面临亲人被杀，面临战友被屠，面临一种政治分歧引来了全党的被屠的命运，面临着跪着也是死，站着也是死的命运，一个声音被迫发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这是从六君子喋血之后、这是从共产党人喋血之后，所有的改革尝试都被赶尽杀绝之后，是被压迫阶级唯一的选择，所有质疑这个选择的话语体系，都是西方杀戮强盗逻辑：只准我杀你，你没有杀我的权力。只准我拿枪炮对准你，而你没有反抗的资格。所以，你说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选择是不对的。

　　三百年来的世界的激流，三百年来的嗜血因子的诱发，造就了中国近代史的命运。成为这个河流的基因。长期面临着胜者生、败则死的二元选择，没有哪个领导人能逃出这个世界给他们的意识形态造就的格式。对外，胜者生、败者死，对内，也是胜者生，败者死。任何别的选择，如其说是聪明，倒不如说是更愚蠢。

　　毛泽东是条渡河的龙，当初在安顺场，石达开全军死在河中的命运不再上演，四渡赤水河，毛泽东用瞬息万变的战术，指挥红军逃出了钢铁罗网。历经了雪山草地的痛苦，本想和红四方面军会合后，可以合同强，不想面临着权力的争斗，毛泽东要不是机灵一点，早被张国涛抓住了。外部面临着死亡威胁，内部也面临着死亡威胁。毛泽东和共产党人不可能形成别的思维范式，斗则胜，不斗则亡。

　　以嗜血本性这个因子构建的世界，成为日本杀戮的最基本范式。南京城破，战事结束之后， 300000万无辜平民遭受大屠杀的血腥，浸染了蒋介石的基因，抗战浴血的奋战，为民族，也是为个人。抗战胜利后，面临着另一政党的“威胁”，双方没有别的选择。蒋介石清楚，当初屠杀共产党的血海深仇，不可能使他和共产党讲“和”。共产党也更清楚，与蒋介石讲和，那么他们的唯一命运也就很清楚了，1927年的全党被杀的历史，太惨痛了！国共你死我活的较量不可避免。

　　趟过血腥的红河，每一个共产党人浸染的只是这种二元思维范式。这便成为二十世纪下半叶中国的唯一选择。一个新生的政权建立不久，西方世界的“联和国军”就登陆边邻。毛泽东唯一的选择，只能是拒敌于国门之外，除了这个选择，任何其他的想法都是某些“历史学家们”的白痴幼稚病。要想图强，唯一选择就是集中全国之力，凝成一个拳头，这样才不致于被外敌打败。从战时的集中优势兵力的军事思想，到建国的集中全国财力办最重要的事情的思维，这之间没有任何空间可供过渡。

　　毛泽东这条渡河的龙，在七十岁的时候还畅游长江两小时。他领导主政三十年，工农业生产值年增长率为8.1，并且因为高度集中，为后毛泽东时代三十年国民生产总值年增长率8.8积累了丰厚的国家资本。不仅如此，毛泽东时代的共产党人，拒“联合国军”于门外，打败印度侵略于西南，打败苏联进攻于北方，又与美国在越南战场上较量十年。

　　迈向强国的道路，是毛泽东共产党人的唯一选择，两弹一星到文革十年开花结果，不仅如此，一批现在可以称之为原创的科研成果，代表中国水平的水稻科研、青蒿素发现，等等，都始自毛泽东时代。

　　胜者生，败者死的二元思维不仅是毛泽东个人的思维范式，而且是共产党人的集体无意识。在蒋介石用血浸染的河流中趟过来的共产党人，很难有其他范式。什么样的环境，创造什么样的人。毛泽东主政三十年的中国，是在外部一直战争威胁下的三十年。正是因为战争证明了中国的胜，才有后三十年的和平。

　　这种二元思维范式，既造成了共产党的性格，也几乎成为每个中国人的人性，这便是文革所以带来灾难的根源。长期主政国民党白区中共工作的刘少奇，自然是军事上“寸功未立”，这在创立了根据地并让红军有立足之地的高岗眼里，刘的上升之快，非议是理所当然的。毛之挺刘，打破了一种党内的平衡。当高岗反对刘少奇的时候，毛泽东力挺刘少奇，可是，毛泽东都承认，没有陕北根据地，就没有中共的立足之地。高岗解放后任东北三省主席，任中央政府副主席。刘少奇一伙硬是把他逼得自杀，末了，给他定上了“反党集团”的帽子。之后，刘少奇就取而代之，成为国家副主席，而邓也由地方大员，进入中央核心圈子。

