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芳草（修改稿）

小众微信公众号改标题为《人间春草生》于昨天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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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村，在亲戚家说了会话，我找了个借口溜出来，一个人信步上了村后的“老向阳”山坡。眼中，是南太行西麓浩浩荡荡的山野，山连着山，沟套着沟。近处，是铺天盖地的草木世界，绿色漫漶得连空气都染成绿的。
　　对“老向阳”的一切，我再熟悉不过了。很小的时候，我就在这里满山疯跑，稍大又常在这里放驴、割草、挖野菜。初中毕业回村，又终年在山前坡后的梯田里劳动，我认得山坡的每块石头每棵树每株草。在我眼里，它们有呼吸，有心跳，会唱歌，会舞蹈。它们曾经是我的天空大地，日月星辰。
　　草是乡村抹不掉的胎记，是标志乡村身份凌空飘扬的大纛。每到春风来临，那些五花八门无所不在的草便呼啦啦燃烧起来，一夜之间将山岭沟壑燃得绿焰腾腾。它们简单，朴素，谦卑，内敛，以很低的姿态活着。可竟也怀春，在不同季节里各兴花事，将硕大明艳的细小淡泊的花朵，举在头顶或挂于腋下，使山野怡红快绿，流辉溢彩。在古今诗人和城里人眼中，这里没有一棵草不是风景，每朵花都是一首抒情诗。可只有我和我的乡亲们知道，草是暗示农民悲苦命运的一个谶语，也是一道恶毒的咒语。我家乡的人，包括我的爷爷、父亲，在一出生时便跌落于揭去被子、褥子、席子的土炕谷草之上，同时也中了草的咒语。他们一辈子劳作于草中，食用草叶草茎（人可吃的草雅称野菜，庄稼在本质意义上也是草），夜里睡在谷草铺底的土炕上，死后入殓前也横陈于谷草，演绎着草人草命的人生范本。
　　其实，乡村的人本身就是一棵棵会行走的草，人贱，命也贱。村里人有个病病灾灾，不会轻易就往医院送。打针吃药对他们来说，是件很奢侈的事。我刚记事的时候，到处疯跑出了一身大汗，站在风头上猛吹，被风拍了，晚上忽然发起烧来。母亲、大娘和邻居的女人们搂着摁着哄着我，奶奶用缝衣针挑放我的手指尖。那尖锐凌厉的刺激之痛，使我怕得要命。我紧盯着在灯火中闪着寒光的小巧刺器，拼命哭闹挣扎，可哪里挣得过那些大人七手八脚的捂按。平时奶奶疼我胜过稀世珍宝，这时却心硬如铁，挨着我的十根手指一根一根扎，扎一根就向外挤出玛瑙般的紫色血珠，拿块破布擦掉，再扎下一根。我在大哭大闹间折腾出满身大汗，母亲搂着我睡了一夜，竟然好了。村里的孩子们病了，都是大人们用土法子摆治，包括惊厥昏迷这样的重病，用点燃的艾团灸头顶百汇穴。和我一起玩大的两个孩子，就是用这种土法子救活的。他们在灸艾时头顶被灼伤，有银元大小一块头皮锃光发亮，永远长不起头发来，一低头就能看见。
　　我们这些孩子也从不娇惯自己，是不需要大人操多少心满山疯跑的一群野孩子。可劲淘得口渴了，就近到一户人家，与主人打声招呼，用水瓢或粗瓷碗从水缸里舀起冷水，咕咚咕咚一气灌下去，而后一抹嘴，很美气地慨叹一声，由衷赞叹那清冽的生水带给的爽气与痛快。那感觉，酷似久旱的土地遇到甘霖，听得见焦灼的地面滋滋吃水的声音。长到十岁左右，我们便开始了抬土抬水、放驴割草、采挖野菜等劳动，经常不小心碰破头脸或割破了手。我们有应对此类伤害的丰富经验。如是冬天，从棉袄破洞里抠出一撮棉絮，点着后吹灭，用暗火熰成黑色的灰，摁在伤口上，藉以止血。以后伤口的地方会长成刺青般的青色，成为一个童年故事的永久性记号，也成为我们对人炫耀的一个资本。我们男孩子还有一个对付伤口的秘方，即躲开人们的视线，掏出小雀儿照准伤口哗哗哗撒尿“消毒”，然后在伤口上撒一撮细土，将血止住。
　　大人们就更不把生病当回事了。我父亲伤风感冒后，从来都是死扛，嫌我母亲用针挑放扎得不深，放不透血，自己用针深深扎手指，挤出乌黑黏稠的血。然后咕咚咕咚灌下两大碗开水，蒙上被子发汗，第二天，照旧下地去干活去了。我十一二岁在邻村上高小时，家里突然捎信让我回去，说我父亲喉咙生出一个大泡，堵得上不来气，人怕是不行了。我告假后一溜小跑回到家里，看见父亲靠在土炕的被垛上，脸色憋得紫胀，两眼暴突，大张着嘴使劲地吸气吐气。他的眼神里充满痛苦、焦虑、绝望与不甘。看见我进来，想叮嘱什么，却只能从喉管里挤出像激愤的蛇那样的嘶嘶声。父亲急了，一挺身坐起，示意要吃饭，而且要吃很硬的小米干饭。大伯家正好吃小米干饭，赶忙盛来半碗。父亲抢过碗，狠命往嘴里扒，然后伸长脖子使出吃奶的力气往下咽。忽然，父亲咔咔咔大声咳嗽了起来，往炕边一扑，呼啦一声吐出一滩黑色的血。父亲竟然用这样的办法，将喉咙里的泡挤破，将自己救活了。
