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眼睛与耳朵的盛宴

　　　　　　　　　　　　　　　　　　　露天电影
　　小区停电，家里没有备蜡烛，电视看不了，文字也写不成，正好领着女儿散步去。因为工作忙，也有些时日没有带她出去走走了。 　　街上有电，明晃晃的路灯白得耀眼，刺得人眼睛发疼，商店门前闪烁的霓虹灯显示着小城的繁华。广场上挤满了人，隐隐地从人堆里传出吹拉弹唱的声音，忽想起下班的时候路过广场，见一广告牌上写着今天晚上夕阳红演出队在这儿有个晚会，现在，八成是老人们的演出已经开始了。 　　不想往人堆里扎，正好女儿对这些咿咿呀呀的声音也不感兴趣，牵着女儿的小手，父女俩顺着街道慢慢往前走，街道上车来人往，也有淡淡的风，就这么走着，顺便想想心事，倒也惬意。 　　“爸爸，前面在放电影呢”，女儿摇了摇我，抬头一看，可不是吗，前面的人行道上，散乱地摆放着几张桌凳，一大堆人围坐在那里，一边吃着什么，一边抬着头看。路边是一家经营快餐的饭店，店主从楼房的第二层上，伸出两根绳子，和灯柱上的两根绳子一起固定住了一块方方正正的黑边白地的银幕，正是儿时常见的那种小银幕。银幕上正在放映的也是儿时常看的《地道战》，真不知道这么老的片子是从哪儿弄来的。一边看老片，一边吃夜宵，老板还真是个生意精，亏他想出这样一个招徕顾客的法儿来。 　　这样的露天电影，让我感到很亲切，因为,我的童年就是伴着露天电影度过的。 　　小时候，公社有个电影放映队，两个放映员，正常情况下，一部片子都是十几个大队轮流着放。只要一听说哪儿放电影，我们常常是不吃晚饭便早早赶了去，抢占有利地形坐好。有时因路远去晚了，正面没有了好位置，只好去银幕的背面，一般来说，银幕的背面要么是池塘要么是高墙或者是庄稼地，要看只能离银幕很近，虽然头要仰得很高，眼睛还要不停地左右移动，一部电影看下来，脖子也发酸，眼睛也发花，但也并不觉得有多苦，毕竟，有得看总比没得看强，至于人物的左手成了右手之类的对于我们来说都无所谓，反正不会把好人看成了坏人。 　　当银幕上出现一个大大的“静”字时，电影就要开场了。在放完《新闻简报》１号、２号后，正片正式开始，清一色的战斗故事片，结局不看都知道，一定是我方大胜，敌人大败，然这正是我们所需要的。一遍不过瘾，又看两遍、三遍，直至故事情节烂熟于心，《渡江侦察记》《南征北战》《地道战》《地雷战》《闪闪的红星》《铁道游击队》《平原游击队》《小兵张嘎》《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桥》等影片就是这样走进了我的记忆。电影放映过程中，最怕烧片，一遇到这种情况，放映员就要手忙脚乱接好大一阵。影片被烧了一截，虽然内容早就烂熟于心，但心里总不是滋味，总觉得少了点什么。也有顽皮的孩子，故意用头遮住光线，除了放映员会在喇叭里叫“前面的小孩头挡住了光线，请让让”外，还会引来观众的一片骂声。电影散场后，也会有一群孩子跑到银幕背后，借着皎洁的月光寻找子弹壳…… 　　看完了一场电影，孩子们的游戏就有了新的内容，小伙伴们往往会模仿电影里的情节分成敌我两派，当然谁都不愿意做坏人，但又不能都当好人，这就要在分派之前猜石头剪子布，胜的一方兴高采烈的做了好人，输的那一方尽管有些垂头丧气，但还是会硬着头皮去做好人追击的对象的…… 　　在那样的年代，露天电影让老百姓贫瘠的文化生活多少有了点亮色。 　　…… 　　“爸爸，我们走吧”，女儿把我的思绪从遥远的记忆长河中拉回，抬头一看，电影还在继续，而观者已经寥寥。是啊，走吧，也是该走的时候了，毕竟，现在不比从前了，电影院里有高质量的影片可看，家里也有电视机、影碟机，谁还会把这样的影片当作一回事？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了，美好的回忆也只能留在记忆中了。
