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英
2022-01-18抒情散文朱竹
本帖最后由 雨夜昙花 于 2016-8-17 18:42 编辑
石英 石英是笔名,原名叫石恒基。石英是我南开上学时同班同学。他上学时是调干生是党员,是团支书。我是中学生,是共青团员。我与石英一路走来,纠葛……
石英 石英是笔名,原名叫石恒基。石英是我南开上学时同班同学。他上学时是调干生是党员,是团支书。我是中学生,是共青团员。我与石英一路走来,纠葛……
本帖最后由 雨夜昙花 于 2016-8-17 18:42 编辑 <br /><br /> 石英
石英是笔名,原名叫石恒基。
石英是我南开上学时同班同学。他上学时是调干生是党员,是团支书。我是中学生,是共青团员。我与石英一路走来,纠葛不断,恩怨不断,姻缘不断。
石英是山东胶东龙口人。他的头大脸大,手大脚大,身板魁梧个子高大,是个典型的山东大汉。他的眼球也大,眼皮子却很薄,让人觉得包裹不住,会滚出来。如果 让他扮演武士,手握腰刀,闯鸿门宴——目眦尽裂——他能轻而易举地做到。
然而他却不曾习武,而是习文,成了一名作家,于南开时就已经小誉天下。他习惯独自一人躲在宿舍床角上写作。床是双人床,他坐在上床,依着团起来的被子,两腿或盘或蜷或直,在那里写写画画。许多方格子稿纸存在于他形体的左右两腿的上下,也可以说是他坐在一堆稿纸之间。宛如老母鸡抱窝。安静极了,地老天荒,五冬六夏。
他有个习惯,写作时另一只手,不停地去捏两个鼻孔之间的鼻夹,每捏一下大眼珠子就会一亮一闪。原来那鼻夹是开关,大眼珠子是灯泡,不捏不亮不能充电。其实大脑里灵感火花的爆闪,也是来自他的捏鼻夹。不捏鼻夹就没有电闪雷鸣,颗粒无收天空大旱。
石英是个不拘小节的人。
他有个大皮箱,每当放假时他都要把所有的衣物以及床上用品乃至报纸鞋刷子肥皂盒乃至所有杂物,都要一股脑地填充进去。他是一团一团地填充,直到大皮箱鼓胀成一头水牛。他提着大水牛,披上大衣,穿上大皮鞋,迈流星大步,两兜塞满稿酬,衣锦还乡。
他乘坐海轮,从天津港出发到烟台,然后再乘车至龙口。恰逢一北京妖娆女子(于北京某小学任教),也乘坐海轮至烟台转龙口,也是衣锦还乡。小女子一见钟情那赭石色的大皮箱,竟然与石英亲密地牵手,径直步入婚姻的殿堂。
石英经常津津乐道他的大皮箱,他的大皮箱也就越发地赭石,越发地油光可鉴。毕业三十年后,笔者到落户北京石英之家造访,看到了嫂夫人,当年那个小女子,小得玲珑,小得剔透,也瞥了一眼屋角那只大皮箱,依旧在赭石,依旧在发亮。
入学后的第二年,每十个人中打一名右派,我列入被打之中。深秋的一日,共青团支部召开全会,会议内容是开除我的团籍。先是历数我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其后是是可忍孰不可忍以及必不可少的义愤填膺,最后是由石英宣布开除我团籍的决定。我像一具僵尸一样冷冻在那里,空旷的会场是我巨大的太平间。石英扫了我一眼,指责我麻木不仁无动于衷。
万念俱灭,坠入痛苦的深渊。寂寞 孤独 凄苦 痛楚 无助,我开始写自己的所思所想,我开始写思想汇报,我开始了数年如一日的艰苦卓绝的思想改造。我用小开页的纸张写,一写就是两三张,每隔几天就要写一次。写成要交给石英,石英是我的第一阅读者,石英是我改造的直接负责人。四年里写了多少万字,至少是一部卷轶浩繁的巨著,如果能保留到今天将是一笔价值连城不可多得的文化遗产。
我必须独自一人守住自己的孤苦,我与我身边的任何人不能做任何交流。我唯一的对话者是石英,对话的内容是自己的改造。我必须向他宣泄,说出我的苦恼,我必须请他帮助我见析出我之所以会走上反党反社会主义道路——从童年卖报,到红旗下长大,到我欣喜若狂欢迎老人家的大鸣大放,背叛革命——原来卖报卖报,每一声叫嚷都是在反党反社会主义——他视我为能够改造好的阶级敌人,我视他为改造的诤友。
毕业之前我的材料由石英写就,他告知我我的真诚与改造,被写尽了我的方方面面,交到河北省委,我的帽子摘掉会被举手通过。不摘帽子不分配给工作, 没有工作就不会有工资。戴着帽子毕业的李亮,回家之后,火柴二分钱一盒,他买不起。我买得起。我拥有了火焰,我得以能苟且偷生。我还能买信纸买邮票,给石英写信。地址是天津《散文》编辑部。他是主编,但我不曾诉求他付梓,让他承担起某种政治责任,给他带去不应有的麻烦与灾难。我只是告诉他我有了女人,尽管那个女人是个不识数的女人,那是我无可奈何的选择。我还告诉他我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孩子,尽管那孩子的未来就是它的母亲。
