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叔

       回老家的第三天，已是大年二十八。去乡下给已经谢世的亲人们上坟，三叔瘸着一条腿在门口的一块水泥地等着我们。我强忍泪水叫了一声三叔，三叔嗯了一声，答：你们来啦。我便不合时宜地搜寻三叔脸上的表情，三叔不悲不笑，表情木讷，仿若一张陈年的木雕，只看到面部岁月深重的雕饰，内心的深浅全藏进木纹的缝隙里了。

       走进堂屋，左边祖母的遗像清晰而饱满，面如月华，祥和温润。右边的婶婶表情凝重，眉头深锁，一幅冤屈的模样。泪水一下像化了浓的血泡，滚透烂熟 ，轻轻一碰就情不自禁地滚落下来。

       三婶是在两个月前去世的。据说是因为血液病，最后发展成血癌，发现时已是晚期。三婶生性要强，脾气倔强，即使病痛发作，疼痛难忍，为了不让隔壁邻居听见，留人笑柄，她把胸口捶得鼓响，也绝不吭一声。

       在医院住院期间，医生护士挨个被她骂遍。她说她的病是被医生害死的，最后连医生都不敢面见她。刚满六十的三婶，就这样心含冤屈地被病魔收走了。

       三婶虽然脾气暴戾，跟五婶和母亲的关系也不是太好，对我们几姊妹却是比较和气的。每年我们必须去乡下一次或两次，大年上坟祭祖，清明挂亲扫墓。依然住在乡下的三叔和三婶成了我们唯一的落脚地。每次我们去上山，三婶就在家里做饭菜，三叔有时跟着我们一起上坟，等我们祭完祖扫完墓，三婶一桌饭菜也做好了。

       三叔排行老三，在六个子女中却是最晚结婚的一个。三叔人实在，没有多心眼，再加上那个年代的成份偏高，一般人家的女子不敢嫁。三叔在快四十的年岁上才娶到了婶婶。那时的三叔在离家比较远的蒙府做岩匠，住在那时的婶婶家，比三叔小十七岁的婶婶看上了勤劳务实的三叔。他们结婚时才八九岁的我吵着要去给他们接亲，因路途太远起得太早，只记得接亲回来的路上我是边走路边打着瞌睡的。

       小时候禀性顽劣，跟一个玩伴去偷摘人家地里的黄瓜，被人发现后告发了母亲，母亲气得发抖，顺手拿起一根柴棍边打边问，下次还敢不？这时三叔走过来，拿下母亲手里的棍子，把我带走了。还有一次三叔在做木工活，一根粗壮的木头，两边用木架架住，三叔低着头用斧头往自己的方向楩木块，我跑过去突然叫了一声三叔，斧子一下砍在了他的大腿上，三叔腿上一直留着的那块大疤，成了我每每想起三叔的特殊印记。

       小时候看电影，人小又矮，偏吵着三叔要去看，三叔怕我赶不上，一手举起把我放在他的肩头，我就那样骑在三叔的肩上看完了整场电影。

       三婶和五婶的性格都比较要强。五婶是城里人，和五叔从乡下回城后都在城里上班。五婶的单位在财税局，一天满大街地跟人一起收小摊小贩的税。五婶身材高大，嗓门也特别粗。俩婶婶和母亲的关系一直也是分分合合合合分分。一次三婶上街给五婶家送了一桶自家产的菜籽油，五婶怀疑那桶油掺了假，五婶跟母亲说三婶不会有那么好的心。这话不知怎么就传到了三婶的耳朵里，三婶把那份委屈哭诉给三叔，三叔连夜写了一封情深意重的信给五叔，听父亲说三叔的文采极好，那封信把五叔看得涕泪长流，最后也弥合了五婶和三婶的关系。

        父亲年稍长，一直在城里长大城里工作，因为爷爷娶了二房的缘故，且是奶奶的妹妹，生气的奶奶得到了祖爷爷的首肯，才带着叔叔与姑姑们来到乡下，置田买屋，母亲生下我时一岁多也回到了乡下奶奶的身边。从未做过农活的母亲开始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生活，母亲很要强，干活一点都不比村里的农妇差，带孩子的活就基本交给奶奶和两个叔叔帮忙打理了。 听母亲说奶奶喜欢男孩子，哥哥和弟弟都是奶奶帮着带大，我的记忆中却满是三叔对我的疼和爱。

       三叔目前已是七十七高龄的老人，前两年不小心摔坏了一条腿，但精神和气色还好。我极力劝说三叔去城里跟两个子女住一起，三叔摇头，说我还是一个人好，这里有我的家，我的田地，有够两年吃的粮食 ，什么都不愁。又通了高速，离城近，万一有什么不便，打个电话他们也就来了。

       我无力说服三叔，这里有他的一生，他的一生都是与这里的土地打交道，他不像父亲生活工作都在城里，也不像五叔返城后又去了更远的省城。祖母的命运把他带到这里后，他就与这块土地结下了根，他的灵魂和亲人的魂灵迫使他无法走出。这样的年岁安静地守候在这里，是他的宿命也是他一生最好的归宿。

        我把眼光看向门前那块干净的坪地，那颗在我几岁时三叔亲手栽下的桂花树，几年前为支助在城里办幼儿园的女儿，被三叔卖掉的桂花树，如今在那棵树的两边，长出了两棵半人多高的桂花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