　　村里人就是如此挑战生命的硬度，与命运赌博，要么挺过去，将身体打磨得如金刚不坏之身，要么付出早死、冤死的生命代价。在我前多半生里，经历了好多孩子夭折和成年人冤死的事件。作为乡民，他们生死都像一棵草，在人界、冥界、神界做物质循环的默默穿行。他们是草民，他们只能这样。
　　
　　村里的人把土地看得比人的生命还珍贵。他们以太阳月亮为坐标，遵循着二十四节气的古老历法，用最原始的劳动方式，在汗水里打捞每一年的收成。乡村较之于城市，对气候的变化更为敏感，除地震、山崩、海啸、瘟疫这些自然灾难外，每遇旱、洪、涝、风、雹、霜、虫等气候灾害，首当其冲的总是乡村。因灾歉收绝收，意味着忍饥挨饿，甚至被饿死。因此，他们对自然充满敬畏，也更渴望得到神的庇佑。他们尤其崇尚土地、龙王、五谷神这些与粮食生产有关的神祗，诚挚祈求大神们禳灾赐福。每年收罢秋的十月初十，是村里人特定的“谢土”日，答谢皇天后土的恩赐。也有告罪、谢罪的成分，生怕在土禁的时间段里动土冲撞了土地，故祈求宽恕。
       这是一群一辈子土中刨食，只求糊弄饱肚子，长远指望是有子孙传宗接代便十分满足的人。是一群永无前程可言，永无高就希望的“受苦人”。他们却都有一颗柔软而极容易感动的心。有土地，就为有土地而感动，没有土地，就为有大山深沟聊以活命而感动；有好年成，就为好年成而感动，没有好年成，就为有糠皮野菜果腹而感动；有儿孙，就为儿孙而感动，没有儿孙，就为有小狗小猫陪着而感动。他们为有家可回而感动，为有路行走而感动，为有树木野草山雀小兽出现在他们的生活中而感动。即使无婚配无子女什么都没有的鳏寡老人，也为自己有寂寞苦难的生命而感动。这就是我的乡亲们，深陷于贫困之中，却永远坚守着勤劳节俭、善良淳朴的本性。
　　太行山土瘠地贫，十年九旱，土地多是叠摞在山坡的梯田，以及土崖顶的坪地，深沟之下的河滩地。无论那种地块，都隔沟跨岭，春种秋收要付出比平原的人多好多倍的气力。村民们在饥饿驱赶下，以牛为图腾，不计成本地将气力资源转化为尽可能多的粮食。那时，瓦特还没抵达乡村，也没有电力这种能源，除少数地块可以走独牛独驾的原始笨重牛车外，物质输运几乎全靠肩挑背扛。特别是青壮男劳力，一年中有一多半时间压在一条扁担或两头尖尖的秋担之下。冬春运肥，女劳力和上点年纪的男劳力也须肩荷重担，蹒跚于崎岖山道，爬山坡、土崖半腰的“瞪眼坡”。他们都懂得“柱顶千斤”的物理原理，用双脚双腿撑起身躯，用身躯撑起重担，将自己变成一根会行走的柱子，咬牙担起生计，担起一个村庄的岁月。他们成串的汗水洒落在被太阳炙烤得炽烫的青石上，“嗤嗤”冒青烟。脸上的汗渍被风干，伸手一摸，粘满细小的盐颗粒。为保护肩膀和衣服，好多人专门戴了厚厚的垫肩，可衣服的肩头处依然打了补丁，甚至补丁摞补丁。这都拜扁担所赐。他们脱去衣服，肩头厚厚的一层死肉赫然可见。那是黑铁皮一样的形质，是自幼抬水抬土练肩，成为正式劳力后被扁担成千上万次压碾挤搓，历经红肿、出血、脱皮掉肉、死皮更迭的千锤百炼而成。在山区活人，没有一副好身板和一双铁肩膀，外加一双强悍的手，休想混。
　　那时的土地都是集体的，村人只有一人一分的自留地。这些仅有的属于自己的地，人们都在生产队劳动之余抽空打理，或起早贪黑，或饭前饭后，恨不能在在地里绣出花来。即使我们小孩子，打七八岁起便开始抬土抬水，十岁出头便练习担担子，做各种手把活。从这时起，我们手上、肩上开始长起死肉的茧子。我爷爷六十多岁退出了集体劳动，并可没赋闲在家，而是在山坡开荒地。这些地，小得卧不下牛回不过耧，却须成堆地捡出石头，积拢极稀少的土壤修整出来。爷爷分别在地里种了小杂粮、土豆、红薯、萝卜、茴子白、葱韭蒜等，还有男人们抽的兰花烟。他倾心尽力侍奉这些作物，拄着拐棍担肥施追，挑水浇苗，将它们喂养得绿油油胖乎乎。对离房院近的“鸡嘴头地”，他打来荆棘扎成半人高的围栏，阻挡馋嘴的鸡啄苗刨地。爷爷七十多岁时，已视物不清，腰腿也僵硬难曲，可依然在废弃的石窝里开荒地。他用朝圣般的匍匐身姿爬跪于地面，颤巍巍挪动身躯，靠手指的触摸分辨出石头与土坷垃，是石头扔掉，是土坷垃敲碎留下。爷爷的身体紧贴着地面，与土地对话，与土地一起呼吸心跳。他一步一叩首的艰难挪移，也是无数次向土地、向诸神祈求：我用一滴汗水向你们换一粒粮食，中不？
