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强的女性

本帖最后由 雨夜昙花 于 2016-8-17 20:51 编辑 <br /><br />　　坚强的女性
　　刚进师专读书时，时常看到一位年近五十的瘦小女人每天挑着一担灰桶子走来走去，心中煞是奇怪，后来一打听，才知道这个人不简单呢。她叫秦文兮，原是湘潭师范的校长，而她的丈夫就是师专原来的校长，只是不知什么原因，六六年时竟溺死在一个不深的水塘里。当时她还是二十一种人，未正式分配工作，于是就让她打杂，当一个小工，给维修工地送灰浆。
　　因为她是右派，又在文革中判过刑，所以尽管文革的狂风暴雨已经过去，可秦老师的问题一直没有纠正，后来虽然没有挑灰桶子了，却依然不能当老师，于是让她去图书馆当资料员，再后来中文科有了资料室，她就转到了资料室，这样我们之间的接触也就多起来了。
　　说起来，秦老师还真是个了不起的女性。娘家秦家与婆家唐家都是书香门第，出了不少名人。她是西南联大的毕业生，是罗寅、闻一多的学生。五十年代湘潭地区评选五大知识分子，她与丈夫就占了两位，两个最重要的学校的校长也由他们夫妻俩担任。不幸的是，五七年反右，她被打成右派，校长自然是当不成了，只能被监督使用。文革一开始，她与丈夫都被当作反动学术权威被打倒在地，也不知多少次在大会上挨批斗，多少次带着高帽子游街。丈夫受不了这种侮辱、折磨、摧残，于是投水自尽，可秦老师却艰难地忍受着，屹立不倒。因她不服气，坚持抗挣，不断上诉，于是又被打成现代反革命，还被判了刑，关了一两年，后来放出来监外执行。
　　丈夫去世时，四个子女都在读书，大的高中刚毕业，小的还在读小学，对于秦老师来说日子的艰难是别人想象不出来的。好在秦家与唐家人脉关系广，不仅亲戚多，同学朋友也多，患难时节见真情，不少人及时援手，总算让她一家渡过了最艰难的岁月。
　　后来拨乱反正，秦老师的问题终于得到平反昭雪，右派帽子摘了，现代反革命的帽子也不复存在，行政级别恢复了，工资也补发了，工作也得到了重新分配，不再挑灰桶子、当资料员，而是做了堂堂正正的中文科的古典文学老师，与我成了同事。后来我们还成了邻居，来往自然多起来了。
　　秦老师比我大二十几岁，自然是两代人，她虽然没有教过我，可在我的心里却一直把她当老师看待，从来不敢以同事自居。除了佩服她的学识，更佩服她的人格精神。
　　在我六十多年的岁月里，秦老师是我遇到过的最坚强的女性。可以说在她的身上集中了当代知识女性所有的苦难；中年丧夫，老来丧子，自己被打成右派，还被收监坐牢，长期没有正常工作。这些苦难如果放在一般女性头上，只怕早就被压垮了，或者以死来了结；即使是男性，也未必受得了这一连串的打击与折磨，她的丈夫不就以死来寻求解脱吗。秦老师的可贵就在于她始终执着于人生，不管遇到什么样的灾难与痛苦，都绝不放弃，绝不趴下，坚信黑暗终将过去，光明必将到来。
　　秦老师来到中文科任教后，虽然年近六旬，但她的精神面貌却很好，不仅显得开朗乐观，为人处事还特别豁达率真，处处显出她的一片赤子之心。说实话，党和政府对她是有亏欠的，可她恢复工作后一句怨言也没有，在她的党籍和行政级别得到恢复后，还相应地补发了工资，她却把一部分补发的工资交了党费。
　　秦老师与我同教先秦文学，以她几十年的教学、研究的深厚积累，功力自然比我强得多，但她并不以前辈自居，在很多问题上她都对我平等相待，相互切磋，交换意见。她因个头矮，字又写的不怎么样，因而板书成了她的弱项，可她却幽默地说：“酒香不怕巷子深。”的确，她以自己在学术上的独到见解受到学生的欢迎。另外，她在《水浒》研究上曾下过很大功夫，还发表过重头文章，所以她的《水浒》专题讲座在学生中反响热烈。
