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四月不佑君

　　
　　四月，是一个百花盛开、万物向荣的季节。可是，这个季节却是历朝因“改革”走向灭亡的季节。 　　前1029年4月，商纣王自焚鹿台，655年的商王朝灭亡。
　　前771年4月，犬戎杀周幽王，西周王朝灭亡。
　　前256年4月，秦王灭周，800年周王朝灭亡。
　　前207年4月，秦二世胡亥为赵高所杀，大秦帝国灭亡。
　　234年4月21日，汉献帝刘协死亡，大汉帝国灭亡。
　　421年4月，晋末皇帝司马德文下台，大晋帝国灭亡。
　　549年4月，梁武帝萧衍饿死，大梁王朝灭亡。
　　618年4月，隋炀帝被宇文化及所杀，隋帝国灭亡。
　　908年4月，唐哀帝李祝为梁太祖朱温所杀，大唐帝国灭亡。
　　1278年4月，宋端宗死亡，大宋帝国灭亡。
　　1370年4月，元顺帝死亡，大元帝国灭亡。
　　1644年4月25日，明代最后一个皇帝崇祯吊死在北京媒山。大明帝国灭亡。
　　1908年4月，清代最后一个皇帝光绪病情加重。大清帝国灭亡。更巧的是，在1898年4月，他接受所谓的“改革派”的愚蠢主张，开始谋划“改革”，到6月下诏，终致大清帝国灭亡。 1646年4月，英国查理一世率领的皇帝军队被议会军打败，查理一世被俘，查理一世成为英国历史上唯一被杀头的国王。
1990年4月，苏联最后一位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所谓的“改革”，修改宪法，成为总统，旋即被赶下台，招致苏联超级大国的灭亡。 中国历代王朝灭亡的原因何在？传统历史教科书上的愚蠢说法，是所谓“阶级矛盾尖锐”，无一例外站在所谓的“改革派”的立场上，为皇帝的罪责粉饰，并没有从根本上解释王朝灭亡的根源。 　　事实上，所有王朝的灭亡，既不能责怪人民起义的反抗，也不能责怪天灾致祸。中国人有一个最为恶劣的劣根性，就是喜欢寻找客观原因，把自己的罪责推给别人。皇帝把自己的罪责推给大臣，大臣把自己的责罪推给人民，最后没处推脱了，就把一切错误都往前朝推。把前朝妖魔化成一无是处，从而给自己脸上贴金，榜谤自己正确。但是，事实恰恰是这样，正是当朝所谓的“改革”作乱，才招致灭顶之灾。一切都是“改革派”蠢蠢欲动，不甘安宁，无事生非，挑起社会矛盾，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真所谓天作孽，尤可活，人作孽，不可活！ 　　商纣王的“改革”，做了些什么呢？第一，发明肉林酒池，日夜饮酒作乐；第二，发明裸衣舞蹈，让美女脱衣而歌；第三，发明剖孕妇查看婴儿性别；第四，发明剜心之术，把他的叔叔比干的心掏出来检验“忠诚度”；第五，大搞“政绩工程”，修筑史上“最高”的鹿台……总之，商纣王每项“改革”措施，都具有引发好奇心，满足穷折腾的欲望，都有“前无古人”的雄大“气魄”，都有“除陈布新”的铁腕手段，都有力排众议，为我独尊的“果断”，应该说，商纣王是雄心勃勃的“改革家”！而正是这些所谓的改革为他自己挖好了坟墓！ 　　周幽王宠爱褒姒，这只是表象，实质上，他也是一个“改革家”，把长城烽火台的军事用途的烽火，改革为“军工产品民用化”，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军用工业品转民用工业品”的改革家。按照宪法规定，这烽火仅仅只在有战争的时候，才能点燃。这对于生性好动，不安分守己的周天子来说，实在是“一潭死水”，了无兴趣，他要打破“万马齐暗”的传统局面，让这烽火派上用场，让子民都“乐”起来，于是，他就把这烽火硝烟改为取乐的游戏。