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所营情结

本帖最后由 雨夜昙花 于 2016-8-17 19:46 编辑 <br /><br />自所营情结
宾川县东风公社仁和大队自所营生产队知青
　　2016年1月19日，在云南省下关中学学生赴宾川插队落户47周年之际，一座精美雄伟的知青纪念雕塑在宾川纳溪公园中心广场落成，宾川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当地村民代表和四百多名当年在宾川插队的知青齐聚广场，参加知青纪念雕塑揭幕仪式。这座雕塑，记述了下关中学知青刻骨铭心的蹉跎岁月，见证了一段对我们一生产生深远影响，难以忘怀的时光，凝聚了对在艰难岁月中给予我们宝贵关心爱护支持帮助的宾川民众的感恩之情，雕塑的背面镌刻着这批知青的姓名。　　　　这座耗资四十多万元的雕塑，建设经费主要来自下关中学知青的捐款。其中我们自所营的知青伙伴捐款5万3千多元，是所有宾川知青中捐款最多的知青集体户。我们之所以这样做，不仅在于宾川三年不同寻常的知青生活，而且在于我们与插队落户的自所营之间一段有趣的“过节”，在于我们与当地的村民几十年从未间断，亲如兄弟的交往和相互帮助，在于自所营成了我们返城后时时牵挂，常来常往的第二故乡。
　　站在人潮涌动，气氛热烈的广场上，凝视着纪念雕塑上“知青岁月1969.1.19——”的几个大字，看看头发斑白的知青伙伴，展望着熟悉而早已发生巨变的宾川大地，看着故土的父老乡亲，遥望着远在东山脚的自所营，一件件往事，当年生活的点点滴滴，如潮水般在我们的脑海中喷涌而出……
落户自所营
　　1969年1月，刚刚经过文革风暴洗礼的下关中学近千名学生，响应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号召，在军宣队的组织下，步行来到宾川，等候分配。
　　这天，军宣队把我班（初66班）的杨贵荣、初61班的李德光、初70班的周永新，找到一起，研究我们三个班的分配方案。军宣队说决定把我们三个班分在东风公社仁和大队的五个村庄，其中石榴村、政通营在坝子中心，生产生活条件最好，自所营在山脚，条件最差，仁和村和蔡官营条件居中，且村子较大，可以分别安排一个班。出于全班能在一起的考虑，李德光和周永新分别选择了蔡官营和仁和村，于是最差的自所营就只能留给我们班了，杨贵荣毫不犹豫，决定把我们66班的女生分到最好的石榴村、政通营，男生全部到自所营。
　　几天后，自所营的马车来接我们，我班13个男生，外加初70班的3人（因仁和村安置不下，而分到自所营），带着简单的行李，乘上马车，向东山脚颠簸而行。路越走越远，也越走越难行，道路弯曲狭窄，碎石遍地，尘土飞扬。周围是一片荒芜的土地，好不容易才能见点稀稀拉拉的树木。终于来到山脚下，一个破旧的村庄，展现在我们面前，这就是自所营。
　　许多村民已经聚集在嗮场，队长简短地说了几句，就把我们分配到各家各户，每户一人。知青所分到的16户人家，都是村里的贫困户或最贫困户，房子破旧，又脏又黑。我们放下行李后，肚子早就饿得咕咕叫，可晚饭实在叫人难以下咽，各家各户摆上桌的基本上是又干又硬的荞粑粑或包谷面饭，和一碗清汤寡水，没有一滴油的青菜汤。我们草草填饱了肚子，心中却五味杂陈，想不到分到这样穷的村庄，又分到这样又脏又穷的人家，真是倒了大霉。
　　晚饭后知青们不约而同地聚集在一起，交流起各户的状况和感受，结果大同小异，有的情况更差，想到要在这里不知过到牛年马月，谁受得了。大家越说越气，纷纷表示这地方不能在了，回县上要求，换个地方。
