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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散文

人间芳草(修改稿)

2022-01-18经典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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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众微信公众号改标题为《人间春草生》于昨天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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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村,在亲戚家说了会话,我找了个借口溜出来,一个人信步上了村后的“老向阳”山坡。眼中,是南太行西麓浩浩荡荡的山野,山连着山,沟套着沟。近处,是铺天盖地的草木世界,绿色漫漶得连空气都染成绿的。
  对“老向阳”的一切,我再熟悉不过了。很小的时候,我就在这里满山疯跑,稍大又常在这里放驴、割草、挖野菜。初中毕业回村,又终年在山前坡后的梯田里劳动,我认得山坡的每块石头每棵树每株草。在我眼里,它们有呼吸,有心跳,会唱歌,会舞蹈。它们曾经是我的天空大地,日月星辰。
  草是乡村抹不掉的胎记,是标志乡村身份凌空飘扬的大纛。每到春风来临,那些五花八门无所不在的草便呼啦啦燃烧起来,一夜之间将山岭沟壑燃得绿焰腾腾。它们简单,朴素,谦卑,内敛,以很低的姿态活着。可竟也怀春,在不同季节里各兴花事,将硕大明艳的细小淡泊的花朵,举在头顶或挂于腋下,使山野怡红快绿,流辉溢彩。在古今诗人和城里人眼中,这里没有一棵草不是风景,每朵花都是一首抒情诗。可只有我和我的乡亲们知道,草是暗示农民悲苦命运的一个谶语,也是一道恶毒的咒语。我家乡的人,包括我的爷爷、父亲,在一出生时便跌落于揭去被子、褥子、席子的土炕谷草之上,同时也中了草的咒语。他们一辈子劳作于草中,食用草叶草茎(人可吃的草雅称野菜,庄稼在本质意义上也是草),夜里睡在谷草铺底的土炕上,死后入殓前也横陈于谷草,演绎着草人草命的人生范本。
  其实,乡村的人本身就是一棵棵会行走的草,人贱,命也贱。村里人有个病病灾灾,不会轻易就往医院送。打针吃药对他们来说,是件很奢侈的事。我刚记事的时候,到处疯跑出了一身大汗,站在风头上猛吹,被风拍了,晚上忽然发起烧来。母亲、大娘和邻居的女人们搂着摁着哄着我,奶奶用缝衣针挑放我的手指尖。那尖锐凌厉的刺激之痛,使我怕得要命。我紧盯着在灯火中闪着寒光的小巧刺器,拼命哭闹挣扎,可哪里挣得过那些大人七手八脚的捂按。平时奶奶疼我胜过稀世珍宝,这时却心硬如铁,挨着我的十根手指一根一根扎,扎一根就向外挤出玛瑙般的紫色血珠,拿块破布擦掉,再扎下一根。我在大哭大闹间折腾出满身大汗,母亲搂着我睡了一夜,竟然好了。村里的孩子们病了,都是大人们用土法子摆治,包括惊厥昏迷这样的重病,用点燃的艾团灸头顶百汇穴。和我一起玩大的两个孩子,就是用这种土法子救活的。他们在灸艾时头顶被灼伤,有银元大小一块头皮锃光发亮,永远长不起头发来,一低头就能看见。
  我们这些孩子也从不娇惯自己,是不需要大人操多少心满山疯跑的一群野孩子。可劲淘得口渴了,就近到一户人家,与主人打声招呼,用水瓢或粗瓷碗从水缸里舀起冷水,咕咚咕咚一气灌下去,而后一抹嘴,很美气地慨叹一声,由衷赞叹那清冽的生水带给的爽气与痛快。那感觉,酷似久旱的土地遇到甘霖,听得见焦灼的地面滋滋吃水的声音。长到十岁左右,我们便开始了抬土抬水、放驴割草、采挖野菜等劳动,经常不小心碰破头脸或割破了手。我们有应对此类伤害的丰富经验。如是冬天,从棉袄破洞里抠出一撮棉絮,点着后吹灭,用暗火熰成黑色的灰,摁在伤口上,藉以止血。以后伤口的地方会长成刺青般的青色,成为一个童年故事的永久性记号,也成为我们对人炫耀的一个资本。我们男孩子还有一个对付伤口的秘方,即躲开人们的视线,掏出小雀儿照准伤口哗哗哗撒尿“消毒”,然后在伤口上撒一撮细土,将血止住。
