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号背后的故事(十八)红鼻子
2022-01-17叙事散文秦时明月
红鼻子红鼻子是生产队长,姓季,人们当着面都叫他季队长。小时候我这样叫着他的时候,总感觉“季队长”就是他这个人的名字,没有觉得那是他的职务。但是私下,人们都叫他红鼻子。红鼻子这个外号人们在私下叫着的时候,总是带着点敬畏感的。不是畏惧叫了他的……
红鼻子
红鼻子是生产队长,姓季,人们当着面都叫他季队长。小时候我这样叫着他的时候,总感觉“季队长”就是他这个人的名字,没有觉得那是他的职务。但是私下,人们都叫他红鼻子。红鼻子这个外号人们在私下叫着的时候,总是带着点敬畏感的。不是畏惧叫了他的外号,而是这个外号有着传奇色彩。红鼻子身材魁梧,说话声音很大很浑厚,有种天然的威慑力,但是他却不是很爱说话,看起来有点严肃。每当我们在路上碰到他的时候,心里便有些忐忑,双眼死死地盯着他,两只脚便不自觉地往斜边移动。他总是爱突然伸出手,把我们的小脸捏一把,说声“调皮将”。我们盯着他那像红萝卜一样的鼻子,笑一笑就跑开,其实心里并不怕他。他的鼻子大概就是我们常常说的那种酒糟鼻子,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都像在脸上戳了一个新鲜红萝卜。那红鼻子红而且大,鼻子上总冒着一些小疮,泛着油油的亮光。 大人们都只有在背后叫他红鼻子,而我有一次竟然当面叫了他红鼻子。读小学的时候,每个学期二块七角钱的学费家里也常常不能交齐,一般都要减免一块钱。要减免学费就得写减免条,减免条必须要盖上生产队和大队的公章。我和哥哥在一天早晨去找他盖公章,出门的时候,母亲说,看到季队长要叫“表叔公”,不要叫红鼻子哈。我说,我晓得。我们来到他的家门口,我正准备开口叫“季表叔公”,可是脑子突然短路,竟然大声地叫成了“红鼻子”。一叫出口我就感觉麻烦了,心里一急竟然突然语塞。哥哥猛然就给了我一拳头,那一拳正擂在我的鼻子上,鼻血一下就冒出来了。我不敢哭,知道自己闯了祸。这时候,红鼻子正从里屋出来,听到了我的叫喊吃了一惊,看到了哥哥擂我一拳,突然抢了出来,把我哥哥掀开,吼道:你打他干啥嘛?手还这么重,看鼻血都出来了。哥哥支吾着说,他乱喊人!红鼻子突然蹲下来,边用巴掌给我揩鼻血边说,谁说他乱喊人,我的鼻子本来就是红的,我就是个红鼻子嘛!接着进屋找来棉花给我塞住鼻孔,还从屋子里抓了一把花生装进我衣兜里去。盖了章出来,哥哥竟然说,下次我也敢喊他红鼻子了。那时候,我觉得我哥哥简直有点无赖相。
说起红鼻子的传奇,那是发生在他才十多岁的时候。红鼻子的父亲是个生意客,很早以前就开始跑云南,据说干的是贩卖鸦片的买卖。在红鼻子十多岁的时候,他父亲就把他带到了云南教他做生意。所以,他还很小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见识大世面了。有一年,他父亲在蒙自做生意栽了,债主带着一帮刀客来追债,红鼻子的父亲没法,就私下与对方讲定,把儿子送给对方抵债,然后就悄悄溜掉了。红鼻子在不明不白的情况下,就成了别人家的小伙计。当他知道是他父亲抛弃了他的时候,他既没吵也没哭,而是默默地接受了这个事实。然而,他的内心别人是不知道的,实际上从这个时候开始,他就在寻找逃跑的机会了。他逃跑了两次,两次都被主人抓了回去。第一次,被狠狠地毒打了一顿,在草堆里躺了一个多月才好;刚爬起来的第二天,他又寻着机会逃跑,又被抓住,结果被主人按在板凳上,用一大把点燃的香熏烤脊背,烤得脊背嗞嗞地冒油,疼得他昏死了过去。后来,主人看这个家伙实在是喂不家,就把他卖给了一个保长去充了壮丁。那时正是国民党远征军远征缅甸的时候,他就成了远征军的一员。