　　我们这些知青都是当年受造反有理的思想影响，敢冲敢打的，胆大包天的红卫兵，从来就不知道什么是怕，于是一致决定：走！。十六个知青立即连行李都不要，空身“杀”奔县城牛井。
　　来到牛井，天已尽黑，知青办早已下班，连个鬼都找不到，根本无法反映问题。而目前首要解决的是住宿问题，总不能大冬天，无遮无盖的睡大街吧。大家你望着我，我望着你，杨贵荣眼珠一转，说：“住旅社”。
　　我们大摇大摆，走进街中心的国营旅社，毫不客气地推开各个房间，见到有空床，躺下就睡。见到有女住客的，就赶紧忙不迭关上门，溜之大吉。走的时候自然没有结账，事后旅社向有关部门讨要住宿费，有关部门哪有这笔费用，结果自然是不了了之。
　　第二天，我们找到县知青办，但知青办把我们推给公社解决。
　　我们来到位于李相庄的公社所在地，声言不解决问题就不走。公社干部深知这群不请自来的“佛”不好送，谁知道要“赖”到那天。要住下来，先要解决行李问题，于是便找来两张手推车，带着全体知青，回自所营拉行李。拉行李的场面十分滑稽，村民们站成两排，夹道欢送，还高唱着一首当时最流行的歌曲：《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不知是谁想出的鬼主意，真是绝了。听到这首歌，我们心里很不是滋味，特别是那句：“哪里需要哪里去，哪里艰苦哪安家”简直就是在指着鼻子骂我们。也分不清他们到底是在欢送我们，还是在挽留我们。
　　我们在公社吃住了一个多星期，有了行李，住倒是简单，小楼会议室地上一铺就行了。吃就麻烦了，我们哪有钱交伙食费，吃的都是公社干部自己掏腰包拼的伙食费，一两天还行，时间一长，无不叫苦连天。炊事员不想做给我们吃，又不敢明说，只得说我们睡懒觉，不搞“三忠于，四无限”。白天我们无事可干，外出游荡，常有些“扰民”勾当，搅得周围村庄也不得安宁，纷纷向公社施加压力。
　　公社使尽浑身解数，终于做通了自所营的工作和知青的思想工作，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办法。自所营答应将知青重新调整分配方案，分到较富裕家，并保证解决知青遇到的困难。
　　那天公社革委会主任李登轩、副主任王应章、大队长周选一、文书周栋亲自出面，送大家返回自所营。这次受到了队干部和村民的热情欢迎，队里还特地杀了头猪，款待知青。并解释说上次吃的是忆苦饭，让大家忆苦思甜，现在才是真实的自所营生活。
　　事后我才知道，原来队里错误理解了知青下乡的目的，以为是给他们添加劳动力的。因此把知青分到那些最缺劳力，其实也就是最穷的家庭，才产生了这番波折。
　　就这样几经周折，我门才在自所营安顿下来，开始了长达三至五年的知青生涯，并且与这个偏僻贫穷的村庄结下了不解之缘。
奇异的村庄
　　这是一个奇异的村庄。
　　从表面上看，自所营是个一穷二白村庄。土地虽广，但干旱缺水，土质贫瘠。工分值只有两毛，相当于石榴村等较好村庄的五分之一。我们当了三年知青，没有分到一分钱。知青离开两年以后，村里通知张明年终分红时，分到了三十多元钱，他根本不敢相信，甚至不敢去领，还是杨贵荣陪张明一起回到自所营，一问真有其事，才帮他把钱领了回来。当时我们知青生活相当艰苦，上级拨来的知青生活费，马上就被队里拿去买牛。村民大多是从附近山上移居而来的，汉、彝族、傈僳族等几个民族杂居。村中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是文盲，最高学历是高小，全村只有会计和记分员识字。队里的经济管理是一笔糊涂账，谁也说不清楚，也不想搞清楚。
