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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征文作品】编号45 四明居士 罗家漕

2022-01-18经典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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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老家罗家漕,是浙东平原鄞江南岸的一个小村子。鄞江是以前鄞县的母亲河,源于上游的章溪,流经它山堰至南三江口,与剡江、东江(鄞奉江)汇合,旧称兰江,为奉化江的支流之一,最终汇入甬江,流向大海。

    罗家漕和紧邻的梁桥村,沿着鄞江河一带,解放前都是烧窑的集中地。旧时村里的窑头,从罗志光家的“祥兴”房开始往东,延绵几百米,一起到我们新家附近的下窑头“水棺材”为止。“水棺材”是一个可以开闭的木制闸门的戏称,内河和外江水可以进行简单的交换,是简易的水利工程。那时从事烧窑的人员占全村人口的三分之一以上,他们没有土地,遇到行情不好,砖瓦卖不出来,日子就异常难过。曾被人讥讽为“窑头讨饭”,还编了一句顺口溜:“梁桥罗家漕,三日不烧窑,讨饭一大潮。”解放后,小窑头进行了合并,成立了小集体性质的企业社,这些窑头老板和窑工们变成了工人,都是居民户口,包括我曾祖父全家。

    曾祖父仇本绥,1888年出生,1953年去世,享年65岁,那年父亲虚岁才5岁,所以他对曾祖父记忆不多。曾祖母生于1891年,1976年去世,享年85岁。仇家是村子里的外来户,从曾祖父开始才在村里定居。曾祖父和曾祖母两人从奉化溪口的一个小村子移民到这里,来时只挑着一担米萝担。却能白手起家,办起了一家窑厂,专门烧制青砖和瓦片,置办了一些产业。到老了又落叶归根,他把坟修在畸山下仇家所的一座小山腰上,朝北,周围有山有水、有竹有树,风水甚佳。我和父亲每年清明去扫墓时,看到祖坟掩映在一片盛开的桃花林中,总会有一种惊艳之感。

    我对太婆还有模糊的印象:她佝偻着背,迈着小脚,嘴里呼喊着“阿斌、阿斌”。我算是长房长孙,老人家对我甚是喜欢,常把子孙们孝敬她的好东西留给我吃。阿太去世是在冬天,天气很冷,那时我才三周岁,却记忆深刻:下雪了,来了很多亲戚,而爷爷和小爷爷却分家了。

    罗志光是罗远山的儿子,他发家后建起了四合院式的“祥兴”房,里面有四间二层楼房,两个大门,前后庭院。后院还有一排平房,有厨房、仓库和下人住房,是当时村内首屈一指的豪宅大院。罗远山是教书先生,培养罗志光比较有出息,读过大学,后来当了国民党马湖乡的乡长。四明山上共产党领导的三五支队想拉他进革命队伍,他吃不了苦,心中认为共产党难成气候,就拒绝了。国民党退败时,他没有去台湾,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被枪毙了。罗志光有个弟弟也是教书先生,建国后平安无事。罗志光有两个老婆,共生了四个儿子。罗远山和曾祖父交好,将女儿罗秋月嫁给了我爷爷,那就是我的大奶奶,这样看,罗志光也算是我家亲戚。

    爷爷是罗远山的学生,跟着老先生读了六年书,也算是半个文化人。罗远山和曾祖父关系不错,觉得仇家是个实诚人家,我爷爷虽然有点少爷习气,但心地纯良,把女儿嫁过去,不会受啥委屈。

    祖父名金宝,出生于1918年,属马。他是家中的长子,下面有个相差八岁的弟弟金标,妹妹金菊差的更多,有12年。他读了几年书后,跟着曾祖父在窑头上干活。1940年,他和罗月青结婚,罗家家境殷富,据说她也识字。除了家具、日用品等嫁妆,还陪嫁了长弄堂最南边的一间楼房,后来分给我家居住。

    父亲现在睡的宁式床就是大奶奶的嫁妆,是他和大奶奶的婚床,很是考究,至今还在使用。床是全封闭结构,很多板面用的是红木,有的地方有骨木相嵌工艺,床楣上有很多小棒像是象牙的,比牙签粗一些。七八十年过去了,这张床还是牢固异常,漆色也很漂亮。

    1941年的端午前夕,占领宁波的日寇,以一个旅团兵力开展扫荡行动,主攻目标是章水大皎村的抗日指挥部,同时对各处守军发动进攻。国民党军大多闻风而逃,损失不大。日寇见收获不大,有点恼羞成怒,返程期间对途径的村子进行了烧杀抢掠。

