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扁担会说话

      剑鸿
　　
　　一
　　
　　热闹的晒谷场上，我曾用力挑起一担谷子。
　　
　　这是很多年前的事了。村里地多田少，没有人家舍得为了几分沙地改造的薄田，去专门置办一台打谷机。谷子，是母亲抱着一把把稻子，在一块青石碑上使劲摔打下来的。碑石斜斜放置在一个三角木架上，新鲜饱满的谷粒，随着母亲手臂的挥动，从禾秆上簌簌震落，顺着石碑水一样滑下，滑过母亲的汗水印，滑过模糊的墓志，带着脱离母体的欢畅和金子般的质感。金子是什么颜色什么样子，我其时并没有见过，只是听村里的闲人说起，隔壁的东牯老头祖上是地主，家中藏有金鸭婆。可无论是东牯老头在世，还是他死后，始终不见一只金鸭婆浮现金身。我一直怀疑这只是一个传说。我想像中的金色，应该和谷子的颜色是一样的。这是我能想象到的最动人的色彩，近似泥土，迷人而芬芳。
　　
　　我学着大人的手法，笨拙地挽起箩筐上的绳子，套在扁担的两端。为了适合当时的身高，我特意将绳子多挽了几层，双手平托，扁担刚好横在胸前。这条竹制扁担，是家中两条扁担之一，和另外一条木制扁担相比，更加轻巧而富有韧性。在过去的十四年里，它丈量父母劳作的脚步，也丈量我的成长，我经常和它立在一起，举手平削头顶，看看自己达到第几个竹节。仅从外观上看，扁担的年龄就比我要长，父亲的回忆证实了我的判断，这是爷爷奶奶所留的少数几件遗产之一，田野的太阳和巷子里的风已将其水分掏干，竹绿也已被泥土熏陶得接近一致，布满黑褐色斑点。如果不是竹节还在，你根本无法判断它曾是翠竹的一部分。扁担宽大部分的表面被汗水浸渍日久，油光锃亮。这是我第一次挑担子，有些忐忑。心跳传递到扁担上，我知道自己有些慌，不知道十四岁的肩膀能负起多少重量。
　　
　　在此之前，我总是提着畚箕或者小桶，雀跃地跟在父母身后，踩着他们的脚印，出入于田野和村庄。扁担在肩上打着忽闪，颤颤悠悠，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我看着父母的背影在扁担下扭动，步履稳健，踩得地面咚咚响。我的光脚板能感觉到地面的细微震颤。父母是那样有力，即使天塌下来，也扛得住。
　　
　　二
　　
　　天塌不下来，会塌的，只有房舍屋瓦，还有人的身体。秋收之前，整整一个多月，母亲都在为父亲的胃病手术奔忙，借钱，跑县城，托熟人，找医生，开刀，整日整夜的护理。我不清楚这些时日对父母意味着什么。但是，当我穿过阳光斑驳的桔林小路，一头钻进冒着炊烟的灶房，看到出院回来坐在竹椅上的父亲时，我一下子知道了这段家庭经历对我意味着什么。平时看上去健康有力，两指能够捏起三块砖头，一掌能够劈裂一个鹅卵石的父亲，显得如此瘦削虚弱，面色苍白，眼窝深陷，说话也不像以往中气十足具有不可抗拒的威严。在我的记忆中，这是父母离开我们最久的一段日子。脱离了父母的管制，前所未有的散漫和自由，甚至令我高兴，因为我可以跑到别人家看电视看到很晚，也不用为没有照顾好鸡鸭们而挨骂，还可以挑唆年幼的弟弟妹妹，组成联合阵线，与临时照看我们的舅舅顶嘴闹事。
　　
　　父亲腹部的刀口刚刚拆线，看上去像一条可恶的蜈蚣。过去的一个多月里，折磨父亲的一部分胃组织，被医生用锋锐的手术刀取走了。不能想象那是一个怎么样的过程，但解决疼痛的办法，似乎只有忍痛剜割和逐渐恢复。直到现在，我还确信，这是父亲体内发生的一场革命，也是小小家庭的一场风暴，父亲、母亲、还有我，从不同的角度，接受了这场革命风暴的洗礼，而父亲，在风暴中迅速衰老，从壮年的坡顶开始下滑。地里的杂草趁着内乱揭竿而起，母亲为了它们天天心烦意乱，起早摸黑。我感到一种无形的力量向我压来。
