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永远的“新青年”

　　陈独秀：永远的“新青年”

　　◎王  立

　　一
   
　　怀宁县位于皖西南交通要塞，东临安庆、南枕长江，境内有独秀山与大龙山遥相竞奇。
　　那年我们去安庆处理业务呆了一周，旅馆对面是个音像店，那个老板翻来覆去地播放着高胜美演唱的歌曲《千年等一回》，无数遍地越过大街，冲进我们的房间。我们在安庆真是千年等一回，不是在等一回爱情，而是等一项业务的结果，所以这样的等待，成为一种煎熬。于百无聊赖中翻阅当地的报纸，看到了一篇介绍怀宁的文章，引起了我的兴趣，鼓动一行人驱车前往，以解枯寂之愁。
　　怀宁是安庆市下辖的一个县，路程不远。曾经读过的东汉古诗《孔雀东南飞》，那个悲情故事就是发生在怀宁县境内的小市镇。焦仲卿与刘兰芝“结发同枕席，黄泉共为友”，在这个千年古镇上，至今仍保存着焦仲卿、刘兰芝合葬墓等遗迹。一曲《孔雀东南飞》，使长江之畔的怀宁县四海闻名。
　　当代有一个怀宁籍诗人海子，他在北京写下了一首轰动中国诗坛的诗歌《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两个月之后，孤独而决绝地走向山海关，把年仅二十五岁的生命寄托给了冰凉的铁轨和呼啸而来的车轮。
　　更让我对怀宁心生敬意的是，中共创始人之一陈独秀、我国“两弹元勋”邓稼先这两个载入中国现代史的著名人物，就是怀宁县人。
　　怀宁境内有一山，名“独秀”。在民初的《怀宁县志》中，对独秀山有这样的记载：“西望如卓笔，北望如覆釜，为县众山之祖，无所依附，故称独秀。”
　　独秀山是怀宁独特的自然景色。在一篇介绍怀宁的文章中，说到陈独秀名字来历，十分生动。据说陈独秀当年与友人登临独秀山，眺望山川胜形，见此山一峰拔地，雄峙众山，不禁触景生情，大兴感慨：“此山独秀，如斯名也！”他仰慕桑梓祖山，辛亥革命后遂名“独秀”。
　　从怀宁走向中国政坛的陈独秀，带着长江般的肆意奔腾，在古老的神州大地上掀起了惊涛骇浪。这个清末秀才，一腔热血、满腹经纶，站在时代的前列，以《新青年》、《每周评论》和北京大学为主要阵地，积极提倡民主与科学，提倡文学革命，反对封建的旧思想、旧文化、旧礼教，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并组织领导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与李大钊等同志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南陈北李，相约建党。”从此，中国大地翻开了翻天覆地慨而慷的历史新篇章。   

　　二
   
　　记得马祥林、徐焰在《北京青年报》发表的《陈独秀：五四运动总司令》中这样写道：一代宗师，仲甫先生；科学民主，二旗高擎。南陈北李，建党丰功；晚年颓唐，浩叹由衷。昔毛泽东主席“七大”评价，功过分明。“五四运动总司令”、“创造了党”，两语千钧，可为墓铭。
　　在怀宁走马观花一圈，寻问了几个路人，寻寻觅觅找到了陈独秀墓——原来是位于安庆市北郊，十里铺乡的叶家冲。在这长江北岸、大龙山麓的陈独秀墓，我看到墓碑上镌刻的是选自古代书法家欧阳询字体的七个镏金大字：陈独秀先生之墓。
　　陈独秀的新墓建成于新世纪初的二〇〇一年，高四米、直径七米的半球形墓冢以华贵的汉白玉贴面，墓台地面镶嵌斧剁花岗岩，四周为富丽的汉白玉雕栏，新立的黑色花岗岩墓碑高二点四米。——这样豪华的墓园，与陈独秀清贫、孤寂的生命，形成的强烈反差，令人深深感叹。陈独秀完全应该得到这样的厚葬，只是来得太迟了。后来我从媒体上看到，安庆投入巨资于二〇〇八年建成了规模宏大的独秀园。独秀园是一处集纪念、教育、生态、旅游、研究等多种功能为一体的大型人文景观。生前身后毁誉参半的风云人物陈独秀，在家乡安庆得到了无上荣耀的归宿。
　　近代中国历史的风云人物陈独秀，雪藏在冰冷的深渊中太久了，在今天终于散发出应有的、灼人的温度。
　　书生意气的陈独秀曾经傲立于历史潮流之巅，在风云激荡的现代中国，“新青年”陈独秀高举科学与民主的大旗，是一个一呼百应的政治、文化领袖，产生过巨大的历史影响。概览其生平事迹，教人不胜感慨。
　　在五四运动时期，陈独秀写过一篇不足百字的短文《研究室与监狱》：

