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死嶙峋

本帖最后由 雨夜昙花 于 2016-8-18 00:14 编辑 <br /><br />

生死嶙峋

文/孙本召
2013年，5月5日，立夏，二十一点二十八分，建华老家，一间普通的民房内，21寸电视开着，没有声音。40瓦的白炽灯白晃晃地照着床头柜，柜子上堆满了纸盒装和瓶装的药。一只野猫叫了一声，短暂、突兀。夜色弥漫，整个村子进入浅睡眠状态。
　　东厢房，两张床，并排放着，一律床头朝东。七十二岁的父亲，瘦骨嶙峋，像一张皱巴巴的纸，平铺在老家的一张木板床上。他的妻子蜷缩在另一张木板床上，如一尾煮熟的大虾。母亲鼻子里插着食管，导尿管顺着床沿拖下来，不言不语，眼神暗淡无光，方向直指我的父亲。
　　母亲，越来越不像母亲了。母亲是我一个月前从医院拉回来的。她大年初四晚上突发脑干梗死，父亲睡着了，根本不知道。早上，父亲喊母亲，母亲不语。父亲才发现母亲早已不省人事。父亲打电话给我的时候，声音颤抖的不行，我至今记得父亲的话：“快点回来，你妈不行了！”
　　我怎么也不能相信，初四早上我和母亲还一起赶集买菜，中午，一家人还一起聚会吃饭，饭后，母亲还兴致勃勃地和我们一起打牌，晚上，母亲还做了我最喜欢吃的菜馍。怎么说不行就不行了呢？春节前，我一再叮嘱母亲，要多锻炼，多注意身体。其实，现在想来，母亲那一年的确是累着了。2012年2月，我的父亲患了肺癌，已经是晚期。平日里，多亏了母亲照顾，一日三餐，无微不至。母亲总在我面前唠叨：“现在你爸的脾气越来越大了，稍有不顺，就摔筷子摔碗。你有时间说说他。”我知道父亲为什么会那样，他的主治医生和我说，癌症病人越来越接近死亡的时候，心里会暴躁不安，会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没有人能计算自己患癌后能活多久，父亲所能知道的就是，他多活一天，就接近死亡一天。我不好去说父亲，说也没有用。我只有安慰母亲，和她面对面，哄着她：“娘，你不要生气，爸过一段时间就不会摔了。你若再有个三长两短了，我们该怎么办？”
　　母亲终究没能听我的话，她支撑不住了，倒下的那夜，小雨淋湿了老家漆黑的院落，淋湿了所有通往老家的路。我把母亲送到医院的时候，一个瞳孔已经放大了，鼻子里还尚存有微弱的气息。主治医生检查后，私下对我说，没有治疗的意义了，回家吧。
　　我神情恍惚，不知道是怎么走回到母亲身边的，看着虚胖的母亲死一般地躺在白色床单上，眼泪轰然而下……
　　父亲也不是父亲了。昨天一瓶五百毫升的乳蛋白，父亲吊了3个小时也没有吊完，他的手老是起鼓，到最后，父亲命令我扯掉了输液管。他的手也不是手了，手上的血管像一条条黑色的棉线，没有一点儿力度，整个手只剩一副骨架，像鸡爪子，丑陋无比。
　　父亲躺在自己最后的时光里，无所事事。他总是习惯地不停地摩挲自己的肚皮，嘴里嘟囔着，什么话也讲不清。父亲现在的状况是我没有预想到的，最起码，他的病情不会这么快就恶化。年关的时候，父亲还出门和他的老朋友们一起斗斗地主，偶尔还打上一场麻将。年夜饭，父亲看着我们一家八口人围坐在一起，端起酒杯的一刹那，他哭了。他一哭，母亲也哭了。我们心里都不好受，虽然谁都没有说什么，但父亲心里想的，我作为长子，自然明白父亲的眼泪从哪里来。