　　　　　　　　　　　　　　　　　　　　看戏
　　准确地说，那不算什么戏班子，只是个文艺宣传队而已，而且是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跟老的戏班子有着本质的区别。 　　这样的宣传队,每个大队都有一支，成员多由城里下来的知青组成，也有几个年纪比较大的，多为乡村里比较活跃的能跳会唱的人物。 　　每到农闲时节，宣传队就开始忙活了，先是请人写本子，然后排戏，十天半个月下来，戏也排的差不多了，就该开始汇报演出了，先是在大队演出，然后再到各个生产队去巡回，有时公社、县里还要调演，一场戏总要热闹个个把月。 　　演出季节，每到傍晚时分，离的老远就能听到“咚咚锵、咚咚锵、咚咚锵咚锵咚锵”的锣鼓家伙声，不用问在哪个生产队演出，顺着鼓声找去就是。老家在平原地带，宣传队那面直径约有一米的牛皮大鼓声能传出十里开外，如果顺风,那声音还会传得更远，因此就有跑了大半天鼓声还在前面的情况发生，又不能半途回去，等到终于看到舞台上汽灯的光亮时，演出已过大半。 　　这样的事情，自然少不了我们这些爱热闹的孩子。 　　舞台很简陋，多数就安排在生产队的打谷场上，选一块几十平米的空地，在周围拉上一道线或是放上几块土坯，中间放张桌子几把椅子，点亮几盏贼亮的汽灯，后面竖起一面用高粱秸秆编的帘子，一个舞台就搭好了，高粱秸秆编织的帘子就是前台和后台的分界，演员在后面的公房里化好妆，然后从帘子后面出来唱戏。舞台旁边有人拿个本子蹲着，如果哪个演员忘了台词，他会在旁边提上两句，起的是舞台监督和导演的作用。 　　演出剧目的剧情很简单，无非就是那个年代最流行的，什么地主老财压迫农民、剥削农民，共产党毛主席的队伍来了，打倒地主，解放了受苦受难的劳苦大众之类，唱腔也是老一套的老淮调，咿咿呀呀，单调难听的很，如果是放在现在，相信是不会有什么人去看的，可是在那个时候，却十分地受欢迎。对于我们这些孩子来说，最喜欢看的就是那个鼻子下贴着一撮猪毛当小胡子的地主老财出场了，现在想来，那个角色大约相当于戏剧里的小丑。 　　宣传队的姑娘小伙子多为城里的知青，也有少数本地人，都是从整个大队几千人中挑选出来的，丰神俊朗，俏丽妩媚，在乡下，自是人中龙凤。现在想想，很多姑娘小伙子去看演出，与其说是去看戏，倒不如说去看人。 　　双林是南京来的随父母下放的知青，宣传队里的头牌小生，扮演的角色自是正面人物，每次他出场，一身的绿军装，红帽徽、红领章，腰扎皮带，挎着盒子枪，那盒子枪实际上就是发令枪，装上电光泡，一扣扳机可以发出两响，枪上系着一大块红绸布，扮相英俊，威风凛凛，气宇轩昂，往台口一站，立刻便会博得满场彩声，周围的大姑娘、小媳妇眼睛亮亮的，都会发出奇异的光。双林也是那个时候的我崇拜的偶像，最羡慕的是他腰间的发令枪和他那身绿军装。 　　小丽就是本地的姑娘，我们隔壁生产队人，宣传队里的当家花旦，她的出场，一样能引得全场骚动，本来站在后面的小伙子们都会往前凑。 　　一个俊男，一个靓女，又正值青春年华，情窦初开，在一个宣传队里呆久了，自然就会产生情愫，乡下人有成人之美之美德，自然就有好事者为两人提亲，至于结果如何，因为很快地我就随着爸爸妈妈搬到了外地，又没有听老家来人提过，也就不太清楚了，只是隐约听说，后来双林全家都回了城，他却留在了本地的一家酒厂工作。 　　在这样的一个夜晚，我一个人坐在寂寞的电脑前，就这样想着二三十年前的这些旧事，突然很怀念老家。
　　　　　　　　　　　　　　　　　　　　听书