等到敌人来祝贺他的“改革成就”的时候，他的士兵就变成了“带队党”了。因为他的“改革”严重失去民心！ 　　秦二世胡亥，也是个魄力无边的“改革家”，他做的第一件“改革”之事，就是废除旧法。他养门客赵高。这赵高也是个无恶不作的“改革家”，因为胆大妄为，被蒙毅判处死刑。胡亥就发动他的“改革派”，力劝秦王刀下留人，说赵高是“改革奇才”，“赵高才堪重用”，于是留下了越高的性命。果然，这赵高的“改革”力度的确是上惊天人的。胡亥做的第二件事，就是改革帝王祖制：秦王病危之机，遗诏长子扶苏回咸阳即位，主持葬礼，令蒙恬大将军护国。胡亥“改革”了秦王的命令令，秘不发丧，假传秦王命令，赐死哥哥扶苏，诱杀蒙恬大将军和重臣蒙毅，从而篡夺了帝位。他做的第三件改革之事，就是任用赵高为郎中令，竟然让他搬到宫中居住，明明知道他是亡国赵王的公子，竟然为了所谓的“改革”“布新”，就严重违反现实。他做的第四件事，就是把朝中的一切大权都交给赵高，并任由赵高害死李斯。赵高数次犯了死罪，不但没有得到惩治，“改革”到了“指鹿为马”的随心所欲的程度。胡亥当了皇帝之后，面对大臣，竟然说：“天下大权在我手中，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每一句话，每一个行动，无不展示这位“改革家”的惊人之举，可以说，没有他这位改革家不敢做的，只有这位改革家想不到的。他也许像所有的后代愚蠢的史家所说的那样，“恨赵高弄权”。可是，归根结底，只有他的“改革”路线才会有赵高弄权，而不是因为赵高弄权才导致他被赵高所杀的结局。 　　导致西汉灭亡的汉哀帝，同样是个“改革家”。他的改革举措，一是重用宫庭，将宫庭政治推向高峰，以致在他死后，后宫专权，任用王莽。二是任用“小材”，而不用“大材”。任用小材的“改革家”天真地以为，小材好控制。可是却不知道，小材是不学无术，胸无点墨，看不清形势，提不出良策。这也就罢了，更要命的是，小材因为无能，其认知水平白痴，看不清前朝所立的制度的奥妙所在，看不清传统形成的内外因素互相关系，他们所能做的，就是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姿意妄为。在蠢材眼里，过去的一切制度都是“坏的”“落后的”，而现在一切“都是先进的，”“好的”。他们犯的任何罪恶，原因都是“前朝”的制度没做好。他们所取得的任何成就（全都是自吹的成就）都是他们自己的“改革”之功。这便是蠢材的最基本性格，而蠢材之所以愚不可及的地方，恰恰是自作聪明，草率打着“除旧布新”的旗号，一味地只看到自己的蝇头小利，从而置国家危亡于不顾。于是，当哀帝死后，草包董贤，加上草包王政君，任用年少的皇帝，自己大权独揽，但又无能控制局面，只好请回来王莽。 　　王莽之所以篡位成功，不是因为王莽有多么大的神通，而是因为汉哀帝愚蠢的“改革”招致朝庭无大材。而王莽毒死两任皇帝，自立为帝，改国号“新”之后，实行所谓的“改革”新政。可是他的每一项“改革”举措都是把自己往死亡路上推进的“改革”：第一，王田制。就是平均地权。这严重脱离了西汉王朝的现实。西汉王朝分封的大豪强地主手中的土地，是无法得到“平均”的，那么，被惩处被剥夺的只是中小地主和经过艰苦努力而新近得到土地的平民。王田制，事实上是收归他们的土地权归“国有”，但它的国有不是全国人民所有，而是只有皇帝所有。这样，王田制，就是国家只有两种人有土地权，一是皇帝，即王莽自己，二是土主豪强。他们手中的土地权是无法分出来的。因此，王田制最终的结果，是毁了国家统治的基础，让百分之九十的中下层人民仇恨新政。