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春天（原创）

      那年春天，连翘花盛开的时节，我到县委宣传部上班。那一年，我30岁。接到通知时，我去理发店做头发，刚吹了一半，停电了。没办法，只好顶着一边高一边低的发型，走进县委大院。

      想到连翘花，是因为我未进到部里，就参与了一本征文的编写，分我到朱阳关壮子沟采访林业专业户杜永正。娃只有一岁，也没有车，就没去采访，只按着现有的材料敷衍了一篇，效果还不错。文章的开头就是，连翘花盛开的季节。

     办公室设在县委二楼最东边一间平时做小会议室的房子里，敞亮，空旷，名为“社教办”，从全县各有关单位抽调人员组成的，主任李彦山，县纪检委派来的，副主任揣予苏，组织部来的，成员有马书东，县委政研室，胡云智，县委组织部，还有一个郑建，属于县政府办的。大家围着一张大办公桌办公。

    我那时身材长得象贾玲，却没有贾玲的小酒窝，没有在正规单位上过班，没有见过世面，不会收拾打扮，心里很自卑。但大家对我都很好，完全看不出我心底里的“小”来。和马书东、胡云智在一起还照过像，照片上大家笑得很灿烂。过后和他俩的关系也比较亲切。
     马书东借过我的《曼哈顿的中国女人》、《北京人在纽约》等书，他是个喜欢读书的年轻人。后来马书东到狮子坪当乡长，一次酒驾车祸身亡，我感到十分痛惜。胡云智后来办打印店，我还到他店里学电脑打字等。

    那时苏联刚刚解体，上边要求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社教”，我也是应这个运动而调到宣传部的。

      调动的事已经进行一年多了，从怀娃到娃生下来一岁，中间磕磕绊绊一直没弄成。先是说去县委政研室，政研室正副主任都十分同意。

      儿子四个月时，带上到他到西南山调研，住在街上一家旅社里，夜里蚊子在孩子左脸蛋叮了一个包，又在右脸上叮了一个，两相对称，把我心疼的要死。
      第二天中午过老灌河，去南峪沟村调研时，踩着列石走到河中心，暑气蒸腾，儿子忽然大哭，声音十分惨烈，很是骇人。于是赶快退回来。娘俩坐林业局的顺车，赶快回城了，留下老公，替我调研。随后写了一篇“现状问题和前景”的林业长篇调研文章，还到王村调研，写了一篇农村医疗卫生状况的小文章，两位主任都很满意。但县委办公室主任不同意了。

     他说，县委办不要女同志。女同志带着孩子，婆婆妈妈的事多。政研室那时虽是一个独立单位，但人、财、物受县委办管，他一句话，我的事就黄了。也难怪，抱着孩子去求职，哪个领导不发怵？那段时间，老公经常骑着一辆二八破自行车去找政研室主任，追得不行，主任最后才说了底话。

     去县委宣传部也是个意外，一天，老公拿着我的文章给宣传部副部长常金泰看，常部长连声问，这是你写的？这是你写的？老公说，这是我媳子写的。常部长有点失望，说，要是你写的就好了。但他还是把我推荐给宣传部正部长刘保国了。刘部长是县委常委，有权力向组织部要求调人。刘部长看了文章，连声称好。但他说，都答应调那个谁了，咋办？那个谁就是小马平平，当时在城郊一所小学教书，水平也可以，其父在县委办工作。刘部长稍加作难后，果断决定，两个都要。

     这中间扯扯顿顿调不成，又听说县文联缺人，有一天我两口就抱着孩子去文联主席杜玉峰家打探消息。杜是个非常温和的好人，家住在大渠边。我们进去坐了一会儿，说明情况，杜说，文联受宣传部管辖，进人的事他也不当家，但到时候可以给我们添好言。
     临走时，他说，以后出去找事，不要抱着孩子。他是好心提醒我们，他媳妇却在一边拿眼瞪他。我们理解，他肯定不是嫌我们去他家抱孩子，而是提醒我们，你出去找工作，抱个吃奶的孩子，人家该要你都不要了。

