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敏症（已发《草原》第3期）

  　

　　我掰下花椒树上倒立着的刺，将这些“小扇子”首尾相连，就能组成花朵、人的身体或者拐杖。单个的花椒刺横向排列着，就是院落里的扇面篱笆。这样的游戏，我一玩就是半晌。花椒刺总是毫不客气地扎进手指，拔出它，那股子麻劲附着在皮肤上，骚动不安，之后便又痒又疼。受伤的往往是右手食指，这个充满好奇的触角。接下来的几天时间，我用其它手指挠它；坐在椅子上，用扶手上的棱角蹭它；在院子里，用粗糙的石头刮磨它。好像食指是一把未开刃的刀。父亲总是会在一旁训斥，要我长一点记性。同为过敏体质，他大半生都能将过敏原谨记于心，绝不触碰，让身体处于安全的状态，而我却总是一次次试探。

　　走出大山以后，人们把我当稀有物种。常有人这样开玩笑：说我上辈子定是个屠夫，在某条繁华的街市上架了大案板，像《水浒传》里的镇关西那样挥着寒光闪烁的大刀剁肉，从我手下丧命的动物排起来没准可以绕地球一周。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除了不能碰花椒刺，我还是一个天生不能吃“四条腿”动物的人。

　　我的过敏体质生而有之。祖父、父亲把过敏的特质遗传给我，却没把小心谨慎的性格放在我骨头里。他们都不能食肉，终生抵抗着肉食的诱惑，一直保持着食素的习惯。在一个这样的家庭里，饭桌上是很难看到荤腥的。那时，接触肉食大多是在红白喜事的筵席上，围坐的人看见饭桌上的肉食便疯狂，把浑身的力量用到手里的筷子上。有的人干脆下了手，自己的小盘子里已经有了足够的储存，嘴里一边嚼着，还一边催促着旁边的子女：快吃，快吃！像只护食的老猫。我的筷子却开始迟疑。我确信，让我把肉食放进嘴里的动力并非美味的诱惑，而是从众的心理。我不愿意与其他的小孩有区别，虽然这让我尝尽苦头。

　　有位朋友知道这状况之后，非常羡慕我，她婆家的祖父、祖母信佛教，一到吃饭时间，两个老人便会盯着吃肉的她说，尸体有那么好吃吗？目光里有埋怨，也有嫌弃。她立马会觉得毛骨悚然。如果换成我，就不会有这样的麻烦了。其实，她哪里知道我的麻烦。在饭桌上，我不好意思让人知道我有特殊的要求，装作若无其事，却独自承担恶果。这一点，有点像不能喝酒的人，却始终握着酒杯。

　　我是第一个从那座山村走出来上学的姑娘。临行前，许多人都站出来反对，在他们眼里，城市对于我来说，就像一块鲜肉，充满诱惑，又充满危险。可我还是义无反顾地走了。

　　毕业后，真正的我藏在另一个被称之为“我”的小小躯壳里。像许多年轻人一样，我白天靓丽光鲜，晚上却回到廉价的出租屋里。夏天，时常需要顶着星空去街道旁的公厕里解决内急。鞋底触到路面，能听到“噼啪”“噼啪”白蛆被踩爆的声音。冬天，更是被寒风逼得直跳脚。每一天，从那条小巷走出去，看见女孩子们撩拨头发、扭动身躯的样子，我就觉得，流动人口聚集的民房区，像是住满了画皮的鬼魔之地。白天，这些“鬼魅”在都市的明亮处吸血，也被吸血。晚上，脱去厚壳，给自己的皮囊一个居所，为它取暖。

　　寒冷的冬天，没有供暖，只能生火。那些不断升起的烟变成蛇，顺着我们的眼晴、喉咙、鼻子往身体里钻，想把我们最狼狈的样子翻出来。是的，它得逞了。在给一位老乡开门的时候，我眼含被烟火呛出的泪水，一边咳嗽着，一边擦抹脸上的炭灰。这一幕把我曾经不屑居于乡村的言辞打得粉碎。我们弃掉乡村，也像一个人回避过敏原一样。尽可能绕开它。但往往却是防不胜防。对乡村的赞美是许多年之后。当一束光打在白纸上，我的内心被剥离，那种感觉碎成黑蚂蚁，爬成长队，这才有了文字的阵列。

