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独奏

关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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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依然记得三十年前父亲拉二胡的情景。盛夏的夜幕迟迟不肯落下来，暗红色的光从残破的院墙上照进来，水一样，很快就濡湿了尘土飞扬的院子。狗蜷在门前的台沿上，半闭着眼睛，像是在回味刚刚咽下去的一顿残菜剩饭，又像是被无聊点中了疲惫的穴位。蚊子伸出长腿长翅膀，绕来绕去，最后绕成了一团乱麻，悬在父亲的头顶上方。坐在杨树底下的父亲光着上身，左右开弓，扇着飞翔的蚊子，也搓着胸脯上脖颈里的黑泥。扇够了，也搓够了，父亲用旧报纸裁的纸条卷一支莫合烟，无声地抽，不遗余力地抽，然后大声地咳嗽，不遗余力地咳嗽，样子很过瘾。直到浓烈的烟味驱散了最后一丝天光，他才扔掉烟头，砸吧着胡子拉碴的嘴，喊我到屋子里拿来二胡。他先是吱吱扭扭地调音，然后收放自如，渐入佳境。当然，那是他的佳境，与我无关。我只是坐在狗的旁边，一只手抚摸着狗脑袋，另一只手托住自己的腮帮子，看他渐入佳境的样子。那样子看起来很痛苦，因为他不断地猛烈晃动自己的脑袋，仿佛一下一下撞在我看不见的墙上。我把手深深埋在狗毛里，不安地看着父亲。看不见的墙越来越坚硬，父亲的撞击却越来越急促，越来越有力。突然，他放声唱起来，随着弦上的嘶鸣，随着起伏不定的晚风。我至今不认为那是唱歌，而是嚎叫，像粗砺的石块划在破锨头上，尖厉，粗糙，棱角分明，而且长得没有尽头。嚎叫声惊动了狗，它猛然抬起头，警惕地观望四周。嚎叫声破墙而出，在很远很黑的地方回响。我吓得哭起来，紧紧搂住狗头，哇哇哇地。嚎叫声刚爬到山尖上，冷不防一脚踩空，倏然滑下来，耷拉在弓子上，气若游丝。父亲说：“哭啥嘛，没出息。好啦，我光拉不唱了。”我还在哭，心里的抖像水波那样传播到了浑身每个毛孔，也传播给了狗。父亲果然安静下来，也不拿脑袋撞墙了，慢慢地拉，慢慢地重回佳境。我听不来他拉的是什么曲调，但从他的凝重他的嚎叫他的疯狂里，我还是捕捉到了琴声里闪现的一些影子。我一直收藏着那些影子，多年后我终于找到了恰当的词语来描述它们：孤独，忧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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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天过去了，秋天也渐渐显露出了尾巴。几百亩地的麦子和玉米收完了，同事们回到了城里，商量着分粮食的事。父亲一个人继续留在农场里，看护一院残破的房子和白花花望不到尽头的土地。从耕地，播种，到收割，打场，父亲参与了粮食生产的整个过程，却给家里拿不回来一粒粮食。电影公司也给他分粮食，但连他一个人都不够吃。好在他还有工资，有粮证上每月二十八斤半的定量粮，好在母亲乡下娘家不时的接济，我们娘仨在城里勉强维持着瘦长的日子。每个周末，父亲骑自行车赶十几公里的路回到城里的家，后面托架上往往夹一把韭菜，或者驮一袋土豆，那些都是他在农场院子后面的荒地上种的。父亲带回来的，还有他的影子。有重量的的影子随着他破门而入，终年缺乏光线的屋子顿时整个陷落下去。我太小，不明白这影子的重量来自哪里，就像屋子的陷落，我只感到窒息和惶恐。父亲从书柜里拿出用旧报纸揉成团塞住口的酒瓶来，就着花生米喝，一粒，一粒，他吃得很慢，但是少半瓶酒很快就下肚了。然后，他叫我过去，听我背陋室铭，也看我用毛笔默写这篇文章。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往来无白丁，谈笑有鸿儒；斯是陋室，唯吾德馨……我结结巴巴地背，哆哆嗦嗦地写。我的表现很让父亲失望。他显得极不耐烦，频频向一个不满六岁的孩子动手。背错了，就打嘴。写错了，就打手。