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之六郎庄

      

　　  六郎庄在颐和园的东边，在我打工的中关村西边。说起来，这都是二十年前的事儿了，那时我才二十岁。

　　（一）

　　我住的地方是一个普通的四合院。房主是一对老夫妻，他们的女儿跟我差不多大。在六郎庄这样的四合院很多，边房用来出租，租客和房东住在一个院子里。

　　房东大爷快退休了，工作单位不错。负责收租和管理我这个租户的是大妈。她的身材和嗓门一样粗，看人的时候眼珠很活泛。平日里大妈对我不怎么理睬，收租的时候则会拿一个本子站在门口探着头往屋里瞅，确认目标后立马摆正身体扯开嗓门：小吴，该交租了，把你这屋子收拾利索点儿，炉管儿注意接上！她收到钱后往手里唾几星唾沫，捻着数。

　　可有一阵子，她对我特别好。早上端来小米粥和馅饼，晚上还有红薯粥和馒头。虽然不太喜欢她，但有好吃的送来我也不会拒绝。对她这突如其来的温柔以待，我还是有点儿怀疑。几天后的一个晚上我下班回来，等在门口的老太太让到她屋里坐会儿。我进去的时候，发现她女儿也在屋。

　　她女儿不随她，长得像爸，身材矮小。平时不怎么说话，一副老气横秋的样子。常常打开唱机听歌儿，应该是个音乐发烧友。我进门的时候，唱机里正播放着林志炫的《你的样子》。我坐在沙发上默默地听歌，她俩都没有说话。过一会儿，大妈起身走了，留下我和她女儿。那女孩磕着瓜子听着歌，好像我的存在跟她没有太大关系。

　　她家的唱机音质真的很好，比我那个单卡收录机好太多了。那天的歌声钻进了我的心里，那个女孩却没有，我还是不喜欢她的长相和她的老气横秋。我俩没有交谈，直到听完那首《你的样子》，我才回到自己屋里。多年过去，我还会记起那个晚上，两个互相不喜欢的人，一起听了一首彼此喜欢的歌。同样让我难以忘怀的是：我搬走的时候，大妈扣了我的房租押金。

　　(二)

　　见证我最落魄日子的，是六郎庄的一座小阁楼。阁楼的主人也是一个老人。因为房子很破，租金也就收得便宜。老人没有住在阁楼，我对他并不熟悉，记不起多少值得写的东西，我想他也早已经把我忘记。

　　那时，我弟被我从老家带来北京打工。阁楼不到30平米的空间里还住着另外两个男孩。所谓的阁楼就是一个用铁皮做的两层单间小楼。一楼老人用来堆放杂物，我们几个住在楼上。屋子里有一张大床，将房间塞得满满的。一溜儿阳台摆上我们做饭的煤气和灶儿，下雨天还得往屋里挪。一个旧电扇扫描式地照顾着我们的夏天。蚊子见空插针地骚扰我们。太阳像个烙铁将小楼烤的通透，里面如闷罐儿一样，让人透不过气来。冬天里，铁皮屋内冷得跟地窖似的，我们只有用炉管取暖。我们几个常常被冻醒在半夜里，不知啥时候煤火灭了。

　　那俩男孩是拉板车的，给一家水果市场送货。一个是老乡，家是我们信阳平桥区的，另一个是山东章丘人。两人属于打散工，拉一次水果挣一趟车费。车夫多生意就少，赶上下雨天则分文不挣。唯一的好处是，他们俩每晚都能捎回来一些进口水果，很大方地邀我们一起吃。我不记得他俩长啥样了，也忘了他们的名字，却依稀记得提子的味道，很甜。那是我第一次吃提子，完全不介意它是别人挑剩下的东西。

　　那个山东男孩喜欢下象棋，总是拉着我和他对局。我是个臭手，但比弟和老乡下得好点儿。所以，我就成了被虐次数最多的人；我的惨状更让我弟和老乡没了进步的动力。有一阵子，我们四个同时没了工作，成天窝在阁楼里。山东男孩热情地教我们下棋，给我们带来了加倍的痛苦。有时，下着象棋，我们能听到楚河汉界两端肚子里的叫声。就再也没了下棋的兴致。象棋终究是哄不饱肚皮的。

　　为了充饥，我会去菜市场买最便宜的红薯，削去腐烂部分丢进锅里煮。那味道总是有些苦。不知道是因为没削干净，还是因为我没舍得削干净。这样对付了近一个月。一个月后，我和弟找到了新的工作，而他们两人又踩起了平板车。虽然日子仍然过得窘迫，但总归能填饱肚子，再也不用对着天空飘来的饭香吞咽口水了。

　　那年冬天，我们四个搬离了那座破旧的小阁楼，就此走散，再也没有联系。这辈子，应该都没有再杀一局的机会了，可我怎么也忘不了那个小楼，还有那些烂掉的红薯和别人挑剩下的红提。

　　(三)

　　六郎庄旁边的西苑医院，是附近最大的医院。我们有个小病小灾的都不敢往那里去，听说大医院治疗费都很高。那时的外来务工人员还没有医保，有个感冒发烧的到药店买点药或去诊所里打几针就应付过去了。

　　我还是去过一次西苑医院的。

　　那是一个星期天，同事来做客。我们煮了一条鱼，还喝了点儿酒。吃喝正嗨，一根鱼刺横在了我嗓子里。同事说赶紧吃几口米饭将刺裹咽下去，我赶紧扒了半碗米饭，可鱼刺仍卡在那里。他又肯定地说再喝一点酒，能软化鱼骨，我又照做。一杯酒喝完，鱼刺还在，每咽一次口水都很痛。他皱着眉头像是在继续琢磨偏方，我不敢再信他。我们丢下吃了一半的午饭，去了西苑医院。

　　正赶上中午医生下班，值班护士让我们再等一等。等了一会儿，护士看我实在是太痛苦了，就给一位医生打了电话。过了约二十分钟，一位三十多岁的女医生匆匆赶来，将我领进了一间诊室。我说还没有挂号，她说你们打工的没有多少钱，现在休息时间就别挂号了，我给你拔刺也不收费了。一口好听的北京话，温暖又亲切。

　　我感激地看着她迅速地戴上口罩和手套，拉来照射灯为我拔刺。不一会儿，一根鱼钩状、长约1厘米的刺儿被她用镊子取出。不再感到痛苦，紧绷着的身体瞬间放松了。我们笨嘴拙舌地表达着感激，她摆摆手说，回去吧，以后小心点儿。

　　如果一个人遭遇很多艰难困苦，却仍然没有对这个世界绝望，我想他或许跟我一样，遇到了一些好人。

　　六郎庄，不是一个人的村庄，有我的往事，也有很多人的回忆。我还记得颐和园守东门的老大爷，他举着鸟笼跟我说，来嘞小伙子！二十年之后，那个小伙子早已变成中年人，但那句亲切的问候永远定格在一个个早晨和黄昏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