　　很多时候，我还是一边食肉，一边在心里默念着父亲的提醒：不许再碰肉！

　

　　当母亲发现我可以吃鸡肉的时候，在院子里自由生长的鸡就遭了殃。每到节假日，它们就排着队走进我的胃里。但目睹过一次杀鸡的场景，看到火苗在锅底乱窜，热气不住向上攀爬的时候，我便看到一只形态模糊、蹒跚着的小母鸡。因此食欲全无，象征性地动了动筷子就放下了。

　　有人说，让孩子食肉，千万不要让他们知道这肉食的来历。做了母亲之后，我才明白这话是对的。那天，我买了鱼回家，将它们放养在盆子里。第二天早上，孩子起床后，去看鱼，却发现盆子空了，鱼躺在冰箱里。两岁的他把冰冻的鱼从冰箱里取出来，满脸是泪，伤心地说，妈妈，你抱抱它，把它暖活吧。妈妈，你快去拿被子，它好冷啊！我看着他把冻鱼抱在怀里的样子，竟无言以对。他从此拒绝食鱼，每次吃饭，都好奇地看着我们，说，你们这些奇怪的人类。好像他不是人类一样。我劝慰多次，也不奏效。善良和营养，是一个永远也厘不清的悖论。

　　那些年，我在好奇心的驱使下，试食各种肉类，这好奇心无疑是一种冒险。但总算有惊喜地发现：禽类、海鲜到了我胃里是安静的，而像牛肉、驴肉……所有四条腿的动物全都过敏。除肉食之外，我还对麻山药过敏，空气里有麻山药汁，就浑身奇痒，有时对洗衣粉也过敏。得到这份总结，花了二十几年的时间。

　　那时，我们总是在饭桌上跟陌生人吃饭，多是我跟着单位的前辈蹭吃蹭喝。我不记得我们完成了什么样的业务，只记得饭桌上人们推杯换盏，聊得很亲热，但事实上筵席散了都是陌生人。我手里的筷子像两根变形的细长蝴蝶，挑选着它眼里的食物花朵，尽可能躲过肉食。但胃里好像有严密的检测仪，它闻出了肉食的味道，也决不放过。有时候，一出饭店，轻风吹来，我就感觉，有许多发了芽的种子要从骨头缝里冒出来，随之冒出来的，还有父亲的提醒。有时候，它们会在我刚睡眠之后，在胃部一次次敲门。漆黑的夜里，疼痛也显得尖锐而孤单。我咬着牙，让自己尽可能静止于黑暗之中。我感觉自己的身体是不存在的，所谓的“我”只不过借助疼痛活着。

　　有次领导带我们去陪客户吃饭，是火锅。作为新人，我谨小慎微，看着对方给我夹的羊肉和毛肚，只想着不动筷子是非常不礼貌的行为，而过敏症在脑子里飘了几秒钟，便过去了。那一晚，一起进部门的小程因为喝酒，吐得稀哩哗啦，而我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在一个人的出租屋里，没有母亲倒来的热水，没有祖母的照顾，那些症状似乎来势更加凶猛。心慌气短，身体发抖，我把头蒙进被子里，一边暗自起誓：以后再不碰羊肉。但这也不过是哄骗身体的谎言，又怎能不碰。

　　身体的苏醒大多在后半夜，像是醉酒醒来的人。半夜去路边上厕所，城市里的天空无比内敛，把碎了的星星用一块灰黑的稠子遮着。有时候梦见大雨磅礴，把我的房子像纸一样漂起来，等醒来时发现那场雨从梦里下到了现实之中。大雨磅礴，会忽然把内心的乡愁唤醒。泥土的气息会从记忆里蹦出来，跑到鼻尖上，母亲好像根本不在千里之外，而是在墙的另一边。