冬天,他随着部队到了腾冲。一路都有人开小差,红鼻子看在眼里,也在心里不停地打主意,找机会。凡是开小差的,大多会被骑马的宪兵追回来,追回来之后,都会被打得死去活来,红鼻子知道不能贸然行事。直到有一天,他终于寻到一个机会,部队在一个村子吃晚饭,晚饭是米饭,但是米饭里掺了很多谷子,士兵们不能吃得太快,而红鼻子却狼吞虎咽地很快干掉了两碗,趁别人不注意,假装解手悄悄溜进了旁边的一个小树林,当觉得没有被发现的时候,他就扯伸脚杆亡命地飞跑起来。跑了几里路,突然听到了后面传来了急骤的马蹄声,他知道追兵来了,情急之下,他跳下了路边的一个粪坑,抓了一把粪草顶在头上。他泡在又冷又臭的粪坑里,看见无数的马脚从他的头顶急速地驰过,吓得魂飞魄散,但是他很机灵,他一直等到那些马脚再次从他的头顶往回跑去,直到声音彻底消失才颤抖着从粪坑里爬起来,摸黑跌跌撞撞地进到了一家农舍。农舍主人是一个孤老头,好心的老人让他洗了身子换了衣服躺到床上去,就说如果有人来问,就称是他的儿子。所幸那些追兵并没有再来搜查,而红鼻子却病倒了。老人殷勤地照顾他,半个月之后他才恢复。老人知道他回家心切,就没有挽留他,送了他些干粮打发他上路。红鼻子的回乡之路并不顺利,从腾冲回到老家,他竟然一路讨口卖力,走了两年多时间。他以为回家可以看到他的父亲,当他回到家的时候才知道,他的父亲一直没有回来过,而且从此就杳无音讯。
后来人们看到他的鼻子总是鲜红的样子,就有人好奇地问他。他只说那是被粪水呛了的,用了好多药也医不好。到底是不是这个原因,人们也不得而知,然而红鼻子的外号就这样被叫开了。红鼻子是见过大世面闯过大风浪的人,队上的人们都很敬服他,总想听他讲一讲那些惊险的故事。可是,他似乎不是太愿意提及那些往事。很多年之后,人们才偶尔从他的口中听到过杜聿明、戴安澜这样的名字,关于他的那一段惊险往事也是人们听了很多年之后才拼凑完整的。文革时期,听说那些是被国民党抓过壮丁的人大多没有逃脱被批斗的厄运,可是红鼻子却逃过了这一劫。有一次,有人来抓他的时候,他跑进灶房抓了一把菜刀,在门口一站,大声地说:“老子是国民党的逃兵,当逃兵就是反对国民党,凭啥子批斗我?”兴冲冲而来的那些人竟扫兴而归,从此再没有人来招惹他。
红鼻子有四个儿子,而四个儿子都参了军。这在我们老家一带几乎是绝无仅有,而且他也并没有托什么关系。我听外公说,那是红鼻子他们家的祖坟占“武运”。我不知道迷信中有没有“武运”一说,但是我是非常相信的,不然,别人家的子弟为什么常常拼着老命也参不了军呢?四个儿子在部队都混得不错,转业之后都在县城工作,并且都当上了不大不小的官。于是红鼻子在生产队更是受人羡慕而尊敬,他当队长,大家都愿意听他的指挥。他也让他在县农业局当领导的大儿子为生产队做了不少的好事,比如提供一些种子之类的。我记得我读小学的时候,我们生产队种过叫生地(制了之后叫做熟地)和荆芥的药,就是他儿子拿来的种子,听说生产队还卖了不少的钱;还在荒坡上种过一种叫紫穗槐的灌木,那种子也是他的大儿子从县林业局拿来的,这些都让邻近的生产队很是羡慕。
队上的人家,无论是家庭内部,还是家庭之间闹矛盾,只要红鼻子出面,没有谁不听他的。即使双方已经闹得不可开交,只要红鼻子一出面,双方就会自动休战。他的劝人话并不多,大家却总愿意接受。即使不能心服起码也会口服。这大概与他的人生阅历,沉稳性格,家庭地位都有关系。他常常爱说:“争啥子嘛争?命中只有八合米,走遍天涯不满升。”大概他也真的是相信“命”的,相信他所遭受的磨难和他正享受着的幸福都是命中注定的。