　　世界文明的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

　　而在陈独秀的革命生涯中，四次被捕入狱。而每次入狱，陈独秀始终坦然处之，在狱中思考问题，撰写著作。一九三五年秋，刘海栗获准探望狱中的陈独秀时，陈独秀挥毫写了一副对联相赠：“行无愧作心常坦，身处艰难气若虹。”以表壮志凌云之气节。
　　陈独秀在云诡波谲的政治舞台上，扮演了一个悲剧英雄的角色。
　　一九二七年四月六日，中共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在北京遭到北洋军阀的逮捕而入狱。四天之后的四月十一日，国民党领袖蒋介石发出了“清党”密令，翌日便爆发了屠杀共产党人的“四•一二”惨案。第一次国共合作在白色恐怖中破裂。四月二十八日，李大钊被处以绞刑，为共产主义信仰而英勇献身。临刑前，李大钊从容演说道：“不能因为反动派今天绞死了我，就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在中国必然得到光辉的胜利。”
　　时任中共领袖的陈独秀在“四•一二”前后，因为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思想右倾麻痹而对危机失察，事先没有任何准备，事后也没能采取断然应对的措施，造成了中共的巨大损失。时年七月，成为共产国际错误路线替罪羊的陈独秀，离开了中共中央领导岗位而黯然隐居。一九二九年，陈独秀接受了托派主义，在党内另建取消派组织，与当时中共的政治思想、组织原则是水火难容的。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并担任中共一大至五大领袖的陈独秀，终于被开除了党籍。一九三一年，陈独秀出任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常务委员会总书记。
　　此后的陈独秀，成为了中共的反对派。当然，他依然是一个伟大热忱的爱国者、一个满怀激情的民族主义者，还是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所以，他自始至终又是一个国民党的反对派。在中国的前途命运、抗日救国、民族独立等方面，陈独秀的主张与国民政府的方针是背道而驰的。因此，国民党对陈独秀欲除之而后快，要给予“明正典刑”。一九三二年十月十五日，国民党以“危害民国罪”又把陈独秀投入了监狱。当时，《世界日报》曾刊登了一幅漫画，并辅以文字解说：主人公是受尽皮肉之苦的陈独秀，共产党一拳把他打伤了，国民党两拳把他打昏了。从中可见陈独秀在国共两党政治中的尴尬处境。
　　身陷囹圄的陈独秀再次成为国内外注目的焦点，各派人员、各方力量纷纷奔走，设法营救陈独秀。连远在美国的世界著名科学家爱因斯坦也被惊动了，时年十二月八日，他拍了份越洋电报给蒋介石，声称陈独秀是东方的文曲星，而不是扫帚星，更不是囚徒，请勿以政见歧异而加害。
　　一九三三年四月十四日，国民政府的江苏高等法院在南京江宁地方法院第二刑事审判庭公开审理陈独秀案。直到今天，当我再次聚焦于“陈独秀案”审讯，亦是心怀激越。这是陈独秀人生历程中的精彩一页。在庭审中，检察官起诉陈独秀的罪名是：“以危害民国为目的，集会组织团体，并以文字为叛国宣传。”在四月十四日、四月十五日、四月二十日三次庭审中，陈独秀唇枪舌剑，慷慨陈词，激烈抗辩。而著名的民国大律师章士钊出庭为陈独秀义辩无罪。   