　　但据我们观察，自所营的实际生活状况却与表面大不相同，甚至与宾川的富裕地区相比毫不逊色，他们从不缺粮，经常队里牛角号一吹，村民就提着口袋箩筐，到仓库分粮分物。甚至到田里“捡粮”，如到收花生的季节，早上生产队派人将花生田里的花生用牛犁出，随便收点公粮，10点钟后，队长一声令下：“放公鸡”，全村男女老幼蜂拥冲进田里捡花生，各人捡得各人要，这就是自所营的“损公肥私”、队穷民富的法宝。知青的粮食吃完了，找保管员要就是，要多少给多少。分红时虽然没有人分到钱，但也没有人欠生产队的钱。
　　说自所营没有文化，在当年八亿人民看八部样板戏，城乡人民文化生活极度贫乏的年代，它却拥有一支远近闻名的文艺演出队，经常应邀到附近村庄演出，在获得掌声和笑声之后，人民心甘情愿地拿出家中珍藏的糯米饭拌红糖来款待他们。
　　更让人难以想象的是，自所营干活远比其他生产队轻松。其他队一天出三次工，早上六点半出工，中间出去吃早饭午饭，一直要干到天黑。但这里早饭后10点多才出工，两点回来吃午饭，四点多钟再出工，六点前收工。别的队为种棉花累得七死八活，这里的棉花种撒下去就不管了，管它收多收少。
　　还有让人不解的是，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都是贫下中农掌权，这里的队干部却以中农为主。上级的方针政策在这里似乎不起作用，当时明文规定私人不得养大牲畜，村里却有四五十头毛驴和骡子。队长从不下地干活，每天派完工后，就骑着队里唯一的一辆永久牌自行车，挎个半导体收音机，东游西逛，村民却没有怨言，更无人反对。其实自所营之所以能以较差的自然条件而获得达到富裕地区的生活，全得益于这位与众不同的队长耿发春。
　　他虽然没有文化，但凭着一个农民的现实和狡黠，在实践中总结出一整套应付当时错误的政治经济政策的妙招。首先是装穷叫苦，到公社大队开会，张口就讲自所营如何穷，村里的道路房屋倒了坏了，他一概不修，干部到村里检查工作，吃的是最差的饭菜，我怀疑我们第一顿的“忆苦饭”也是他有意而为之；二是瞒产私分，村里的账上，粮食少得可怜，其实粮食都是隔三差五偷偷分掉了。三是打擦边球，县里给各生产队下达了种棉花的指标，必须达到相应的面积，他就安排最差的山坡地种棉花，好地种大米，反正棉花没有多大收益，先捞饱肚子再说；四是，各家各户共养几十头骡子、毛驴，按规定私人不能养大牲畜，他说骡子是毛驴下的（毛驴私人可养），总不能把它杀了，让上边来人无话可说；四是按能力选用干部，他不管什么阶级成分，除了地主富农不敢用，谁有能耐用谁，没有能力的成分再好也绝不用；第五条最厉害，可称为生财有道，自所营背靠大山，似乎条件不如坝区，他就来个扬长避短，靠山吃山，把大量劳动力派上山砍树，解成木板，偷偷用骡马运下山去换大米、卖钱。有了粮食资金的保障，地里的庄稼，多干少干、多收少收自然也就无关紧要了，这就是自所营人干活轻松，生活悠闲的奥秘。
　　当然他之所以敢这样干，还有一个重要因素，那就是他的侄子是公社革委会副主任，朝中有人好做官，有事能有人罩着，几次几乎出事，都化险为夷。
　　队长的智慧决策，给村民带来的实惠，得到大家的公开或默默的支持，才得以长期坚持下去，也才造就了这个奇异的村庄。
　　生活时间越长，我们越体验到自所营生活的种种优越之处，感受到村民的淳朴善良，看出了队干部的精明能干。大家暗自庆幸，阴错阳差，我们居然来到了这么个好地方，真可谓塞翁失马安知非福。我们不知不觉地深深爱上了这个奇异的村庄。
独特的知青生活
　　在这个奇异的村庄里，我们的知青生活也和其他地方不太一样。队里把知青作为一支单独的特殊队伍看待，把杨贵荣作为知青的代表，参加队委会，参与大小事项的决策。安排知青的工作要与他商量，取得他的同意。知青的工分不按个人计算，统一成一个全体知青的工分。有趣的是知青的工分与地富分子相同，干活也常同地富分子在一起。由于有文化的人少，组织学习毛主席著作，画画宣传、文艺演出也以知青为主。