　　就像候鸟，每年农忙过后，他们便会翩然而至。 　　说翩然可能有点夸张，他们不能那么潇洒，正常情况下，他是叫一个孩子用一根细竹竿牵着过来的，低着头，佝偻着背。 　　说书的人是个瞎子。 　　多年以后，当我回忆起当年在家乡听书的情景时，脑海中浮现的就是这样的形象。 　　他们从遥远的北方来，具体来自何处，翻了多少座山，过了多少道水，走了多少里路，没有人知道。 　　农村穷，农民们的文化生活除了看电影看戏外就只能赌钱吹牛了，而电影、演出又不常有，正好这个时候说书的先生来了，辛苦了一季的汉子们有了可以消遣的好去处，可以打发寂寥无聊的长夜，可以结识书中的英雄好汉，可以给今后的吹牛增加谈资，自是比想赌钱又囊中羞涩来得潇洒惬意多了。 　　说书先生要求不高，只要能管饭，临走的时候每家再能凑上点玉米小麦什么的让他带回去就足可以让他在庄上呆上十天半月，这样的要求自是容易满足，就有生产队长拎着个布口袋挨家挨户义务为他收粮食，庄户人倒也大方，每家都会毫不吝啬地从快要见底的土瓮里挖上一碗玉米或是小麦来。 　　在我的记忆中，这样的书场一般都安排在邻村的打谷场上，碰上下雨天，就会临时搬进宽敞的牛棚中。 　　月明星稀的夜晚，草草吃点晚饭，我就会搬张小凳，屁颠屁颠地跟在舅舅身后，往邻村书场去。 　　青白色的月光下，小路像条细长的带子，弯弯曲曲向前延伸，路边的草丛中田野里有小虫在唧唧，有青蛙在呱呱，有萤火虫提着灯笼东瞧瞧西看看。去邻村要经过一口大大的池塘，传说塘中有水鬼出没，每次经过那里，总要目不斜视，屏住呼吸，大气都不敢出一口，更不敢说往塘中看上一眼，过了水塘好远，才会松开紧紧拉住舅舅的手，而这个时候，手心早已是凉凉的、湿湿的了。 　　这样的恐惧到了书场就会消失殆尽。 　　因为听书只要带耳朵就行了，所以书场很少会有灯，也不用选什么好位置，随便找个角落坐下就行，只要可以听清楚。 　　“啪”的一声，响板往桌上一砸，满场叽叽喳喳的谈闲声戛然而止，全场听众激灵一下打起精神。正常情况下，说书人在正式开始说书前，总要先来几段快板或者说些身边事，这些就像正餐之前的点心，让先来的听众垫垫肚子，据说这样可以把在场听众的注意力吸引过来，不至于因等急了起哄，说书人就能有比较充足的时间等因为路远还没赶到的书迷，毕竟，农村人听个书也不容易。等到说书人觉得火候差不多的时候，再次啪地一敲响木，大书开始了：“上回书说到宋军与金军开战，两军主帅岳飞和金兀术在阵前决斗。那金兀术趁岳飞不注意，举起金雀开山大斧，一斧朝岳飞劈去。好个岳飞，真是神勇，在斧快近身之时，一个侧转，躲过斧，顺势朝前一扑，挺枪直刺金兀术面门。金兀术不防岳飞轻易躲过，见枪已到，慌忙后仰，那枪从鼻尖险插而过，吓得金兀术一身冷汗。这时岳飞的第二枪又跟着直逼过来……”说书人说的起劲，听书人听的痴迷，听到精彩处，往往会爆发出几声好来，有时正说到关键处，说书人会突然停下来，放下手中的鼓椎，端起桌上的茶碗慢条斯理地喝上几口，再说几句闲话，惹得众人心痒难熬，一起央求：“先生你快讲吧”，看着众人火急火燎的样子，虚荣心得到满足的说书先生继续往下说……夜深了，说书先生看看时间也差不多了，就会留下个扣子：“且听下回分解”，任众人再怎么求，也绝不再开口，众人没辙，只好怏怏地往回走，第二天早早地就又到了书场。这样，一部书往往要说上十天半月，才能放说书先生走。 　　在那个年代，说书人的声音在我小小的心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直到今天，我的脑海里还会时不时地冒出“大小眼福彪”、“闪电手曹昆”这样的名字来。 　　真得感谢说书先生，是他让我在幼时贫乏的农村生活中感受到了快乐，也是他在我幼小的心灵中早早埋下了文学的种子。说书，于他来说是为了生计，对我来说，却是最早的文学熏陶。 　　而今，说书先生在我的家乡早就绝迹，那次在央视上看到个介绍说书艺人的电视片，封存了二三十年的记忆碎片又在我的心湖中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