我四十四岁那年昭雪,我开始创作,居然成了一位为诗人。许多诗稿给了北京的《诗刊》。居然有两次乃至三次,我的名字与石英这个名字同时出现在同一期诗刊。当样刊寄来,我第一眼关注到是石英所写的诗歌;我想接到样刊的石英,也会第一眼阅读我的拙作。在我们的镜像里,我会浮现出他,他会浮现出我。我与他没有见面胜过相见。我与他没有在一起相谈胜过在一起相谈。
大约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我去北京筹措诗集的出版。此时的石英已经从天津调入北京,我走进他的家。我们握手,是双手我在一起的握手,是很长时间的握手,是颤抖着颤抖着握手。他说57年错了,确实错了!不应当把那么多好同学当成了阶级敌人!我说,1957年就我本人而言也不是一点错误也没有!他听后睁大眼睛望着我,几乎是目眦尽裂,半天说不出话——你一定能再加入共产党!——他终于说出了话。
石英石学兄在这里犯了一个错误,我本来不是共产党,我入党不能说是“再”入党。但我未曾申请入党。因为我在北京故地重游拥有了一种无法言说的心情——
我没去过故宫
也未曾去瞻仰遗容
此后石学兄调入人民日报,主编副刊大地。我的诗稿在人民日报发表也就不在话下。我寄他的的诗稿依旧唯美,更有海风浪花与阳光,因为人世已经是春天!
我按照加入中国作协必备的条件,寄去了自己的两本著作。没有被批准。恍然大悟不经过地方作协审批推荐,所呈上的东西再灿烂也是枉然。第二年再申请加入,条件是在原有的两本著述基础上,必须于申请的当年于省级以上刊物发表5万字作品。吉人有天助!诗刊于那个“当年”先后付梓了我两组诗稿(一组在上半月刊,一组在下半月刊),总计300行相当于文字是3万。再加上山东文学与天津日报以及辽河文学滇池文学的用稿,已经是绰绰有余。汲取上次的教训,既向省作协领导招手,又给石英发函,以求作协人脉的关照。结果是我的头顶有了项圈,虽然不能璀璨,但也能招摇过市给那鼠辈们看。
高兴之余又低头思之,我与石英是同班同窗,他年长我不过两三岁,成为作协会员却比我早四十年,不禁有所所思叹。我不具有学兄那份天资,也没有学兄那种顺风顺水行船的阅历,所以只能是今天这个样子——每日清晨在大海边走一程,回来后敲 一二百字往事,用以养我天年!
石英是笔名,原名叫石恒基。
石英是我南开上学时同班同学。他上学时是调干生是党员,是团支书。我是中学生,是共青团员。我与石英一路走来,纠葛不断,恩怨不断,姻缘不断。
石英是山东胶东龙口人。他的头大脸大,手大脚大,身板魁梧个子高大,是个典型的山东大汉。他的眼球也大,眼皮子却很薄,让人觉得包裹不住,会滚出来。如果 让他扮演武士,手握腰刀,闯鸿门宴——目眦尽裂——他能轻而易举地做到。
然而他却不曾习武,而是习文,成了一名作家,于南开时就已经小誉天下。他习惯独自一人躲在宿舍床角上写作。床是双人床,他坐在上床,依着团起来的被子,两腿或盘或蜷或直,在那里写写画画。许多方格子稿纸存在于他形体的左右两腿的上下,也可以说是他坐在一堆稿纸之间。宛如老母鸡抱窝。安静极了,地老天荒,五冬六夏。
他有个习惯,写作时另一只手,不停地去捏两个鼻孔之间的鼻夹,每捏一下大眼珠子就会一亮一闪。原来那鼻夹是开关,大眼珠子是灯泡,不捏不亮不能充电。其实大脑里灵感火花的爆闪,也是来自他的捏鼻夹。不捏鼻夹就没有电闪雷鸣,颗粒无收天空大旱。
石英是个不拘小节的人。
他有个大皮箱,每当放假时他都要把所有的衣物以及床上用品乃至报纸鞋刷子肥皂盒乃至所有杂物,都要一股脑地填充进去。他是一团一团地填充,直到大皮箱鼓胀成一头水牛。他提着大水牛,披上大衣,穿上大皮鞋,迈流星大步,两兜塞满稿酬,衣锦还乡。
他乘坐海轮,从天津港出发到烟台,然后再乘车至龙口。恰逢一北京妖娆女子(于北京某小学任教),也乘坐海轮至烟台转龙口,也是衣锦还乡。小女子一见钟情那赭石色的大皮箱,竟然与石英亲密地牵手,径直步入婚姻的殿堂。
石英经常津津乐道他的大皮箱,他的大皮箱也就越发地赭石,越发地油光可鉴。毕业三十年后,笔者到落户北京石英之家造访,看到了嫂夫人,当年那个小女子,小得玲珑,小得剔透,也瞥了一眼屋角那只大皮箱,依旧在赭石,依旧在发亮。