　　在农户家生活几个月后成立集体户时，由于国家拨给集体户的钱已被队上用来买牛，队里为解决知青的住房问题，生产队把一间约20平米的羊圈里的羊迁走，把羊粪挖出，填上泥土，就安排我们住了进去。为庆贺知青有了“新住房”，我们还在门上贴了副对联，上联是“羊圈居卧龙”，下联是“美酒醉英雄”，横批“乐在其中”。在进门的正面墙上，胡忠炅画了一幅知青的自画像，下面题有“请问人生的道路如何走？”
　　自己开伙，粮食倒好办，到队上领就行了，反正自所营有的是粮食。菜就没有着落了，自所营离县城远，知青没有伙食费，没有自留地，只能拔队上的菜，甚至拔村民的菜，引起村民的不满。事情闹到公社，副主任王应章下来解决，王副主任对我们知青很关心，在队委会上，对队长和其他队领导提出严肃批评：“知青远离家乡到自所营来，你们都有自留地，他们没有，他们吃的菜从何而来？从生产队拿菜是对的，不靠队里靠谁。”于是，会上决定分给一亩左右靠水的好菜地给我们，并指定副队长负责教我们种。知青自留地的肥料由生产队马房里的马粪，需要多少挑多少。问题似乎得到圆满解决，但好景不长，只种三个月就不种了，因为队里把我们派到到花桥水库工地去了。事后，队长发现把知青派到外面去是个好办法，村民一般不愿离家，派知青去，既完成了上级分配的任务，又解决了他们的吃住问题，减少许多麻烦事。以后我们很少在村里干活，先后到新坪建抽水机站，到粮管所碾米，到宾海大沟修水利，两次到花桥水库工地。
　　在这些劳动中，我们印像最深刻的是到粮管所碾米和到宾海大沟修水利。
　　碾米是当时最苦最重的活之一，碾米机设备简陋，要靠人肩扛一百多斤的谷子，沿着摇丁晃荡“楼梯”一步步爬上去，倾倒在顶上的漏斗中，反复几次，直到碾干净。每天要碾谷子一万斤，从谷子到米要来回四次才能碾干净。然后把碾出的米和糠分别装袋揹到几十米外的大粮仓。几趟下来，即使身体最强壮的人也会满头大汗，气喘嘘嘘。就是在冬天也热得穿不了任何衣服。而碾坊里粉尘弥漫，呛得人睁不开眼，张不开嘴，空气污浊，汗臭味熏得人头晕眼花，米糠的粉尘粘在湿漉漉的身上，又痒又刺痛，难受极了。超强的劳动，体力消耗越大，肚子饿得特别快，但还得坚持到下班时间。好不容易开饭了，一个个像饿死鬼托生，饭量大得惊人，再差的伙食都仿佛是美味佳肴，吃得津津有味，到了晚上，倒头就睡，鼾声立起，人叫不醒，雷打不动，仿佛一堆死人。我们每天就这样“赤膊上阵”，“胡吃海喝”，几个月下来，任务完成了，体力也大大增强。这次碾米，改变了村民认为城里来的知青干不了重活，只配拿最低工分的错误观念，增加了相互的了解和感情。
　　如果说碾米做的是体力活，那挖宾海大沟，我们干的就是技术活了。挖沟先要用炸药把土炸松，再由人工开挖。当时物资匮乏，上面发来的炸药根本不够用，需要把一筒炸药分成两段使用，威力不够则填充化肥，这样一来与炸药配套的引线也少得可怜，引线短了引爆时间就短，只有区区7秒钟。更要命的是炸药要埋到地下1米2的深处，引线短了，点火就根本够不到，有的强行去点，就形成哑炮，或者躲闪不及，造成伤亡。挖沟时曾出现多起爆炸伤亡事故，有家有室的村民自然不愿去干，于是打炮眼和点炮的任务就落到了我们知青头上。
　　打炮眼虽然辛苦，但点炮却更加危险，搞不好是要命的。
　　当过红卫兵，经过文革武斗熏陶的知青本来就天不怕地不怕，大家在一起认真研究，经过实验，找到了安全有效的点炮方法。