  大人们就更不把生病当回事了。我父亲伤风感冒后,从来都是死扛,嫌我母亲用针挑放扎得不深,放不透血,自己用针深深扎手指,挤出乌黑黏稠的血。然后咕咚咕咚灌下两大碗开水,蒙上被子发汗,第二天,照旧下地去干活去了。我十一二岁在邻村上高小时,家里突然捎信让我回去,说我父亲喉咙生出一个大泡,堵得上不来气,人怕是不行了。我告假后一溜小跑回到家里,看见父亲靠在土炕的被垛上,脸色憋得紫胀,两眼暴突,大张着嘴使劲地吸气吐气。他的眼神里充满痛苦、焦虑、绝望与不甘。看见我进来,想叮嘱什么,却只能从喉管里挤出像激愤的蛇那样的嘶嘶声。父亲急了,一挺身坐起,示意要吃饭,而且要吃很硬的小米干饭。大伯家正好吃小米干饭,赶忙盛来半碗。父亲抢过碗,狠命往嘴里扒,然后伸长脖子使出吃奶的力气往下咽。忽然,父亲咔咔咔大声咳嗽了起来,往炕边一扑,呼啦一声吐出一滩黑色的血。父亲竟然用这样的办法,将喉咙里的泡挤破,将自己救活了。
  村里人就是如此挑战生命的硬度,与命运赌博,要么挺过去,将身体打磨得如金刚不坏之身,要么付出早死、冤死的生命代价。在我前多半生里,经历了好多孩子夭折和成年人冤死的事件。作为乡民,他们生死都像一棵草,在人界、冥界、神界做物质循环的默默穿行。他们是草民,他们只能这样。
  
  村里的人把土地看得比人的生命还珍贵。他们以太阳月亮为坐标,遵循着二十四节气的古老历法,用最原始的劳动方式,在汗水里打捞每一年的收成。乡村较之于城市,对气候的变化更为敏感,除地震、山崩、海啸、瘟疫这些自然灾难外,每遇旱、洪、涝、风、雹、霜、虫等气候灾害,首当其冲的总是乡村。因灾歉收绝收,意味着忍饥挨饿,甚至被饿死。因此,他们对自然充满敬畏,也更渴望得到神的庇佑。他们尤其崇尚土地、龙王、五谷神这些与粮食生产有关的神祗,诚挚祈求大神们禳灾赐福。每年收罢秋的十月初十,是村里人特定的“谢土”日,答谢皇天后土的恩赐。也有告罪、谢罪的成分,生怕在土禁的时间段里动土冲撞了土地,故祈求宽恕。
       这是一群一辈子土中刨食,只求糊弄饱肚子,长远指望是有子孙传宗接代便十分满足的人。是一群永无前程可言,永无高就希望的“受苦人”。他们却都有一颗柔软而极容易感动的心。有土地,就为有土地而感动,没有土地,就为有大山深沟聊以活命而感动;有好年成,就为好年成而感动,没有好年成,就为有糠皮野菜果腹而感动;有儿孙,就为儿孙而感动,没有儿孙,就为有小狗小猫陪着而感动。他们为有家可回而感动,为有路行走而感动,为有树木野草山雀小兽出现在他们的生活中而感动。即使无婚配无子女什么都没有的鳏寡老人,也为自己有寂寞苦难的生命而感动。这就是我的乡亲们,深陷于贫困之中,却永远坚守着勤劳节俭、善良淳朴的本性。
  太行山土瘠地贫,十年九旱,土地多是叠摞在山坡的梯田,以及土崖顶的坪地,深沟之下的河滩地。无论那种地块,都隔沟跨岭,春种秋收要付出比平原的人多好多倍的气力。村民们在饥饿驱赶下,以牛为图腾,不计成本地将气力资源转化为尽可能多的粮食。那时,瓦特还没抵达乡村,也没有电力这种能源,除少数地块可以走独牛独驾的原始笨重牛车外,物质输运几乎全靠肩挑背扛。特别是青壮男劳力,一年中有一多半时间压在一条扁担或两头尖尖的秋担之下。冬春运肥,女劳力和上点年纪的男劳力也须肩荷重担,蹒跚于崎岖山道,爬山坡、土崖半腰的“瞪眼坡”。他们都懂得“柱顶千斤”的物理原理,用双脚双腿撑起身躯,用身躯撑起重担,将自己变成一根会行走的柱子,咬牙担起生计,担起一个村庄的岁月。他们成串的汗水洒落在被太阳炙烤得炽烫的青石上,“嗤嗤”冒青烟。脸上的汗渍被风干,伸手一摸,粘满细小的盐颗粒。为保护肩膀和衣服,好多人专门戴了厚厚的垫肩,可衣服的肩头处依然打了补丁,甚至补丁摞补丁。这都拜扁担所赐。他们脱去衣服,肩头厚厚的一层死肉赫然可见。那是黑铁皮一样的形质,是自幼抬水抬土练肩,成为正式劳力后被扁担成千上万次压碾挤搓,历经红肿、出血、脱皮掉肉、死皮更迭的千锤百炼而成。在山区活人,没有一副好身板和一双铁肩膀,外加一双强悍的手,休想混。
  那时的土地都是集体的,村人只有一人一分的自留地。这些仅有的属于自己的地,人们都在生产队劳动之余抽空打理,或起早贪黑,或饭前饭后,恨不能在在地里绣出花来。即使我们小孩子,打七八岁起便开始抬土抬水,十岁出头便练习担担子,做各种手把活。从这时起,我们手上、肩上开始长起死肉的茧子。我爷爷六十多岁退出了集体劳动,并可没赋闲在家,而是在山坡开荒地。这些地,小得卧不下牛回不过耧,却须成堆地捡出石头,积拢极稀少的土壤修整出来。爷爷分别在地里种了小杂粮、土豆、红薯、萝卜、茴子白、葱韭蒜等,还有男人们抽的兰花烟。他倾心尽力侍奉这些作物,拄着拐棍担肥施追,挑水浇苗,将它们喂养得绿油油胖乎乎。对离房院近的“鸡嘴头地”,他打来荆棘扎成半人高的围栏,阻挡馋嘴的鸡啄苗刨地。爷爷七十多岁时,已视物不清,腰腿也僵硬难曲,可依然在废弃的石窝里开荒地。他用朝圣般的匍匐身姿爬跪于地面,颤巍巍挪动身躯,靠手指的触摸分辨出石头与土坷垃,是石头扔掉,是土坷垃敲碎留下。爷爷的身体紧贴着地面,与土地对话,与土地一起呼吸心跳。他一步一叩首的艰难挪移,也是无数次向土地、向诸神祈求:我用一滴汗水向你们换一粒粮食,中不?
