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的忧郁

                                                               南方的忧郁

                                                                 张复林

      每每提起南方，村里人总会表情复杂，就像揭开一个见不得人的伤口。
      这些年，村里外出谋生的越多，村庄与外面世界的联通，已不再是单纯的信息往来，而是倾注了大量的情感和对外面信息的敏锐关注；而我，一个村庄曾经的逃离者，听到有关村里人在外的故事越多，越不敢说我的那些乡亲，一如当年的我，如何怀揣梦想和远方，如何对未来怀着无比的憧憬。因为我总是担心，哪一天，会有什么意外突然发生在他们身上。
      出于地缘的关系，众多南方沿海城市，成为乡亲们外出谋生的首选。年关刚过，他们或抛下年幼的儿女，或辞别年迈的双亲，不惜抛下亲人和故土，扛着大包小包，挤上汽车，爬上火车，潮水般涌向一座座南方沿海城市，就像投奔远方发迹的亲戚。不久，便有消息陆续传来，谁赚钱了，谁伤残了，谁犯事抓进去了，谁的媳妇与野男人跑了，哪家的闺女跟了有钱的大老板，甚至有谁死在了外面……这些消息会持续不断在村庄卷起漩涡，亲人们或因此担惊受怕，或因此抬不起头，一些原本贫寒的家，或因此离散，或因此被拖垮。然而，翌年开春，村里人照样纷纷外出，那样义无反顾，涌向南方，涌向那些熟悉而陌生的地方。虽然，南方已不再像先前那样，令乡亲们热血沸腾和心驰神往，一些人甚至一再在那里受伤，可除了投奔经济发达的南方，我的那些贫穷的乡亲，他们还能去往哪里呢。
      从亲人离开家门的那一天起，留守的亲人便开始了对外面消息的持久期盼和等待。一宗车祸的发生，一篇关于民工跳楼讨薪的报道，一则寻找无名尸体的启事，乃至南方的天气、雨水、冷暖，一次台风过境的消息，无不牵动着留守的亲人，成为亲人们持续关注、议论、传播的内容。墙上的挂历，更是每天看了又看。才见垂杨柳，转眼麦又黄。光阴飞逝，却又显得那么漫长。

                                                                     一

       继春踏上南下的列车，可不像村里其他人那样满怀期望。他是万般无奈离开村庄的。他原是村里的篾匠，先前总被人“师傅师傅”的叫着，一年四季，吃香喝辣，早早便讨了外村最俊俏的姑娘做老婆。而且，继春拥有一双全村人羡慕的巧手，随便一块篾片，一枝垂柳，或者一茎稻草、麦秸，都可以变戏法似的，编织出猪、狗、牛、羊，莫不惟妙惟肖。在幼年的我眼里，继春就是村庄魔法师一样的存在，或如古时候身怀绝技的高人。可随着现代工业的快速发展，乡村传统手工业逐渐丧失市场，世界的急剧变化，让继春猝不及防，日渐失去手艺活的他，不得不和乡亲们一道，汇入南下的打工大潮。
