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书的重量——记我的老师孙建英先生

　　 一本书的重量
　　 ——记我的老师孙建英先生
　　其实我这几年里，一直都想以文字的形式，来写一篇文章，哪怕是一章读者感，来表达我对孙老师的感激之情。但几次提笔，却终不能成行。正如一个作者说的，太过厚重，以至于笔力不能及了。
　　记得刚认识孙老师的时候，我正年少轻狂。那时我正兴致勃勃地写一些风花雪月的文字，有不着边际的诗歌，还有我自己都不知道究竟想表达什么意思的散文诗。也有情感之类的散文，但决不是现在我写的这样子。正如一个呀呀学语的孩子，却还总想模仿着别人的模样而舞蹈。我拿着几篇自以为得意的文字，让孙老师看。之前我对孙老师并不了解，只是从刚刊发的南阳《躬耕》杂志上看到他写的散文《驻队笔记》，其中记录那个年代下队劳动的几个片段，许多年过去，那篇文字中的场景在我的记忆里却依然清晰，比如遗留在岁月深处的门板宴，还有我们当地的一种劳动工具叫箢子，箢子后面的系着的一个“绊儿”，担着青青的秧苗，如泼水节一样生动活泼的打秧把。这些情节被他土香土色的文字描绘着，其中人物有可亲可近的白大叔，和有着一副热心肠的队长……
　　只是这些语言的表达方式跟我当时的写作不大一致，用旁人的话说应该不是一路人。但那些生动的叙述，与文字的穿透力却是颇具魅力的，那一刻我忽然感觉自己的写作路子在某些地方出现了偏差，因为真正的文字是具有感染力的，让读者无形之中就能感受到文字存在的价值与分量。也正是那篇《驻队笔记》，让我对老师印象很深，后经朋友介绍，终于认识了这位至今令我说起来就有说不完的话题的孙老师。记得当时老师看着我的递过去的草稿，指出许多的不足，说起文字的写作方法。他说：文章是改出来的，千锤百炼才是精品。
　　虽说孙老师的的文字已经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但他不喜张扬，为人也很低调。记得与他还不相熟之前，我曾被文友们怂恿着出书，因为在文化人的意识里，出了书，就标志着你就是作家了。为了成为大家心目中的作家，我迫切希望展示自己，甚至开始着手整理出书的诗稿。后来认识孙老师，我兴冲冲地将这想法告诉他，他淡淡的一句话，顿时让我兴致锐减：你刚开始写作，就忙着出书？我说孙叔你也该出书了吧。他说还早着呢，文字是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我有些纳闷，作为国家二级作家的前辈，许多稿件都在各种刊物上发表，面对当前的出书热，他竟然无动于衷，这让我顷刻之间感觉到自己的浮躁，越来越觉得，跟着这样的前辈学习，一定错不了。
　　在后来的日子，我的许多不成文的稿子，大多都经孙老师过目。回过头去看看之前被孙老师指导过的文字，字字推敲句句用心，这些都与老师的为文严谨有关。可以这样说，没有孙老师的指导，我的写作就坚持不到今天。有一阵子，为了生计，我曾对写作处于漠然状态，觉得文字这东西太枯燥，写了那么多，能走出去的却很少。一向低调的老师却鼓励我说：有些杂志是不讲关系的，比如你曾投过稿的洛阳《牡丹》，就很讲究纯文学。想想是了，我曾在《牡丹》投过几篇稿子，不久就采用了我的一篇短篇小说《俚歌》（这章文字的标题就是孙老师给帮着起的），且得了一百四十多块钱的稿费。这次文学上的肯定，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可谓为我文字路上的无形动力，对我今后的写作影响很大。
　　先做人，再做文！这是老师送给我的座右铭。此句经常在我的文章里引用，也成为我结交人际关系时衡量一个人的标准。看惯了太多的尔虞我诈，领略了太多的口是心非。与孙老师交往的这些年，他的厚道，他的清高，他的倔强与任性，都让我从不同角度地去欣赏，并愈发地让我尊重。他对如我这样的后辈的无限关爱，是无法用有限的文字去衡量的。我只能怀着感激之情，除了关注他生活中的小细节，再就是仔细品读他的文字，正如品读他朴实厚重的人生。几年前他出的三本书，我一直精心保存着，故事集《千年等一回》通俗易懂，自以为聪明的我却是怎么也不能模仿；小说集《走出雪谷》读来平易近人，闲下来的时候，时不时地从书架上抽出来翻看学习。散文集《与山对话》这本书里记录下的大多都是家乡桐柏的风物与人情，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年轻人最值得牢记与珍藏的精神财富，至今还摆放在我目力能及的书桌前，以便于写作时的参考与引用。
　　他说，将自己还算满意的文字整理成册，留给后人就知足了。
　　最近老师又出了一本长篇小说《御赐剑》，高山流水的语言，扣人心弦的故事情节，千转百回之处令人击节叫好。正是盛夏时节，窗外的蝉此起彼伏扬喉高歌，将这个火烧的季节渲染得淋漓尽致。我沉醉在书案前，在风扇吱吱咛咛的摇摆中，从散发着墨香的书页里徜徉的那刻，忽一阵感慨袭上心头：这样一本厚重的书藉，要耗费他老人家多少的时间与精力，其间又蕴含着多少年的知识积累，与几经磨练的丰富人生……
　　　　
　　 2011年7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