    日军进我们村时快中午了。大奶奶当时正在河埠头淘米、洗菜,准备做午饭。几个日本兵见大奶奶貌美,起了歹心,准备用强。大奶奶当即逃跑,逃到无路可走时,就跳进了鄞江,据说就在村东的小竹林旁。日本兵拿着刺刀还是不肯罢休,一个日兵甚至脱了衣服准备下水去抓,她没办法只好一步步走向深水区,最后无处可逃,自溺在江里。等爷爷赶到埠头时,只见到了大奶奶浮在水面上的尸体,嚎啕大哭,最后晕倒在地,据说当时大奶奶已经有了五个月的身孕。

    我可以想象爷爷那时的心情,我当时听一个知情的邻居讲到这里时,眼泪刷的下来了,牙齿咬的嘎嘎响。

    小竹林是个小沙洲,我记得小时候祖父在那里守过林子,不知道是大队里的安排还是他自己申请的,毕竟那里有他沉重的记忆。因为他是长子,有传宗接代的责任,而大奶奶没有留下子女,她自尽后,祖父过了好几年,等抗战结束后,才在曾祖父的威逼劝说下,娶了我祖母。

    祖母裴蔷菊,比祖父小一岁,生于1919年,属羊。祖母的娘家离我村六里地,家境一般,她没上过学,年轻时也很漂亮。两人结婚后,奶奶先后生了两个女儿,但都夭折了。直到1949年11月生了我父亲,父亲的名字叫“吉祥”,是罗远山取的,那时他还健在。这个名字和当时的“建国”之类的完全不同,寄托着两家人的无限期望。其实包括我大姑的名字——如意,也是罗远山取的。虽然大奶奶已经去世了,罗仇两家还是像亲戚一样走动着。奶奶共生了四个孩子,随后的小儿子名“海祥”,小女儿叫“桂意”。

    1960年,国家在全国范围内大办钢铁,罗家漕的砖窑厂都不让办了,所有窑工都并入鄞江建筑材料厂。祖父每天在厂里干活,就是把大石头敲成小石子,他身子弱,很难承受这份苦。那年,杭州钢铁厂到鄞县来招工,手工业者和居民户口优先,要求在30岁以下的壮汉。祖父那年32周岁,其实不符合条件,但他和奶奶感情说不上好,就想换个环境,主动要求去杭州,结果成了。可惜他在杭钢只待了八个月,遇到三年苦难时期最严重的时候,粮食紧张,国家提倡要大办农业,城市人口要精简。祖父本来就不太符合条件,被杭钢第一批精简,1961年被返回到了罗家漕务农。离谱的是,还把全家的居民户口转成了农业户口,那时的居民户口值钱的很,含金量非常高。

    可怜祖父从来没干过农活,那里吃得了这份苦。父亲说祖父插秧比别人慢的太多,他种一行,别人能种三行。他被大队定为四级劳力,年底分红比别人少了一大截,日子一下子就难过了。父亲在当了大队会计后,看到文件上对类似的企业精简人员有补助政策,马上去申请,终于在1977年开始,祖父拿到了每月13元的精简费,贴补了家用。这笔钱,每月从杭州汇款过来,后来涨了一点,一直拿到祖父去世。

    祖父一生不用日货。他是1990年10月去世,刚过完他72周岁的生日不久。那天下午四点他躺在床上,头脑还很清醒,和父亲说起曾祖母马上要满100岁的阴寿了,让父亲做些准备,要去烧点纸钱、祭拜一下。到了晚上11点,他就咽气了。父亲当时在服装厂当会计,第二天和厂领导说了下,让厂里的司机出车到鄞县中学接我。我当时刚读高三没多久,和班主任请假后,回来参与丧事的办理。

    我记得我跪在祖父的遗体前,听到其他亲人都在大哭,而我却怎么也哭不出来,心中无限尴尬,只好不停地磕头,把额头都磕红了。后来入殓时,我也没哭,出丧时我披麻戴孝,还是没哭。祖父的坟建在村子南边的小山包上,直到棺材放到坟墓中,有人在棺材板上铲土,准备盖墓顶的石板时,我想着从此永远也见不到他了,才最终哭出声来。旁人也许会奇怪作为唯一的孙子,我为何不伤心?我自己也纳闷为何开始时哭不出来,我从小是爷爷奶奶养大的,小时候和祖父同床睡觉,睡在他脚后,给他捂脚。他夸我火气旺,像个热水袋一样,能让他一夜好觉。

    祖父喜欢看小说,尤其是武侠小说,他看过很多本金庸梁羽生的小说,他看完后我接着看。晚年家里的生活条件有所改善,他喜欢出去打麻将,一出去就是一整天,吃晚饭时才回来。他基本不管家事,奶奶常常会抱怨,他一般不吭声。奶奶唠叨得多了,他就闷声闷气地说一声:“你咋介烦了!”