      很快，南方一家大型傢俬厂接纳了他。活计是一个人守一台机子，把粗大的圆木送进机床破成一根根方正的木料，再按要求整成或长或短的规格。偌大的操作间里，安放着一架连一架的车床，车床上，锋利的钢锯从早到晚飞快旋转着，发出巨大的轰鸣，不锈钢锯条泛出怕人的闪光。继春那双惯使篾刀和擅长编织的巧手，突然操作起这陌生的机器，很有些不适与紧张。受市场影响，老板的生意时好时歹，闲时，工友们聚在宿舍打牌赌博消磨时光，忙时，加班加点日夜赶货。为了多挣钱，继春恨不能二十四小时有活干，赶工的日子，老板逼得紧，工友们也顾不得怜惜自己的身体，安全常被抛于脑后。继春所在的车间，十几台切割机并排着，一旦开动起来，整个车间即刻淹没在杀猪般难听的嚎叫声中，震耳欲聋，要把人吞噬的感觉。被人管束，少有自由，更兼环境的恶劣，继春对这里并无好感，更不像年轻人那样，对整个南方都充满了向往和幻想。可一想到出来的目的，无非是想方设法多赚钱，于是加班费便有了格外的诱惑。一次夜间加班，炽热的灯光下，操作间里闷热难耐，本已疲惫不堪的继春，稍一恍惚，竟将自己的一只手，随同木料送进了切割机锋利的刀口。一瞬间，血溅机床，天旋地转，好端端的一个人残废了。无论如何，继春不相信这样残酷的事实。老板丢下一笔可怜的赔偿金，继春被赶出了厂门。找当地劳动仲裁部门，因双方未签订劳动合同而爱莫能助；找政府街道，以老板给付了赔偿而被回绝。万般无奈，继春纠集同一个村庄出来的乡亲，找老板理论，老板电话不接，躲着不见人，气愤之下，有人动手打砸，有人放火烧厂房。警察来了，在场的乡亲全被关进了派出所。本打算吓唬吓唬人家，以便多弄点补偿，没想到事情闹大了，万万不可连累乡亲，继春毫不犹豫，把责任全部揽了下来，三年零四个月的刑期，他被送进了另一座南方城市的监狱。就这样，以近于悲剧的方式，继春人生的航船，再一次遭遇了急剧的拐弯。
      这一突发事件，虽仅是电话传回来的一些不完整的零散消息，也足以轰动整个村庄。村里人义愤填膺，一连多日聚在一起议论，声援，纷纷谴责南方那帮讲着一口难听白话的广东佬，骂他们不是东西，欺人太甚，有的甚至愤然发誓，咱的人往后再也不去外面受气了。可声援归声援，抗议归抗议，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贫穷的乡亲们似乎永远底气不足。那些话，也似乎永远只停留在口头上，是一些永远也兑现不了的气话。在此，我总会汗颜地替乡亲们想起人穷志短那个词。然而换了自己，又能怎样呢，一根无形的鞭子将我狠狠抽打了一下，抽打着我这个贫穷乡村的逃离者。
      受继春父母之托，我曾去探监。狭小的探视室，隔着一张宽大的长方形案桌，继春和我面对面坐着。那只伤残的手，藏在背后，不知是否刻意避着，不让我看见，还是他想把伤痛藏起来。面前的人，短发，目光呆滞，显得木讷，像换了个人，完全失去了先前做手艺的灵气。不过，身形倒并不见瘦，似乎还胖了些，身上统一配发的监狱服撑得满满的。也不知道是不是虚胖。见面会上，继春头低着，多是我问他答，甚至连老婆孩子的消息也只是被动的关心。“我已经是个废人！”探视快结束，一直沉默的继春，突然目光发亮，蹦出这么一句话，像是从紧咬的牙缝里挤出来的，着实吓我一跳。目光短瞬的发亮之后，很快又黯淡下去，生命之火似全部熄灭在凹陷的眼窝里。我无法推断，罪刑并不太严重的继春，在监狱里接受了怎样的一番改造，也许在他看来，未来是灰暗的，没有光亮。无疑，一双健全的手，对于正常人是多么重要，它是一个人幸福生活的保障和创造源泉；一只手的伤残，对于原本靠手艺吃饭的继春，意味着整个天空的坍塌。继春的未来，我不敢想象。