　　在爷爷开地的时候，奶奶也没闲着，除操持锅灶、纺花织布、摘桑养蚕外，还领着我们这些孙男孙女，于房前屋后和树林空隙地，见缝插针栽种了小瓜、豆荚、金针、洋姜、螺蛳、芫荽、葵花、薄荷、艾草等，既供食用和药用，又顶花草看。在爷爷奶奶的生活字典里，处处可见的勤与俭的注脚与生存智慧。
　　爷爷直到眼睛连人都分辨不清了，耳重也很严重，行走起卧都很困难，才停止了土里刨食的劳作。爷爷于八十六岁时谢世，他劳作过的黄土地慷慨地接纳了他。爷爷在世时，曾多次对我说，人吃五谷杂粮，生于土，还要还回土中去，这叫“吃啥还啥”。那时的我，并不能完全理解这话的含义。咀嚼多半生后终于明白，爷爷的话，除了物质不灭的含义外，是他作为逃荒村第一代人经历的更多苦难，使他对土地有了更透彻更深刻的理解。其核心理念是：生命高度依赖于土地，土地就是生命本身。于是对土地有着绝不亚于对神明的感恩与敬畏，死心塌地忠诚于土地，朝圣于土地，侍奉于土地；甘心情愿地于死后依偎于土地，回归于土地，还原于土地。
　　
　　我家乡山坡的每一棵草，从出土之日起，就在为开一次花结一次果而努力。可它们作为山地农村的附加资源，须得载牛载羊，任马任驴。人也采摘可食用的草棵草叶，割蒿草沤制青肥，一年里几经扫荡。可它们仍不放弃自己的目标，吃了割了上一茬，重新长出一茬来；再被吃掉割掉，再长出一茬。眼看秋天到了，抓住最后的时机结出一个不大的草穗。实在赶不住节令，就只能是一棵没果实的草了。
　　我家乡的人，像极了这些草。
　　村里人把全部希冀寄托于土地，把全部气力泼洒于土地，可产出的粮食却不能完全由自己支配，更不可能独享。
　　我爷爷那辈的人，经历了晚晴到民国的改朝换代。可不管谁掌管国政，作为种粮的农民，都要缴纳皇粮。乱世之中，一拨一拨的地方势力和分不清来路的军队，还有土匪，都到村里来用枪逼着要粮抢粮。要么就将人捆走，拿粮食去换。日本鬼子最凶，荷枪实弹闯进村来，除找八路外就是抢粮，不给就用刺刀捅或开枪把人杀死。八路军、解放军对老百姓最好，让他们得到了土地与做人的尊严，村里人也真心实意缴纳军粮（后改为爱国粮、公粮），并送子弟去参军参战和支前。“古来征战几人回”，战争是一台绞肉机，村里好几户人家的孩子一走再没回来，给他们换回一块“烈属”牌子，悬于门楣，成为光荣之门的标识。
　　我从小到大，不知多少次跟父亲去公社粮站缴公粮。那时一担子一担子分回家的粮食，一多半缴了公粮。我们村是先进村，放卫星时把粮食产量的底铺大了，缴粮的份额格外高，高产村反而比低产村分粮少，而且吃不到返销粮。缴粮前，要抽一切空余时间将玉米从棒子上掰下来，一连几天摊在院子里或山坡上铺垫了单子、席子、被褥等晾晒。谷子也要晒干，夜里推碾子加工成米。做完这一切，大包小包装好，择日担运到八里远的公社粮站去缴。
　　我和父亲一大早吃过饭，担着百多斤的粮食上了路。十几岁的大妹也扛了五六十斤粮食一同前往。我仗着年轻，一路奔跑着先一步赶到粮站去排号。这时是缴公粮最紧张的时候，各村来缴粮的人多得像赶集，粮站大院和大门口到处戳放成一堆的粮食口袋，每家都有人跟在验粮员后边排号。人们的表情像统一复制出来，眼巴巴地盼望着验粮员能早点来，能顺利通过验收把粮食缴了。等啊盼啊，验粮员终于来了，在打开的口布袋里用手拨拉着看玉米成色，再用一根专用的长铁杆抓具，捅到口袋中间或底部，拖出一把玉米，捻几粒扔进嘴里两眼上翻着咬。不是咯嘣咯嘣脆生生响的，说明没干透，就会断然拒收，一点商量的余地也没有。这些人家立刻苦起了脸，家里没男劳力的，泪都下来了。他们实实在在摊上事了，要么再费力将粮食发落回去，晾晒干后再搬运来缴。要么就地找块地儿，每天跑来摊开来晒，晚上找地方寄存，直到验粮员认为可以了给收了为止。也有一次性通过验收的，这些幸运的缴粮户会兴奋得满面放光，手忙脚乱找筛子，按要求把玉米全部筛一遍，拣去成熟不好的小粒、瘪粒。小米有碎米和窝糠的，也要过风车。然后重新装包过磅，一袋袋分别扛入玉米、小米库房。