　　家里现在的困难显而易见，像一张黑色的大网，一下子把我们兄妹姐弟四人一网打尽。我上班，妻子上班，弟弟患病，生活自己勉强能自理，弟媳上班。两个老人一下子都患病了，我一下子慌了神。无奈之余，大姐搬回了老家，二姐从上海打工也回来了，也搬回了老家，二姐的小儿子也一同回来了，在村里的幼儿园上了学。原本，我的那个小外甥是在上海的幼儿园上学的。后来，母亲住院期间，他又陪同二姐一起去服侍母亲，人小鬼大，在医院里，忙前忙后地去护士站拿吊水，俨然一个小大人了。他毕竟是孩子，有时候不听话，二姐吵他，看着他委屈地站在医院的长廊上，至今心中都有愧疚。我也不知道怎么感谢两个姐姐，她们知道这个家这时候最需要什么。父母在，兄弟姐妹是一家人。我们没有商量，谁什么时候干什么，怎么干，都约定好了似的。老家，在这个春天，虽然遭遇了风雨，但是阳光依旧会光临老家的窗棂。
　　早上，大姐私下小声和我说：“父亲不行了。今晚你不要回家睡觉了。”我不解，问：“你怎么知道？不要瞎说！”“你没听老人们说，女怕精神男怕浑。父亲这两天已经喊不出我的名字了。我问他，这是哪里？他说这是地里。”大姐说着说着，眼泪就下来了，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好人咋就这么不长寿呢。”
　　我当然明白主治医生的意思，作为儿子，我没有理由现在抛弃母亲。我跪下，求他用最好的药；我跪下，求他用最好的治疗方案救救母亲。主治医生开始全力救助母亲，我打电话给父亲：“不要担心，母亲没有大碍，过两天就可以回家了。”父亲听完我的话，沉默了好久，说：“尽力治！你娘一辈子不容易！”
　　从母亲住院那天，大姐一直陪着父亲。母亲一直昏迷，不能说话，家里的许多钱都是母亲掌管的。父亲把工资领来全额交给她，一辈子都听母亲的。母亲喜欢藏钱，有一次，我亲眼看见母亲把一千元钱塞进了一个半袋尿素袋里。我于是打电话回家，告诉大姐，家里要仔细翻上一遍，否则，一些钱会找不回来了。在医院看管着母亲，我陆续接到大姐的电话，厨房的饭橱顶上破报纸下母亲藏了1000元，母亲信奉的基督教耶稣画像的后面藏了一张一万元的存折单，母亲平日里睡觉的枕头里藏了500元，衣柜里母亲的一件旧羽绒服的口袋里缝了2000元……一连几天，大姐按照父亲提供的线索，陆陆续续地找到母亲藏的二万元。母亲最大的那张存折连父亲也不知道。看着连续昏迷了4天的母亲，我的眼泪又下来了……
　　母亲住院后，父亲的饭量越来越小了，身体越来越瘦了。大姐和我一次次地谈到父亲出门的次数越来越少。有时候，半天半天就呆在他和母亲住的屋子里，看他和母亲的合影照片，看他和儿孙们的合影照片。晚上，父亲屋里的灯不关，一亮就是一夜。一个周末，弟媳换班看管母亲，我回家一次，父亲没有和我多谈母亲的病情，只是叫我和他一起去地里走走。
　　先去了父亲的母亲坟。父亲跪在自己的母亲前，老泪纵横，头上的白发荒草似的在风中乱摆。父亲一次次把自己弯曲成一张弓叩向大地，手指紧紧地扣着地上的春草。三个叩头，沉重而虔诚。
　　父亲再去了我们家最大的一块地，那块地有五亩，满地的麦子一片葱绿，夕阳下，它们随风起伏，齐刷刷地向步履蹒跚的父亲点头，算是招呼。父亲是这块地的老朋友了。在土地面前，父亲越来越不是父亲了。父亲安安静静地站在麦田里，夕阳裁剪着他枯瘦的身体，几只麻雀掠过父亲的头顶，叽叽喳喳，向一处树林直奔而去。这一刻，父亲脚下的土地竟然这样的温馨、澄净。父亲如今再也不能驾辕，不能扶犁，不能耙地，再也不能甩手把沉重的粮食口袋扛上肩头，再也不能挥镰像一个勇士一样出没于麦海稻浪。父亲木桩一样钉在那里，眼前的父亲不是父亲，他是一株等待被收割的麦子，他的样子连同这块土地一起素描成一张图片。