还不能哭，一哭就骂我没出息。我抹着泪看身边的母亲，母亲赶紧把潮湿的疼痛的目光扭过去，母亲赶紧起身撩起门帘消失在厨房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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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亲拉二胡，拉不出个什么调调来，但是很感染人。这是听过他拉二胡的同事说的。我对调调不感兴趣，但对他夸张的肢体动作和嚎叫般的高歌，总是本能地感到惊悚和战栗。很多年后，回想当初在农场听他拉二胡的情景，我依然不寒而栗。拉完二胡，父亲还要卷一根莫合烟，慢慢地抽完，才进屋。在摇摇摆摆的烛光里，他用毛巾仔细地擦拭琴身和琴弦，然后从抽屉翻出一块暗黄的松香，一根一根，抹过琴弦，屋子里顿时弥漫出一股好闻的气味。松香是他在县城百货公司买的，有时用完了，他就在门外杨树树干上掰下几块树胶来替代。看得出来，他很爱惜这把二胡，像他的命根子，或者别的什么。巨大的黑笼盖了农场的夜，一豆烛光艰难地撑亮一间屋子。深秋的风刮过荒野，刮过院子，胡乱地叩击木门。我蜷缩在床上，把头塞进有着浓浓烟臭味汗臭味脚臭味的被子里。我害怕风把门砸破把屋子掀翻，害怕风把我吹到怪声起伏的荒野里。父亲不害怕，他好像什么都不怕，哼着刚刚拉过的曲子，若无其事地读书。他带到农场里的书很多，我记着的有昭明文选，阅微草堂笔记，二胡曲集，好像还有一本红色封面的天安门诗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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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到县城家里的父亲，是沉默的，也是暴躁的。他打我，因为我背诵和默写陋室铭老出错。他也打我母亲，因为很多年后我才逐渐明白的不堪回首的生活。父亲是右派，三十六岁才结婚，母亲是乡下的，比父亲小十几岁，进城后没有户口，而户口意味着在城里每个月定量的供应粮。父亲不忍心看着我们娘仨在城里遭罪（不仅仅是挨饿，还经常受别人的欺负），几次向母亲提出离婚。我记得母亲有一次哭着对我说，你爸要和我离婚，你爸还说了，你和你弟，我们一人带一个。我问母亲，什么叫离婚。母亲说，就是分开过。这怎么行，我怎么能和弟弟分开呢？我会想他的，他一直穿我的改小的衣服裤子，却把一根煮熟的胡萝卜故意折成一长一短两截，总是把长的那一截给我。我伤心地不知怎么办才好，一看见弟弟就忍不住眼睛和鼻子一起发酸，似乎我们马上就要分开了。一个星期天的中午，父亲和母亲又吵架了，吵得很凶，屋顶都快要揭掉了。我和弟弟躲在厨房里不敢出来。我再次听到离婚两个字，是父亲说的。我还听见父亲说，我不能拖累了你，也不能让两个儿子受罪。母亲也嚷着，我跟着你进了城，乡下的地也给收了，我怎么回去，再说了，再苦也得把娃儿们养大，他们要么没老子要么没娘母子以后怎么办，要离婚两个娃儿我都带走。我伤心地抱住弟弟呜呜地哭，弟弟的眼泪也刷刷刷地飞落到我的肩膀上。后来，母亲跑出去了。我和弟弟顾不上父亲的大吵大叫，拉着手跑出去找母亲。母亲躲在院门口的茅房里悄悄哭着。我们站在外面喊她，她不应。推茅房门，推不开。顺着手头宽的门缝，我看见母亲站在门背后，一边哭，一边用剪子胡乱地绞着散开在前胸的头发。母亲有两根好看的长辫子，又粗又亮，现在她要把它们绞掉。我和弟弟握紧拳头砸门，哀求母亲出来，也哀求母亲不要绞头发。母亲终于出来了。她披头散发，一把把我们揽进怀里。我们娘仨，顾不得茅房门口的脏和臭，跪在地上，抱成一团放声大哭。那个中午，阳光毫无遮拦地照在我们身上，空茫，悲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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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影公司的农场在茅庵（音读奄）河滩的深处，四周没有人烟。