　　我那时人年轻，消化快，排号至傍中午，肚子里像装了只滥情的蛤蟆，咕嘎咕嘎一个劲地叫。饿过了头，饥饿感消失，可没多久，那蛤蟆又鸣叫起来。我的幼年至青年，饿肚子是再熟悉不过的体验。那时的全部记忆，几乎可以浓缩为两个字：饥饿。这种体验不光是我，在这等候验粮临近中午之时，所有缴粮人都处于饥饿中。他们是种粮人，饿肚子的时候却最多。明明担着粮食来缴，却须饿着肚子等。他们饿肚子，却是为了使天下人都能吃饱肚子。三年自然灾害时，农村在大面积饥荒中饿死好多人，却没听说城市饿死过人，这真有点黑色幽默的味道。说起来，缴公粮是付给粮钱的，可一斤玉米仅给八分，一斤小米只付给一毛二分五。这些钱划拨到生产队账簿上，是生产队的主要经济来源，年终按各家的劳动工分多寡分红。一些人家的账簿收入与吃粮款支出发生倒挂，欠账的数字是用红墨水写的，这是我对经济学上说的“赤字”的最初认识。
　　还好，我家的粮食一次通过验收，我和父亲、大妹如闻大赦般惊喜，我听见心里压了好久的磨盘扑通一声落了地。紧张过筛、装袋后，我扛着粮袋踏着跳板进入粮食味沉郁的仓库，把玉米倒入库房。那仓库好大，足有一个篮球场的面积。玉米堆得几近房梁，我的心一下悬起来，生怕库房的四壁不够坚固，架不住这满满一库粮食的鼓涨力，呼隆一声崩塌了。在我和父亲扛粮入库时，大妹将过筛子筛出的小、瘪颗粒玉米，风车扇出的碎米，仔细收拾起来，装布袋里带回去。这些东西对我家来说，依然是好东西，最少比谷糠、野菜可口得多。
　　草，生活在乡村最底层，卑微而渺小。然而，离开了草，乡村的一切将无从谈起。草民对当时的整个社会来说，亦然如此。
　　
　　我家乡的山坡，生长着一层密匝匝毛茸茸的“白草”。它们像足球场的草皮，永远长不高，互相紧紧簇拥在一起，每棵草都在努力争取一个立锥之地，你争我抢地争地盘，争阳光，争水分和养分。同时它们的根系也盘根错节地纠缠在一起，把土壤紧紧抱住，既防止被牛羊连根拔起，又避免水土流失，还可将水分储蓄于土壤中，防止被阳光暴晒而蒸发。它们用这样的办法，抵抗着牛羊的侵袭，一起渡过最干旱的季节。村里的乡亲们也像这些白草，互相有竞争，有碰撞，有争端，有交恶，有怼恨，也有让人哭笑不得的算计，偶尔还会因斗气升级为争吵打斗。可邻居之间，又极讲究和睦相处，在相帮相助中互依互存。
　　我的家乡古风淳朴，乡情至浓。我初中毕业后在村里劳动的三年中，经常被一些温暖的场景所感动。
　　那是一个严冬里寒流来袭的日子，生产队的人在深沟河滩建设“大寨田”。大风像群狼一样嚎叫着一轮轮扑来，将人们暴露的器官和肌肤抓挠得火烧火燎地疼。斜挂在头顶的太阳被大风吹得抖抖索索，脸色苍白，自顾不暇中，半点温度也提供不给人们。半晌歇息时，劳动生产的一点热量很快逃逸，男女劳力冷得上下牙齿得得得打架。他们狠劲跺脚，呵气暖手，捂冻僵的耳朵。突然醒悟似的，男女人各找了一个背风旮旯，缩着颈项袖起两手你挨我挤坐下来。女人们还前后排坐，前排的靠在后排人怀里。大家身贴身膀挨膀紧紧挤靠在一起，既用别人的体温取暖，也将自己的体温传导给别人，互相间没有嫌弃，没有间隙。大家就用这种“人肉阵”的办法，有效地抵御了肆虐寒流的撕咬。
　　在这个难得的空档里，男人们自然要抽烟过瘾。他们其中一个掏出燃汽油的那种老式打火机，可大风里怎么也打不着。好几个男人立刻靠拢过来，头碰头肩挨肩围成一个密不透风的圈，加上几只大手的挡护，将横扫斜扑的大风挡住，打着火点燃了一两支烟袋。点燃的烟袋成为他们的火种，互相“度火”点烟：点着的烟锅和就火的烟锅面对面一扣，一个用力吹，一个猛抽几口，便将烟点着。这些瘾君子那个都有三五袋烟的胃口，就用互相度火的办法，都将烟瘾过足。
　　多少年后，村里人互相用体温取暖、互相度火抽烟的情景，经常重现我的脑海。我总觉得，这些温暖的镜头里隐藏着深意，就是一个隐喻，引诱我一遍遍去思索，去解读。
　　我的家乡由逃荒人组成。或许正是这个缘故，使我的村庄成为一个礼义之乡。老辈人在为求生而逃荒的途中和落下脚之后，穷帮穷，难帮难，度过了最艰难的时光。逃荒的苦难命运与死亡胁迫，将大家结成一家人。在我很小的时候，大人们便教导我，做人必须识礼数，懂得规矩。其中之一就是对村里上年岁人，沾不沾亲都须称呼爷、奶、伯、叔、大妈、婶子。对平辈的人，只要年龄大于自己，也要喊哥嫂或姐。上点年纪的人生病，左邻右居都会拿东西前往看望。至于平时互相借钱借物，遇到急事外出互相照应孩子和门户，如同家常便饭。