  在爷爷开地的时候,奶奶也没闲着,除操持锅灶、纺花织布、摘桑养蚕外,还领着我们这些孙男孙女,于房前屋后和树林空隙地,见缝插针栽种了小瓜、豆荚、金针、洋姜、螺蛳、芫荽、葵花、薄荷、艾草等,既供食用和药用,又顶花草看。在爷爷奶奶的生活字典里,处处可见的勤与俭的注脚与生存智慧。
  爷爷直到眼睛连人都分辨不清了,耳重也很严重,行走起卧都很困难,才停止了土里刨食的劳作。爷爷于八十六岁时谢世,他劳作过的黄土地慷慨地接纳了他。爷爷在世时,曾多次对我说,人吃五谷杂粮,生于土,还要还回土中去,这叫“吃啥还啥”。那时的我,并不能完全理解这话的含义。咀嚼多半生后终于明白,爷爷的话,除了物质不灭的含义外,是他作为逃荒村第一代人经历的更多苦难,使他对土地有了更透彻更深刻的理解。其核心理念是:生命高度依赖于土地,土地就是生命本身。于是对土地有着绝不亚于对神明的感恩与敬畏,死心塌地忠诚于土地,朝圣于土地,侍奉于土地;甘心情愿地于死后依偎于土地,回归于土地,还原于土地。
  
  我家乡山坡的每一棵草,从出土之日起,就在为开一次花结一次果而努力。可它们作为山地农村的附加资源,须得载牛载羊,任马任驴。人也采摘可食用的草棵草叶,割蒿草沤制青肥,一年里几经扫荡。可它们仍不放弃自己的目标,吃了割了上一茬,重新长出一茬来;再被吃掉割掉,再长出一茬。眼看秋天到了,抓住最后的时机结出一个不大的草穗。实在赶不住节令,就只能是一棵没果实的草了。
  我家乡的人,像极了这些草。
  村里人把全部希冀寄托于土地,把全部气力泼洒于土地,可产出的粮食却不能完全由自己支配,更不可能独享。
  我爷爷那辈的人,经历了晚晴到民国的改朝换代。可不管谁掌管国政,作为种粮的农民,都要缴纳皇粮。乱世之中,一拨一拨的地方势力和分不清来路的军队,还有土匪,都到村里来用枪逼着要粮抢粮。要么就将人捆走,拿粮食去换。日本鬼子最凶,荷枪实弹闯进村来,除找八路外就是抢粮,不给就用刺刀捅或开枪把人杀死。八路军、解放军对老百姓最好,让他们得到了土地与做人的尊严,村里人也真心实意缴纳军粮(后改为爱国粮、公粮),并送子弟去参军参战和支前。“古来征战几人回”,战争是一台绞肉机,村里好几户人家的孩子一走再没回来,给他们换回一块“烈属”牌子,悬于门楣,成为光荣之门的标识。
  我从小到大,不知多少次跟父亲去公社粮站缴公粮。那时一担子一担子分回家的粮食,一多半缴了公粮。我们村是先进村,放卫星时把粮食产量的底铺大了,缴粮的份额格外高,高产村反而比低产村分粮少,而且吃不到返销粮。缴粮前,要抽一切空余时间将玉米从棒子上掰下来,一连几天摊在院子里或山坡上铺垫了单子、席子、被褥等晾晒。谷子也要晒干,夜里推碾子加工成米。做完这一切,大包小包装好,择日担运到八里远的公社粮站去缴。
  我和父亲一大早吃过饭,担着百多斤的粮食上了路。十几岁的大妹也扛了五六十斤粮食一同前往。我仗着年轻,一路奔跑着先一步赶到粮站去排号。这时是缴公粮最紧张的时候,各村来缴粮的人多得像赶集,粮站大院和大门口到处戳放成一堆的粮食口袋,每家都有人跟在验粮员后边排号。人们的表情像统一复制出来,眼巴巴地盼望着验粮员能早点来,能顺利通过验收把粮食缴了。等啊盼啊,验粮员终于来了,在打开的口布袋里用手拨拉着看玉米成色,再用一根专用的长铁杆抓具,捅到口袋中间或底部,拖出一把玉米,捻几粒扔进嘴里两眼上翻着咬。不是咯嘣咯嘣脆生生响的,说明没干透,就会断然拒收,一点商量的余地也没有。这些人家立刻苦起了脸,家里没男劳力的,泪都下来了。他们实实在在摊上事了,要么再费力将粮食发落回去,晾晒干后再搬运来缴。要么就地找块地儿,每天跑来摊开来晒,晚上找地方寄存,直到验粮员认为可以了给收了为止。也有一次性通过验收的,这些幸运的缴粮户会兴奋得满面放光,手忙脚乱找筛子,按要求把玉米全部筛一遍,拣去成熟不好的小粒、瘪粒。小米有碎米和窝糠的,也要过风车。然后重新装包过磅,一袋袋分别扛入玉米、小米库房。
  我那时人年轻,消化快,排号至傍中午,肚子里像装了只滥情的蛤蟆,咕嘎咕嘎一个劲地叫。饿过了头,饥饿感消失,可没多久,那蛤蟆又鸣叫起来。我的幼年至青年,饿肚子是再熟悉不过的体验。那时的全部记忆,几乎可以浓缩为两个字:饥饿。这种体验不光是我,在这等候验粮临近中午之时,所有缴粮人都处于饥饿中。他们是种粮人,饿肚子的时候却最多。明明担着粮食来缴,却须饿着肚子等。他们饿肚子,却是为了使天下人都能吃饱肚子。三年自然灾害时,农村在大面积饥荒中饿死好多人,却没听说城市饿死过人,这真有点黑色幽默的味道。说起来,缴公粮是付给粮钱的,可一斤玉米仅给八分,一斤小米只付给一毛二分五。这些钱划拨到生产队账簿上,是生产队的主要经济来源,年终按各家的劳动工分多寡分红。一些人家的账簿收入与吃粮款支出发生倒挂,欠账的数字是用红墨水写的,这是我对经济学上说的“赤字”的最初认识。