　　三
   
　　予行年五十有五矣，弱冠以来，反抗帝制，反抗北洋军阀，反抗封建思想，反抗帝国主义，奔走呼号，以谋改造中国者，于今三十余年。

　　时隔七十多年之后的今天，当我重读陈独秀的“辩诉状”，依然可以清晰地感知这个被傅斯年称作是“中国革命史上光焰万丈的大彗星”的陈独秀之独特风采。他的政治主张、他的人生信念、他的思想锋芒，毕露无遗，光彩照人。
　　“国者何？土地、人民、主权之总和也！”陈独秀在“辩诉状”中如是说道。他毫不隐瞒自己的政治观点，对于中国共产党目前的任务，他阐述道：一、反抗帝国主义以完成中国独立。二、反抗军阀官僚以实现国家统一。二、改善工农生活。四、实现彻底的民主的国民立宪会议。
　　对于检察官指控的“危害民国”、“叛国”之罪，陈独秀予以了尖锐的批驳，鲜明地表达了他的观点，他认为，“今者国民党政府因予始终尽瘁革命之故，而加以逮捕，并令其检察官向法院控予以‘危害民国’及‘叛国’之罪，予不但绝对不能承认，而且政府之所控者，恰恰与予所思所行相反。国者何？土地、人民、主权之总和也，此近代资产阶级的国法学者之通论，非所谓‘共产邪说’也，故所谓亡国者，恒指外族入据其土地、人民、主权而言，本国某一党派推翻某一党派的政权而代之，不得谓之‘亡国’。‘叛国’者何？平时外患罪，战时外患罪，泄漏秘密罪，此等叛国罪状，刑法上均有具体说明，断不容以抽象名辞漫然影射者也。若认为政府与国家无分，掌握政权者即国家，则法王路易十四‘朕即国家’之说，即不必为近代国法学者所摒弃矣。若认为在野党反抗不忠于国家或侵害人民自由权利的政府党，而主张推翻其政权，即属‘叛国’，则古今中外的革命政党，无一非曾经‘叛国’，即国民党亦曾‘叛国’矣。”其缜密的逻辑思维，坚定的政治理想，令人击节叹服。
　　陈独秀在这篇著名的“辩诉状”中，最后如此陈述道：“予生平言论行动，无不光明磊落，无不可以公告国人，予固无罪，罪在拥护中国民族利益，拥护大多数劳苦人民之故而开罪于国民党已耳。”他进而激烈要求道：“法院若不完全听命于特殊势力，若尚思对内对外维持若干司法独立之颜面，即应毫不犹疑的宣告予之无罪，并判令政府赔偿予在拘押期内之经济上的健康上的损失！”
　　陈独秀把审讯自己的法庭当作了战斗的舞台，他的独到思辨、法理逻辑、政治理念，通过滔滔不绝的雄辩之才，尽情地表达了出来。
　　民国大律师章士钊为陈独秀的辩护词，今天读来亦觉精彩难得。“本案当首严言论与行为之别。言论者何？近世文明国家，莫不争言论自由。”从言论与行为两个方面入手，围绕国家、政权、政党等概念，趋利避害，层层推进，为陈独秀的“危害民国”、“叛国”之罪名，予以无罪辩护。他认为：“国家与主持国家之机关或人物即截然不同范畴，因而攻击机关或人物之言论，遽断为危及国家，于逻辑无取，即于法理不当。”然而，章士钊煞费苦心地为陈独秀开脱罪名，其中涉及到陈独秀政治立场的辩护，让陈独秀大为不满。章士钊如是说道：“现政府正致力于讨共，而独秀已与中共分扬，予意已成犄角之势，乃欢迎之不暇，焉用治罪乎？”
　　特立独行的陈独秀待章士钊辩护完毕，便拍案而起，严正声明道：“章律师之辩护，全系个人之意见，至本人之政治主张，应以本人文件为根据。”或许在他的心灵深处，始终认为自己是一个纯粹的共产主义者，陈独秀之反共与国民党之反共，本质上完全不同。国民党反共，是要剿灭共产党。而陈独秀反共，是要“不惜牺牲一切，以拯救党拯救中国革命。”（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十日）。我相信，当时的陈独秀对于自己亲手创建的中国共产党，是无比热爱的，对于自己的政治信仰，是无比坚贞的。
　　无论陈独秀的辩诉如何有理有据，无论章士钊的辩护如何合法合理，一意孤行的法院还是判处陈独秀有期徒刑十三年。因为这个“意”来自国民党最高当局的旨意，一个地方法院岂能改弦易辙？
　　曾在有关文献中看到这样一则资讯，写过《红星照耀中国》的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当时旁听了“陈独秀案”的庭审，在发回美国的报道中这样写道：此间正在审判前共产党总书记陈独秀，审判一共进行了三次，整个审判就像一场滑稽闹剧一样。
　　陈独秀因为法庭的宣判“于理于法，两俱无当”而向国民党最高法院提出了上诉。直到一年之后，最高法院减轻改判陈独秀有期徒刑八年。在南京模范监狱服刑的陈独秀，依然心系中国命运、民族危机，同时潜心治学，撰写著作。   