　　村里人最大的事是修房盖屋和办红白喜事。不管轮到谁家，互相“串忙”天经地义，男人们帮工，女人们帮厨，自带工具，早早到场。男的担水担土，搬砖和泥，比给自己家干活还卖力气。厨房里刀砧呯呯邦邦响，女人们边叽叽喳喳说道着她们喜欢的话题边干活，不知不觉就把活做完了。乡村人最不吝啬的是气力，帮人出把力，流几身汗，是最正常不过的事，没有人会计较被帮工者以后还工没还工，还工的天数或晌数对不对称。对去世的老人，全村人都会前往吊祭和帮忙。尤其我们青壮人，更是刨坑建墓、抬棺发丧的主角。这不光是出力帮忙，更是一种道义与责任。这些逝去的人，曾具体而鲜活地生活在我们中间。如今，他们驾鹤西去了，可他们的形象、体温、气息仍在，活生生在我们眼前晃动，不把他们发落走，入土为安，心里咋过意得去？
　　也有不守村中规矩，挑战乡村生存法则的，无形中和村里人唱起对台戏，由此生出事端。村中老郎家老大金胜，人不扎实，咋咋呼呼，好喧大话，人送外号“大帐篷”。他先前在村里劳动，出去当了几年兵，退伍后在县城里托人混了份差事，便长了行市，回村来处处显得高人一等，经常流露出对村人的小看。在乡村，这是很犯忌的事情。有了鞋穿就笑话光脚的，撇下镰刀不再割草便来吓唬放羊的，也忒敢瞎牛了。“大帐篷”不仅如此，他爹老子死了，正需村里人帮忙料理丧事，却二了吧唧耍起大牌。按村里风俗，孝子居丧，孝帽捂着头，见了小猫小狗都须叩头，以示悲痛，也为爹娘求一条向西去的畅达之路。自然也需挨户登门给村人行叩头礼。其实也就是一道风俗而已。村人庆吊互通，极重乡谊，红白事互相帮忙，是铁打的规矩。所谓孝子叩头，无非是个礼节性过场，实质意义就是宣哀示痛，通告于众，走到礼数，别让人有上赶着帮忙的感觉。可“大帐篷”偏偏端起架子不肯放下，而且还是个有屁憋不住的人，在公开场合撂大话说，头不去磕，人不去请，想来串忙就来，不想来拉球倒。我到老丈人家村头吆喝一声，来十个八个壮小伙不成问题，哪愁把我爹抬出去。这话在生产队地里传开，一下炸了锅。大家本来就看不惯“大帐篷”平时的做派，何况村里人修房盖屋、办红白事，他都没沾过边，现在却说这种料峭话，烧燎谁呢，莫非真上赶着帮你打发爹老子不成？人的情绪是互相传染的，大伙都火了，激化成众怒。尤其我们一伙青壮人，坚决不干了，互相勾了小拇指，赌下了狠咒：谁去给他家帮忙出丧，就是大家的儿，须挨着全队一个个的男人从裤裆下拱过去！
　　事情就这样杠上了。可老一茬的人冷不丁给泼了瓢冷水，说“大帐篷”说的是不叫话，可他爹可是个好人哪。不看小的看老的，不把他抬出去，你们心里过得去？我们的心都咯噔一下，傻眼了。是的，那老头一辈子勤快本分，嘻嘻哈哈，没和谁红过脸，活着时天天和我们耳鬓厮磨。本队逝去的老人，都是我们这帮人建墓抬棺葬埋了的。如今，他老人家倒在地下了，不把他抬出送走，心里咋能安稳？这事弄得，反而把我们一伙人架在火上烤。不去，实在不忍心，将来会落悔；去呢，又憋了一肚子气。最终，还是同在一队的村支书出面调停，才将僵局打破。支书专门到“大帐篷”家给他打招呼说，你小子真有能耐，能从外村叫来人打发你爹。可你想过没有，本村本土没人给你家抬棺材，靠外村人来打发，是不是证明你在村里很没人脉？还有，你这样做就是和一村人作对，从此可就结下死疙瘩了。“大帐篷”这才感到事态的严重，一下傻眼了，说真没想这么多，我该咋整？支书说最好还是走乡随俗，按村里规矩挨家挨户叩头通知大伙，给他们一个台阶下。顺过筋来的“大帐篷”果然照此办了。我们一个个赶紧就坡下驴，不但帮他抬棺葬父，还依乡俗随了份礼，一颗颗悬着的心才落了地。
　　这事弄得，着急上火，生气鼓肚，竟是争抢着去给人帮忙，犯贱不是？我将我的疑惑说给眯着眼像永远睡不醒一样的本家大哥。大哥说，人哪，活得安稳不安稳，就看对起对不起自己的心。我恍然大悟，心头大放光明。
　　
　　多少年后我一直在想，在阶级斗争为纲、物质贫乏的时代，农村这种地方，往坏里说就是一个大收容站甚至是垃圾场。不管遭贬下放的，还是临时被遣劳动改造的，都往这里塞。除了这地方，再坏的去处恐怕就是监狱、阎王殿了。往好里说，这里的人虽在最底层，却最厚道，最宽宥，最容得下人。不管来人有身份发配而来，还是逃难要饭而来，一概收留。只要来人在村里安分守己，不祸害村人，便不会被歧视被排斥。遇到难处，村民还会帮衬一把。大伙掌握的尺度是，不管来人是啥来路，总得让人活。