　　
　　我弯下腰，弓起背，将扁担搭在肩膀上，来回挪动了几下，以找准扁担与肩膀的最佳结合位置，同时调整好前后的重心，然后双手紧紧抓住箩筐的绳子，憋足一口气，脚下用力，腰杆挺直。
　　
　　我以为双手可以搬动的两箩筐谷子，未必会有多重。但当它们以垂直向下的力量施加到肩膀上，立刻就形成了巨大的压力。我用尽全身力气，站直身体，将谷子挑离地面，顷刻之间，我就感到双颊发胀，脖子也好像瞬间大了一圈，同时双脚如同两个钉子牢牢钉住地面，无法向前迈出脚步。我尝试着以右腿狠力蹬住地面，努力地迈出左腿。我艰难的尝试马上取得了明显效果，装满谷子的担子向前摆动，但摆动的幅度和力量超出了我的控制范围。我跟着担子摆动的方向走了出去，一步、两步、三步，每一步都踩在意想不到的方位。我在电视里看过扭秧歌的步伐，惊叹过那种步伐的繁复，现在却轻易掌握了要领。
　　
　　秧歌的步伐，更适合于在舞台上表达丰收的欢畅，并不适合作为负重的行走姿势。在母亲的惊呼里，我卸下扁担，趴在箩筐上呼呼喘气，肩头火辣辣，脚下软得像棉花。我有点丧气，因为自己的无力，更因为扁担的笨拙。我想起东牯老头的独轮车。他是村里用扁担用得最少的人，经常推着木头轮子的独轮车走来走去，粗壮的腿八字一样撑着地，身体前倾，圆胖的脸从鸭笼上方露出来，黝黑发亮，眼睛发鼓。东牯的鸭苗生意闻名四乡八镇。没事的时候，我们喜欢跑到他家，看他抚弄那些毛茸茸的金黄色的小鸭子，这些小鸭子在他手里一抓一弄，雌雄立辩，令人惊叹。我经常想，金鸭婆的传说，可能和他祖传的鸭苗生意有关。
　　
　　三
　　
　　在我看来，独轮车不但比扁担更省力，而且滚在路上时，会发出悦耳的吱扭扭、吱扭扭的声音。这种声音，在空旷的田野里具有一种魔力，不但更能抓着我们的耳朵，也更能填满疲惫而孤独的脚印。
　　
　　奇怪的是，东牯老头的四个儿子，没有一个愿意跟着他去卖鸭苗，连和他长得像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大儿子东牯仔，也天天挑着扁担在田间地头忙个不停。有时候，东牯老头会在喝完一碗烧酒之后，一边就着腌菜吸溜吸溜地喝稀饭，一边大声骂，这些狗娘养的，没有一个听老子的话，就晓得偷懒，卖鸭子有什么不好，不卖鸭子，你们这些家伙吃什么，穿什么。他的老伴，刘家巷人（村子里对老年妇女的称呼通常只在其娘家地名后加个人字）在旁边轻声劝，死老贼，莫哇哩，莫哇哩。但东牯的声音变得反而更大。这个时候，他的儿子和媳妇，或猫在房间里，或蹲在巷子月光的阴里，悄悄嘟囔，老家伙又发酒癫了。
　　
　　每次听到东牯老头骂他的儿子，我就觉得特别解气，独轮车省力又好玩，卖鸭子也更加赚钱，这些家伙却宁愿拿着扁担天天挑水挑粪，真是蠢蛋。尤其是我的肩头被扁担磨得通红还出了鼻血的那次，这种想法就更加强烈。我甚至想，如果我读不好书，就跟东牯老头推着独轮车去卖鸭子。
　　
　　父亲手术的第二年，家里依旧耕种着五分田的稻子。按照父母商量的意思，本来是不再种水稻而改做旱地的。因为家里既没有养牛，也没有置办犁耙，每年要请本家的三爷爷犁田，犁完之后，请三爷爷吃饭喝酒，外带几个鸡蛋不说，还要欠一份人情。插好稻秧后，田间管理更麻烦。就拿放水来说，家里的田离抽水机房太远，单家独户放水，抽水机一开一停，水还没到田里就干了。所以每次放水都要很多人家邀到一起，深夜起床，在田埂上开好缺口，一直守着，直到沟满水流进田里，等水漫过秧苗的腰际，才挖土封住缺口，否则水倒流出来，等于白干。有时水位达不到，只好用戽斗（将沟里的水戽进田里的一种竹木农具）浇灌。最主要的是，五分田也收不到多少谷子，碾了米不够一家人吃上半年，连鸡鸭也养不了几只。