第二，国营工商业制，即将所有的工商业大权收归国有，然而开办“国营企业”。这样，私营企业的权力受到剥夺，广大人民无望致富，而国营企业却被地主豪强和官二代全数霸占，更加中饱私囊，积聚了雄厚的经济实力，成为日后叛乱的根源。第三，赋税制。赋税制的结果，国家财政的税收，全部来源于工薪阶层和农民工劳动力中抽取的税，而贪官污吏把持的国有企业则公开偷税漏税。赋税制导致民不聊生。一位知州在上任路上说到：他唯一能做的事，就是在任期间减免税赋，休养生息。第四，金融制度改革。王莽的货币制度改革，强制新币全国流通，从而导致通货膨胀急速加剧，广大人民的辛苦劳动一夜之间化为乌有。正是这些丧失人性的所谓“改革新政”，导致普通民众在起义的时候，一呼百应，而地方豪强却占了起义军首领中的70%！王莽改革的唯一“成就”，就是将全国普通人民推向了“带队党”，致使他自己被乱刀剁成肉泥！ 　梁武帝也是个“改革家”，他的第一项改革，就是屡次挑起战争，均以失败告终。第二项改革，就是淮河上立浮小堰，企图水淹北魏，结果水淹自己的国民。第三项改革，就是舍身同泰寺，又让大臣以数亿金银赎回，大兴事佛，“南朝四百八十寺”，可见要吃尽多少民旨民膏！第四项，东魏大将候景叛东魏，他居然冒天下之大不韪而接纳叛将，毁了与东魏和平环境。最终招致候景叛乱，他自己则饿死宫中。这就是“改革家”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结局。 　隋炀帝也是个“改革家”：他的改革举措是：第一，毒死父亲，及早上位。第二，毒死父亲的当晚，就强奸了父亲的后妃陈宣华夫人。第三，为了淫乐，改革床制，发明“合欢床”。第四，为了到江南淫乐，不顾国力和民众的痛苦，强行开挖大运河，民工身上长蛆了，还要驱赶到工地上劳动。第五，改变金融体制，导致物价飞涨，终于弄得天怒人怨，宇文化及谋反，逼他自缢。 　　宋代则毁在宋度宗手中。这个宋度宗是一个胆小怕事，无能昏庸的“改革家”。他能让人记得的“改革成就”是：第一，依法被宠幸的女人要谢恩，据记载，一早谢恩的宫人达３０名。足见宋度宗的“改革成就”。第二，改革文件制度，将全国奏章交给春夏秋冬四夫人分片包干，批阅奏章。这怕是最早“分产到户，或联产责任制”的起源吧。第三，宠信贾似道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当贾似道以辞官为要挟时，度宗竟然跪求贾似道。当元军兵临城下，度宗居然不知，还是宫女告诉他的。当贾似道假意领兵出征时，他居然抱住贾似道不让他出征。如此“革新”帝制，不待亡国，更待何时！ 　　元顺帝于1350年实行新的金融体制，导致物价飞涨，民不聊生，人心尽失，终被朱元璋叛军所灭。 　　明末皇帝朱由俭，刚愎自用，也是一位雄心勃勃的“改革家”。他的改革成就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改革金融制度，引发通货膨胀，招致国人愤怒。第二，改革军事管理体制，冤死大将袁崇焕，自断臂膀。第三，向贵族索要军费捐款，导致贵族群起反对。第四，实行所谓的“依法治国”，随意处罚臣民，弄得全国上下人心惶惶不可终日，唯恐随时大祸临头。这四招“改革”奇策，是招招致命，最终毁掉了大明江山，他自己也死无葬身之地。 　　清末皇帝光绪，听信无能书生的所谓“维新之策”，分不清国内外形势，摸不清自己的力量和改革的根本目标，提出的“改革”政策全都是一些空洞的“美好幻想”，没有一条切合当时的民心抽需。这些“改革”政策既得不到底层民众的拥护，又得不到贵族的支持，竟然弄得自己身陷牢狱之灾，从而招致大清帝国的灭亡。 　　