      南方晃眼的阳光下，森严的监狱门口，站着荷枪实弹的哨兵，隔着一道厚铁门，我和继春告别。望着他走向监区，一段溜光的水泥地面，一个笨拙的身影，头低着，缓慢，迟钝，也许更准确的说，不是走而是移。空旷的监区，那少了半条胳膊的衣袖，在南方咸腥的风中飘荡。这位曾被幼年的我当作魔法师崇拜的手艺人，如今就像个蹒跚的残疾老人，我顿时泪流满面。一股说不出的酸涩，不可遏止钻进鼻腔。我脑子一片混乱，不知该如何回去复命。是如实禀告他那年迈的父母，告诉他那望眼欲穿的妻子儿女，继春已经对未来丧失信心；还是以虚假之言，欺瞒他的父母亲人，继春改造得很好，可以提前获释，很快就会和亲人团聚。我该怎么办。在这座以打造“现代化文明监狱”为目标的南方监狱前，我站立良久，闭上湿润的眼睛，试图让自己沉入静默之中。可我无法平静。我的眼前，总是闪现千里之外，那一大家子既悲伤又期盼的眼神。上路时，我肩负着深深的期盼，可我带回去的消息，只怕要让那一大家子失望了。
      突然觉得，我离去的脚步，是多么沉重。茫然无措中，我紧咬着牙，仰头望着监狱上空。南方的天，阔大而空茫，柔柔的阳光，并不火辣，却晃得人睁不开眼。

                                                                      二

      平安，是父母对出远门的儿女最寻常的牵挂，却也是最揪心的牵挂。然而，命运的无常和无法预料，总是令人惊愕，措手不及。这一点，因为女儿的莫名失踪，在婶婶身上得到了最有力的印证。
       堂妹，我婶婶的女儿，一晃眼，犹如家门口那株柿树，出落得亭亭玉立。刚二十出头的她，已经在外闯荡了整整六个年头，栗色披肩长发，柔美的身段，举手投足间，有了城里妹子的味道。某年从打工的温州回家过年，有人托媒替堂妹介绍了一位对象，是邻村一敦厚老实男子，腊月底认识的，正月初三把婚订了，初八便摆了酒席，在庄严肃穆的祖堂前，于高燃的红烛之下，堂妹和她的男人，隆重举行了夫妻对拜仪式，完成了他俩人生最重要的一次成年礼。就这样，堂妹算是在民间形式上嫁出去了。两个原本互不相识的年轻人，在接触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匆忙托付了终身。这样仓促的婚姻，是否已经为日后不能长相厮守埋下了隐患。
       三天之后，刚领了那个法律上的红本本，两个年轻人就各奔东西，赶赴打工谋生的城市。她的男人南下广东，而堂妹甚至没来得及回一趟娘家，就匆匆结伴，挤上了一辆开往温州的长途大巴。堂妹的返回温州，就像进自家菜园，或邻里之间串门走动一样自然。这些年，乡亲们相互间常常提到温州、瑞安、汕头、东莞、珠海、深圳，乃至番禺、佛山、顺德、三水这些南方沿海城市，在他们眼里，这些城市所指代的就是充满了活力、金钱与诱惑的南方，它们显得那样熟悉而亲切，令人神往。
       也许希望离男人近一点。不久，堂妹辞去温州鞋厂的工，来到有“世界工厂”之称的东莞，进了一家规模挺大的玩具厂。工厂在市郊一个叫樟木头的镇上，那里充斥着连片的服装厂、玩具厂、化工厂，老板大多是台湾人，员工则雇佣来自五湖四海的打工崽打工妹。这里隔着男人做工的顺德尚有半天的路程，厂里没有亲人，也没有老乡，只有流水线上永远干不完的活，它们日夜消耗着一个女孩茫然的青春。平日，堂妹与她的男人各忙各的，很少见面，只有逢年过节工厂放假，才得短渐相聚。相聚之后，便是堪称漫长的分别。常常，双方在南方湿热的深夜，借助电话慰藉彼此思念的心。