　　
　　好不容易稻子熟了。一大早，父母就兴师动众地将我们叫醒，带着镰刀，踏着一地的露水，将稻子割倒在田里，直到日上三竿才回家吃早饭。如果天气好，可以让稻子在田里晒上三四个日头，再挑回家，不但挑起来省力，也更容易脱粒。可太阳不像我们希望的那样争气，午后，几阵狂风刮过，天空就阴云密布起来。父母赶忙刷好一捆稻草，打好秆布（扎稻子之用），心急火燎地跑到田间，埋头一把把扎好稻子，我则在田间捡拾遗落的稻穗。因为水分没有完全晒干，稻穗也沉甸甸的。我的肩膀虽还稚嫩，也预备了一根扁担。
　　
　　四
　　
　　乌云在天空翻滚，收获成了一场抢夺战。父亲为我量身定作了两捆稻子，叫我先挑回家。在上肩之前，父亲特意交代了一些注意事项：挑稻子必须一鼓作气，中途不能歇肩的，歇肩不但会震落稻谷造成浪费，而且中途放下担子，没有人帮助，一个人很难再次上肩。唯一的办法就是咬牙坚持，尽快地走，到达目的地。父亲似乎意识到这担稻子的重量会对我造成前所未有的压力。或者，他还有着更深的考虑，企图通过一副担子考验儿子的负重能力，以此作为一种生活的期许。所以，他的交代才这样详尽，近于一种挑担子的要领传授和哲学教导。
　　
　　这种传授和教导，在接过父亲手中的担子时，我就觉得十分必要了。趁着赤脚还没有陷进田间松软的泥土里，我三步并作两步地跨过几道沟坎，走到田间小路上，加快速度向家中走去。可是，没走多远，扁担在肩上越来越重。印象中这条路很短，我一路小跑就可以爬上前面那道土坎，上了土坎，转过几颗桔树和几条巷子，就到家了。可是，今天这条路显得有点长，每走一步，颤动的扁担都好像在不断增加重量。还没有走上那道我认为是最大难关的土坎，我就感到扁担已经嵌进了肩头，压迫着我的肩胛骨，如一把锉刀。我的脖子也开始发硬，腰背开始弯曲，豆大的汗珠从额头滚到下颌，滴在脚下。路上那些石子、砖头、树枝，青草，比平时更加清晰，令人讨厌。我多么希望脚下是一条平坦笔直的大道，没有半点坎坷凹凸。再往前走，我感到自己的眼睛有点发直，脑海空白，时光变得很慢，路变得很长，缓慢掠过的那些事物，呆板，毫无生机，浓缩为脚步的参照。
　　
　　迎面碰上几个村子里的人，他们看到我的摸样，似乎说了几句赞叹或鼓励的话，我根本没有听清。费尽最后的力气爬上那道土坎，再也不能走动一步。我想将担子往地下一撂。但是，这样做，是多么的不负责任，在别人看来，又是多大的笑话。
　　
　　疼痛到了极点，会产生麻木，而麻木的疼痛，更加让人难以忍受。正当肩上的负重让我感到天昏地暗时，我看到路边有一截半人高的土砖墙。我靠着墙身慢慢蹲下，将扁担从肩头卸下搁在墙角，一手扶着扁担，一手摸着火辣辣的肩膀。回头看一下来路，依旧不远，可是走过这一段不远的路，就好像做了一个很长的梦。许久，我才弯下腰身，准备再次上肩。可是，在我移动扁担的时候，担子一下子失去了平衡，一头的稻子滑落地面，翘起的扁担敲到我的脸上。我顾不得疼痛，忙不迭去抱住落地的稻子。稀里糊涂地一阵忙乱，重新将扁担放上肩头的时候，我看见地上脱落了一摊谷子。鼻孔中有一股温热的东西流了出来。我以为是鼻涕，想往回吸，结果止不住，扑簌簌地掉在地下的，全是殷红的血。
　　
　　五
　　