　　四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北平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中国的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八月二十三日，因为时局紧迫，国民政府司法院提前开释了陈独秀。走出监狱的陈独秀，终于恢复了自由身。
　　此时此刻，中华民族已到了最危险的历史关头。对于陈独秀来说，当时中国政治格局的改变，已让他无从自由驰骋，又不愿意再次卷入党派纷争。他选择了隐退。虽然他的一生，与中国政治紧密相连，然而他决然远离各派政治力量而遗世独立。他既拒绝国民党的政治拉拢，又坚决与托派组织分道扬镳，最后又断然关上了奔赴共产党延安的大门。
　　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他满怀忧伤地自南京向武汉、又从武汉向四川奔波迁徙，寻找安身立命之处。
　　晚年的陈独秀，回归了一个知识分子的自由本色，他表示：“我已不隶属于任何党派，不受任何人的命令指使，自作主张，自负自责。”身在四川江津的陈独秀已然淡出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纵是如此，他锐利的思想锋芒一如既往。偏居一隅的陈独秀，对于民主、科学、民族、政治、时局等，从来没有停止过深邃独到的思考。他的主张、他的观点，始终闪耀着一个思想家、一个爱国者的煜熠光辉。他曾经郑重地说过：“我只注重于我自己独立的思想。”
　　这个孤傲狂狷的“新青年”，无论晚年的生活如何艰辛，却始终只愿接受来自朋友间的接济，以维持生计。有一则典故可以让人看到陈独秀倔强不羁的个性：他在江津的日子里，完成了一部文字学研究著作《小学识字教本》，国立编译馆预支给他稿费二万元。时任国民党教育部长的陈立夫审稿后，致信给陈独秀，建议他把书名改为《中国文字基本形义》，方再付梓印行。固执的陈独秀回信拒绝更改书名，一个字也不能更改。逐年老去的“新青年”，依然不失桀骜不驯的风采。二陈对峙的结果是，《小学识字教本》被打入了冷宫。而穷困潦倒的陈独秀为了一个无碍大局的书名，情愿退还已预支的二万元稿费，虽然这笔钱早已化光了，而且他又没有固定的经济来源，生活全靠朋友的接济。
　　名士气节，令人动容。
　　江淮之子陈独秀是一个意气风发的思想家、革命家，却不是一个成熟老练的政治家，当然更不是一个见风使舵的投机者。   

　　五
   
　　在这安静的陈独秀墓前，我强烈地感受到了在尘埃落定的历史深处，依然充满着一个热血书生的伟大理想。为了实现这种理想，与独秀山一般倔强、坚实的陈独秀无私地献出了人生的一切。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七日夜晚，流落异乡的陈独秀在贫病交加中逝世，时年六十四岁。在此之前，他的两个儿子陈延年、陈乔年已分别在一九二七年七月、一九二八年六月为了共产主义信仰而献身就义。
　　陈独秀作为一个孤傲独秀的时代启蒙者，点燃了中国民众科学与民主的思想之火，成为现代中国的先驱者。写到这儿，我想起了陈独秀的一段名言：

　　青年之于社会，犹新鲜活泼细胞之于人身。新陈代谢，陈腐朽败者无时不在天然淘汰之途，予新鲜活泼者以空间之位置及时间之生命。

　　永远的“新青年”陈独秀对于充满活力的时代青年是寄予厚望的。青年要独秀于林，必须始终怀着伟大的理想、怀着坚定的信念，并且具有不屈不挠的斗志、大无畏的献身精神。
　　千秋功过，谁与评说？不必金镌石刻，公道自在人心。正如这怀宁的独秀山独秀于众山之林一样，陈独秀是一个中国现代史无法绕过的人、是一个中共党史无法绕过的人。
　　陈独秀，永远的“新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