    爷爷一直没有和我们说起过大奶奶,只是在每年的清明节领着我们去上坟。全家人对此事讳莫如深,但我知道大奶奶一直在他心灵的一个深深的角落里。

    祖母比祖父长寿,死于1996年农历的十月十九,享年77岁。他们仨,合葬在离家不远的山岗上,每年上坟时供品都是准备了三份。

    2

    父亲和共和国同龄。

    小时候我家住的是老屋,一间二层楼房,长弄堂里最靠南边的老房子,是祖父传下来的。

    房子朝西,砖木结构,姐姐和我出生后,家里就不够住了。隔壁的五保户老人——小许伯伯去世后,房子归了村里,于是父亲从村里买下它,两间打通,姐弟二人开始在自己家有了单独的卧室,从此结束了和爷爷奶奶陪床的历史。老楼房冬冷夏热,隔音很差。一直以来父亲都憋着一股劲,希望能造起新楼房。

    新房的地基,是1985年那一年打好的。那年父亲36岁,是他的本命年。新房选址在下窑头,原是我家种菜的自留地,父亲请来泥水匠放样、挖土,铺下大石头,砌了约半米高的地基墙。当时因为资金原因,没有用钢筋水泥打地箍。为了防止墙体下沉,放置了一年,这样可以让地基更加牢固。

    接下来是垫地基和场地,主要是用塘渣或其他材料。一有空闲时,父亲就叫上我,到处去寻找别人丢弃的碎砖或其它建筑垃圾,用手拉车或是翻斗车拉回来。当时我读初中,个子不高,力气不大,对这苦差事心中极不乐意。但父亲说了:“这房子也是为你造的,你将来结婚时总不能没有房子吧?”我听后,只好使出吃奶的力气来干活。

    因为资金的关系,三间地基,最后造了两间半楼房,东侧是平顶,楼下厨房,顶上作为晒台很多年。

    母亲那时在梁桥砖瓦厂上班,因为是砖厂职工,以内部优惠价顺利购进了一批红砖,数量不够。又通过在县里工作的大舅帮忙,从县计委处买了一部分。屋顶的黑色瓦片,则来自于梁桥村。木料上,父亲通过朋友帮忙,购进了一棵进口的松树,在木匠剖、切、割的一番操作后,成了房子的大梁、木窗、门板等。而屋顶的椽子是杉木条做的,从四明山杖锡村的移民户那里买来,是旧木料,约有五六百根,足足装了三辆拖拉机。

    造这座房子,亲戚朋友都提供了不少帮助。那时房子主要用的是水泥梁和预制板,很少是现浇的钢筋水泥。钢筋是从大姨夫工作的宁波钢铁厂买来的,算是次等品。钢筋原本是圆形的,这批货不知啥原因成了方形,所以价格便宜,才500元,但并不影响使用。那时石灰便宜,父亲买了很多,他认为石灰可以替代一部分的水泥,但水泥还是用了有2吨。

    当时的泥水匠工钱便宜,材料贵。师傅的一天工钱是5元,开始砌墙时,每天有四五个人一起干活。拌水泥、拎泥桶这些杂活,都是自家亲戚和要好的邻居,免费来帮忙的。当然午饭和晚饭都要好吃好喝地招待好,都是些我平日里吃不到的食物,而且人多热闹,所以那几天我很兴奋。每天要给泥水匠和小工每人一包香烟,加上老酒和买菜,也花了有一两千元。

    1986年的秋天,水泥师傅们干了七天后,准备上梁了。我那时读初二,主梁上“紫气东来”四个字是我用毛笔写的,这是父亲的意思,其实他的毛笔字比我写得好。当我绷着脸,费了很大的劲写完字,祖母在旁边夸我:“阿斌啊,阿嬢从来没看到过写得这么好的字。”我瞄了一眼有点歪斜的字体,不禁有点汗颜,暗下决心要在书法课上好好练字。主梁上悬挂着红布和花生,我不知有啥寓意。西侧楼上后窗台上“1986年10月”的字样,是我趁水泥没干的时候用螺丝刀划上去的。上梁那天热闹非凡,先是放了鞭炮,我按住紧张,爬到主梁上,高度约有六米,看见墙上没有全干的水泥浆“唰”的一声掉下去,感觉一阵阵头晕。但可以在上面大把大把地扔馒头,觉得很爽。以前我都是站在下面,捡别人家的上梁馒头,而如今是我扔,别人在捡了,有扬眉吐气之感。