　　那时村里接纳最多的是因政治问题接受劳动改造的人。他们曾经是一脸威严、自我感觉良好的干部，或许还是某个单位部门的一把手，运动头上被从云彩上掀下来，变成人人都能捶打的破鼓。他们刚到来时，无不心事重重，情绪低落，整日处于惶恐不安中。可村里人并不认为他们是有问题的人，更不认为他们是坏人，只把他们看作是流年不利走了背字的人，从不敌视、为难他们。上边让开他们的批斗会，村干部摆个开会的样子，找几个好说好逗的，稀溜哈啦走走过场就过去了。在地里劳动时，队长让这些细皮嫩肉的人做妇女劳力干的抬手活，不让他们干担担子抬石头之类的重体力活。在三天一换的挨户吃派饭中，管饭的人家自己吃糠咽菜，却给他们另锅专做，不但见不着糠皮野菜，三个中午还保证吃到白面条。太行山区是非产麦区，种麦很少，面条饭是对最尊贵客人的招待标准。很明显，村里人将他们当作客人待。
　　村里人还经常笨嘴拙舌地安慰这些倒了霉的人，在劳动空隙或在路上碰见席地而坐时说的私底话，不看政治运动的气候与脸色，凭的是庄稼人一颗本真朴实的心，说的都是最实在的大实话、体己话。或许，他们本身就是一种语言，作为一种人生样本，告诉他们什么叫苦难，什么叫委屈，使他们在对镜反观中，明白造化弄人、随遇而安是唯一可行的道理，从而化解开心中郁结的冤苦之气。
　　在我村劳动改造的干部，后来都逐步解放返回了县城。他们和村里人结下了很深的友谊，有的还给村里的孩子做了干爸、干妈。他们返县城后，在街头碰见村里来办事的人，会热情地往家里拖，帮助办理他们可以办了的事。有的还专门来到村里，感谢乡亲们在他们倒霉时给予的各种照顾与精神安慰，帮他们渡过了最艰难的日子。
　　“文革”武斗后期，我父亲在内的村里几个人，还冒着极大风险，掩护过一个被定性为反革命组织的派性小头目。那时全省上下各自挂靠，形成泾渭分明势不两立的两大派，从文斗一路发展到枪炮手榴弹的血腥武斗。后来，其中一派被定性为“反革命组织”，获胜的一方展开声势浩大的武装“剿匪”。在国家法律及公检法机关早被砸烂的年代，又逢这种非常时期，打死个“反革命”像捻死只蚂蚁那样简单。被剿的一方一些头目被抓后，已被“修理”死好多个。活下来的，也都被严刑拷打，重的被打得终生残疾。
　　父亲等人掩护的人叫吴继兴，老家是河南林州的，和我村的人一个祖籍，于是互认了老乡。就因这层关系，这几个人便冒死掩护了他。老吴原是县城里的一名机关干部，高挑个子，当时四十不到，爱打篮球，很精明干练的一个人。可惜在派性斗争中站错了队，并当了个小头目，便被列入“匪首”名单。为逃活命，他潜藏在邻村一熟人家里，不敢露面。可不知怎么走漏了风声，公社“小分队”连夜奔袭前来抓捕他，团团包围了他藏身的小楼。他察知危险后，推开楼窗抛下一块半头砖，嘴里喊道：“手榴弹！”抓他的人立刻四散躲开，他才真的投下一颗手榴弹，趁着爆炸的烟雾掩护，纵身从楼窗跳下，三跳两蹿逃了出去。可当他跑到村口，却被隐身于此的“小分队”队长拦腰抱住。情急之中，他又掏出一颗手榴弹，一把拉了弦喝道：“放开我，否则咱俩一起完蛋！”小分队队长看着哧哧冒白烟的手榴弹，妈呀一声丢开他滚到一边去，他趁机把手榴弹往小河沟里一送，在爆炸声中逃得无影无踪。
　　老吴两颗手榴弹逃脱，性质非常严重，不但“小分队”四处搜寻，县里还调来好多荷枪实弹的人，在各条道路设卡，挨村挨户搜查，并组织搜山，可始终没发现他的影子。就在这段时间里，我发现父亲与村里几个人神神秘秘在一起小声嘀咕，既兴奋，又害怕，一看就是遇到什么大事情。我还几次眊见，父亲于夜深后提着专门用来送饭的小桶锅，悄悄出门去。好几年后我才知道，当年老吴从邻村逃脱后，摸黑跑到我村来，找到父亲他们几个人。大家既然是老乡，如今老吴有难，没有不救的道理。于是，这几个人冒险将他藏到村外土崖一孔废弃的羊窑里，每天夜深人静后给他送吃送喝，直到风头过去，才让他转逃至外地。父亲几人的这一举动，要冒很大风险，一旦被发现，会担上很重的罪名，轻者五花大绑游街示众，重者会被逮入小分队严刑拷打，死不了也得脱层皮。并且会被扣上“反革命”帽子，我们做子女的，也会成为“黑五类”子弟，跟着倒血霉。
　　时过境迁后，老吴又返回机关工作，可他没有来村里道谢。父亲和保护了他的那几个人，也没再提起这件事。在他们看来，作为老吴的老乡，保护他天经地义；他不来道谢，也合情合理。来道谢了，反而是见外，反而不合情理了。
　　