　　遗憾的是，因为被政治运动所累，加上本人的不幸命运，她的教学与研究的黄金年代都被耽误了，未能尽展才学，只评了副教授就退休了。为此，她总感到贡献太小，对不起党和人民，于是在退休后不断地向中文系及学校有关单位请求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九七、九八两年，我主持中文系的工作，她就不止一次或口头或书面向我提出申请，愿意不要任何报酬地上点课。当时中文系已经迁至北校区，离老校区有七公里多的路程，交通又不大方便，她本人身体又不大好，加上他儿子又反复对我说，为了她的身体，千万不能答应她的要求。为此，我只好婉拒了她的要求。
　　人们总说好人有好报，可命运之神似乎老跟秦老师过不去。本来中年丧夫已是人生的莫大悲哀，可上天无眼，仍要摧残、折磨这位命运多舛的女性。先是大儿子在武汉大学进修时不幸猝死，仅过了两年，女儿又因心脏病猝发而身亡。这种老来丧子、丧女，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惨剧，接连发生在她身上，对她身心的打击无异五雷轰顶，换作一般人只怕无法承受，可她却以惊人的意志挺过来了。除了中年丧夫，老来丧子的巨大打击之外，秦老师自己也往往祸不单行：一次，她晚上去看二儿子，行走时一脚踏空，结果把腿骨摔断，为此还住了好长时间的医院；另一次，她上街买东西，走着走着，一块瓦片从高空飞下，砸在她的头顶上，把她当场砸昏，多亏过路人把她送进医院，这才救了一命。
　　然而命运尽管对她不公，她却从不怨天尤人，不仅始终保持乐观心态，而且还保持一颗赤子之心，为人率真，毫无心机。中文科教师开会，她从来就是有什么说什么，毫无避忌，也不考虑后果。七九年第一次加工资，别人唯恐加不上，可她却主动提出要把指标让出来，并拿着报纸去找支部书记，要支书向他人学习，也把指标让出来。
　　她把钱财看得很淡，总认为钱财是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她的工资虽比较高，但四个儿女都要关照，手头并不宽裕，可她却经常支援灾区，资助困难学生。至于同事向她借钱，她从来没有推辞过，要多少给多少，甚至把存折交给你，让你自己去取。
　　她对年青老师非常关心，诸如教学、培训、恋爱、婚姻等，事事过问。譬如八二年，我与另一位老师去北师大进修，她怕我们关系不熟，不便学习与生活，便特地跑来北京，带着我们去找她的学生与朋友，当面请他们多多关照。她在北京有个表哥，是江姐儿子的丈人，她又带着我俩去她表哥家做客，希望我们能见见江姐的儿子，可惜机缘不巧，未能见到。
　　她见我二十大几了还未结婚成家，老替我着急，于是亲自为我作伐，介绍对象，还尽力创造条件，希望玉成其事，只可惜我与对方性格不合，最后未能谈成。我自感对不起她，向她表示歉意，可她却说：“婚姻自有缘分，勉强不得，谈不成谁也怪不得。”
　　九零年因工作需要，我搬到了北校区，相隔远了，来往也就没那么方便了。有幸的是，九七年我搬到九十平方的新套间，正好与她最要好的朋友的儿子是紧邻，于是又能时常见面。不过，这时她已年近八十，身体日渐衰弱，我心中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担心她来日无多，果不其然，只过了几年，秦老师就撒手人寰，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虽然秦老师逝世已经十多年，可她那瘦小的身影却始终活在我的心里。象她那样坚强的知识女性，虽屡经磨难，却始终不倒，她的意志、人格、精神就象一座高大的丰碑耸立在我的心头，让我永远难以忘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