　　如果说，毛泽东的文革是错误的，那么，他的错误就在于没有防止高岗被迫自杀这样的悲剧发生，这一失误还直接导致毛泽东作出了一个基本判断：人民用鲜血换来的政权，现在不在人民的手里，而是被一伙小集团掌握了。因此，要教育全党，教育全国人民，但是，这种斗争，又不是军事斗争，而是文化革命。

　　但是，毛泽东没有估计到，环境的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范式，使得现实朝着他的预设的相反方向发展。文革就像一只放出笼的老虎，不仅伤了对手，也伤了自己人。毛泽东不得不把它只老虎再关进笼子。这本身就是一个极大的悲剧。刘少奇不断寻求上升的机会，高岗反对刘少奇上升、当刘少奇最后成了国家主席之后，就在大跃进、浮夸风、人民公社的冒进上与毛泽东的稳步推进思想产生严重分歧，在毛泽东泼了冷水之后，他们又走向反面，主张包产到户。这一切，不能说刘邓等人就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大家都急于图强，都急于摆脱被人威胁的命运，让国家和民族真正走出昨日的激流。面临着这样的分歧，我们也许可以推测，毛泽东一定会在内心里痛失高岗，毛多次公开说：高岗不死，委员职位还是要给他留的。

　　高岗的死，揭开了高级领导相继被迫而死的序幕。外部的威胁环境，投射到每个人的个性之中。其后的刘少奇含冤而死，是高岗被迫自杀的继续，只不过他没有自杀而已。这样的悲剧，是国家的，是领导人的，是高岗的，也是刘少奇的，也是毛泽东的。

　　没有其他的选择，胜则生，败则死。三百年来，无论个人，还是集体，无论是党，还是民族，逃不出这个二元范式。

　　文革的逻辑，并没有随着“宣布结束”而真正结束。文革结束后，对越自卫战争，对内“严厉打击经济领域的犯罪”，成为后毛泽东时代的主旋律，那么，这场严打，实质上是一场经济领域的争夺战，通过严打，确保了部分人瓜分国有资产的“合法权力”，从而完成了国家财富的新一轮洗牌。十年学潮，知识分子成为改革初期的急先锋，到了八九风波，彻底终结了知识分子宏大叙事的幻想，把他们从高高的精英阁楼上重重的摔了下来。

　　于是，一场全民的经济混战不可避免。贪官之贪，是这种二元思维范式的集中表现。中国的现存城乡差别、正式工临时工的差别、官民的差别、收入的差别……这一切差别的哲理范式，都源于这个二元思维。

　　这个思维范式成为历史学科的基因，历史学家们分成两派，一派竭力维护毛泽东的历史性，另一派则试图寻找相反的“证据”来证明他们的“批判思维”，从而使文革的“两派”武斗思维转化成为学术立场。

　　如今我们又现临着“五毛”、“美狗”这样两大网络水军的混战。文革没有死，改革是文革的继续，而不是文革的终结。文革导致了政治上的二元对立，改革同样导致了经济上的二元对立：贫富的矛盾已尖锐到你死我活的地步，多少官冒死而贪，多少人冒死而抢，多少人冒死而走私，以致于什么是好，什么是坏，都已根本不重要。活着，才是唯一正确的王道！而活着，就意味着趟过血流的河。

……
　　我在梦中终于爬到了岸上。抖落身上的河水，站在石头上，看着一泄千里的河流，在想，我们的明天，用什么来搭建这样一个跨越二元范式的桥梁呢？或许，只有当中华民族真正成为老大的时候，例如大唐的时代，才能形成包容天下的世界大同？可是，历史是不可假设，也不可逆转。虽然我们可能经常要渡河，但是，你不可能同时踏进两条河流。我们再也不可能走回去，主张文革，是行不通的，主张原有的改革，也是行不能的，于是有人主张“两革”的融合。这同样是行不通的。融合依然是那种二元思维范式。

　　走出昨夜的激流，是我们唯一的选择。不然，我们就会被淹没。无论梦中，还是醒着。
　　——谨以此文与散文朋友共勉，祝大家元旦快乐，天天快乐！ [ 本帖最后由 太阳神 于 2012-1-2 20:09 编辑 ] 太阳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