入学后的第二年,每十个人中打一名右派,我列入被打之中。深秋的一日,共青团支部召开全会,会议内容是开除我的团籍。先是历数我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其后是是可忍孰不可忍以及必不可少的义愤填膺,最后是由石英宣布开除我团籍的决定。我像一具僵尸一样冷冻在那里,空旷的会场是我巨大的太平间。石英扫了我一眼,指责我麻木不仁无动于衷。
万念俱灭,坠入痛苦的深渊。寂寞 孤独 凄苦 痛楚 无助,我开始写自己的所思所想,我开始写思想汇报,我开始了数年如一日的艰苦卓绝的思想改造。我用小开页的纸张写,一写就是两三张,每隔几天就要写一次。写成要交给石英,石英是我的第一阅读者,石英是我改造的直接负责人。四年里写了多少万字,至少是一部卷轶浩繁的巨著,如果能保留到今天将是一笔价值连城不可多得的文化遗产。
我必须独自一人守住自己的孤苦,我与我身边的任何人不能做任何交流。我唯一的对话者是石英,对话的内容是自己的改造。我必须向他宣泄,说出我的苦恼,我必须请他帮助我见析出我之所以会走上反党反社会主义道路——从童年卖报,到红旗下长大,到我欣喜若狂欢迎老人家的大鸣大放,背叛革命——原来卖报卖报,每一声叫嚷都是在反党反社会主义——他视我为能够改造好的阶级敌人,我视他为改造的诤友。
毕业之前我的材料由石英写就,他告知我我的真诚与改造,被写尽了我的方方面面,交到河北省委,我的帽子摘掉会被举手通过。不摘帽子不分配给工作, 没有工作就不会有工资。戴着帽子毕业的李亮,回家之后,火柴二分钱一盒,他买不起。我买得起。我拥有了火焰,我得以能苟且偷生。我还能买信纸买邮票,给石英写信。地址是天津《散文》编辑部。他是主编,但我不曾诉求他付梓,让他承担起某种政治责任,给他带去不应有的麻烦与灾难。我只是告诉他我有了女人,尽管那个女人是个不识数的女人,那是我无可奈何的选择。我还告诉他我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孩子,尽管那孩子的未来就是它的母亲。
我四十四岁那年昭雪,我开始创作,居然成了一位为诗人。许多诗稿给了北京的《诗刊》。居然有两次乃至三次,我的名字与石英这个名字同时出现在同一期诗刊。当样刊寄来,我第一眼关注到是石英所写的诗歌;我想接到样刊的石英,也会第一眼阅读我的拙作。在我们的镜像里,我会浮现出他,他会浮现出我。我与他没有见面胜过相见。我与他没有在一起相谈胜过在一起相谈。
大约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我去北京筹措诗集的出版。此时的石英已经从天津调入北京,我走进他的家。我们握手,是双手我在一起的握手,是很长时间的握手,是颤抖着颤抖着握手。他说57年错了,确实错了!不应当把那么多好同学当成了阶级敌人!我说,1957年就我本人而言也不是一点错误也没有!他听后睁大眼睛望着我,几乎是目眦尽裂,半天说不出话——你一定能再加入共产党!——他终于说出了话。
石英石学兄在这里犯了一个错误,我本来不是共产党,我入党不能说是“再”入党。但我未曾申请入党。因为我在北京故地重游拥有了一种无法言说的心情——
我没去过故宫
也未曾去瞻仰遗容
此后石学兄调入人民日报,主编副刊大地。我的诗稿在人民日报发表也就不在话下。我寄他的的诗稿依旧唯美,更有海风浪花与阳光,因为人世已经是春天!
我按照加入中国作协必备的条件,寄去了自己的两本著作。没有被批准。恍然大悟不经过地方作协审批推荐,所呈上的东西再灿烂也是枉然。第二年再申请加入,条件是在原有的两本著述基础上,必须于申请的当年于省级以上刊物发表5万字作品。吉人有天助!诗刊于那个“当年”先后付梓了我两组诗稿(一组在上半月刊,一组在下半月刊),总计300行相当于文字是3万。再加上山东文学与天津日报以及辽河文学滇池文学的用稿,已经是绰绰有余。汲取上次的教训,既向省作协领导招手,又给石英发函,以求作协人脉的关照。结果是我的头顶有了项圈,虽然不能璀璨,但也能招摇过市给那鼠辈们看。
高兴之余又低头思之,我与石英是同班同窗,他年长我不过两三岁,成为作协会员却比我早四十年,不禁有所所思叹。我不具有学兄那份天资,也没有学兄那种顺风顺水行船的阅历,所以只能是今天这个样子——每日清晨在大海边走一程,回来后敲 一二百字往事,用以养我天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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