相信命运的红鼻子的晚年的确活得平静而幸福。他当队长一直当到了上个世纪的80年代末,那时他都将六十多岁了,他与老伴就到县城生活去了。只是他每年都会有近一半的时间要回到乡下来住。现在都八十多岁的红鼻子,还坚持着这样的生活习惯。他说城里人太挤,房子太高,接不到地气,还是乡坝头舒服些。他这话,很多乡下人是不能完全理解的,但是他确实活得很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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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鼻子是生产队长,姓季,人们当着面都叫他季队长。小时候我这样叫着他的时候,总感觉“季队长”就是他这个人的名字,没有觉得那是他的职务。但是私下,人们都叫他红鼻子。红鼻子这个外号人们在私下叫着的时候,总是带着点敬畏感的。不是畏惧叫了他的外号,而是这个外号有着传奇色彩。红鼻子身材魁梧,说话声音很大很浑厚,有种天然的威慑力,但是他却不是很爱说话,看起来有点严肃。每当我们在路上碰到他的时候,心里便有些忐忑,双眼死死地盯着他,两只脚便不自觉地往斜边移动。他总是爱突然伸出手,把我们的小脸捏一把,说声“调皮将”。我们盯着他那像红萝卜一样的鼻子,笑一笑就跑开,其实心里并不怕他。他的鼻子大概就是我们常常说的那种酒糟鼻子,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都像在脸上戳了一个新鲜红萝卜。那红鼻子红而且大,鼻子上总冒着一些小疮,泛着油油的亮光。 大人们都只有在背后叫他红鼻子,而我有一次竟然当面叫了他红鼻子。读小学的时候,每个学期二块七角钱的学费家里也常常不能交齐,一般都要减免一块钱。要减免学费就得写减免条,减免条必须要盖上生产队和大队的公章。我和哥哥在一天早晨去找他盖公章,出门的时候,母亲说,看到季队长要叫“表叔公”,不要叫红鼻子哈。我说,我晓得。我们来到他的家门口,我正准备开口叫“季表叔公”,可是脑子突然短路,竟然大声地叫成了“红鼻子”。一叫出口我就感觉麻烦了,心里一急竟然突然语塞。哥哥猛然就给了我一拳头,那一拳正擂在我的鼻子上,鼻血一下就冒出来了。我不敢哭,知道自己闯了祸。这时候,红鼻子正从里屋出来,听到了我的叫喊吃了一惊,看到了哥哥擂我一拳,突然抢了出来,把我哥哥掀开,吼道:你打他干啥嘛?手还这么重,看鼻血都出来了。哥哥支吾着说,他乱喊人!红鼻子突然蹲下来,边用巴掌给我揩鼻血边说,谁说他乱喊人,我的鼻子本来就是红的,我就是个红鼻子嘛!接着进屋找来棉花给我塞住鼻孔,还从屋子里抓了一把花生装进我衣兜里去。盖了章出来,哥哥竟然说,下次我也敢喊他红鼻子了。那时候,我觉得我哥哥简直有点无赖相。
说起红鼻子的传奇,那是发生在他才十多岁的时候。红鼻子的父亲是个生意客,很早以前就开始跑云南,据说干的是贩卖鸦片的买卖。在红鼻子十多岁的时候,他父亲就把他带到了云南教他做生意。所以,他还很小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见识大世面了。有一年,他父亲在蒙自做生意栽了,债主带着一帮刀客来追债,红鼻子的父亲没法,就私下与对方讲定,把儿子送给对方抵债,然后就悄悄溜掉了。红鼻子在不明不白的情况下,就成了别人家的小伙计。当他知道是他父亲抛弃了他的时候,他既没吵也没哭,而是默默地接受了这个事实。然而,他的内心别人是不知道的,实际上从这个时候开始,他就在寻找逃跑的机会了。他逃跑了两次,两次都被主人抓了回去。第一次,被狠狠地毒打了一顿,在草堆里躺了一个多月才好;刚爬起来的第二天,他又寻着机会逃跑,又被抓住,结果被主人按在板凳上,用一大把点燃的香熏烤脊背,烤得脊背嗞嗞地冒油,疼得他昏死了过去。后来,主人看这个家伙实在是喂不家,就把他卖给了一个保长去充了壮丁。那时正是国民党远征军远征缅甸的时候,他就成了远征军的一员。