       有一回，电话忽然不通了，说对方已关机。久打不通，男人慌了神，跑去樟木头找，寻遍了整个厂区，也没发现堂妹的影子，只在拥挤不堪的宿舍找到几件堂妹丢下的衣衫。呆在堂妹曾经的宿舍，男人一会站，一会坐，显得六神无主，这个憨厚的男子，厚嘴唇，宽额头，骨节粗大，粗糙的双手反复搓着，惊慌无措的表情写满失望的脸庞。对于这样毫无结果的结果，他其实早有预料，已经显露不出太多的悲伤。漂泊异乡的生活早已让他认命，突起波折的婚姻就像贫穷的故土，皆是他不得不接受的。男人无奈地把目光移向窗外，灰蒙蒙的天幕下，拥塞着城市连绵的建筑和间杂其间横七竖八的低矮厂房。厂房狭小的空地上，艰难伸展着一些不见树叶，树冠却开着大朵大朵白花的高大乔木。那些花朵开得有些莫名其妙，就像一个人的蹊跷失踪。
       一连几年，堂妹音信全无，谁也不知晓她的去向。村庄议论四起，有的说过了台湾，有的说去了香港，最流行的说法是，跟同一车间的广西工友跑了。想想东莞与顺德虽在一省之间，但对一个一心只想着打工挣钱的本分人，依然相隔遥远，双方自然极少见面。夫妻分隔，又远离故乡，寂寞时时来袭，犹如蓄满动荡不安的潮水，青春的身体不断遭受着虫蚁般的噬咬。这个时候，对于远离亲人，漂泊异乡之人，当是最脆弱的时候，逃离，轻易摧毁了那原本并不稳固的婚姻。彼时，对于寂寞的逃离，甚于对于贫穷故土的逃离，婚姻的约束亦丢于脑后。被寂寞包围的堂妹，当她真正迈出那一步时，或许想到过自己那不善言辞的男人，想到过千里之外柿树下盼归的母亲，甚或想到过老家村庄会否搅起巨大的波澜，然而她已经顾不得那么多了。身体里的另一股力量推举着她，她彻底被战胜了。
      这几年，老家的婶婶，已经记不清，男方家人第几回寻上门，逼迫婶婶交人，要么退回彩礼钱。过年别家欢天喜地，婶婶却不得安生，男人带着一帮人日夜守在这里。婶婶早已一夜白发，常常一个人坐在柿树下，痛骂女儿抛尸的，扬河的，坐夜轿的，然后便捶胸顿足，呼天抢地，一把眼泪，一把鼻涕，抱着柿树哭自己命苦，骂死鬼男人早早抛下她们母女。来人一见这场面，明知女人有表演耍泼的成分，却也无计可施。撂下一句狠话，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婶婶哭干了眼泪，身子靠着柿树，迷迷糊糊中，女儿就站在了她面前。
       夜晚，厂区附近的大排档间，彻夜闪烁着白亮的灯盏，呛人的油烟味，划拳喝酒的吆喝，显得凌乱而热闹。其间挤满了年轻的的男孩女孩，有刚下夜班的，有趁黑夜出来游荡的，而一些浑身散发着低级香水味，打扮十分艳俗暴露的女子，显然是从街巷的发廊里带出来的小姐。在排档某张油腻不堪的餐桌旁，广西工友正拥着堂妹，或吃一盘炒米粉，或共喝一碗白粥，那份亲昵与自然，俨然一对热恋的情侣。“你身上有她的香水味，是我鼻子犯的罪，不该嗅到她的美……”某处歌楼上，谁在深情地演唱流行歌曲《香水有毒》，甜腻的歌喉，飘散在空中，柔软得足以把一个人化掉。趁着堂妹陶醉于夜间镇上那种心旌摇荡的暧昧氛围之中时，广西工友开始着手蓄谋已久的策反计划，而堂妹非但丝毫未觉察，反倒以为幸福将临，于是跟着那个男孩私奔了。
       这是一直以来，我对堂妹私奔情景的猜测与推想。这些年，类似的事件，村里已经发生过，当然也有从外面带陌生女子回村庄的，村里人并不太惊讶，老人们也只是在背后议论议论，感叹世道变了，现在的年轻人，没什么做不出来的。很多先前觉得不可理喻的荒唐事，人们已经逐渐接受，见惯不怪。
