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流水落花已成往事(散文)
2022-01-18抒情散文洪水河畔
当流水落花已成往事(散文) 还记得那棵苹果树。 大约是天高云淡的秋季,我们几个同学坐在树下,手里捧着一本薄薄的油印刊物,大声地朗诵自己创作的诗歌,散文和小说,读累了,就或躺或卧,听蓝天上滑过的鸽哨,看身边的灯盏花和矢车菊在秋风中摇曳橙黄淡蓝……
当流水落花已成往事(散文)
还记得那棵苹果树。 大约是天高云淡的秋季,我们几个同学坐在树下,手里捧着一本薄薄的油印刊物,大声地朗诵自己创作的诗歌,散文和小说,读累了,就或躺或卧,听蓝天上滑过的鸽哨,看身边的灯盏花和矢车菊在秋风中摇曳橙黄淡蓝的梦幻。 那个场景出现在1980年,那年我18岁,从遥远的山乡出发,怀着对文学和自由的向往考到了张掖师专。就在踏进校园的一瞬间,我突然看见了那棵苹果树--空落落的枝干,被霜浸染过的叶片,皴裂苍老的树皮,这一切强烈地震撼着我的心灵。我弯下腰,悄悄地拣起了一枚红叶,把它装进了衣兜。这大概就是缘分,以后的日子里,我把苹果树当成了生命中的第一个情人,不管是凉风飕飕的秋日,还是白雪飘飘的冬天,我都喜欢带着几个热爱文学的朋友,在美丽而沧桑的苹果树下守望,守望洁白的花朵和艳红的树叶,守望深藏在心灵中的理想。 80年代初,师专的校园并没有太多的钢筋水泥建筑,两幢古旧的青砖楼房,一为教室,一做宿舍。从教室到宿舍的小路上,铺满了圆圆的鹅卵石子,两边除了葱茂的树木之外,疯长着青草和野花,还有觅食的野鸽与麻雀,飞来飞去,呢喃咕咕。那个秋天,风也萧萧,叶也飘飘,空旷的校园显得有几分清幽,几分寂寞。 开校后几天,我被分到中文系2班。我们班一共42人,有刚刚毕业的中学生也有工人,下乡知青,最小的15岁,最大的32岁。那时候,我们没有见过世面,总认为张掖师专是世界上最美丽最伟大的大学,从走进校园的第一天起,大家都很兴奋,白天上课,到了晚上就聚在宿舍里,用天南海北的方言谈论家乡的佚闻趣事。熄灯时间到了,已经结婚成家的同学就拿出老婆孩子的照片,爬进被窝,打亮手电筒,翻来覆去地看,仔细体味离别后的思念和那一份甜甜的忧伤。而我们这些十七八岁的青年更多的是快乐,有人吹笛子、拉二胡,有人敲着饭盆唱“外婆的澎湖湾”,唱“我从山中来,带着兰花草。”在我的大学时代,最流行的精神产品是伤痕小说和台湾园歌曲,前者使我认识到人性的美丽,后者则给我的心灵注入了清淳与圣洁。参加工作以后,当我再次听到那些如水似梦的歌曲旋律时,依然有身临清潭雪溪之感,灵魂世界里的肮脏丑陋都会被歌曲描绘的意境冲洗得干干净净。 那年月,思想解放的春风刚刚吹来,文学厚土尚未真正解冻,老师讲课,大多照搬过去的模式,还带有浓厚的“左”的意识,譬如讲现代文学,只说鲁讯、茅盾、巴金、郭沫若,至于胡风和沈从文,则是重点批判对象,有一次,一位同学在课堂上读沈从文的《边城》,被老师发现了,不但没收了小说,而且责令在班上做检讨。最可笑的是上外国文学课,老师拿来一盒《安娜•卡列妮娜》的录像带,放电视让我们看,片子刚开始不久,故事中的男女主人公就走进一片白桦林,相拥着倒在洒满阳光的草地上,接下来好像是含情脉脉的目光,越来越近的嘴唇,老师一脸尴尬,迅速拿起一张废报纸蒙住了电视的荧屏。于是,那光影斑斑的草地,那随风飘落的黑绒披肩,那玫瑰般柔曼的红唇便永远留在了我们的想象之中。 