　　许多个清晨，男房东都会在窗前晃，像一只围着鱼缸转的猫。虽然，我一次次将那理解成自己身为鱼的敏感。但后来还是从他嘴里听到暧昧的声音，似乎一个农村姑娘，能有垂下来的鱼饵可以食用就已经不错。不久之后，我便搬离了那里。那个时候，搬离一个地方像换乘一辆车那么随便。只要当月房租到期，想走就走。

　　几年之后，我换了工作环境，朝九晚五，感觉真正的自己才探出头来。过敏症被掩埋在身体里。我开始学会将所有对自己不利的东西排除在外。许多年后的某个夜晚，我身体意外难受，心慌，皮肤上直往外冒粉刺。那个男人把热毛巾递来，如果不是我拦着，他就要拔通120。那是我第一次看到有人把我的过敏症当作一种可怕的疼痛。在这个故事里，我第一次觉得上天给你的缺憾其实也是一种优点，它验证了另一个人对你的真心，就像童话里被诅咒的公主。他后来成为我的丈夫。他去医院买脱敏药，并把它们列在常用药的名单里。是呢？我之前怎么没有想过去买药呢。在外漂泊的那几年里，药物这种东西似乎与我无关。我想说，微薄的收入把我逼成了一个身体健康的人。这有点可笑，但它是真的。

　　在平静的生活背后，我甚至想用自己的过敏症来制造一点涟漪，这是愚蠢的。但愚蠢是恋爱人中的通病，大约也可以原谅。那时，我跟朋友去路边摊吃羊肉串，吃完后，赶紧回到出租屋，看丈夫一边教训我，一边紧张得准备药物和水。我裹在被子里，感觉自己像个女婴。剩下的时间，便开始等待胃部和身体求救。结果两个人一夜未眠，身体却丝毫未出现任何不适感。后来，我听说，很多羊肉串并非羊肉，而是其他的肉类代替的。新闻里和朋友们传播的所谓真相都骇人听闻。为此，我被他们戏称为小白鼠，完全可以贡献自己的胃来验证羊肉的真假。

　　听说，有人对漆树上的汁液过敏，严重到不能听到“qi”的发音，数数都要故意把这个数字跳过去，一二三四五六八，这样读。而对其他东西过敏的人也不在少数。有位朋友就发现刚出生的女儿对奶粉过敏，本打算早早断奶的她，只好掐灭了这个念头，将母乳喂养进行到底。许多年后，当毒奶粉的新闻被曝出后，她忽然给我打来电话，说，她女儿是多么幸运，她当初给女儿选择的正是毒奶粉的那个品牌，如果不是那么严重地过敏，现在女儿真不知道是什么样的状况。我自然也替她高兴，但挂断电话后，还是觉得怪怪的，食品无法确保安全时，我们竟然要靠过敏症来庆幸逃过一劫。想想，这真是可悲。

　　事实上，当一种东西在胃部消融的时候，它留下的是磨难，还是营养，这根本无法确定。

　　

　　在山里，经常看到小昆虫伪装成叶子或者树皮，为了与环境色保持一致，它们学会消弱自身的特点，以此来隐身。那种在陌生环境里的拘谨与敏感或许是一种本能，人自然也不例外。

　　在我父亲眼里，我千里迢迢去外省求学，无疑就是一种冒险，但他却无法阻拦。后来，姑娘、小伙们纷纷进城，依然落在农村的年轻人就变成这种环境下的过敏原，被大家猜疑、甚至排斥。在城市里，身份是农村人的过敏原，而最集中的症状除了穿戴之外，就是语言。所以，我们有意无意地将它擦掉，试途掩盖自己的出处。在这方面，最严重的是我曾经的室友田月。她成天对着电话嗲声嗲气地喊“爸爸”，后来，她生病住院，“爸爸”却始终没出场。几天之后，一个浓妆艳抹的女人来了，她兴奋地喊她“妈妈”，但那女人对她却是冷淡的。我猜想那可能是后妈。后来才知道，她称为“爸爸”的人是她的干爸。没错，就像你看到这个字眼时，能想到的那种关系一样，她跟她这位“干爸”就是这样的关系。那女人实际上是她的情敌。这狗血的剧情成为她活在城市里的外衣。她宁愿在夜半含泪，偷偷骂那个曾经诱骗她身体的人无情，也不愿意让身在农村的父母的信息冒出来。

