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叔

    我现在对三叔的记忆，只有几次，有些模糊，有些清晰。

    第一次是我在卫生院出院那天，我太小了，记不清天气状况，街上的人群，谁说了什么，我的父亲和母亲是否还在吵架，都不记得了。只记得我靠在三叔的背上，两只手放在他的肩膀上，闭着眼睛感受着坑洼不平的土路带来的一起一伏。

    不是我记性真的有那么好，记得这些是因为三叔后来一有机会就会念叨，是笑着念叨的，他对我说，三女子，你晓得不，你的命是我捡回来的，你肿得医生都不敢下药，再晚几个小时去就莫救了。于是，他会很详细地再次描述很久以前发生的事。

    我六岁，生了病，急性肾盂肾炎，肿得跟馒头一样。父母忙，无暇照顾也忽略了我这个每天背起书包往学校里跑的小女儿。三叔那时还未成家，他没事就往我们家跑，看到我的脸色“白晃晃的”，挽起裤脚按了按，一按一个坑，才大声喊，二哥二嫂，三女子不对劲，身上肿了。他们才着急忙慌地送我去了医院，住了几天院，又是三叔从医院把我背回了家。

    之所以在时间上用“很久以前”，是因为我已经四十好几，确实是很久以前的事，又因为三叔去世也快二十年，也是很久以前了。

    我平时很少想起三叔，除非是有什么事触动了，也许是一篇记人的文章，也许是看到了县城医院出来的那条街上布告栏贴了讣告，也许是看到了三叔女儿朋友圈发的动态。

    昨晚是农历八月十五，月亮不太亮，出来了一会儿就又钻进了云层，我没有等待月亮再次出来，看了一会儿书就休息了。

    书是重庆一个作家的，其中一篇写到他的姨父，患了重病的姨父需要他的开导与劝解。就在那一刻，我想起了我的三叔，二十年前他也患了重病，也需要他的亲人们的劝解，而我不知道有没有像这位作者一样去劝解了他。

    昨夜，窗外没有明亮的月光，周围也很安静。小区里种的那几颗桂花树开花了，香气裹在夜色里，混在空气里，从半开的窗户无声无息地飘进来，我失眠了，只有去努力捕捉那若有若无淡淡的香味。

    三叔得重病那年，还不到五十岁，我是在县城一家亲戚的家里看到他的。准确的说，是在亲戚家的楼梯间，亲戚家在五楼，他在三楼的楼梯口，手扶着栏杆哭，他说，三女子，我还不到五十岁啊。

    那时，我还没有自己的房子，租了一套老旧小区房，家里太小莫法招待客人，老家来了亲戚经常去县城的一位长辈家聚会吃饭。那一天，在楼梯间遇到了三叔。我手里拉着女儿，她才两岁，看见半蹲在地上抹泪的三叔，她害怕了，小手紧紧地拉着我的手，躲在背后。三叔的妻子，一个瘦小的中年女人，我喊三妈，她用手擦着眼睛，一下又一下，说，还不到五十岁哦，咋个就得了这个病。我们在楼梯间呆了很长一段时间，上上下下的人路过时好奇地打量着我们。三叔在哭，三妈也在哭，三妈还在说，不晓得哪里去找钱治病。

    我们最后还是一起去了亲戚家，那顿饭吃得很艰难，很多话都欲言又止，大家都往三叔碗里挑菜，说，多吃点。三叔吃了饭就回家了，我在三妈手心里塞了二百元钱，也是无话可说。

    父亲知道三叔患了重病，他开始乱发脾气，想起哪个骂那个，也骂三叔的女儿。父亲说，要不是为了供她读书，三叔不至于那么苦累，也不至于得了病一直拖，这个病就是累出来的，拖出来的。

    三叔算得上是个文弱书生，他读了初中，遇到文革，后来又去了农技班，技术不知道学到没有，倒是学会了拉二胡。农村里，文弱的人是没有人家瞧得上的，三十好几了才娶到了媳妇，生了两个孩子，生病那年，大女儿在市里上一所私立中专，小儿子还在读初中。