青春像一条河,流淌着我们的快乐和迷惘,我们希望受到河岸的约束,但更需要一种走向远方的浪漫和自由,同学们不喜欢坐在课堂听老师念讲义,讲一些大而无当的理论概念,更喜欢背着老师读一些禁书,把思想的触角伸进浩瀚的知识海洋。夜幕之下,常看见有人就着昏黄的路灯,手里捧着一本尼采、弗洛伊德的著作,或艾略特、庞德的诗集,时而念念有词,时而默默思考。那些东西能否读懂并不重要,关键是我们找到了一片能够照耀灵魂的星空。 我们的师专岁月,文学是真正的精神家园,我们崇拜作家,有一种圣徒般的宗教情怀。那一年,我的师兄多红斌在《飞天》上发表了一篇小说,许多人争相到书摊上购买杂志,把他的作品裁剪下来,贴到自己最好的笔记本上。学校请来张掖作家田瞳给我们做写作报告,礼堂里挤满了听众,甚至连物理系、数学系的学生也站在走道里,一睹这位作家的风采。大会结束后,田老师步行回家,同学们夹道欢送,掌声如雷。有几个女生得到了田老师签名的《沙浪河的涛声》,竟激动得热泪盈眶,失声痛哭。 每个人都想当一个诗人。顾城和舒婷,江河和北岛,他们的名字成了我们心灵天穹上最闪亮的星星,不仅仅是膜拜,更多的是学习和模仿,我的一个同室好友每天仿写三首朦胧诗,一年过去之后就有了三大本子的收获,虽然没有一首能变成铅字,但他靠诗赢得了爱情。他曾给我讲过这样的故事:每天黄昏,他都要把心爱的人带到城外的一条小河边,两个人坐在芦苇丛里,对着流水,品读那些诗作,每读完一首,就往小河里扔一片苇叶,有一回他们扔了二百枚苇叶,结果时间已到了黎明,走进校园时他们的身上已落满了雪一样洁白的苇花。多年以后,同学讲述的那个故事场景依旧在我的记忆中闪现:小河。流水。飞扬的苇花。桔黄的晚风。蓝月亮和紫星星。那么多美好的景物,构成了如梦如幻的世界,让诗歌与爱情缓缓出场…… 那时候,我们紧紧关闭着肉体的天窗,把青春期的骚动和欲望一点一滴压抑下去,宛如初春的雪花,经风一吹,便化为美丽的水珠。师专两年,我的同桌一直是个漂亮的姑娘,她活泼开朗,圆圆的苹果脸蛋上有两个酒窝,像是永远汪着阳光,灿烂、妩媚。张掖的夏天干燥炎热,她穿一件蓝底白花的裙子,饱满的胸脯,浑圆的臂膊,白润的肌肤,所有的一切都显出勃勃的青春气息。她热爱古典诗词,喜欢在课堂上填一些《浪淘沙》、《菩萨满》之类的雅词小调,写好后偷偷塞给我看,我们不便说话,她就拿手掐我的胳膊,似乎形成了一种默契,如果我觉得写得好,满意,朝她点点头,她轻轻掐一下;如果写得不好,重填,我朝她摇摇头,她再狠狠掐两下。现在想起来,就是那么“一掐”,它给我对女性留下了最初的也是永远美好的印象和回味。那“一掐”,是友谊的表达?是恋情的暗示?谁也说不清楚,那种感觉朦胧、神秘,犹如走进了海底世界,被水母和珊瑚的触手轻轻摩娑。 这就是我们的大学生活,没有虚伪与矫情,真实自然,清纯爽洁。我们的心灵覆盖着诗的花瓣,文学使欲念远离肉体。虽然每天都在接受新的观念和思想,但内心深处依然保留着一种高贵的古典情结。一位同学恋爱两年,连姑娘的手都没有碰一下,新婚之夜,他脱下衣服,妻子发现他的胸脯上有一些针刺的文字,涂了墨,是普希金的爱情诗:“我愿是急流,但愿我的爱人是浪花里的鱼……” 80年代初,大学校园里还没有与性有关的时尚话题,譬如同居和早孕,譬如堕胎和安全套。夜幕之下,偶尔也能在树荫下看到一两对情人,他们虽然并肩坐着,但身体之间都保持一定的距离,而且膝上都摆着一本书,或是小说或是诗集。这一切,在今天的大学生看来,是多么愚昧落后,多么不可思议呵!从追求文学与浪漫到渴望金钱与财富,从红叶题诗传情到赁房同居,灵肉结合,二十多年过去,几代大学生的心路历程上,都留下了沧桑的风,沧桑的雪。 而我只能说的是,当流水落花成为往事,我们依旧深情地回望师专,回望那一段如诗如歌的岁月。