       一时半会，去宣传部去不了，我们又去找林业局局长，然后就暂时去了林科所。不记得去找局长在前还是找文联主席在前，反正是去局长家，也抱着孩子。局长媳妇还给儿子用红线绑了20块钱，让我很不好意思。

      在林科所上了三个月班，跟上所长做汽水、剪核桃树枝。这天随所长拉架子车去黑马渠送完汽水，回来时接到宣传部电话，让下午去报到。中午就赶快去理发店做头发。

      后来据说，宣传部刘部长曾接连催促组织部，让组织部给我下调动通知。这时社教办要抽人，刘部长催的更紧了，我这才来到宣传部。这时小马平平已先我十多天来到宣传部了。
  
      去林科所上班时，儿子才10个月。没有任何准备工作，可谓大撒把。从怀他到生下，一年多时间我没有工作没有工资，老公又辞了工作去黑了宿搞实验林场，两人都没有收入，日子过得叮当响。
      第一天去林科所报到时，就抱着儿子去了。林科所在去党校的路上。一路上坡，抱着孩子气喘吁吁。到林科所时，正逢开职工会，我就把孩子交给林科所一个大嫂，让她帮我带一会儿，我进了会场。会还没有散，大嫂就跑来，说孩子哭得厉害，无奈，我又出来抱他。在林科所上了三个月班，孩子是怎么弄的，都忘了。

      去宣传部上班后，才找了一墙之隔一个大嫂亮亮妈帮我带孩子，一个月40块钱。
亮亮妈四十来岁，人很好，就是有点松松垮垮，高腔大嗓子，带孩子也是粗粗鲁鲁。好在只是上班时她帮我捉一会儿，一下班就接回来了。
      婆婆在灵宝，家里一大窝子，还有地，暂时来不了。我妈年令大，家里鸡哩狗哩，也是走不脱。再说，来了往哪住？一间筒子楼，20来平米，一张床，一个烂沙发，藏不住个人。没有厨房，去厕所要绕大半个院子，早上掂个尿盆子要走好一会儿，十几家人共用一个水管。条件差得很。

      到社教办上班的第二天，领导给我分了一个任务，让我通知各乡镇有关人员第二天来社教办开会。几点几分，什么人，注意什么事项。

      天哪，拿起电话，我不会说话。从来没有捏过电话，也没听过各乡镇的名字，朱阳关呀，徐家湾呀。同事还不熟悉，总不能说自己不会打电话，让人家帮忙吧？怎么办？我急出一身汗。最后把通知单拿回家，下午让老公用种子库的电话，帮我通知了一遍。以后怎样学会打电话的，都忘记了。

     在社教办，我的主要任务是写材料。记得有一次，着急要一个材料，我夜里加班写。社教办主任就上门来取。他进门的时候，孩子刚拉了一泡屎，我急忙用一块煤灰盖住，好尴尬啊。

      一年多后，社教完成，我回到宣传部，在大办公室打杂，和办公室主任桌对桌。主任非常勤奋，经常给县广播站写稿子，但他的字不好，就经常让我给他抄稿子。稿子抄好后，我又住在东城，又顺便给他送到广播站。这种事干了很长时间，直到我被分到通讯组。

       宣传部加上我共四个女的，一个四十出头的大姐管财务，一个38岁的二姐管理论教育，她俩来宣传部几年了，都有些资历。下面和我一前一后进来的小马平平，又比我小十来岁。她是一个刚满20岁的小女孩，人长得小巧玲珑，很有眼色，家在城里，干部子女，会收拾打扮，熟悉机关的各种套路。相比之下，我就很尴尬了。
      一是年龄尴尬，老不老少不少的我，想说个甜蜜话都不像那回事；二是处境尴尬。每天我慌慌忙忙上班，忙着写新闻稿子，一年要发60篇任务。我一是写不出来，二是写出来又熬煎发表。正在哺乳期，不经意间，奶水就溢出来浸湿了左胸或右胸，或者骑车上班慌慌忙忙头发弄得稀乱。
      小马平平不经意间地问一句，你今天没顾上照镜子吧，你衣服上这是怎么啦......。我就觉得她是在笑话我，心里不爽。几个女同志悠闲地家长里短时，我却在愁眉苦脸地写稿子，没心情和她们搭讪。久而久之，她们就觉得我是个异类。