    中午请泥水匠和亲戚邻居们喝上梁酒,摆了好几桌,父亲一一去敬酒。他的酒量并不好,喝了点啤酒后,马上就脸红了,嗓门比平常要大,和人碰杯后,大声说:“谢谢帮忙哦,多喝酒、多吃菜。”记得母亲买了很多小蛋糕,是我平时所吃不到的,亲戚邻居分发后,还有剩余,我就拿到学校和同学们分享。

    父亲算了一笔账,共花了一万零五百元。除了家里的积蓄,有些钱是借的,其中大姨和小姨各1000元,向秋云叔借了500元,祖母资助了1000元。这2500元的外债,父亲还了好几年,当时凭家里的收入,一年只能攒下五百元。

    东侧的晒台,是夏天夜晚乘凉的地方。我常常晚饭后在平台上泼上一桶水,等热气消散后,铺上草席睡觉,风吹来,凉快的很,有时还要裹紧毛巾被,只是露天的蚊子有点多。2000年前后,这半间也翻建成了楼房,和西侧的两间一样。这次材料价格还好,泥水匠的工钱增加到一天50元了。

    1988年,父亲虚岁40岁,我考入一所省重点高中。三年后我没有考入大学,拿到高考成绩单后,忐忑地回到家,母亲安慰了几句,父亲铁黑着脸,沉默半天后,说:“你去学门手艺吧,我给你找师傅”。我一向比较怕父亲,但关系到自己的前途问题,还是鼓起勇气说:“爸,让我再试一次吧,如果明年还是考不上,我就听你的安排。”在我的强烈要求下,父亲允许我复读一年,1992年终于我考入一所重点大学。收到录取通知书后,父亲很高兴,请了亲戚朋友,我叫了一些同学,在房前屋内摆了几桌酒来庆贺。

    2002年,我虚岁30,准备结婚,但没钱在城里买房。父亲就把老家楼上东侧那间32平方米的房间装修了一下,作为我的婚房。那年的正月初四,我的婚礼在老家举行,摆了6桌酒席。我觉得寒碜,除了亲戚,我只请了两个高中同学和一个大学同学来参加婚礼,都是关系最好的同学。父亲则是一幅欣慰的表情,女儿、儿子都结婚了,他也可以放心了。

    这幢房子至今已有35年了。近几年,周边的很多邻居建起了新式的别墅,高大敞亮,我的工作也算稳定,曾和父亲商量把三间楼房拆倒重建。父亲不同意,觉得住的挺舒服,没必要重建。因为厨房、餐厅和卫生间都先后改造过了,各类设施齐全,也挺方便。

    今年的“烟花”台风来临,降雨加上大潮汛,水网里的水一直排不出去,门后的鄞江水漫过江堤,家里的一楼进了水。我在100多里外的地方上班,单位要值班抗台,走不开,担心的要命。后来听说上游的两个水库因为超过库容,马上要放水,于是和姐商量,让她和姐夫把父母接到她家,姐家的房子地势高,不会进水。两人进村时,道路上的积水已经没过了膝盖,母亲同意去姐家,父亲还在楼上午睡,把父亲叫醒,马上进行转移。四人淌水去停车处时,水流湍急,母亲被绊了一脚,摔倒在水中,连带着姐夫也摔倒了,手机进水报废了。后来庆幸转移的早,因为水位持续上涨,整个村、整个镇、附近的好几个乡镇全部被淹,很多人被困在水中,要靠外界开着橡皮艇来救援。

    老两口在姐家住了三天,看着水位有点下降,马上叫姐开车送到村里,急着要回家去查看房子咋样了。浸水的道路水位还有三十厘米,辗转着回了家,家里的一楼和院子里的积水已经退去,但到处都是泥浆。扫、冲、拖,四人辛苦了大半天,终于把泥浆全部清理出去。父亲用铁锨把泥浆铲到桶里,提到院子外的空地上,倒掉。我看着姐发在微信上的照片,一点也帮不上忙,只能干着急。为了安全,村里停了电,只有自来水,老爸说:“不管了,今晚我那都不去,就住在自己家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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