  还好,我家的粮食一次通过验收,我和父亲、大妹如闻大赦般惊喜,我听见心里压了好久的磨盘扑通一声落了地。紧张过筛、装袋后,我扛着粮袋踏着跳板进入粮食味沉郁的仓库,把玉米倒入库房。那仓库好大,足有一个篮球场的面积。玉米堆得几近房梁,我的心一下悬起来,生怕库房的四壁不够坚固,架不住这满满一库粮食的鼓涨力,呼隆一声崩塌了。在我和父亲扛粮入库时,大妹将过筛子筛出的小、瘪颗粒玉米,风车扇出的碎米,仔细收拾起来,装布袋里带回去。这些东西对我家来说,依然是好东西,最少比谷糠、野菜可口得多。
  草,生活在乡村最底层,卑微而渺小。然而,离开了草,乡村的一切将无从谈起。草民对当时的整个社会来说,亦然如此。
  
  我家乡的山坡,生长着一层密匝匝毛茸茸的“白草”。它们像足球场的草皮,永远长不高,互相紧紧簇拥在一起,每棵草都在努力争取一个立锥之地,你争我抢地争地盘,争阳光,争水分和养分。同时它们的根系也盘根错节地纠缠在一起,把土壤紧紧抱住,既防止被牛羊连根拔起,又避免水土流失,还可将水分储蓄于土壤中,防止被阳光暴晒而蒸发。它们用这样的办法,抵抗着牛羊的侵袭,一起渡过最干旱的季节。村里的乡亲们也像这些白草,互相有竞争,有碰撞,有争端,有交恶,有怼恨,也有让人哭笑不得的算计,偶尔还会因斗气升级为争吵打斗。可邻居之间,又极讲究和睦相处,在相帮相助中互依互存。
  我的家乡古风淳朴,乡情至浓。我初中毕业后在村里劳动的三年中,经常被一些温暖的场景所感动。
  那是一个严冬里寒流来袭的日子,生产队的人在深沟河滩建设“大寨田”。大风像群狼一样嚎叫着一轮轮扑来,将人们暴露的器官和肌肤抓挠得火烧火燎地疼。斜挂在头顶的太阳被大风吹得抖抖索索,脸色苍白,自顾不暇中,半点温度也提供不给人们。半晌歇息时,劳动生产的一点热量很快逃逸,男女劳力冷得上下牙齿得得得打架。他们狠劲跺脚,呵气暖手,捂冻僵的耳朵。突然醒悟似的,男女人各找了一个背风旮旯,缩着颈项袖起两手你挨我挤坐下来。女人们还前后排坐,前排的靠在后排人怀里。大家身贴身膀挨膀紧紧挤靠在一起,既用别人的体温取暖,也将自己的体温传导给别人,互相间没有嫌弃,没有间隙。大家就用这种“人肉阵”的办法,有效地抵御了肆虐寒流的撕咬。
  在这个难得的空档里,男人们自然要抽烟过瘾。他们其中一个掏出燃汽油的那种老式打火机,可大风里怎么也打不着。好几个男人立刻靠拢过来,头碰头肩挨肩围成一个密不透风的圈,加上几只大手的挡护,将横扫斜扑的大风挡住,打着火点燃了一两支烟袋。点燃的烟袋成为他们的火种,互相“度火”点烟:点着的烟锅和就火的烟锅面对面一扣,一个用力吹,一个猛抽几口,便将烟点着。这些瘾君子那个都有三五袋烟的胃口,就用互相度火的办法,都将烟瘾过足。
  多少年后,村里人互相用体温取暖、互相度火抽烟的情景,经常重现我的脑海。我总觉得,这些温暖的镜头里隐藏着深意,就是一个隐喻,引诱我一遍遍去思索,去解读。
  我的家乡由逃荒人组成。或许正是这个缘故,使我的村庄成为一个礼义之乡。老辈人在为求生而逃荒的途中和落下脚之后,穷帮穷,难帮难,度过了最艰难的时光。逃荒的苦难命运与死亡胁迫,将大家结成一家人。在我很小的时候,大人们便教导我,做人必须识礼数,懂得规矩。其中之一就是对村里上年岁人,沾不沾亲都须称呼爷、奶、伯、叔、大妈、婶子。对平辈的人,只要年龄大于自己,也要喊哥嫂或姐。上点年纪的人生病,左邻右居都会拿东西前往看望。至于平时互相借钱借物,遇到急事外出互相照应孩子和门户,如同家常便饭。
  村里人最大的事是修房盖屋和办红白喜事。不管轮到谁家,互相“串忙”天经地义,男人们帮工,女人们帮厨,自带工具,早早到场。男的担水担土,搬砖和泥,比给自己家干活还卖力气。厨房里刀砧呯呯邦邦响,女人们边叽叽喳喳说道着她们喜欢的话题边干活,不知不觉就把活做完了。乡村人最不吝啬的是气力,帮人出把力,流几身汗,是最正常不过的事,没有人会计较被帮工者以后还工没还工,还工的天数或晌数对不对称。对去世的老人,全村人都会前往吊祭和帮忙。尤其我们青壮人,更是刨坑建墓、抬棺发丧的主角。这不光是出力帮忙,更是一种道义与责任。这些逝去的人,曾具体而鲜活地生活在我们中间。如今,他们驾鹤西去了,可他们的形象、体温、气息仍在,活生生在我们眼前晃动,不把他们发落走,入土为安,心里咋过意得去?
