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票”到“卡”说变迁

本帖最后由 雨夜昙花 于 2016-8-18 01:52 编辑 <br /><br />由“票”到“卡”说变迁

看完《中国经济周刊》就中国票证问题对部分专家的访谈，我方知：新中国票证的开端始于1955年粮票的诞生，直到1993年，中国确立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后，票证制度才算结束。而事实上，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社会也不乏票据的身影。银票、当票和各种买卖契约，在中国社会的发展中曾起过重要作用。不可否认，小小方寸票证，记录着时代的变迁，囊括了中国农业、商业、工业及服务业的发展史，是中国计划经济时代的“历史见证”。
奇怪的是，在我的记忆里对花花绿绿的粮票、油票、布票等各种票证，印象却十分模糊。只记得小时候拿着生产队发给的纸条儿，跟在爷爷屁股后面到大队部去领牛肉、分甜瓜。肉是生产队的牲口得病死了或者老得实在干不动活时，才宰了煮熟，按人口分给大家，实际上大块的好肉早已被村干部们偷分完了，老百姓挨号排队领到的也无非是一些肉汤里零星飘着的骨头和杂碎，但这也足以让人兴奋不已，因为队里那大锅一煮肉就香了一个村儿。甜瓜在当地又叫做小瓜子，好像就是专门给小孩儿吃的，西瓜则是等生产队里干重活时，用筐抬到地里犒劳大人的。所以，分甜瓜时大人谁也没闲功夫挎着篮子领那几个瓜蛋子。可就是因为手心里攥着的领瓜蛋子的纸条被抢走，我曾和小伙伴大打出手。

现在想来，当时能领到东西的纸条儿，在贫穷落后的乡村也算是一种特别的票证吧？真正使用票证，是12岁那年到离家16里地的乡中学去读书。当时，学校规定两个星期回家一次，需从家里带麦子换成饭票、拿钱换成菜票。父亲心疼我年龄小，不舍得让我用自行车驮麦子，总是赶着驴车一次送上好几袋麦子放在伙房，我随时可去取饭票，买菜票的钱也总是需50给100，他说女孩子总是需要添补些什么的，手头不可断了零花钱。也因那时父亲做生意赚些钱，我在学校的吃穿用度也并不比那些吃“商品粮”的孩子们逊色。然而，青涩的我却并不懂得吃“商品粮”与吃“农业粮”的真正区别，也没意识到，实际上那时候的“商品粮”有着严格的“世袭制度”。后来才明白农民的子女惟有在求学那根独木桥上，拼得“鲤鱼跳龙门”，才有可能吃上“商品粮”，从此改变自己甚至整个家族的命运。否则吃“农业粮”的想要嫁（娶）吃“商品粮”的，几乎没有可能。村里的三妮儿为了吃上“商品粮”，一抹泪嫁给了比自己父亲还大的老头儿，还得对人家俯首贴耳。我也为了吃上这本没有世袭可能的“商品粮”，而被折腾得身心俱痛，遍体鳞伤。

又该怎样去描述那段刻骨铭心的痛呢？搜罗所有语言，我却欲语泪先流。还是不要把那已结痂的伤口重新撕开来给人看吧！因为，我要尊严不要同情。这里只讲一个细节，那年年底，来城一年的我匆匆回家过年，母亲看到我后竟一把抱住我放声大哭。泪眼朦胧中，母亲从头到脚抚摸着我，试探着问，“妮啊，你在外面受了什么委屈？你是不是吃不饱啊？你到底干的啥工作？”看娘焦急的样子，我也只能将千般委屈和着泪水吞下，淡然一笑道，“没事的娘，我很好，工作也就按按电钮，不累的。”母亲不信似的打量着我说，那你咋这么黄瘦呢？我眼睛里噙满泪水却把笑容挂在脸上，对母亲说：城里的女孩儿都苗条，我也正减肥呢！

而事实是，当时的我正在挖泥沙、捡石头，挖泥曾掉进过泥池，差点丢了小命儿，捡石因没皮手套戴，双手曾被磨得血肉模糊……寄人篱下的恐慌和自卑让怯懦敏感的我在夹缝中求生存。最不堪回首的是，人家往班上带饭，要不煎饼卷咸鱼，或者馒头夹咸菜，而我只能望着空气中的灰尘发呆，因我没饭票。离家时，母亲从箱底翻出的20斤全国通用粮票，我却不知怎么用，而这也是我惟一一次近距离接触粮票。

如今，再回想以往的岁月，不由感慨万千。不知不觉间，我手里也有了工资卡、银联卡、信用卡、医疗卡、公交卡等种类繁多、功能各异的“新票证”，上高中的儿子也是一卡在手，就可吃饭、理发、超市购物……祖国的改革开放让人们扔掉了各种“票”，换成了各种“卡”，彻底从“票证时代”转到了“账单生活”，人们的财富也简化成了数字，再消费时只需拿“卡”轻轻一刷或是鼠标轻轻一点，快捷方便。而温饱问题就更无须多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