冬天,他随着部队到了腾冲。一路都有人开小差,红鼻子看在眼里,也在心里不停地打主意,找机会。凡是开小差的,大多会被骑马的宪兵追回来,追回来之后,都会被打得死去活来,红鼻子知道不能贸然行事。直到有一天,他终于寻到一个机会,部队在一个村子吃晚饭,晚饭是米饭,但是米饭里掺了很多谷子,士兵们不能吃得太快,而红鼻子却狼吞虎咽地很快干掉了两碗,趁别人不注意,假装解手悄悄溜进了旁边的一个小树林,当觉得没有被发现的时候,他就扯伸脚杆亡命地飞跑起来。跑了几里路,突然听到了后面传来了急骤的马蹄声,他知道追兵来了,情急之下,他跳下了路边的一个粪坑,抓了一把粪草顶在头上。他泡在又冷又臭的粪坑里,看见无数的马脚从他的头顶急速地驰过,吓得魂飞魄散,但是他很机灵,他一直等到那些马脚再次从他的头顶往回跑去,直到声音彻底消失才颤抖着从粪坑里爬起来,摸黑跌跌撞撞地进到了一家农舍。农舍主人是一个孤老头,好心的老人让他洗了身子换了衣服躺到床上去,就说如果有人来问,就称是他的儿子。所幸那些追兵并没有再来搜查,而红鼻子却病倒了。老人殷勤地照顾他,半个月之后他才恢复。老人知道他回家心切,就没有挽留他,送了他些干粮打发他上路。红鼻子的回乡之路并不顺利,从腾冲回到老家,他竟然一路讨口卖力,走了两年多时间。他以为回家可以看到他的父亲,当他回到家的时候才知道,他的父亲一直没有回来过,而且从此就杳无音讯。
后来人们看到他的鼻子总是鲜红的样子,就有人好奇地问他。他只说那是被粪水呛了的,用了好多药也医不好。到底是不是这个原因,人们也不得而知,然而红鼻子的外号就这样被叫开了。红鼻子是见过大世面闯过大风浪的人,队上的人们都很敬服他,总想听他讲一讲那些惊险的故事。可是,他似乎不是太愿意提及那些往事。很多年之后,人们才偶尔从他的口中听到过杜聿明、戴安澜这样的名字,关于他的那一段惊险往事也是人们听了很多年之后才拼凑完整的。文革时期,听说那些是被国民党抓过壮丁的人大多没有逃脱被批斗的厄运,可是红鼻子却逃过了这一劫。有一次,有人来抓他的时候,他跑进灶房抓了一把菜刀,在门口一站,大声地说:“老子是国民党的逃兵,当逃兵就是反对国民党,凭啥子批斗我?”兴冲冲而来的那些人竟扫兴而归,从此再没有人来招惹他。
红鼻子有四个儿子,而四个儿子都参了军。这在我们老家一带几乎是绝无仅有,而且他也并没有托什么关系。我听外公说,那是红鼻子他们家的祖坟占“武运”。我不知道迷信中有没有“武运”一说,但是我是非常相信的,不然,别人家的子弟为什么常常拼着老命也参不了军呢?四个儿子在部队都混得不错,转业之后都在县城工作,并且都当上了不大不小的官。于是红鼻子在生产队更是受人羡慕而尊敬,他当队长,大家都愿意听他的指挥。他也让他在县农业局当领导的大儿子为生产队做了不少的好事,比如提供一些种子之类的。我记得我读小学的时候,我们生产队种过叫生地(制了之后叫做熟地)和荆芥的药,就是他儿子拿来的种子,听说生产队还卖了不少的钱;还在荒坡上种过一种叫紫穗槐的灌木,那种子也是他的大儿子从县林业局拿来的,这些都让邻近的生产队很是羡慕。
队上的人家,无论是家庭内部,还是家庭之间闹矛盾,只要红鼻子出面,没有谁不听他的。即使双方已经闹得不可开交,只要红鼻子一出面,双方就会自动休战。他的劝人话并不多,大家却总愿意接受。即使不能心服起码也会口服。这大概与他的人生阅历,沉稳性格,家庭地位都有关系。他常常爱说:“争啥子嘛争?命中只有八合米,走遍天涯不满升。”大概他也真的是相信“命”的,相信他所遭受的磨难和他正享受着的幸福都是命中注定的。
相信命运的红鼻子的晚年的确活得平静而幸福。他当队长一直当到了上个世纪的80年代末,那时他都将六十多岁了,他与老伴就到县城生活去了。只是他每年都会有近一半的时间要回到乡下来住。现在都八十多岁的红鼻子,还坚持着这样的生活习惯。他说城里人太挤,房子太高,接不到地气,还是乡坝头舒服些。他这话,很多乡下人是不能完全理解的,但是他确实活得很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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