  也有不守村中规矩,挑战乡村生存法则的,无形中和村里人唱起对台戏,由此生出事端。村中老郎家老大金胜,人不扎实,咋咋呼呼,好喧大话,人送外号“大帐篷”。他先前在村里劳动,出去当了几年兵,退伍后在县城里托人混了份差事,便长了行市,回村来处处显得高人一等,经常流露出对村人的小看。在乡村,这是很犯忌的事情。有了鞋穿就笑话光脚的,撇下镰刀不再割草便来吓唬放羊的,也忒敢瞎牛了。“大帐篷”不仅如此,他爹老子死了,正需村里人帮忙料理丧事,却二了吧唧耍起大牌。按村里风俗,孝子居丧,孝帽捂着头,见了小猫小狗都须叩头,以示悲痛,也为爹娘求一条向西去的畅达之路。自然也需挨户登门给村人行叩头礼。其实也就是一道风俗而已。村人庆吊互通,极重乡谊,红白事互相帮忙,是铁打的规矩。所谓孝子叩头,无非是个礼节性过场,实质意义就是宣哀示痛,通告于众,走到礼数,别让人有上赶着帮忙的感觉。可“大帐篷”偏偏端起架子不肯放下,而且还是个有屁憋不住的人,在公开场合撂大话说,头不去磕,人不去请,想来串忙就来,不想来拉球倒。我到老丈人家村头吆喝一声,来十个八个壮小伙不成问题,哪愁把我爹抬出去。这话在生产队地里传开,一下炸了锅。大家本来就看不惯“大帐篷”平时的做派,何况村里人修房盖屋、办红白事,他都没沾过边,现在却说这种料峭话,烧燎谁呢,莫非真上赶着帮你打发爹老子不成?人的情绪是互相传染的,大伙都火了,激化成众怒。尤其我们一伙青壮人,坚决不干了,互相勾了小拇指,赌下了狠咒:谁去给他家帮忙出丧,就是大家的儿,须挨着全队一个个的男人从裤裆下拱过去!
  事情就这样杠上了。可老一茬的人冷不丁给泼了瓢冷水,说“大帐篷”说的是不叫话,可他爹可是个好人哪。不看小的看老的,不把他抬出去,你们心里过得去?我们的心都咯噔一下,傻眼了。是的,那老头一辈子勤快本分,嘻嘻哈哈,没和谁红过脸,活着时天天和我们耳鬓厮磨。本队逝去的老人,都是我们这帮人建墓抬棺葬埋了的。如今,他老人家倒在地下了,不把他抬出送走,心里咋能安稳?这事弄得,反而把我们一伙人架在火上烤。不去,实在不忍心,将来会落悔;去呢,又憋了一肚子气。最终,还是同在一队的村支书出面调停,才将僵局打破。支书专门到“大帐篷”家给他打招呼说,你小子真有能耐,能从外村叫来人打发你爹。可你想过没有,本村本土没人给你家抬棺材,靠外村人来打发,是不是证明你在村里很没人脉?还有,你这样做就是和一村人作对,从此可就结下死疙瘩了。“大帐篷”这才感到事态的严重,一下傻眼了,说真没想这么多,我该咋整?支书说最好还是走乡随俗,按村里规矩挨家挨户叩头通知大伙,给他们一个台阶下。顺过筋来的“大帐篷”果然照此办了。我们一个个赶紧就坡下驴,不但帮他抬棺葬父,还依乡俗随了份礼,一颗颗悬着的心才落了地。
  这事弄得,着急上火,生气鼓肚,竟是争抢着去给人帮忙,犯贱不是?我将我的疑惑说给眯着眼像永远睡不醒一样的本家大哥。大哥说,人哪,活得安稳不安稳,就看对起对不起自己的心。我恍然大悟,心头大放光明。
  
  多少年后我一直在想,在阶级斗争为纲、物质贫乏的时代,农村这种地方,往坏里说就是一个大收容站甚至是垃圾场。不管遭贬下放的,还是临时被遣劳动改造的,都往这里塞。除了这地方,再坏的去处恐怕就是监狱、阎王殿了。往好里说,这里的人虽在最底层,却最厚道,最宽宥,最容得下人。不管来人有身份发配而来,还是逃难要饭而来,一概收留。只要来人在村里安分守己,不祸害村人,便不会被歧视被排斥。遇到难处,村民还会帮衬一把。大伙掌握的尺度是,不管来人是啥来路,总得让人活。
  那时村里接纳最多的是因政治问题接受劳动改造的人。他们曾经是一脸威严、自我感觉良好的干部,或许还是某个单位部门的一把手,运动头上被从云彩上掀下来,变成人人都能捶打的破鼓。他们刚到来时,无不心事重重,情绪低落,整日处于惶恐不安中。可村里人并不认为他们是有问题的人,更不认为他们是坏人,只把他们看作是流年不利走了背字的人,从不敌视、为难他们。上边让开他们的批斗会,村干部摆个开会的样子,找几个好说好逗的,稀溜哈啦走走过场就过去了。在地里劳动时,队长让这些细皮嫩肉的人做妇女劳力干的抬手活,不让他们干担担子抬石头之类的重体力活。在三天一换的挨户吃派饭中,管饭的人家自己吃糠咽菜,却给他们另锅专做,不但见不着糠皮野菜,三个中午还保证吃到白面条。太行山区是非产麦区,种麦很少,面条饭是对最尊贵客人的招待标准。很明显,村里人将他们当作客人待。