民国总统蒋介石，是二十世纪最先提出“改革”的新改革家。他不仅是“革命家”，而且是自己建立的政权和政策的“改革家”。在四十年代，他多次提出“改革”。在他的日记里，“改革”一词频率很高。可是，恰恰是因为他的“改革”一而再三而三地“失误”，以致兵败如山倒。 　　中国历代是这样，那么西方呢？西方的改革就成功了吗？同样的命运： 　　英国查理一世的“改革”也同样是招招致命的政策：第一，1625年6月，召开第一次议会，议会拒绝授权征收关税。他与议会决裂。第二，1626年2月召开第二次议会，议会弹劾白金汉公爵专权，遭到查理的拒绝，6月，解散国会。第三，未经国会同意，随意征税，部队随意时民房横征暴敛。第四，1629年违反已签字的善政承诺，逮捕政治异见分子，解散议会，实行长达11年的黑暗统治。第五，1640年4月，为解决对苏格兰战争的军费问题，再度召开议会，随即解散，从此，查理一世与议会的决裂导致了内战的爆发。议会逮捕了宠臣斯特拉福德伯爵并策划控制应由国王控制的军队。查理一世以叛国罪逮捕5名议员，并亲率卫队到议会抓人未果。这一严重失策，使得他的命运由此转向毁灭。 　　苏联的最后一任总书记暨第一任总统戈尔巴乔夫，提出了所谓的“改革新思维”。这个新思维是一个极其愚蠢的改革主张。第一，他不顾反对，用专制的手段去推动所谓的“民主化”。第二，他用专制的手段树立自己的权威，却又唱出高调，推动所谓的“民主改革”。在他的所谓的改革中，过去一些管理和秩序有效的政策被废止，而新的所谓改革政策既得不到贵族的支持，又得不到民众的理解。第三，提出了自相矛盾的悖论改革主张，从而让叶利钦利用他的所谓“改革新政”“合法”地将他赶下台。这个家伙是一个十足的弱智，却硬要充作“改革英雄”。 　　大凡历史上所有招致国家灭亡、政府垮台的领导者，无一例外都是所谓的“改革家”。为什么他们的“改革”的结果无一例外地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呢？原因如下： 　　第一，“改革者”不学无术，智慧有限，不能审时度势，不懂现有制度的合理性，不懂现有制度在起着什么样的支柱作用。简单地说，当一根柱子立在屋中央的时候，它固然有碍视野，也会绊脚，但是它却支撑着大厦的顶梁。聪明的智者决不会想到所谓的“改革”而去搬动这根柱子，而是会另选一块地方，树起新的旗帜，盖出了更好的房子，吸引这座大厦里的人自愿地对朝拜新楼。而愚蠢的“改革家”则把矛头对准现有的这根大柱子，纠集一批弱智，组成所谓的“改革派”，必欲拆掉大柱而后快。结果，“改革”开始之日，就是大厦倾倒之时。 　　第二，“改革者”奉行了一个十分荒谬的逻辑：过去的一定是“坏的”，“落后的”，而现在的“一定是好的”，或者“新的”一定是“好的”。这是一个荒谬的逻辑，信奉这个逻辑的人一定是脑残的人。但是世上只有脑残的人才会自认为最聪明。事实往往相反。现存的往往“可能”是坏的，而“新的”更有可能是“更坏的”。这是一个村民都懂得的道理。比如，某村一连换了四任村官。当要换第五任的时候，村民们强烈反对更换村官。当上级问村民为什么？难道现有的村官是好官？村民说：现有的村官不好，但是担心换一个更坏的村官！ 　　“改革者”基本上都是些赌徒，把成功押在机会的宝上。对现状左看不顺眼，右看不顺眼，不去想办法解决问题，却一直想找个办法“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他却不知道，新的办法，未经试验和验证的办法，必然招致更大的不可挽回的失败。愚蠢的人，总想冒死尝试那些愚蠢的念头。而智者只会很有耐心地慢慢一点一点地实验。 　　