　　山野的草，安于本分，宠辱不惊，无论被牲畜啃噬，还是被人刈割践踏，都默默忍受，不愤懑，不怨怼，极有隐忍承受的气度。不这样又能如何，它们是草，没有丝毫反抗能力。它们能做到的，就是在千秋万代的光阴里，苦苦修炼自己，把自己修成柔软坚韧的形与质，并具备了伤口自愈和分蘖、再生的能力，才得以延续，并保持了葳蕤繁荣的生命景象。乡村的草，每一株都是一尊佛，每尊佛都用亿万年的时光修炼而成。
　　村里土头土脑的农民，也是一群修炼者。
　　农民最容易被人看不起，也容易被人对不起，他们卑微的地位，还决定了与人计较不起。可他们接受上辈人的基因遗传与言传身教，加上自己持续不断的打磨，修炼，开悟，终于可以忍受现实加给他们的种种不公。他们说，与其活活气死，不如忍忍过去，一忍百事安，再忍百事了。这种看似麻木、无能的怯懦里，却隐藏着觉醒了的大智慧。郑板桥“难得糊涂”的名言，在知识阶层中无人不晓，却没几个人能够做到。农民的多数人不知此话的存在，或者知道了也不解其义，可他们却实实在在做到了。他们说不出“智者不惑，仁者不忧”这些文绉绉的话，却修炼出了淡定安忍、向死而生的心性与定力。
　　村里人荷担弄田的艰苦劳动，本身就是一种修炼。我初中毕业刚回村时，正值冬季运肥时节。刚开始，我凭着一股牛犊蛮气，还与同龄的年轻人拼抢了一阵子。可没几趟，便败下阵来。我气力不济，腿脚不行，两个肩膀也刀剐火燎一般热辣辣地疼。可我却吱不得声。在村里，担不了担子，抡不了䦆头，稀松软蛋一个，会遭人小看，就连那些又土又傻的丫头们也不会多看你一眼。我不得不和那帮慢吞吞行走的老一茬人结伴而行。他们勘破我的窘境，对我传授心经说，干活，心不能急，力要匀着用。心犯急，用猛力，就会折了耐力和后劲，反而脚不出路，手不出活，想快反而变成了慢。弄不好还会把人给努着，轻者伤筋骨，重者使气脉内脏受损，落下一辈子的病根。就说这担担子，虽是笨力气活，却大有诀窍。其心诀是：“上坡如修仙，下坡如坐轿，平路暄起扁担小步跑。”这样，才能心生力，力扶心，后劲不断，如有神助。真没想到，笨重农活里还有这么高深玄奥的学问。我将他们的“心经”变成我的劳动实践，在肩压重担的劳动中练肩练腿，磨心磨性。渐渐，在山道和长路的荷担行走中，走出一种心闲气定、心境澄明、人担合一、浑然忘我的境界，走出一种身姿弹跳，如踩鼓点，具有舞者姿势与情致的韵律之美。人一但进入这样的境界，便打通了任督二脉，艰苦的劳动就不再是一种刑罚般的苦役，变成由能力感、创造感、成就感支撑起的精神愉悦。我在后来补充了一些知识营养后，回想起当年他们说过的话，心中大吃一惊。他们在劳动中体悟出的这些话，与孔子的“欲速则不达”，老子的“无为无不为”，以及佛家的“苦乐源于自心”等道源禅理，何其相似乃尔。然而，他们却并没接触过孔子、老子、儒佛道的经典，完全是自己悟出，他们才是大彻大悟的修者与智者。
　　他们的聪明，还体现在对生活目标简单而朴素的追求上。一天三顿能吃饱（哪怕是糠菜之食），夜有一室可安身，炕上有媳妇，怀里有孩子，万事大吉。正因为生活目标的简单和知足，少欲不贪，心性平和而率真，才产生出了属于他们的快乐与幸福。这些山里的汉子，身上缺钱，肚里少食，身子累，日子苦，却可以苦中作乐，气不着，愁不死。地头歇息时，他们互相逗趣，讲黄段子，戳住笑点便前仰后合无所顾忌地畅怀大笑。遇到作难发愁的事，向人倾诉一番，嗨嗨几声，自我开释道，“狼吃没命，该死一定，量命吧！”站起身一拍屁股，腾起两团黄色的尘雾，抬脚走人。他们劳作完端起饭碗时，稀饭呼噜呼噜大口地灌，干饭嘴叭唧叭唧使劲地嚼，下咽时咕咚作响，嗓眼里似有一只手一把拽进去。一个下乡干部看我爸吃饭，十足眼气地说，看你们吃饭，真痛快。何止吃饭痛快，睡觉同样痛快。在地头劳动歇息时，往青石板或泥土地面一倒，头枕一块石块或自己的破鞋，须臾便鼾声大作。这些痛快，来自于受苦受累，来自于心地坦然。在一天三出工的劳动中，他们早把低热量的食物转化成气力与汗水，全部挥洒出去。肚子饥了，身子累了，加上豁达面世，心少烦恼，自然吃也香甜，睡也香甜。
　　我的被芳草簇拥、承载的家乡，一切都慢节奏，简单而朴素，却充满哲性与神性。这里没有噪杂，静谧如诗，是修炼者的理想道场。这里生长粮食与草芥，也生长智慧与哲学。万物土中生，日月星辰、四时八节、五行八卦轮转，演示着天地伦理与自然大道。这里的一切看似那么缺少文化，慵散混沌。但唯其混沌，村民们才做到了依真而行，趋善而动，唯美而崇。就连人们似有讽意的日出而作日没而息，不也是遵循自然大道的智行吗？
　　