　　我们找来棉纸和火药，把棉纸裁成长条，中间撒上火药，裹成条，再砍来些竹子，去掉中间的节，把裹好的棉纸装在竹子中，棉纸一端与引线连接，一端留在外面。这样既解决了引线长度不够的问题，有延长了炸药起爆的时间，还解决了用火柴点火，容易被风吹灭，难以统一点火的问题，我们还“发明”了用烟头点火的“专利”，点火时每人发一支烟，事先抽几口，一切准备就绪，喊：“一二三”，大家同时用烟头点燃中心有火药的棉纸，然后迅速跑到事先看好的隐蔽位置，待所有爆破点都起爆后才出来。
　　由于采取这些方法，我们顺利而轻松地完成了点炮任务，“知识就是力量”在这里得到了充分的展现。我们在宾海大沟点炮的表现让村民们不得不刮目相看，看来这些知青不是只会惹是生非、偷鸡摸狗，而确实是有胆有识、有头脑、有办法的人，双方的感情加深了。
　　知青的生活不仅是艰苦的，而且是单调的，在当时的环境下，很难有什么娱乐方式。更何况自所营知青是清一色的“和尚”，更失去了许多生活情趣。但我们并没有就此消沉，而是自己动手，想方设法，把知青生活变得愉快而丰富多彩。
　　下乡时冯钧烈同学带去了一台手风琴，一台手摇唱机，几十张唱片，一盒唱针，使我们有条件拉上一段，放上一曲，用优美的音乐打发无聊的时光。为了公平起见，每个知青分了五根唱针，谁想听音乐，就安上自己的唱针，放上唱片，摇动唱机，高歌一曲。针头秃了，在磨刀石上磨一磨，继续放。这台唱机陪伴我们度过了几年的知青生活，功莫大焉，可惜现在不知流落何方。
　　除了听唱片，拉手风琴，我们还自己组织音乐会故事会。高三的学长袁光熙，67班的梁镭是自所营的常客，梁镭优美的歌声、袁光熙精彩的科幻故事，每每给我们带来一个个愉快欢乐的夜晚。
　　让所有人都想不到的是，我们居然自己动手，用木头制作了一副麻将。我们拿来几块队上的红椿木，王嘉盛同学会木活，用直尺画线，锯子锯开，再用推刨推平，制成和麻将大小相同的方块。然后画上麻将的各种符号（筒子用圆规画），放到桐油中浸泡数天，由胡忠炅同学绘画刻制，制出一副手工红椿木麻将，在当时可谓是麻将中的上品。
　　有了这副麻将，闲暇时光，我们就摆开四方城，大战一场。赢者的收获是等外烟一支。村民也很感兴趣，常常向我们借麻将玩。双方的感情更亲近了。特别是队长，对这副麻将更是爱不释手，临别前，我们把麻将送给了他，具有商业头脑的他不仅自己玩，还用来出租。去世时家人把这副麻将作为他的最心爱之物陪葬在棺材中。
　　当然仅仅一副麻将，不足以改变当时农村极度贫乏的文化娱乐生活，自所营较为悠闲的生活，使人们有一定的闲暇时光，“饱暖思淫欲”，村中男女关系混乱，影响了安定团结。如何让村民有健康向上的娱乐方式，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这里的青年能歌善舞，但不会也没有乐器伴奏，而知青中却人才济济，宿益群、胡忠炅、邓二虎会拉提琴，杨建明能吹笛子，陈超翔擅长拉手风琴，王嘉盛善敲打击乐。于是我们和队长商量成立一个文艺宣传队，冯钧烈负责编导歌舞，村民唱歌跳舞，知青配乐演奏。不仅在本村演唱，还应邀到外村演出，通过演出活动，丰富了农村文化生活，知青和村民融为一体，双方的情感亲密无间。
　　胡忠炅、陈天放利用农闲时，由村里出资，怀着对毛主席的崇敬心情，在村口大墙上，绘出了一幅高6米的毛主席巨幅画像，得到了全体村民的高度赞扬。
　　一天山上村庄失火，我们上山救火，，返回途中，王嘉盛不慎跌下山坡，头部受伤，昏迷不醒，大家轮流将他从三公里外的山上背回村。生产队派马车连夜将其送到县医院，住院半个多月。当时知青每月供应一斤猪肉，我们大家少吃一点，每天安排一个人轮流给他送饭，一天往返近20公里大家却没有怨言。伤好出院，一分钱的医药费都没有付，就遛了。县医院四处讨要医药费，我们认为救火负伤理应由公家或受益者负责，干部和群众对我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奋勇上山救火的行为十分赞许，自然倾向知青，结果又是不了了之。
