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散文网

您现在的位置是:首页 > 散文阅读 > 经典散文

经典散文

紫气何以东来

2022-01-18经典散文
[db:简介]

紫气何以东来?
                         ——浅析关于老子的争论

文/左手持扇

       公元前510年前后的一天,守函谷关的关丞尹喜忽见东方祥云腾瑞、紫气聚顶,继而见一老者骑一青牛缓缓而来,一问方知是鼎鼎大名的老聃。这就是我们今天已知的关于紫气东来的典故。

       有的人注定要成为历史上的关键人物,这位尹喜是位儒将,对老子可是崇拜到家了,非缠着老子写经制典。老子本来是准备出关去见秦献王,可他没有通关文牒,只好顺从尹喜之意。多数史家认为,老子是以王朝兴衰成败、百姓安危祸福为鉴,写就上下两篇,共五千言,即今本《老子》。

       然而,这是历史的真实记述吗?我们已知的“西出函关”、“西渡流沙”,最后“不知所终”的那位,究竟是不是老聃?司马迁《史记》对此记载是不容置疑的吗?

       1993年10月的一天,在湖北省荆门市博物馆接到报案,纪山镇郭店村发生了一起盗墓案,纪山楚墓群中的一座看似普通的墓被盗。楚人从楚文王始都郢起,至公元前278年,白起拔郢止,为楚文明的鼎盛时期,而郢都后来叫纪南城,这一带的包山和纪山之麓遗有楚王室和王公大臣的陵墓万余座。这座郭店被盗墓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但经抢救性挖掘,还是清理出各种器物290件,更为重要的发现是被盗墓贼忽视的804枚共计13000字的竹简。经学术理论界五年研究得知,它分为两部分:道家著作4篇,儒家著作14篇。此材料填补了我国古代哲学史上的一段空白,为解读先秦哲学史上的诸多谜团提供了一次难得的机会,尤其是针对史学界争论已久的老子的生卒年限的问题。

       上世纪早期,我国学界曾爆发过一场针对老子的论战。冯友兰在写《中国哲学史》时,认为老子的思想体系按时间顺序应排名于孔子和孟子之后,而胡适则认为,老子应该是中国哲学史第一人,两人的根据都是基于老子生卒年限的不同看法。这种争论古而有之,通常的说法是,自秦始皇焚书坑儒,使大多数前秦文化典籍湮灭消失,这就为前秦诸子百家的渊源留下了诸多谜团,也正因于此,这些争论大多不了了之,而后世也没有出现更为详实的考古发现。

       现存文献多数显示老子是与孔子为同时代人,即春秋末期,史料记载,孔子曾问礼于老子。这表明老子的学说一定先于孔子,而孔子求问则表明尊老子为师,继而推断老子年长于孔子,这应该是确凿无疑的。而老子出关是在战国中期,他要见的是秦献公。史料记载,函谷关为秦献公所置,这也是确凿无疑的。那么,问题来了,从“孔子问礼于老子”到“老子西出函关”,这中间隔了一两百年,虽有司马迁的老子“百有六十”之说,但这可能吗?合理吗?

       郭店出土的竹简为老子的生卒年限给了一个较为明确的答案。

       中科院哲学研究所的郭沂以郭店这一最新的考古发现为基础,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从郭店竹简看先秦哲学发展脉络》一文,后有撰写了《郭店竹简与先秦学术思想》一书。郭沂针对老子提出了一个颠覆性的结论:孔子问礼的老子与西出函关的老子并非一人。也就是说,今本《老子》并非出自老聃,郭沂明确指出它是由战国中期周王室史官太史儋所作。

       司马迁在《老子传》说:“老子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终。”这位隐者是谁?司马迁认为是老子,但郭沂推断只能是太史儋。作为周史官,太史儋一定了解同为周史官前辈的老子的思想,亦或是携带老子的著作也是可能的。尹喜令他写书,他在《老子》的基础上加上自己的理想和见解,写成今本《老子》就不奇怪了。郭沂认为,把老聃和太史儋的年限加起来,正好符合司马迁所谓老子“百有六十”的说法,同时也解释了为何简本《老子》与今本《老子》在内容和思想体系上出现矛盾之惑。

       郭沂通过对郭店竹简中老子的学术思想研究发现,郭店竹简《老子》(以下简称:简本)无论在内容还是思想体系都与今本《老子》存在很大的差异,今本《老子》中“绝圣弃智、绝仁弃义”是明显反对儒学的,而简本《老子》则是“绝智弃辩,绝伪弃虑”,并无反儒的内容。不同之处还有很多,这里就不一一复述。既然如此,郭沂认为,今本《老子》和简本《老子》是完全不同的两个版本,也不可能是由一人所作。他推断是太史儋也是有根据的,司马迁《史记》中有这样的记载:“自孔子死后一百二十九年”,有周太史儋见秦献公。这在时间的结点上是吻合的。

       郭沂的推断似乎更加准确,“太史儋是在出关时著书的,而函谷关为秦献公所置,故今本《老子》成书时代的上限为献公元年即公元前384年;根据我的考证,太史儋出关后见秦献公的时间为献公11年,即公元前374年(《史记•老子列传》称此年为‘孔子死之后百二十九’,误,当为‘百有六年’),这是今本《老子》成书年代的下限。所以,此书成于公元前384—公元前374十年间。据此,历史上的有关争议,大致都可以在这一框架下得到合乎情理的解释。”

       持有这种观点的当代学者还有汪中和罗根泽。当然,反对者也大有人在,有代表性的是孙以楷。有意思的是,他所引用的反对例证与郭沂的一致,均是司马迁的“隐者”之说。孙以楷认为,“隐者是老聃,决不是太史儋。因为老聃早年任周之史官,晚年退隐,他的王官出身与隐者身份并不矛盾。而太史儋根本不是隐者,他不是‘以自隐无名为务’,而是热心仕途的说客。没有任何史料证明太史儋是隐者,司马迁也没写。”然而,孙以楷还是没能解释老子的生卒年限问题,所以,我认为他的观点还是有些苍白。历史是需要考古发现来逐步修正的,因为史官在编记史料的同时,也在粉饰、掩盖或神话历史。

       我倾向于认同郭沂的考证,因为,郭店竹简的出土,向我们提供了更加接近老聃年代的文字实物(考古证据),同时向我们展示一个不同于今本《老子》的学术思想,这与孔子肯于问礼于老子的记载更加接近。简本《老子》并不反儒,所以孔子才会向老子问礼,若如今本《老子》那样反儒,孔子还会向老子求教吗?对于太史儋的推断也比较符合实际,这既还原了老子作为人的形象,又解释了《老子》思想体系中的矛盾之处。

       随着考古的进一步发现,我相信,这场关于老子生卒年限与《老子》思想的旷世之争终会产生明确的结果,而郭店竹简的发现正是向着这一结果迈出的坚实一步。

文章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