还记得那棵苹果树。 大约是天高云淡的秋季,我们几个同学坐在树下,手里捧着一本薄薄的油印刊物,大声地朗诵自己创作的诗歌,散文和小说,读累了,就或躺或卧,听蓝天上滑过的鸽哨,看身边的灯盏花和矢车菊在秋风中摇曳橙黄淡蓝的梦幻。 那个场景出现在1980年,那年我18岁,从遥远的山乡出发,怀着对文学和自由的向往考到了张掖师专。就在踏进校园的一瞬间,我突然看见了那棵苹果树--空落落的枝干,被霜浸染过的叶片,皴裂苍老的树皮,这一切强烈地震撼着我的心灵。我弯下腰,悄悄地拣起了一枚红叶,把它装进了衣兜。这大概就是缘分,以后的日子里,我把苹果树当成了生命中的第一个情人,不管是凉风飕飕的秋日,还是白雪飘飘的冬天,我都喜欢带着几个热爱文学的朋友,在美丽而沧桑的苹果树下守望,守望洁白的花朵和艳红的树叶,守望深藏在心灵中的理想。 80年代初,师专的校园并没有太多的钢筋水泥建筑,两幢古旧的青砖楼房,一为教室,一做宿舍。从教室到宿舍的小路上,铺满了圆圆的鹅卵石子,两边除了葱茂的树木之外,疯长着青草和野花,还有觅食的野鸽与麻雀,飞来飞去,呢喃咕咕。那个秋天,风也萧萧,叶也飘飘,空旷的校园显得有几分清幽,几分寂寞。 开校后几天,我被分到中文系2班。我们班一共42人,有刚刚毕业的中学生也有工人,下乡知青,最小的15岁,最大的32岁。那时候,我们没有见过世面,总认为张掖师专是世界上最美丽最伟大的大学,从走进校园的第一天起,大家都很兴奋,白天上课,到了晚上就聚在宿舍里,用天南海北的方言谈论家乡的佚闻趣事。熄灯时间到了,已经结婚成家的同学就拿出老婆孩子的照片,爬进被窝,打亮手电筒,翻来覆去地看,仔细体味离别后的思念和那一份甜甜的忧伤。而我们这些十七八岁的青年更多的是快乐,有人吹笛子、拉二胡,有人敲着饭盆唱“外婆的澎湖湾”,唱“我从山中来,带着兰花草。”在我的大学时代,最流行的精神产品是伤痕小说和台湾园歌曲,前者使我认识到人性的美丽,后者则给我的心灵注入了清淳与圣洁。参加工作以后,当我再次听到那些如水似梦的歌曲旋律时,依然有身临清潭雪溪之感,灵魂世界里的肮脏丑陋都会被歌曲描绘的意境冲洗得干干净净。 那年月,思想解放的春风刚刚吹来,文学厚土尚未真正解冻,老师讲课,大多照搬过去的模式,还带有浓厚的“左”的意识,譬如讲现代文学,只说鲁讯、茅盾、巴金、郭沫若,至于胡风和沈从文,则是重点批判对象,有一次,一位同学在课堂上读沈从文的《边城》,被老师发现了,不但没收了小说,而且责令在班上做检讨。最可笑的是上外国文学课,老师拿来一盒《安娜•卡列妮娜》的录像带,放电视让我们看,片子刚开始不久,故事中的男女主人公就走进一片白桦林,相拥着倒在洒满阳光的草地上,接下来好像是含情脉脉的目光,越来越近的嘴唇,老师一脸尴尬,迅速拿起一张废报纸蒙住了电视的荧屏。于是,那光影斑斑的草地,那随风飘落的黑绒披肩,那玫瑰般柔曼的红唇便永远留在了我们的想象之中。 青春像一条河,流淌着我们的快乐和迷惘,我们希望受到河岸的约束,但更需要一种走向远方的浪漫和自由,同学们不喜欢坐在课堂听老师念讲义,讲一些大而无当的理论概念,更喜欢背着老师读一些禁书,把思想的触角伸进浩瀚的知识海洋。夜幕之下,常看见有人就着昏黄的路灯,手里捧着一本尼采、弗洛伊德的著作,或艾略特、庞德的诗集,时而念念有词,时而默默思考。那些东西能否读懂并不重要,关键是我们找到了一片能够照耀灵魂的星空。 