  村里人还经常笨嘴拙舌地安慰这些倒了霉的人,在劳动空隙或在路上碰见席地而坐时说的私底话,不看政治运动的气候与脸色,凭的是庄稼人一颗本真朴实的心,说的都是最实在的大实话、体己话。或许,他们本身就是一种语言,作为一种人生样本,告诉他们什么叫苦难,什么叫委屈,使他们在对镜反观中,明白造化弄人、随遇而安是唯一可行的道理,从而化解开心中郁结的冤苦之气。
  在我村劳动改造的干部,后来都逐步解放返回了县城。他们和村里人结下了很深的友谊,有的还给村里的孩子做了干爸、干妈。他们返县城后,在街头碰见村里来办事的人,会热情地往家里拖,帮助办理他们可以办了的事。有的还专门来到村里,感谢乡亲们在他们倒霉时给予的各种照顾与精神安慰,帮他们渡过了最艰难的日子。
  “文革”武斗后期,我父亲在内的村里几个人,还冒着极大风险,掩护过一个被定性为反革命组织的派性小头目。那时全省上下各自挂靠,形成泾渭分明势不两立的两大派,从文斗一路发展到枪炮手榴弹的血腥武斗。后来,其中一派被定性为“反革命组织”,获胜的一方展开声势浩大的武装“剿匪”。在国家法律及公检法机关早被砸烂的年代,又逢这种非常时期,打死个“反革命”像捻死只蚂蚁那样简单。被剿的一方一些头目被抓后,已被“修理”死好多个。活下来的,也都被严刑拷打,重的被打得终生残疾。
  父亲等人掩护的人叫吴继兴,老家是河南林州的,和我村的人一个祖籍,于是互认了老乡。就因这层关系,这几个人便冒死掩护了他。老吴原是县城里的一名机关干部,高挑个子,当时四十不到,爱打篮球,很精明干练的一个人。可惜在派性斗争中站错了队,并当了个小头目,便被列入“匪首”名单。为逃活命,他潜藏在邻村一熟人家里,不敢露面。可不知怎么走漏了风声,公社“小分队”连夜奔袭前来抓捕他,团团包围了他藏身的小楼。他察知危险后,推开楼窗抛下一块半头砖,嘴里喊道:“手榴弹!”抓他的人立刻四散躲开,他才真的投下一颗手榴弹,趁着爆炸的烟雾掩护,纵身从楼窗跳下,三跳两蹿逃了出去。可当他跑到村口,却被隐身于此的“小分队”队长拦腰抱住。情急之中,他又掏出一颗手榴弹,一把拉了弦喝道:“放开我,否则咱俩一起完蛋!”小分队队长看着哧哧冒白烟的手榴弹,妈呀一声丢开他滚到一边去,他趁机把手榴弹往小河沟里一送,在爆炸声中逃得无影无踪。
  老吴两颗手榴弹逃脱,性质非常严重,不但“小分队”四处搜寻,县里还调来好多荷枪实弹的人,在各条道路设卡,挨村挨户搜查,并组织搜山,可始终没发现他的影子。就在这段时间里,我发现父亲与村里几个人神神秘秘在一起小声嘀咕,既兴奋,又害怕,一看就是遇到什么大事情。我还几次眊见,父亲于夜深后提着专门用来送饭的小桶锅,悄悄出门去。好几年后我才知道,当年老吴从邻村逃脱后,摸黑跑到我村来,找到父亲他们几个人。大家既然是老乡,如今老吴有难,没有不救的道理。于是,这几个人冒险将他藏到村外土崖一孔废弃的羊窑里,每天夜深人静后给他送吃送喝,直到风头过去,才让他转逃至外地。父亲几人的这一举动,要冒很大风险,一旦被发现,会担上很重的罪名,轻者五花大绑游街示众,重者会被逮入小分队严刑拷打,死不了也得脱层皮。并且会被扣上“反革命”帽子,我们做子女的,也会成为“黑五类”子弟,跟着倒血霉。
  时过境迁后,老吴又返回机关工作,可他没有来村里道谢。父亲和保护了他的那几个人,也没再提起这件事。在他们看来,作为老吴的老乡,保护他天经地义;他不来道谢,也合情合理。来道谢了,反而是见外,反而不合情理了。
  
  山野的草,安于本分,宠辱不惊,无论被牲畜啃噬,还是被人刈割践踏,都默默忍受,不愤懑,不怨怼,极有隐忍承受的气度。不这样又能如何,它们是草,没有丝毫反抗能力。它们能做到的,就是在千秋万代的光阴里,苦苦修炼自己,把自己修成柔软坚韧的形与质,并具备了伤口自愈和分蘖、再生的能力,才得以延续,并保持了葳蕤繁荣的生命景象。乡村的草,每一株都是一尊佛,每尊佛都用亿万年的时光修炼而成。