      每天慌头慌脑，奔波在单位和家庭之间，日子过得一地鸡毛。但外界还觉得我不错，能到县委宣传部工作，有几个人？调动通知是林业局领导帮我带回来的，因为它是下给林业局的，邻居们也议论纷纷。走在县委大院里，一个看门的大叔问我，你爸是那个在啥啥部门叫啥啥啥的不是？我说，不是，我爸在村里，我爸是个农民。大叔就明显有些失望。县委是行政部门，我一来就是干部身份，而林科所的人整天为个事业编企业编争论不休，他们就羡慕我这工作好，说我有本事。但自己的内囊是啥样，自己最清楚。

      儿子一岁零四个月的时候，婆婆从灵宝来，一下子把他带回老家，回去断奶去了。儿子说话还不太清楚，把汽车叫哔哔，把姑姑叫不不。没有前奏，没有准备，一下子就带走了。
     此前，我每天忙得脚后跟打住脑后勺，现在我下班回来，心一下子空了，没抓没挠的。两个月后，我回老家看望儿子，儿子因水土不服，出了一身疹子，流脓谪血，夜里衣服都脱不下来，就浑身子睡觉。

       我心疼的要死，埋怨婆婆象养猪一样地养娃，但我又没办法，回去还是没人带。有一段时间，我都想辞掉工作，但终于没有辞。捏过长到2岁零两个月，我就把他引回来，送到县委对门的农业局花蕾幼儿园，只有这里收三岁以下的孩子。

      宣传部经常要下乡，那年冬天去官道口搞社教，接近年关了，住在旅社最高一层的房间，冻得要死；没处吃饭，去同事赵磨欠家里蹭饭。去过官坡乡搞调研，写了长篇通讯“挡不住的铁索关”，夜里回不来，孩子就在幼儿园老师家过夜。还经常和常部长下去采访，写新闻。

    常部长热爱新闻的精神无人能比，他没有节假日没有休息天，但我不行啊，我有小孩，每逢星期天还想利用这时间干点家务，他就追住我的小辫子不放，要么派人来寻我， 要么亲自到家来。那时还不是双休日，每周只有一天半。记得有一次，他来家让我和他一起去采访一个气功大师。对此我烦得不行，也没有办法。

      宣传部的工作范围很广，全县的所有中心工作都能扯上，一成立啥办公室，就要抽人。在部里四年时间，我被抽调到县党史办配合老区申报工作，到过药城建设指挥部，参与药城建设，还经常和县妇联、县团委等等部门联合搞这个搞那个，标语口号横幅。每天忙忙碌碌，心里又空空洞洞。
      我在部里，不但要写部领导的讲话材料，而且还要写县委这个副书记那个主管领导的讲话材料。不知道怎么，主管计生工作的彭书记知道我材料写的不错，竟点名让我给他写动员报告，我熬了一个通宵，把材料写好，天明让老公给他办公室送去，我才眯了一眼又去上班。到单位还被管财务的大姐斥责，说我又迟到了。

      到宣传部一年多一点，刘部长就调走了。他在的时候，部里风气还好。部长走后，有两年时间，没有正部长，期间走马灯似地换了四五个副部长。谁也没有准备在这里长干。风气越来越差。

       有人称宣传部是“狼过口”，就是东来西往的狼，只是从这里过一下而已，不是人长待的地方。我不适应这种环境，整天吃黑馍干重活，心里也不平衡，就想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如今30年过去，每听到现在的年轻人说多不容易，就想起自己当年，也是多么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