在父亲刚去的时候，那里还住着一个老头。我见过那个老头，驼背，光头，腿还有些瘸。他把茅庵河滩说成毛野河滩，这让我马上就联想到外婆讲的故事频频出现的毛野人。我起先不肯去那里，担心晚上碰见毛野人，可经不住父亲的诱劝，就去了。那个老头摸着我的头，不说话，阴阴地笑。我不喜欢他，好在他很快就死了。他留下了一只狗，和几只兔子。狗很解人意，也很忠诚，整天跟着我在农场的地埂上林子里疯跑，还添我的脚心我的脸。兔子养在院子里专门挖出来的大坑里，上面搭着树枝和麦草，我拔来青草扔下去，咽着口水看它们吃。狗已经很老了，电影公司的领导说干脆杀了给大家分些狗肉吃，农场里有我父亲看着就行了。父亲知道后火冒三丈地找领导，听说还拍了桌子摔了杯子，那条狗算是保住了。不过电影公司的人还是吃到了肉，兔子肉。兔子繁殖得和老鼠一样快，一窝一窝地下，简直就是产肉的机器。满坑的兔子，不是按块分，而是按只分，除了父亲，每个人都能分到了两三只。最后，老书记说话了，父亲总算分到了一只。那天，我们全家四口人在农场美美地吃了一回红烧兔子肉。狗也吃了，两根腿骨，它吧唧吧唧啃了一个下午。夜幕落下来，我们坐在院子里说话，看见父亲母亲难得的开心，我们兄弟俩像过六一，像过年。父亲拿出二胡，端坐树下，像在一个人的舞台上，独自演奏。那天，他没有把脑袋一下一下撞在看不见的墙上，也没有嚎叫般地高歌。他的动作轻柔，节制，琴声舒缓，流畅。母亲跟着轻声哼唱，脚板合着节拍敲击地面。夜空像水洗过的一样纯净，半弯明月荡过枝头，荡过院墙，也荡过琴声，荡过流淌在我们每个人心间的安详和喜悦。父亲一首接着一首地拉，拉完了，骄傲地说，我年轻的时候拉得比现在好。母亲咯咯地笑着，说，吹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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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亲左手中指断了一截。他说那是他在刚被打成右派被下放劳改的时候，有一次背石头，因为肚子饿，头昏眼花，两腿发软，倒在地上，石头滚落下来把他的指头给砸断了。我的女儿两岁过一点的时候开始学着数数字。她掰着爷爷的指头数来数去，又掰着自己的指头数来数去，最后哭着说爷爷怎么只有九个半指头。我们笑岔了气。父亲左手少了半截指头，多少影响了他拉二胡按弦的精准度。很多时候，他不得不用食指代劳，但是那样又会影响到节奏，尤其是连音部分，就显得很吃力了。看了几年农场后，上面落实政策，他平反了，回到了电影公司当会计，我们娘仨的户口也落到了城里。父亲每天晚饭后，都要坐在门前拉一会二胡。我仔细观察过他的手指，每一根都瘦长，黝黑，而且干硬，缺乏必要的柔软和灵活，关节处又无一例外地突兀，硕大。看着它们，我轻易就联想到了干枯的桃树枝。很多年后，我练习弹吉他，才渐渐明白，像父亲那样干硬的手指，而且左手中指又少了半截，其实根本不适合拉琴。在我的记忆里，已经无法完全复原他拉出的曲调，但可以想象得出，那曲调一定也是干硬的，音符的变化一定也是突兀的。有句话说，十指连心。顺着父亲干硬的手指，我似乎看到了他的内心。可以肯定的是，那些在琴弦上伸缩移动的手指，至少暗藏了他起伏的命运，包括劳改时饿着肚子背石头背死人，包括在农场扬起镐头开荒种地，也包括他的孤独和屈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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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便如此，在命运跌至深渊的时候，父亲还是选择了拉琴，选择了用琴声来释放苦闷，选择了指头在琴弦上的舞动。父亲需要一个出口，来释放内心积郁太久的哭泣。而在对父亲拉二胡情景的回忆当中，我渐渐被一种若隐若现的东西紧紧纠缠。它来自父亲的苦闷、暴躁，也来自父亲的无奈、矛盾。