　　最后，父亲和我一起走向村子里公共墓区。那是一段沟渠岸，村子里走丢的人都会去那里集合。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没有谁能逃离那段沟渠岸的呼喊。岸上的空间逐渐被死去的灵魂占据。父亲走走停停，对着老家的方向，眯缝着眼睛眺望。他要给自己寻一处安身之所。我跟着父亲，泪水在眼眶里打转。父亲笑话我，说：“人总是要走的，我一点儿都不害怕。我和你娘走后，一定要把我们埋在我选择的地方。”父亲选择好了自己的墓地。他不慌不忙地站在自己的地盘，用脚东跺跺，西跺跺，南跺跺，北跺跺。他神奇地用口袋里掏出一根桃树枝，在地上画了一个圆圈。然后，他在中心的地方蹲下来，又从口袋里神奇地掏出一把小刀，快速地挖了一个小坑。父亲直起腰来，拍拍手上的土，从裤裆里掏出自己的老二，对着地上的小坑尿起来……太阳落下去了，只把最后的一道晚霞贴在天空，父亲的脸色从来没有这么红润过。
　　母亲在医院一共治疗了37天，其间，我的73岁的小舅到医院来看过母亲。母亲虽然醒了，但是母亲已经不认识她的小哥了。小舅哭的很伤心，一把鼻涕一把泪。他的眼睛快要瞎了，上楼的时候是我搀扶着上来的。他把忧郁的脸贴在母亲苍白的脸上，轻轻地呼喊：“妹妹呀！我是小哥！你还认识我吗？”母亲无动于衷，耷拉着眼皮，她关闭了所有与亲人交流的生命通道。我没有办法来安慰我的小舅，我只能一次次地向小舅承诺：“我会尽力治好母亲的。”我不知道，除了这句话，我还能说什么。小舅临走的时候，拉着我的手，说：“过两天，回家吧！你们的孝心尽到了，听天由命吧！”
　　母亲回家那天，老屋来了许多人。她的老姐妹们都不约而同地来看望她。大家一起动手把母亲抬进了屋里。母亲依旧不认识人，两只眼睛死死地盯着大家。我注意着母亲的神色，她躺下的瞬间，我看见母亲的嘴角微微地抽搐了一下。极短，不到一秒，但就是这么一个动作，我想，母亲是知道自己回家了的。
　　母亲出院后，父亲就不出门了。我从来没有看到过父亲这样依赖母亲，这样温柔地对待母亲。给她洗脸，给她洗脚，给她梳头，给她诵读圣经，悄悄地搬一个小板凳，坐在母亲的旁边，拉着母亲的手，一遍遍动情地喊母亲的名字。母亲只是睁着眼，看没看见父亲不确定，听没听见父亲的话不确定，但确定的是，父亲和母亲说话的时候，母亲的呼吸是均匀的，屋子里格外静谧，窗户外的桃花开得笑盈盈的。
　　我们每天给母亲用针管打流食的时候，父亲也默默地坐在床沿上，他目光深邃，眼睛掉到了眼眶里，颧骨高耸着，他的喉结会莫名地动几下。母亲也异常配合，一天天，我们给母亲推入的食量逐渐增加，从一顿三管，增加到一顿四管，五管。我们开始每天轮流一遍遍告诉母亲我们的名字。大姐说之前，总要捏一下母亲的脚；二姐说的时候，总要捏母亲的脸；我说的时候，总要拉着母亲的手；弟弟说的时候，总要拍一下母亲的肩膀。母亲最疼的孙子，每次总要亲一下母亲的额头。我们这样做，母亲是喜欢的。她不说，但我们都能感觉到。
　　晚上，父亲越来越难受了，他总是要求我增加止疼药的颗数。他躺在床上的时间越来越超出在地下的时间。有时候，除了吃饭，我扶他靠一会儿，剩下的时间，他都躺着。二姐叫他下来走走，他不愿意。大姐叫他下来晃晃，他也不愿意。我一样觉得父亲不能老在床上躺着，就是不走路，到院子里坐坐也好。父亲答应我去外头坐一会，父亲勉强出了屋，坐在院子里的椅子上，只一会儿，他就摇摇晃晃了，呼吸急促。我连忙抱住他，把飘轻的父亲背回床上。父亲不是完整的父亲了，他只剩下半截命了。我们不知道的，父亲在生命的最后一段时间里，他有那么坚强。晚上，白天；白天，晚上，半截父亲一直在疼，但是，我却没有听见他一声哼哼。
