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穷过节

　　　　　　　　　　　　　　　　　　　　穷过节 　　　　　　　　　　　　　　　　　　　　胡华强 　　读到朋友写的一篇题为《穷过年》的散文，一下子钩起了我对自己童年生活的一段记忆。 　　正如我的朋友所写到的那样，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农村，生产队每年在端午、中秋和大年时都要宰两三头猪来分给各家各户过节。说实话，童年时对节日的体会那才算是真正的快乐体验，在热切的期盼中真的好像空气中都弥漫着节日的气氛。而把这种气氛推到高潮的就是生产队里杀猪。这种事一般都是在下午进行，全队两三百人，不管男女老少，只要有空的都聚集到了养猪场，人们脸上洋溢着兴奋，这是平时很少看到的轻松情景。大家随意地聚集成堆，在房前屋后要么席地而坐，要么抓一把干草垫在屁股下面，不停地抽着叶子烟，放肆地吐着大泡大泡的口水，扯一些乱七八糟的闲话。偶尔会有人把颈子一伸——张蒿子，刀磨好了没有啊？这更激发了人们期盼的情绪。于是就有人自告奋勇地说——张蒿子，把刀拿来我帮你磨。便真的站起来去翻张蒿子的背篓。屠夫张蒿子就大声地吼——要你鸡巴多事，我昨天就磨好了的！于是大家一阵哄笑。 　　张蒿子是队上的屠夫，由于当时农村普遍的贫穷，他的杀猪刀一年到头也开不了几次荤，他的形象一点也没有小说电影中经常刻画的屠夫那样的肥胖粗鲁的样子，相反，他是一个看起来比较委琐而又瘦小的中年人，平常少言寡语，还常常被一些无聊的人捉弄。但是今天的张蒿子却俨然一位英雄，一位指挥若定的大将军，让人们倍增了敬意。 　　终于听到了猪儿的嚎叫，那是性急的人打开了猪圈门正在把猪儿往外拖，于是吹闲牛的人们便空前兴奋起来，全都跑过去凑热闹，把个养猪场的屋子都挤得水泄不通，猪儿也赶不出来。这时，张蒿子就大声地吼——让开噻让开噻，咯老子些屁眼儿沙沙的！他骂人，人们并不恼，笑嘻嘻地退出来，让出一条路。张蒿子走过去找照着猪儿的屁股一巴掌，那刚才还赖着不走的猪儿一个箭步就射到了院坝上。人们于是对张蒿子更加佩服，都说，屠夫天生就是猪儿的克星，屠夫要猪儿去死猪儿就会乖乖听话的——人们这样说的时候是真的相信屠夫有着控制牲畜的道法的。 　　开始杀猪了。男人们自觉地站过去帮着把猪按到在高板凳上，还有一些男人想帮忙已经没有机会，便在一边嘿嘿地吼着帮“干忙”，一头被按到的猪，它的尾巴常常都是被好几个人揪着，更不用说其他部位了。一阵嚎叫之后，那声音渐渐弱了下来，最后是咝咝的声音，然后砰的一声，绝命的猪儿从高板凳上翻到地上，声音沉闷。张蒿子把杀猪刀在猪儿的身上反复的拭了几遍，点燃了一根叶子烟，一副踌躇满志的样子。接下来是吹气烫毛开膛破肚，翻肠子，这些都是人们百看不厌的情节，不仅仅是小孩子，大人也是如此，充满了新奇和兴奋。 　　朋友在他的文章中所谈到的分肉的办法，估计在当时的农村各地大同小异，也就是把猪内脏、猪带头和猪的躯干各自按照事先商定的比例折算好，然后在根据全队人口算出平均值（这里自然还要考虑到小孩减半的因素），再计算出每一户该分的分量。这些数据看起来很复杂，其实会计是很能干的，用不了多久就完成了。社员们在会计还没有算出来之前，通过心算就已经算好了自己家可以分到的分量。 　　接下来是抓阄，确定分肉的顺序。这是最让每户人家紧张的时候。在当时农村人一年到头开不了几次荤，肚肠早被粗砺的食物搅得来没有了一滴油水。朋友在文章中说，这时的人们的味觉已经很迟钝，我认为恰恰相反，由于长期的饥饿，人们对美味的感觉到了难以想象的敏感程度，看到案板上的肥腻的猪肉，真的像俗话所说的那样——喉咙里都伸出爪子来了。人们最想分到的是最肥的部位，最怕分到的是最瘦的部位。当然也有例外，那些人口比较多的人家，担心即使分到最肥的部位也不够吃，于是便主动提出要猪头或者猪下水，因为那些东西折算过后分量较多。这样的要求一般都不会有人反对，这种图数量不图质量的要求也只有少数的家庭会提出来，是一种明显吃亏而不得已的要求，这样的要求谁还会反对呢？ 　　开始分肉了。分到瘦肉的，叹息一声提着肉走了；分到肥肉的，在人们羡慕的目光中笑嘻嘻地离开了。肉越来越少，人也越来越少。田野里晃动着星星火把，弥漫起浓烈的炊烟的气息。最后一个人点着火把离开后，张蒿子开始收拾自己的家什，这时会计过来说，走，喝酒去。张蒿子也不说话，他知道这其实是一个惯例了，每次杀猪，队上的干部都会留下那么一点肉，几块猪血，一截粉肠，找一户人家煮好，与屠户一起干一顿苕干酒。 　　大人的故事讲到这里就完了，我还要讲一个小孩儿与分肉的故事。小孩儿是我一个院子里的堂兄弟，年龄与我差不多。好像是在一年的中秋节的头天晚上，我的父亲刚刚提回分到的肉不久，我突然听到了我那堂兄弟在大声号啕，并且还在奔跑，接着又听到了他父亲的追赶和咒骂，又听到了他母亲在院坝上呜呜的哭声。很快我们就知道了，原来是生产队分肉时，他们家排到了最后，可能是由于计算失误或者是称量失准，分到他家时只剩下一根猪尾巴了。他父亲不得已只好把一根猪尾巴提了回去，在家里苦苦等待的他看见父亲只提了一根猪尾巴回来，急得来放声大哭，哭得本来就赌着气的他父亲火起，伸手就是一巴掌扇了过去，他于是捂着脸跑出了家门……后来我记得是我的父亲与我的母亲商量，我的母亲把我们家分得的肉切了一半给他们家送了过去。第二天的中午，我看到了我那堂兄弟端着碗，坐在他家门槛上笑眯眯地吃着饭。 　　这就是我对童年时过节的一种记忆——快乐中夹杂着忧伤。 　　　　　　　　　　　　　　　　　　　　　　2006、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