事实上，智者往往是研究现存的东西存在的原因和它的合理性。决不会看到绊脚的柱子就必欲拆掉而后快。智者不会动现有的东西，他会另起炉灶，试验出新的更好的东西，然后就有人痴迷而自愿换新的，这时候根本就不需要“改革”！当新的更好的产品出来之时，你想让他们不改，也困难了。可是当你没有制造出新产品，你就想在原有的产品上“改装”，那样既没有原创的惊奇，又要打破现有的平衡，自食其果是必然的事情！ 　　第三，“改革者”找错了对象。他往往从一种愚蠢的想法出发，认为现存的体系“有问题。”可是事实上，正是他的愚蠢想法有问题，而不是客观现实有问题！可是他往往从自己那个白痴想法出发来随意“改革”，却不知道在自挖坟墓，即使他自己不被埋进去，一定会埋进去他的亲人。 　　第四，一个社会结构，一个制度的形成，一个现实的存在，往往有其自然调适的机能，根本无需从外部对它进行“改革”。当某件事做错了的时候，首先应当反省的是管理者自己是否尊重客观实际，而不是客观实际是否符合自己的愚蠢想法。 　　第五，“改革者”总是推脱责任的逃兵。他们会把自己的无知和盲动归咎于“客观现实”，根本不检讨自己的愚蠢举措，却把责任推到外部，推到“社会”。例如，现在几乎所有人，都把历史上所谓的“改革”失败的原因推到体制的原因，推到“反对派”的阻力身上。可是事实上，如果一项举措是正确的，那它一定不会有任何阻力，有阻力的时候，一意孤行，不仅是十分愚蠢的，而且是十分邪恶的！ 　　第六，“改革”的目标完全是荒谬的。改革者往往把自己幻想的所谓“改革成果”夸大，夸大到无以复加地程度。为了实现其个人野心，他会把牺牲别人的利益当成一场斗争，在一个十分反动的逻辑下面，他们认为“改革总是要牺牲一部分人的利益”。于是，改革就从一开始，把目标不是设定要带给所有人更好的利益，而在在处心积虑地牺牲别人的利益，这样，把改革目标设定要剥夺别人的利益上来，必然天怒人怨，焉有不败之理。因为改革的目的，不是剥夺别人的权力和利益，相反，改革只有能给所有相关的人带来更多的好处，这时候它才会是正确的，有利的。 　　第七，一种体制的形成，一种举措的形成，是一种知识，一种积累，一种千百年来形成的传统，它之所在长期存在，之所以长期为人所尊崇，不是因为它不符合个别“改革者”的爱好，而是因为它是客观规律，无论改革者喜欢不喜欢，它都必然存在，你要想消除它，最终只有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第八，一种现在的体系是经过长期积累，从小树长成大树，即使它枯死了，它的尸体也是一种材料，可是“改革者”急于消除它，砍倒大树之时，大树倒下必然压死愚蠢的“改革者”。 　　第九，新的东西，是需要经过长时间的检验才能证明比现存的更好，因此，对于社会来说，根本不存在“改革”的必要，而只存在“创新”与“探索”的必要。这个道理其实很简单。比如说电脑，总是在大家都用现有的设备的时候，有人在实验室里设计并制造新的更好的设备。当这些新的更好的设备放到市场上的时候，你根本不需要通过任何手段，人们自然会狂热追索新的更好的设备，那么旧的设备自然就冷落一边了。这时候还需要“改革”吗？ 　　总之，对于管理者来说，世间本无祸，祸端全是自作孽不可活。社会需要的是“创新实验”，树立新的更好的榜样，从而吸引大家去享用，而不是“改革”强行拆除现有的体系。 　　社会只存在创新探索的必要性，决不可能存在“改革”的必要性！
[ 本帖最后由 太阳神 于 2012-4-20 20:03 编辑 ] 太阳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