       堂妹的下落不明，在婶婶眼里，似乎整个南方都跟着变得无法把握和不明朗起来。沿海那些城镇，原本像提起远方发迹的亲戚那样，婶婶时常提起，如今在她心中一下子变得忌讳和无限伤感起来。从未出过远门的婶婶，第一次发现，南方虽是个赚钱的好去处，却也凶险丛生。她深信，女儿就是那汪洋中的一条船，已经陷入某种无法脱逃的骗局，或者遭遇了某种不测的漩涡，而被迫改变了出行的航向。
      门前的柿树，是女儿落生那年栽下的，已亭亭如盖。秋天，经霜的柿树，挂满了一串一串的红灯笼，压弯了枝头，也压痛了婶婶的胸口。看到成熟的柿树，婶婶愈加忍不住对女儿的思念。柿树开花，挂果，成熟，叶落，都会勾起婶婶的感伤和思念。换在以往这个季节，婶婶会搬了梯子，把它们一个个采摘下来，一部分送邻居亲戚，一部分留着过年待客。如今，柿子熟得掉一地了，也没见婶婶半点动静。
      柿子落了，明年还会挂果。可有谁知道，失踪的堂妹，会否还有回到故乡的那一天。

                                                                      三

       长伦这次回来，是抱着儿子光明的骨灰回来的。
       村口不起眼的一栋旧房子，平日难得这样热闹，进进出出，全是帮忙的人。他却像个傻子，衣衫散开着，坐在门前苦楝树下，反复唠叨，我好傻，好傻，为什么要把光明带到城里去。苦楝树上，知了的叫声有一声没一声。这个夏天，并不像以往那么酷热。长伦摇着破棕叶蒲扇，嘴里神神叨叨，颇像了那唱着“鞋儿破，帽儿破”的济公，却并没人理会他。
      谁都知道，长伦家里穷，一向被人瞧不起。以前读书没读出来，复读也没过关。村里人嘴上叫他秀才，背地里却满是嘲讽和鄙夷。而且因为熬夜读书，看坏了眼睛，搞垮了身体，做不了田里的重活，连外出打工也屡遭拒绝。没办法，长伦只得在南方的一些城市四处漂泊流浪。有一天，他来到深圳，发现城里捡破烂也可以挣钱，于是开始了他的破烂王营生。捡破烂的长伦，村里人更看不起，觉得丢村里人的脸。只有他儿子光明，觉得爸爸了不起，在深圳工作，有能耐赚城里人的钱。光明的理想就是，长大后，也要像爸爸那样，去深圳工作。
      有次捡破烂的路上，经过城里那所著名的大学，长伦把装满了废品的三轮车停在气派辉煌的校门口，手里扇着破草帽，厚厚的宽边玻璃镜片后，藏着一双发光的眼睛，那些进进出出青春飞扬的大学生们，让他羡慕得不得了，一下子想起二十多年前落榜的窘境，多年过去，依然觉得无颜见江东父老。一个捡破烂的，戴副眼镜，鬼鬼祟祟的样子，许久站在校门口，且不说有碍观瞻，万一搞出点名堂，甚至破坏什么的，谁也担责不起，保安终于看不下去了，大声吆喝着轰他走开。自己命里已经注定上不了大学，就是砸锅卖铁，也要好好培养光明。长伦把草帽用力扣在头顶，不情愿的推着三轮车，心里暗暗发誓。
       这次出门，长伦已经答应，一放暑假就接光明来深圳玩。长伦想的是，自己没考上大学，光明可是要上大学的，让光明去看看外面的世界，长长见识，对光明有好处，将来光明是要有大出息的。在心里，儿子是他的未来，他的大学梦寄托在儿子身上，儿子就是他的一切。