　　我走上“老向阳”山坡的时候，已近黄昏。我在长满茸茸白草的山坡躺下来，浓郁的青草气息和花香，掺合着上年的枯草发酵后的腐殖质气味立刻包围了我。这是我久违了的山野味道，也是乡村特有的体香。闻着这样的味道，就像婴儿躺进母亲怀里，衔住了母乳，一颗心顿时走出浮躁的世相，让奔跑的步履停下来，也让灵魂安静下来。
　　我儿时对村庄有着对母亲般的依赖。可长大成人，我对家乡的感情却变得复杂起来，千方百计想高飞远走。就在我即将成为一个标准农民的时候，我终于把自己从村里拔起来，扦插到乡里又转至县城，成为村庄一个成功的叛逆者。可我在不顾一切逃离时，却把根留在村里，仍将这里视为我的大后方，也使得我频频回首关注这里发生的一切。
　　我看到家庭承包的分散劳动取代了集体作业，电与农用三轮等农机具取代了扁担和牛驴骡马，泥土小路摇身一变为水泥乡村公路。村里人迅速摆脱了饥饿与贫困，抵达生活水平的历史之最。电视、手机、电脑和摩托车的普及（少数人家还有了小车），使乡亲们可以直接与世界对话，可以畅行世界。可与之同时，金钱观念也快速膨胀，强势地劫持了我的村庄，轻而易举便将几代人养成的村风击垮。人们的亲情观念变得淡薄了，越来越不讲人情了，互相的交往或多或少掺杂了交易的味道。一些利益之争，使得亲兄弟也不惜打破脑袋，一直闹到法庭上去。
　　我紧接着发现，不甘心一辈子呆在农村的人远非我一个。村里的精英们不再迷恋土地和庄稼，纷纷都跑出去当小老板，当工头，倒腾买卖，跑运输，偷挖铁矿石。即使光会出笨力的人也四出打工，或下煤窑，或跟人在建筑工地当大工小工。他们由“种田的农民”摇身一变成为“挣钱的农民”，最多在春种秋收时回家帮帮父母妻子。待大家兜里都积攒了些钱，便互相攀比着在县城买房或修房，举家搬走。一些在外地读书或打工而定居于彼地的人，也将父母带走。村里好像不是人呆的地方了，男女年轻人走得一个不剩。他们飞蛾扑火一样飞进欲望堆彻、性激素疯长的城市，宁愿在城里忍受人们的白眼做打工者，拾荒收破烂者，也不愿向家乡的方向回望一眼。从前，村庄是他们的整个世界，而现在，他们拥抱了整个世界，却唯独撇弃了自己的村庄。
　　村里突然没有了学校，给了村庄致命的一击。望子成龙的人们，都携带子女到城里租房而居，女人陪孩子读书，男人钻天入地想法子挣钱。他们说就是砸锅卖铁，讨吃要饭，也不能耽误了孩子的一辈子。他们只在春种秋收时如候鸟般慌慌飞回村来，草草下种，草草收获，然后又慌慌飞回去照应孩子，挣钱养家。
　　移居城里的人家逐渐将土地转包给留在村里的人。再后来，村里只剩下一处处空寂的院落，以及一些常在夕阳下伫立于村头路口向远方眺望的苍老身影。荷尔蒙流失殆尽的村庄，再也没能力接受进城人家的转包土地。我的村庄有史以来首次出现了农民不稀罕土地的现象，一些偏远土地因此而弃种撂荒。
　　山坡的草，退出了村庄生产要素，彻底失去了承载性，遇到了人类进入农耕文明以来最放纵最开心的时刻。没有了牲畜的啃噬，没有了人的刈割与踩踏，它们肆无忌惮地疯长，在占山为王后，又迅速吞没了道路，吞没了人们曾经赖以为生和埋着历代先人的土地，势不可挡地包围侵入村庄，入驻于无人居住的院落。“老向阳”山脚的那座简易小庙里，集约化地供奉着土地、山神、城隍、药王、孔圣人五位神祗，颇具逃荒人村庄的特色。他们中除孔圣人外，都是地方级小神，只因与村民的生活联系紧密，便成为必敬之神。如今，村民们已将他们忘记，唯财神是尊。财神爷当仁不让，站在村头一挥大袍袖威严喝道，财神在此，诸神退位。于是，“五神”与他们的住所也被挡在一人高的荒草后面。几位大神满脸迷惘地低头看看脚下空空如也的石头供台，又从风吹草动的缝隙中探出头来，望着空寂苍凉的村庄，望着因小孙子在城里遭车祸而死得了急心疯的靳老婆子，颤抖着嗓门朝进出村的路喊魂：“胖孩，回家来；胖孩，回家来……”
　　我拨开荒草荆棘密密遮挡的小径走下山坡。眼中，在西边山头硕大的橘红色夕阳余晖里，村庄的轮廓渐趋暗淡，模糊。
　　“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为此萧艾也？”恍惚记得，这是屈原《离骚》里悲慨之问。“礼失求诸野,善在黎民。”相传是孔子所言。时至今日，黎民已去，乡村空置，无处求礼寻善，芳草怎能不变为萧艾？
　　村口，靳老婆子还在暮色里焦急地颤着嗓门喊魂：“胖孩，回家来；胖孩，回来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