  村里土头土脑的农民,也是一群修炼者。
  农民最容易被人看不起,也容易被人对不起,他们卑微的地位,还决定了与人计较不起。可他们接受上辈人的基因遗传与言传身教,加上自己持续不断的打磨,修炼,开悟,终于可以忍受现实加给他们的种种不公。他们说,与其活活气死,不如忍忍过去,一忍百事安,再忍百事了。这种看似麻木、无能的怯懦里,却隐藏着觉醒了的大智慧。郑板桥“难得糊涂”的名言,在知识阶层中无人不晓,却没几个人能够做到。农民的多数人不知此话的存在,或者知道了也不解其义,可他们却实实在在做到了。他们说不出“智者不惑,仁者不忧”这些文绉绉的话,却修炼出了淡定安忍、向死而生的心性与定力。
  村里人荷担弄田的艰苦劳动,本身就是一种修炼。我初中毕业刚回村时,正值冬季运肥时节。刚开始,我凭着一股牛犊蛮气,还与同龄的年轻人拼抢了一阵子。可没几趟,便败下阵来。我气力不济,腿脚不行,两个肩膀也刀剐火燎一般热辣辣地疼。可我却吱不得声。在村里,担不了担子,抡不了䦆头,稀松软蛋一个,会遭人小看,就连那些又土又傻的丫头们也不会多看你一眼。我不得不和那帮慢吞吞行走的老一茬人结伴而行。他们勘破我的窘境,对我传授心经说,干活,心不能急,力要匀着用。心犯急,用猛力,就会折了耐力和后劲,反而脚不出路,手不出活,想快反而变成了慢。弄不好还会把人给努着,轻者伤筋骨,重者使气脉内脏受损,落下一辈子的病根。就说这担担子,虽是笨力气活,却大有诀窍。其心诀是:“上坡如修仙,下坡如坐轿,平路暄起扁担小步跑。”这样,才能心生力,力扶心,后劲不断,如有神助。真没想到,笨重农活里还有这么高深玄奥的学问。我将他们的“心经”变成我的劳动实践,在肩压重担的劳动中练肩练腿,磨心磨性。渐渐,在山道和长路的荷担行走中,走出一种心闲气定、心境澄明、人担合一、浑然忘我的境界,走出一种身姿弹跳,如踩鼓点,具有舞者姿势与情致的韵律之美。人一但进入这样的境界,便打通了任督二脉,艰苦的劳动就不再是一种刑罚般的苦役,变成由能力感、创造感、成就感支撑起的精神愉悦。我在后来补充了一些知识营养后,回想起当年他们说过的话,心中大吃一惊。他们在劳动中体悟出的这些话,与孔子的“欲速则不达”,老子的“无为无不为”,以及佛家的“苦乐源于自心”等道源禅理,何其相似乃尔。然而,他们却并没接触过孔子、老子、儒佛道的经典,完全是自己悟出,他们才是大彻大悟的修者与智者。
  他们的聪明,还体现在对生活目标简单而朴素的追求上。一天三顿能吃饱(哪怕是糠菜之食),夜有一室可安身,炕上有媳妇,怀里有孩子,万事大吉。正因为生活目标的简单和知足,少欲不贪,心性平和而率真,才产生出了属于他们的快乐与幸福。这些山里的汉子,身上缺钱,肚里少食,身子累,日子苦,却可以苦中作乐,气不着,愁不死。地头歇息时,他们互相逗趣,讲黄段子,戳住笑点便前仰后合无所顾忌地畅怀大笑。遇到作难发愁的事,向人倾诉一番,嗨嗨几声,自我开释道,“狼吃没命,该死一定,量命吧!”站起身一拍屁股,腾起两团黄色的尘雾,抬脚走人。他们劳作完端起饭碗时,稀饭呼噜呼噜大口地灌,干饭嘴叭唧叭唧使劲地嚼,下咽时咕咚作响,嗓眼里似有一只手一把拽进去。一个下乡干部看我爸吃饭,十足眼气地说,看你们吃饭,真痛快。何止吃饭痛快,睡觉同样痛快。在地头劳动歇息时,往青石板或泥土地面一倒,头枕一块石块或自己的破鞋,须臾便鼾声大作。这些痛快,来自于受苦受累,来自于心地坦然。在一天三出工的劳动中,他们早把低热量的食物转化成气力与汗水,全部挥洒出去。肚子饥了,身子累了,加上豁达面世,心少烦恼,自然吃也香甜,睡也香甜。
  我的被芳草簇拥、承载的家乡,一切都慢节奏,简单而朴素,却充满哲性与神性。这里没有噪杂,静谧如诗,是修炼者的理想道场。这里生长粮食与草芥,也生长智慧与哲学。万物土中生,日月星辰、四时八节、五行八卦轮转,演示着天地伦理与自然大道。这里的一切看似那么缺少文化,慵散混沌。但唯其混沌,村民们才做到了依真而行,趋善而动,唯美而崇。就连人们似有讽意的日出而作日没而息,不也是遵循自然大道的智行吗?