　　在自所营吃住是不用愁的，生产队全包了，但我们知青光有吃住是不够的，还要穿衣，要买照明用的煤油，要抽烟、喝酒，要娱乐，要回家探亲，钱从哪儿来呢？生产队只分物，从不分钱，我们又缺乏计划性，好不容易养大一头猪，杀猪时，居然请各地的同学来分享，放开肚皮，一顿就吃光了。我们极度节约，抽的是八分钱一包的等外烟，烟屁股都舍不得丢，找个烟锅，插上根竹子，也要把它抽得一干二净。
　　说来惭愧，到农村几年，由于生产队不分钱，国家拨给的生活费也被挪用了，所以自所营的知青，每月都向家里要钱，少的10元，多的15元，这在所有宾川知青中也是极为罕见的。
　　下乡这段历程，苦涩却偶伴快乐，艰苦却偶有浪漫，短暂却令人难忘。我们增长了面对现实和困难的勇气与独立人格的完善。让我们在参加工作后从中受益。伙伴们在不同的岗位上均是业务骨干或企业领导，实践着社会价值和个人理想。这些成就得益于梦回萦绕的地方——自所营。
深厚的情谊
　　1971年9月起，知青陆续返城。回到日思夜想的家乡，回到亲人的身边，我们知青伙伴却一直忘不了当年插队落户的自所营，忘不了一起生活过的乡亲。我们多次返回自所营，看望那里的熟人和朋友，自所营成为我们常来常往的第二故乡。自所营的村民到下关看病办事，也常常来家中找我们，我们总是给予热情的接待和真诚的帮助，双方的感情未因分别而有所减少。
　　1998年村里决心改变本村文化落后，文盲多的现状，决定要建一所小学，但资金短缺，无奈之下找到知青求助。大家当时只是工薪阶层，拿不出钱来，杨贵荣便和其他知青一起，运用自己数十年积累的广泛人脉，四处奔走，八方求助，花费了相当多的时间精力，终于筹集到了缺口资金，把学校建立起来，自所营的孩子有书读了，多年来“一穷二白”的“白”终于改观了。
　　后来回村，看到村里没有活动场地，老人只能蹲在墙角抽烟，年轻人没有可玩的之处，常常惹事生非，大家心里很不是味道。这时下岗后的杨贵荣经过一段时间的拼搏奋斗，拥有了一个汽车运输公司，经济略有结余，于是在他的倡议下，自所营的知青踊跃集资，捐款四万多元为村里建起了老年活动中心（其中3万多元是杨贵荣捐的），在一片荒地上，打起围墙，浇灌地面，建起了舞蹈棚、篮球场和一个有化粪池和冲水器，与城市同等档次的厕所。还给村里的文艺宣传队提供乐器，如二胡、锣鼓家什等，给村民赠送篮球、羽毛球拍等体育用品。为了让村民们觉得这是自己的东西，而更加珍视和爱惜，在进行资助的时候，我们提出村民自己也出一部分钱。这些文化体育卫生设施，提升了村里的生活条件，不但老有所乐，年轻人也很欢迎，这些年自所营的文艺体育活动搞得红红火火，多次在县乡的比赛中获奖。村民对此十分感激，一提起来赞不绝口。老年协会建成，村里专门组织了一个晚会，精心编排了欢乐而充满真诚谢意的歌舞，晚会唯一的主题就是感谢知青。这样的晚会不仅在全宾川绝无仅有，就是在全省全国也并不多见。
　　一次我们回到村中，刚到村口，就被眼前的场景惊呆了。只见村里的干部群众，拿着红旗，打着大幅标语，敲锣打鼓，排成整齐的两排，夹道欢迎。其热情和真情流露，与例行公事似地接待各级政府官员远远不能相比，此情此景，不禁令我们热泪盈眶。
　　更令人感动的是，准备登车返回时，几十个男女老少把我们的汽车团团围住，每人手里拿着一包东西送给我们，有花生、鸡蛋、包谷、水果和各种当地的土特产。有的干脆不让我们走，说等天黑带上几只山上放养的土鸡。以后每每村里有大事小事，他们都要邀请知青去做客，每次去，都是热烈地欢迎，热情地接待。这些年我们往返自所营记不清有多少次了。