我们的师专岁月,文学是真正的精神家园,我们崇拜作家,有一种圣徒般的宗教情怀。那一年,我的师兄多红斌在《飞天》上发表了一篇小说,许多人争相到书摊上购买杂志,把他的作品裁剪下来,贴到自己最好的笔记本上。学校请来张掖作家田瞳给我们做写作报告,礼堂里挤满了听众,甚至连物理系、数学系的学生也站在走道里,一睹这位作家的风采。大会结束后,田老师步行回家,同学们夹道欢送,掌声如雷。有几个女生得到了田老师签名的《沙浪河的涛声》,竟激动得热泪盈眶,失声痛哭。 每个人都想当一个诗人。顾城和舒婷,江河和北岛,他们的名字成了我们心灵天穹上最闪亮的星星,不仅仅是膜拜,更多的是学习和模仿,我的一个同室好友每天仿写三首朦胧诗,一年过去之后就有了三大本子的收获,虽然没有一首能变成铅字,但他靠诗赢得了爱情。他曾给我讲过这样的故事:每天黄昏,他都要把心爱的人带到城外的一条小河边,两个人坐在芦苇丛里,对着流水,品读那些诗作,每读完一首,就往小河里扔一片苇叶,有一回他们扔了二百枚苇叶,结果时间已到了黎明,走进校园时他们的身上已落满了雪一样洁白的苇花。多年以后,同学讲述的那个故事场景依旧在我的记忆中闪现:小河。流水。飞扬的苇花。桔黄的晚风。蓝月亮和紫星星。那么多美好的景物,构成了如梦如幻的世界,让诗歌与爱情缓缓出场…… 那时候,我们紧紧关闭着肉体的天窗,把青春期的骚动和欲望一点一滴压抑下去,宛如初春的雪花,经风一吹,便化为美丽的水珠。师专两年,我的同桌一直是个漂亮的姑娘,她活泼开朗,圆圆的苹果脸蛋上有两个酒窝,像是永远汪着阳光,灿烂、妩媚。张掖的夏天干燥炎热,她穿一件蓝底白花的裙子,饱满的胸脯,浑圆的臂膊,白润的肌肤,所有的一切都显出勃勃的青春气息。她热爱古典诗词,喜欢在课堂上填一些《浪淘沙》、《菩萨满》之类的雅词小调,写好后偷偷塞给我看,我们不便说话,她就拿手掐我的胳膊,似乎形成了一种默契,如果我觉得写得好,满意,朝她点点头,她轻轻掐一下;如果写得不好,重填,我朝她摇摇头,她再狠狠掐两下。现在想起来,就是那么“一掐”,它给我对女性留下了最初的也是永远美好的印象和回味。那“一掐”,是友谊的表达?是恋情的暗示?谁也说不清楚,那种感觉朦胧、神秘,犹如走进了海底世界,被水母和珊瑚的触手轻轻摩娑。 这就是我们的大学生活,没有虚伪与矫情,真实自然,清纯爽洁。我们的心灵覆盖着诗的花瓣,文学使欲念远离肉体。虽然每天都在接受新的观念和思想,但内心深处依然保留着一种高贵的古典情结。一位同学恋爱两年,连姑娘的手都没有碰一下,新婚之夜,他脱下衣服,妻子发现他的胸脯上有一些针刺的文字,涂了墨,是普希金的爱情诗:“我愿是急流,但愿我的爱人是浪花里的鱼……” 80年代初,大学校园里还没有与性有关的时尚话题,譬如同居和早孕,譬如堕胎和安全套。夜幕之下,偶尔也能在树荫下看到一两对情人,他们虽然并肩坐着,但身体之间都保持一定的距离,而且膝上都摆着一本书,或是小说或是诗集。这一切,在今天的大学生看来,是多么愚昧落后,多么不可思议呵!从追求文学与浪漫到渴望金钱与财富,从红叶题诗传情到赁房同居,灵肉结合,二十多年过去,几代大学生的心路历程上,都留下了沧桑的风,沧桑的雪。 而我只能说的是,当流水落花成为往事,我们依旧深情地回望师专,回望那一段如诗如歌的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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