  
  我走上“老向阳”山坡的时候,已近黄昏。我在长满茸茸白草的山坡躺下来,浓郁的青草气息和花香,掺合着上年的枯草发酵后的腐殖质气味立刻包围了我。这是我久违了的山野味道,也是乡村特有的体香。闻着这样的味道,就像婴儿躺进母亲怀里,衔住了母乳,一颗心顿时走出浮躁的世相,让奔跑的步履停下来,也让灵魂安静下来。
  我儿时对村庄有着对母亲般的依赖。可长大成人,我对家乡的感情却变得复杂起来,千方百计想高飞远走。就在我即将成为一个标准农民的时候,我终于把自己从村里拔起来,扦插到乡里又转至县城,成为村庄一个成功的叛逆者。可我在不顾一切逃离时,却把根留在村里,仍将这里视为我的大后方,也使得我频频回首关注这里发生的一切。
  我看到家庭承包的分散劳动取代了集体作业,电与农用三轮等农机具取代了扁担和牛驴骡马,泥土小路摇身一变为水泥乡村公路。村里人迅速摆脱了饥饿与贫困,抵达生活水平的历史之最。电视、手机、电脑和摩托车的普及(少数人家还有了小车),使乡亲们可以直接与世界对话,可以畅行世界。可与之同时,金钱观念也快速膨胀,强势地劫持了我的村庄,轻而易举便将几代人养成的村风击垮。人们的亲情观念变得淡薄了,越来越不讲人情了,互相的交往或多或少掺杂了交易的味道。一些利益之争,使得亲兄弟也不惜打破脑袋,一直闹到法庭上去。
  我紧接着发现,不甘心一辈子呆在农村的人远非我一个。村里的精英们不再迷恋土地和庄稼,纷纷都跑出去当小老板,当工头,倒腾买卖,跑运输,偷挖铁矿石。即使光会出笨力的人也四出打工,或下煤窑,或跟人在建筑工地当大工小工。他们由“种田的农民”摇身一变成为“挣钱的农民”,最多在春种秋收时回家帮帮父母妻子。待大家兜里都积攒了些钱,便互相攀比着在县城买房或修房,举家搬走。一些在外地读书或打工而定居于彼地的人,也将父母带走。村里好像不是人呆的地方了,男女年轻人走得一个不剩。他们飞蛾扑火一样飞进欲望堆彻、性激素疯长的城市,宁愿在城里忍受人们的白眼做打工者,拾荒收破烂者,也不愿向家乡的方向回望一眼。从前,村庄是他们的整个世界,而现在,他们拥抱了整个世界,却唯独撇弃了自己的村庄。
  村里突然没有了学校,给了村庄致命的一击。望子成龙的人们,都携带子女到城里租房而居,女人陪孩子读书,男人钻天入地想法子挣钱。他们说就是砸锅卖铁,讨吃要饭,也不能耽误了孩子的一辈子。他们只在春种秋收时如候鸟般慌慌飞回村来,草草下种,草草收获,然后又慌慌飞回去照应孩子,挣钱养家。
  移居城里的人家逐渐将土地转包给留在村里的人。再后来,村里只剩下一处处空寂的院落,以及一些常在夕阳下伫立于村头路口向远方眺望的苍老身影。荷尔蒙流失殆尽的村庄,再也没能力接受进城人家的转包土地。我的村庄有史以来首次出现了农民不稀罕土地的现象,一些偏远土地因此而弃种撂荒。
  山坡的草,退出了村庄生产要素,彻底失去了承载性,遇到了人类进入农耕文明以来最放纵最开心的时刻。没有了牲畜的啃噬,没有了人的刈割与踩踏,它们肆无忌惮地疯长,在占山为王后,又迅速吞没了道路,吞没了人们曾经赖以为生和埋着历代先人的土地,势不可挡地包围侵入村庄,入驻于无人居住的院落。“老向阳”山脚的那座简易小庙里,集约化地供奉着土地、山神、城隍、药王、孔圣人五位神祗,颇具逃荒人村庄的特色。他们中除孔圣人外,都是地方级小神,只因与村民的生活联系紧密,便成为必敬之神。如今,村民们已将他们忘记,唯财神是尊。财神爷当仁不让,站在村头一挥大袍袖威严喝道,财神在此,诸神退位。于是,“五神”与他们的住所也被挡在一人高的荒草后面。几位大神满脸迷惘地低头看看脚下空空如也的石头供台,又从风吹草动的缝隙中探出头来,望着空寂苍凉的村庄,望着因小孙子在城里遭车祸而死得了急心疯的靳老婆子,颤抖着嗓门朝进出村的路喊魂:“胖孩,回家来;胖孩,回家来……”
  我拨开荒草荆棘密密遮挡的小径走下山坡。眼中,在西边山头硕大的橘红色夕阳余晖里,村庄的轮廓渐趋暗淡,模糊。
  “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为此萧艾也?”恍惚记得,这是屈原《离骚》里悲慨之问。“礼失求诸野,善在黎民。”相传是孔子所言。时至今日,黎民已去,乡村空置,无处求礼寻善,芳草怎能不变为萧艾?
  村口,靳老婆子还在暮色里焦急地颤着嗓门喊魂:“胖孩,回家来;胖孩,回来了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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