　　我陪父亲一共去市区医院化疗了五次，第六次，父亲死活不愿意去。每次去十天左右。治疗期间，早上和傍晚我都会陪父亲去走路，我们父子俩什么都谈，谈以前，谈现在，也谈未来。一天，父亲问我：“我死了以后，你打算怎么处理我的后事？”我被父亲突如其来的问题击晕了，我不知道怎么回答父亲。
　　父亲也许真的要走了。家里一直走着的法条钟竟然不知道什么时候停止了钟摆。那口老式的钟，一直是父亲给他上劲的。立夏的前三天，父亲突然在我的面前哭个不停。大姐和二姐不明白，劝也劝不住，父亲就是默默地哭。一声声哭泣像一把把锋利的小刀在刮我的心。
　　关于父亲的后事，我是有打算的。只是没有和父亲说。和大姐、二姐谈过。父亲是独子，在村子里没有堂兄弟，家门子人口少，我们小的时候，家里总被人看不起。到了我这辈，父亲有两个儿子。现在弟弟已经残废，所有的家庭重担都落在我的身上。父亲和我谈话中，其实我们也达成过协议，就是简单办理后事。不招待亲朋好友，不招待村里人。我们兄弟姐妹四人安安静静地把父亲送下土。父亲一生简单随意，人缘极好，村子里许多人家办事都找父亲帮忙。父亲现在要走了，这么冷清，他改变主意了。他于是哭得那么伤心，声音越来越大，他捶着床沿，比任何时候都有力气，绝望地向我吼叫：“儿子呀!你难道真的要做孙庄第一人吗？”父亲的这句话深深触痛了我的软肋。父亲一生坎坷，几多受难。我又岂能这样草率地安魂父亲。我跪向父亲，大姐跪向父亲，二姐跪向父亲，弟弟跪向父亲，我们一起跪向父亲，磕了三个响头，向父亲保证：“爸，你放心，我们一定把你的后事办得好好的！”父亲听完我的话，瞬间安静下来，像一阵退潮。我终究知道了长子永远要有长子的样。父亲在完成了最后一桩心事后，开始不吃不喝，他勇敢地选择了快速走向死亡。
　　父亲不吃不喝后，母亲却一天比一天好。小外甥最喜欢看《光头强》，一天打开电视后，母亲竟然慢慢地移动自己的目光，朝向电视，目不转睛地看着电视机。大姐最先发现母亲的转头，她高兴地跳起来，大声地喊着：“快来看，你们快来看，我娘会看电视了！我娘会看电视了！”母亲会看电视，但还是不能说话，但我们的一些话她能听懂了。我们帮她翻身的时候，如果背对着父亲，她总是哼哼唧唧，帮她翻过来，对着父亲的时候，母亲就安安稳稳地睡着。以至于，母亲朝着父亲床一侧的股肌都烂掉了。为了防止母亲的褥疮进一步扩大，我到县城给母亲买了气垫。半个月后，母亲的褥疮就好了。
　　我给父亲冲的那杯花生牛奶，成了父亲最后的晚餐。他躺在我的怀里，大姐一勺勺地喂他。他枯瘦如柴，连一个勺子都拿不动。一口牛奶也成了他呼吸的一种负担。他的孙子递给他一个苹果，他不要；他的孙女递给他一个香蕉，他也不要，他什么都不需要了。只需要母亲在，大女儿在，小女儿在，大儿子在，小儿子在，孙子在，孙女在。父亲在看了最后一眼母亲后，在拉了最后一次母亲的手后，在立夏的夜色中，他再也看不见老家的灯光了……
　　我们失去了一座山。我们一起嚎啕大哭……
　　另一张床上，我的母亲，一只手竟然高高举起，像要抓住什么东西。
　　父亲入土后的第二天，一对小燕子飞进了我们的老屋，在洁白的堂屋里，上下翻飞，唧唧地叫着，那声音仿佛一首春的小令！
　　母亲突然惊喜地喊着：“燕子！燕子！”
　　我们一起冲向苦难的母亲……

copyright.png (23.42 KB, 下载次数: 126)

2015-11-27 14:51 上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