    三叔的大女儿小名叫燕子，她去读书前，三叔征询过家里很多人的意见，也问过我，就是想弄清楚这个书值不值得读，读出来有用不，学费那么贵，一年几千块，如果读出来连工作都找不到那不是白读了？我们都不敢打包票，那时学校一毕业都是自寻出路，国家不再包分配，以后的政策谁也说不清楚，去不去读书还是要自己决定。

    那一年的三叔，是我印象中算得上清晰的一次。我是十月份去的三叔家，燕子已经去读书了，三叔正在晒稻谷，他用了撮箕把屋里的稻谷端出屋外倒在晒坝上，再用竹耙撑开。他说，燕子读书的花费就靠种庄稼了，种粮食养猪，再去山里挣点钱，把这三年熬出去。山里的十月，农民最喜阳光，稻谷和玉米都需要晒透晒干，才能装在木柜里竹桶里，再慢慢地变成一块五块十块的现钱，用来对付日子。三叔只穿了白色的背心，他顾不上好好和我说话，要趁着这一股太阳把收回来的粮食晒完，他端着撮箕一趟又一趟地往返于堂屋和晒坝之间，满脸的汗水，牙齿咬得紧紧的。

    那一次看到三叔，从没想到一年以后，他会生重病，以至于后来他生了重病，我总是想起那年十月的这一天，想到身穿背心满脸流汗的三叔还是那么健康。

    三叔的病，应该是有征兆的。三妈是个话多的女人，只要一遇到我，即使站着也要说上半个小时的话，她要抱怨，三叔没出息了，家里没钱用了，两个娃娃用钱不晓得节约了，等等。抱怨中，也有她的担心，她说，三叔经常拉肚子，喊肚子痛，喊他去医院检查又不去，固执得很。三妈喊我劝劝三叔，去医院检查下，看看是啥毛病。我也劝了，三叔说，身体好得很，农村人，没那么娇贵，不要动不动就去医院。

    燕子和我虽说是堂姊妹，但是我们相差七八岁，共同的语言不多，有机会遇到了，我也会告诉她要节约，家里供她读书不容易。

    偏偏三叔最疼这个女儿，他说，人家女孩子有的也不能让燕子缺。为了挣钱，三叔还是去了山里扛木头。我二哥算是一个小的包工头，他一直不同意三叔去扛木头，说那个体力活，三叔那样的小个子吃不消，莫把命丢了。

    山里有大树，城里修房制家具需要这些大树，那几年，只要办了砍伐证，那些大树都会被砍倒，锯成木条，一捆捆地往山外运。从山里把成捆的木条扛出来，扛到货车旁，也是农民们的一个来钱的路子，只要体力好，比种庄稼来钱。

    二哥不同意三叔去扛木条，是有道理的，三叔个子太矮了，1.6米的身高，长长的木条只能拖起走。可是三叔要去，他找了父亲，说他可以一天少扛几转，人家扛五六转，他就扛三四转，总比没有钱挣好。

    二哥说起三叔就摇头，他说，看不得，造孽得很。好几次走到半路上，都是他帮着扛回去的。二哥也在挣钱，也要扛木条，他看见三叔实在走不动了，只能把自己肩上的扛出去又返回去帮三叔。

    我回村里，会经过三叔家，要去坐一会儿，临走时，给三妈一点钱，都不多，那时大家都缺钱，用钱的地方多，来钱的地方少。我和爱人正在为调到一起努力，也在为了能在县城有自己的房子努力。每一次给三妈一点钱，也是扣扣搜搜的，大方不起来。

    后来，又陆陆续续地听到三妈说，三叔一天要拉好几道肚子，蹲厕所的时间越来越久。

    三叔拉血了才去了县医院，并不是疑难杂症，症状很典型，检查结果也很明确，直肠Ca晚期。

    三叔在市医院做手术，呆了一个月多月，燕子和弟弟还要读书，父亲安排了我大哥去医院护理他。大家都凑钱，三妈的娘家也凑了钱，不管有没有用，辛苦了半辈子，不进医院谁都说不过去。

    我怕进医院，那里的氛围能让我战战兢兢。每每想到应该去医院看看三叔，我就给自己找理由，女儿还小，带的是毕业班，路途遥远。种种原因，我还是没有去医院，等到三叔出院了，我才去了他家。