      长伦整日蹬着三轮车，要么肩上搭个蛇皮袋，手持一截带钩的细铁棍，头上扣一顶辨不出颜色的破草帽，躬着佝偻的身子，走街串巷，不停地在垃圾堆里翻找。泡沫、纸盒、易拉罐、矿泉水瓶、废旧塑料、废铜烂铁……在他眼中闪耀着异样的光芒。在村里，像长伦这样捡破烂的就他一个，虽然大家都很穷，外出谋生，却不屑做这一行。只有长伦放得下身。为了光明，长伦忍受着村里人不屑的目光，吃着城里人吃不了的苦，对于旁人怎么看，他并不在乎。倒以为，他这样的乡下人，无一技之长，要身体没身体，在城里哪有资格挑活，只要能养家糊口，啥活都能干，他才不会傻傻地顾及脸面呢。他还想，家里建不建新房无所谓，赚了钱，得把一分一厘都存起来，留给光明读书，供光明上大学，还有日后光明娶媳妇都要花钱。儿子取名光明，就是寓意有光明前途的意思，他甚至还想到了将来光明替他光宗耀祖呢。这样想着，长伦干活就会特别来劲。夏天，垃圾堆里蚊蝇乱飞，长伦毫不在乎；冬天，寒风怒号，照样在垃圾堆里翻找他的宝藏。
       来到深圳，一晃好几年了。除了想老婆孩子，长伦已经习惯了一个人的生活。深圳，是一座足以PK香港的人间天堂，城市很大，很繁华，很漂亮。“城市，让生活更美好”，这是连捡破烂的长伦也知道的一句随处可见的宣传标语。城里人生活的时尚美好，越来越坚定了长伦将来把光明送到城里上大学的决心，因此，捡破烂他总是格外卖力，比一般人更吃得苦。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对城里的垃圾，长伦已经产生了独特的感情。因为垃圾就是他的财富，城里人避而远之的垃圾收集点，更是他的财富广场。
      为省下路费，外出打工的乡亲，三两年不回家是常有的。在城里捡破烂的长伦，更是很少回家。有一年，我回老家的村庄过年，那天去走亲戚，在村路上碰巧遇上长伦。长伦略略对我点点头，算是打了招呼。瘦高个的长伦，穿一身崭新的西装，一看就知道是摊档上廉价的那种，但表面上看去，人还是挺精神的，鼻梁上架着眼镜，斯斯文文的，以为是乡间教书的清贫先生呢。儿子光明剪了个锅盖头，粘在他身边，摆弄着一架崭新的玩具飞机，很显然是新买的，说不定是长伦从深圳带回来的呢。光明手里举着飞机，一会跑在前面，一会跑在后面，嘴里哇哇叫喊着什么，看得出孩子有多高兴。长伦摸摸儿子的头，笑得合不拢嘴，显得特别开心。对于捡破烂的长伦，你一定能想象他平日的样子，一身脏兮兮的，甚至浑身散发着难闻的味道，城里人远远避着他，把他当作垃圾一样看待。有时候，他自己也会嫌恶自己，什么不可以干，偏要干这捡破烂的营生。这是要一辈子让人瞧不起。不过，当他一想起儿子光明，立马精神百倍，扶正沾了飞尘的眼镜，挺起单薄的胸膛，双腿格外有劲，奋力蹬着他的破三轮车，豪迈地飞奔在城市宽阔的街道上。
       一过完年，长伦就出门了。这一次，他把老婆也带上了。这样，9岁半的光明，便彻底成了留守儿童，只能跟着爷爷奶奶一起生活。光明已经上到三年级，是个懂事且独立的孩子，虽然很想念爸爸妈妈，夜晚的时候，会一个人躲在被窝里哭，但总是不让爷爷奶奶知道，怕爷爷奶奶伤心。平日，只要家里电话响，光明都会抢着接，对着听筒拼命喊：爸爸，妈妈。会迫不及待告诉爸爸妈妈，这次考试又考了100分，老师在全班同学面前表扬他。对方挂断了电话，光明还在问，爸爸妈妈，你们什么时候回家。有时候，光明会很失望，因为电话里传来的并不是爸爸妈妈的声音。礼拜不上学，光明会搬了小板凳在地坪苦楝树下，一边写作业，一边计算着爸爸接他去深圳的日子。