父亲在自己的舞台上，用二胡一遍一遍独奏着他的日渐枯萎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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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父亲的独奏，我对音乐的理解从开始就偏向于孤独和忧伤。我攒下吃冰棍的钱，九岁那年买了一根笛子（笛子算是最便宜的一种乐器了），无师自通地在嘴角吹起了几个水泡后终于学会了像我从山上来带来兰花草那样的流行歌曲。后来，不知从哪里弄来一把口琴，深呼深吸，日出日落，居然吹出了几首歌。上大学后，我想学吉他，写信跟父亲要钱买吉他，父亲很快就寄钱寄信过来。信里说：他在当右派的那些年，一直靠拉二胡来排解内心的苦闷；会一种乐器是好事，可以让自己的生活不至于太单调；支持我买一把吉他，希望我能弹出个调调来。我买了一把金雀吉他，然后用一辆从家里托运过去的自行车向同学换来一本吉他乐谱书。乐理，指法，和弦，古典，民谣，我把大学的诸多时光放心地交付给了吉他，在六根金属的或者尼纶的琴弦上，我弹拨着我的青春，我的迷惘我的举目四望。毕业归乡，我继续沉浸在用吉他弹奏的悲伤的西班牙水边的阿狄丽达里。父亲对我的弹奏，从来不屑一顾，甚至对我实施冷酷的打击，说我不够指法熟练，说我节奏把握得不好，说我崇洋媚外。这么说的时候，我们家已经搬了许多次，那把二胡早已不知去向，坐在沙发里，他像一个虚弱的影子，目光浑浊，言语迟钝。其实，他想说的是，我缺乏他当年拉二胡时的激情，哪怕那种激情的释放是悲苦的，压抑的。我不以为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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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了的父亲，没有了二胡的父亲，有时候还能断断续续哼出几句他拉过的曲调，好像是二泉映月，好像是良宵，又好像哪个都不是。一次，他拿过来那本二胡曲集，翻出这两首来让我用吉他弹给他听。我没能流畅地弹出来，他很失望，默默地回书房睡觉了。去年夏天，父亲懂了一次前列腺手术。出院后，他看上去老了很多，不是白发，不是皱纹，也不是饭量的骤减和睡眠的突增，而是对身边事物异常的关注和思维的间歇性混乱。多少年了，母亲说他做了一辈子的甩手掌柜，家里的什么事情他都不管不问，连油瓶倒了也不愿去扶。可是现在，他总是尽力染指家庭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不论我们在家里做什么，他都要过问都要在跟前盯着，似乎怕我们弄坏甚至带走了他的什么宝贝。而且，他对我们说起的每件事情都要及时表达出自己的想法，而他的表达又是那么混乱那么莫名其妙，仿佛他置身另一个时空针对着另一件毫无相干的事情。所有这些迹象，都在说明他的衰老。而一个生命的衰老，是没有办法扭转的。父亲的时光，肉体和情感正在渐渐萎缩下去，像照在舞台上的灯光正在渐渐暗淡。沉默呆滞，自言自语，猛然间暴跳如雷，继而鼾声大作……在日益沉陷和消隐的生命里，父亲出乎本能地选择了他的方式，来完成着最后的独奏。这一次，他无需二胡，或者别的哪样乐器，也无需他的九根半手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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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躺在阳台上的长椅里，一种奇怪的不间断的哆嗦从父亲的手指传向嘴唇，又顺着散漫的目光飘向窗外，他却浑然不觉。我只想每天都能看到太阳升起，看到孩子微笑——他断断续续地说，像是对着窗外看不见的风，又像是对着细弱的流云，对着苍茫的光，一遍，又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