　　在病床上，家乡的电话一来，她就让手机紧贴着耳朵，恨不得它们长在一起。她怕那声音漏出来，那种来自故乡的方言像是一把尖刀，能把她从泡影里剥离出来。她母亲来城市里看病时，她犹豫了好一阵，后来大约实在是没办法，才让她住在我们的出租屋里。她说话的分贝大增，语言也变得粗砺。那时，我们一同在出租屋里看电视，剧中一个女演员说话时满嘴港台腔，声音甜腻，神情像只乖猫咪。有次别人惹怒她，她立马翻脸，河南话破口而出：“你奶奶的！俺给你没完……”我大笑起来。田月却没笑。她故意没听见似的，走到窗口，看楼下蚂蚁般行走的人。

　　她不愿意看见老乡，怕听见乡音。为了保持“城里人”这虚假的壳，对父母隐瞒了自己的状况。为了躲避乡村这道过敏原，她改了乡音，换了“父母”，甚至将户口迁到了城市里的亲戚家。她要让自己快速完成二次投胎。在后来的恋情里，她遇到了那个让她精神、物质都满意的男孩。两块磁铁相吸之后，她身上那些虚假的符号暴露出来。真诚又成为新的过敏原，把她弄得焦头烂额。

　　前段时间，回到故乡的小城，遇到了曾经的玩伴，她的小孩已经长成少年。少年在一旁听着两个女人叽叽喳喳说以前的事情。我走后，他对母亲说，你在街上就不能说普通话吗？让我好丢脸。在少年眼里，方言是让他自尊心瘙痒难耐的长刺。但他却不为满嘴“我X”这样的口头语脸红。在我接触的一些年轻人，从山村来到城市，都学会了类似的口头语，他们大约将这视为与城市接轨的一部分。

　　我坐公交车回乡，遇到过许多带小孩的老人，他们跟孩子对话时，说着蹩脚的普通话。这是为了抹去孩子可能会沾染上的乡音。有些人已经把方言当作过敏原在下一代人身上完全抵制了。当然，最终还是要抵制农村人在土里刨食的命运。这场抵制，让曾经的小学变成一座空学堂。只剩下我四年级时的班主任，在那里空守着房门，清扫尘土和落叶，活像个僧人。要知道，在许多年前，一个外出的人回来，如果带着他乡的口音，是会被众人嘲笑的。如果一个人长久居住于外地，不看望乡亲，会被人视为无德。现在，村庄好像麻木了，她以更低的姿态接纳着乡音的改变，价值观的颠覆，等等这一切。

　　在每一个春天，桃花刚刚开放，我脸上便开始长癣，但我已经淡然，将它视为春天在我脸上写下的短笺。婚后的某一天，却忽然发现，走进胃部的肉食不再闹腾。我不知道，是像他们说的那样，因为环境正在发生改变，现在的肉食不再纯良，还是我身体内部发生了什么改变，变得麻木，或者是肉食终于同我的胃达成了和解，我对肉食的过敏症状奇迹般地消失了。与肉体上的过敏症相比，精神上的过敏症似乎更为隐蔽，它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探出头来。我遇到过那些携带乡音过敏症的人不知道最终在哪里落了脚，而同我一起操着乡音玩大的伙伴也不知道都去往了哪个城市。反正，我们老家左边的那户人家去了北京，右边的那户人家去了南方，而他们的祖辈从来没有离开过那个村子。不知道，他们把乡音抹掉之后，会不会彻底祛除内心的卑微感。

　　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有时候觉得，我们也像是依附在巨大的胃里，被翻滚，被消解。在某一种体系之中，成为过敏症的受害者，也成为别人的过敏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