       光明终于盼到了暑假。长伦没有食言，早早把儿子接来了深圳。
那天，长伦正蹬着三轮车过马路，光明坐在长伦身边，手里举着爸爸刚买的三明治冰激凌雪糕，他舍不得一下子吃了，伸长舌头，两面慢慢舔着，雪糕冒出甜丝丝的冷气，光明可不要哪怕一点点浪费，小手扇着，大张了嘴，不停吞咽冒出的冷气。忽然，有人把一个易拉罐扔在马路上，光明眼尖，一下就看到了，没等长伦反应过来，光明已经跳下车，奔向那个滚向马路中间的易拉罐。这时，一辆大车飞驶而来，手正伸向易拉罐的光明瞬间被撞飞。手中的雪糕，旋转着飞向空中，划出一道美妙的弧线，最后散落一地。可怜的光明，刚来到他向往已久的深圳，刚品尝到一座城市的甜蜜美好，就扑倒在了异乡的街头。长伦一下子蒙了，上一刻他脑子还在想着儿子将来到城里上大学的事，甚至想到了日后儿子讨媳妇和光宗耀祖的那一天。
      长伦做梦也想不到，好端端的一个儿子，咋就会把命丢在这里。送光明去火化的路上，老婆哭哭啼啼，抱着儿子的尸首痛哭。看着悲痛欲绝的女人，长伦突然很后悔接光明来深圳，很后悔当初给光明取了这么一个响亮的名字，一准是犯忌了，如果叫狗伢，叫木头，叫玉米大豆，叫南瓜苦瓜，或者干脆叫叫花子什么的，也许他就不会把儿子带进城里见世面，还有那个该死的大学梦，自己早该死了那条心，干嘛非得寄托在儿子身上，如果没有这些如果，那儿子一定会在老家村庄活得好好的。哪怕长大再没出息，或者像他爹一样捡破烂为生，也至少比把命搭在城里强。难道这就是命，读了十多年书的长伦，并不怎么相信。他复读，外出，包括后来顶着压力在城里捡垃圾，拼命攒钱，供光明读书，都是和命运的抗争。
      听说，料理完光明的后事，长伦和老婆又返回了深圳。有人说，现在长伦再也不用牵挂光明了，从此可以安心在城里捡破烂，把钱存下来自己养老。我想，要真那样就好了，长伦可以了无牵挂，压在他心头的那个大学梦，会随着儿子的离去而彻底消失。可是失去了儿子，长伦的世界还剩下什么呢。

       这两年，每次回到老家的村庄，总有种既矛盾又说不清的东西，一面是怕敢过多接触那些外出打工的乡亲，包括他们的亲人，似乎每一次面对都会揭开他们受伤的伤口，一面又驱使自己不停地去走访他们，总想听到乡亲们讲述关于南方的故事，总想了解关于他们的那些漂泊不定的打工生活。不知为什么，乡亲们的故事听得多了，我越来越沉默，越来越怕敢面对他们。而且感觉得到，乡亲们也越来越不愿意说起南方，有的甚至把有关南方的一切刻意封闭起来，关于某座南方城市某家工厂某个老板只言片语的描述，都再不愿意提起，哪怕仅是一声叹息，一声抱怨，甚或一声诅咒。我不知道，对于贫穷和外出漂泊打工的命运，乡亲们是不是已经认命。但他们一次次抛妻别子，远离故土和亲人，飞蛾扑火般的南下，又是怎样期望挣脱贫瘠的故土，对改变命运作着怎样的努力。
       对于伤残的继春和他的亲人，女儿渺无音信唯抱着柿树痛哭的婶婶，未来寄托在儿子身上儿子却意外撞死在城里的长伦，以及众多一再在南方受伤，犹怀抱隐若的光明与希望奔赴南方，试图改变命运的打工乡亲，我还能说些什么呢。当我站在老家那片因为抛荒严重而越来越凋敝的土地上时，只感觉，时代正在无情地碾压着我那贫穷而脆弱的老家村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