　　2014年九九重阳节，天高气爽，应自所营老年协会的邀请，杨贵荣和陈天放、冯钧烈、杨建民、王嘉盛等当年在自所营插队落户的知青，及好友刘锡铨、袁光熙一起乘车前往宾川，再次探访自所营的乡亲和朋友。一路走来，只见当年空旷的公路变成了崭新的街道，宾川县城的巨变令人目不暇接。通往自所营狭窄弯曲而泥泞的土路变得笔直平坦。从山坡到山脚，四野一片葱绿，汽车摩托在村内穿梭，一幢幢别墅式的农舍让人眼花缭乱。如今的自所营在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下，不必再像过去老队长那样偷偷摸摸、阳奉阴违，而是彻底放开了手脚，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日子过得红红火火。特别是引洱入宾工程建成之后，清澈的洱海水源源不断地涌入宾川，沿东山脚流淌，自所营近水楼台先得月，甘甜的海水滋润了干渴的土地，再加上自所营特殊的土质，村民的聪明勤劳，这里生产出全宾川最优质的葡萄，家家户户除了种植葡萄外，还圈养了上千元一只的大耳朵羊，山上栽培了果树，放养了鸡，许多家庭年收入达数十万元，自所营成为名副其实的宾川最富裕的村庄之一。
　　节日的自所营老年协会，欢乐而繁忙。支起大锅，杀鸡宰羊，摆开扑克、麻将，跳舞歌唱。当年我们出资建造的厕所、篮球场、舞棚、乐器、体育用品仍在使用，办公室里陈列着他们参加各项文艺体育比赛获得的奖状、锦旗。我们帮助筹资兴建的小学因并校已经搬迁，校园成了老协新的活动场所。
　　我们一行受到了热情的接待，小院里人来人往，亲热的问候声、欢笑声接连不断。桌子上摆满了烟茶瓜果糖果，大家聚集在一起，畅叙往事，亲切交谈。晚餐宴上，人头攒动，村社（自所营作为仁和行政村的一个社）干部、当年熟悉的村中伙伴、健在的老人和一些年轻人都参加了。大家频频举杯，把酒言欢。青年用歌声表达节日的祝贺，村干部发表了热情而简短的讲话，对我们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对我多年来给予自所营的支持帮助表示衷心的感谢。
　　当今的自所营已经彻底摆脱了贫困，已经完全不需要我们的任何帮助了，但滴水之恩，必当涌泉相报，是自所营人坚定不移的信念。当年的自所营，以至全宾川的父老乡亲，在政治环境恶劣，物资匮乏，自身生活艰难的条件下，以一颗淳朴善良之心，接纳了我们，以博大的胸怀，包容了我们种种出格之举，给予了我们真诚无私的帮助照顾，使我们顺利度过了这段特殊的知青岁月。他们付出了许多，却从未要求知青有任何回报，而我们给予他们的这些微小帮助，他们却一直铭记在心，两相对照，我们不由得感慨万分。我们更加热爱自所营这片热土，热爱这里真诚可爱村民，更加珍惜这份难得的情感。自所营十六位知青伙伴的这份自所营情结将永远持续下去，并将相伴终身。
宾川县“知青岁月”纪念雕塑落成揭幕仪式

自所营全体知青

当年的自所营

部分自所营知青在当年知青户遗址前合影

当年住在“羊圈”的知青

知青为自所营筹资兴办的小学

知青投资兴建的老年协会围墙和球场

厕所

舞棚

村民载歌载舞列队欢迎知青回村

村民在小院中招待返村知青

村社干部与我们亲切交谈

青年用歌声表达对节日的祝贺

村社干部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

杨贵荣应邀代表知青在欢迎会上发言

知青、村民联谊会隆重召开

返村知青与村民合影留念

如今的自所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