    三叔的家是一处老屋子，三间混砖结构的青瓦房，他的卧室在最后一间，屋后就是一条水渠，水很大，渠也深，一天从早到晚都听得见哗啦哗啦的流水声。后来那些疼痛的无眠的夜晚，三叔都是听着这些水声度过的。

    我站在三叔的床前，看着床上那个被盖下只有一团的人，我不清楚三叔有没有看我，他是躺在床上的，屋里光线不好，我看不清楚，但听得见他的声音。我是和母亲一起去看他的，三叔就像一个委屈的孩子，他喊母亲，喊了好几声，他喊，二嫂啊，二嫂啊，我还不到五十岁。母亲流泪了，我看见她抬起手去擦眼睛。母亲说，啥子都可以帮你，就是这个病莫法帮，疼也只能是你疼，莫想那么多，好好将息，慢慢养病。

    说起来三叔是个苦命人，他们的母亲去世那一年，他才是个不到十岁的的孩子。磕磕绊绊地长大，好不容易才有一个家，日子还没有过得轻松起来，又生了这样的重病。我听母亲说，三妈是她骗过来给三叔当媳妇的。三妈和我家隔了一条河，比三叔小很多。母亲去说亲时，那边问三叔多大了，母亲说，不大，二十多一点。母亲还说，三叔是读了书的人，通情达理，晓得心疼人。也不晓得是不是阴差阳错，三妈就嫁给了三叔，嫁给了一个穷家。

    三叔和我的父母感情很深，燕子读书要我父母拿主意，他生病了也要找他们商量。他一声声地喊我母亲二嫂，喊得让人难受。

    三叔做了手术后，状态好了一段时间，我夏天回去看他，那么热，他还披了一件棉袄。他在嗑瓜子，坐在一把躺椅上，除了瘦，精神还不错。他和我聊天，聊读书的燕子，聊燕子将来的男朋友，也聊地里的庄稼，说把三妈也拖累了，一个女人家家的天天在地里忙。

    即使是这样，燕子两姐弟也没有辍学，三叔不允许，他说，他也不会再进医院了，不能耽误了他们。好在，虽然亲戚们都不富裕，也在帮这个家。只是我的父亲会抱怨，他说，如果老三没有那么累可能也不会得这个病。我母亲也说，家里太穷了，早点去检查也不会拖到莫法治了。

    我不知道燕子是怎么想的，那一年，我也给过建议，喊她复读一年，考师范，费用低还好找工作，可她最终也还是去了那所高价中专。

    可能也会后悔吧，人在困顿的时候，都或多或少会后悔，会假设，假如以前是另一种选择，会不会是另一种结果。

    我也不敢肯定，三叔的病和前面的选择有多大的关系，只是千万种的假设不过都是希望另一个结果，那就是三叔一直是健康的。

    手术一年后，三叔还是走了，燕子还没有毕业，我也不在身边。

    我在爱人的老家，那时，他的父亲也生了重病，比三叔提前几天走了。还没有手机，只有呼机。我们去小卖部回电话，母亲告诉我，三叔走了，喊我回去送送。母亲说，你三叔对你那么好，你要回来。我靠在爱人的怀里，眼泪鼻涕地说不出话来，半天才告诉母亲，这边的事还没有办好，我回不去。

    后来，我听母亲说，三叔知道他要走了，给他请了匠人做棺材，他和匠人们聊天开玩笑，还喊不要偷工减料，不然他在里面睡不舒服。听不得这些话，听得人眼泪不住地掉。

    三叔没有遗像，燕子还很小的时候，他带着燕子照过一次，我们能看到的也就是那时候的他了。那时候，三叔还很年轻，嘴唇上有短短的胡须，鼻梁高高的，皮肤白皙，是个好看的人。

    三叔离开了快二十年了，我好像已经渐渐地淡忘了他，燕子姐弟也有了自己的家，比三叔富裕，他们的孩子将来应该也不会遇到燕子读书那会的选择。

    今年的中秋，如果我没有看到那位重庆作家的文章，我想我还是不会想起三叔来。一想起他，脑海还是那张相片上的样子，精神、健康、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