　　在踉踉跄跄的脚步中，我忍着疼痛，咬着牙关，学会了和扁担如何相处。这好像是一场人生的必修课，教我懂得了肩膀的使命，懂得了收获和疼痛之间存在着某种隐秘的关系。
　　
　　我在农村生活的时间不久，但是在无数次和扁担亲密接触的过程中，似乎轻易就获得了某种领悟。这些领悟在离开土地走向城市的今天，仍然在我的内心保留着深深的烙印。我有时候想，如果抽离人身的存在，游走在村巷和阡陌的扁担，更像是一种隐喻顽固地附着于生活机体之上，而人的身体，只是大地和生活压力之间一个载体。血和汗，是流淌在身体内的河流，它们源于土地和谷子，却又在收获的过程中复归于土地。对于这一过程的描述，我无力的讲述显得苍白，如果扁担会说话，他的讲述定能给人更多启示。
　　
　　对于扁担，我还有一种更为宏阔的印象。赣江和它的支流深沉地流过哺育着我们的土地，有时也无形的增加着人们的忧虑和担心。每一年，县乡两级都会组织大型的水利冬修。在那个大型机械还没有出现的年代，有组织的大规模筹劳，更像是一场场人海战术。一般是在秋天将近的时候，田野苍茫、天空萧瑟的时令，巷子里就会听到村干部们破着嗓子喊的声音：开工了、上堤了。于是，家家户户的大人小孩挑着扁担、扛着锄头，集体走出村子，涌到长堤之上。不大一会儿，长堤上便人声鼎沸，一片喧腾。
　　
　　成千上万的人，集中在某段脆弱的堤坡之上，往来穿梭，一起行动，其声势之大，场面之壮观。没有亲身见证的人，是很难想象很难理解人民战争这类词汇的。所不同的是，这里没有硝烟，只有此起彼伏的欢笑和叫嚷，无数挥动的锄耙，人群流动的复杂线条。小孩子在堤上堤下乱跑，偶尔也跑到大人挖土的地方，抱着几个土块爬上自家的责任堤段，高高扔下去，看土块在坡上翻滚。大人们则忙着一担担地挑土堆堤，从堤脚一直堆到堤顶。堤顶有专门负责登记的人，嘴里叼着香烟，一边指手画脚，一边不停地在一个小本上画下许多“正”字。有的妇女朝着登记的人大声笑骂，也有的人歪着脖子和登记的人争辩，然后嘟嘟噜噜地离开。离堤较远的村子里的人，会用搪瓷缸带上中午吃的饭菜。吃了午饭，他们就将扁担横在地上，坐在扁担上吸几口烟，或者说笑一阵，然后继续开始劳动，沿着堤坡上上下下，像波涛拍击崖岸。
　　
　　无数的扁担，漂浮在人海里，横着的、竖着的，竹制的，木质的，长的、短的，新的、旧的。它们和人的身体，组成一个个十字架的图样，在苍茫的土地上来来回回，走走停停，最后，在落日的余晖中，像风中的云一样散开，不知所踪。
　　
　　六
　　
　　最后一次拿起扁担，是二十岁那年。那时，我刚刚走出校门参加了工作，像脱离母体的种子一样，被风吹到离家六十多里的麦斜镇上班、生活。母亲在电话里说，乡里今年又组织上堤了。我说，我请几天假吧，反正工作上也没什么事。
　　
　　没什么事，是我对当时工作一种无奈的描述。事实上，在乡镇工作的那两年，我经受了一种未尝经验的无聊。乡镇司法所寂静的时光，让我的青春处于一种悬浮的状态，而在悬浮的同时，又深深地感到一种无形的精神负担，那是一条看不见的扁担，挑着沉重的梦想和期待，孤独与寻找。同样在乡镇工作的一些年轻人，则处在另一种悬浮状态，吃饭，下乡，打牌，谈恋爱，游来荡去。除了处理少量的业务之外，我更喜欢一个人关在寂静的办公室里，和鲁迅、尼采、卢梭谈心，听他们讲人生的来去。卢梭说，人都可以说是诞生过两次，一次是为了存在，一次是为了生活。我确定我正在经历的青春，正是第二次诞生。母亲不知道这些，没有人知道这些，只有一位同样正在经历第二次诞生的远方的同学，才会在遥远的百无聊奈中，突发奇想地寄来一封信，上面画着一座山，山上竖着一面旗帜，旗帜上镶着我的姓——胡，如古代将军和元帅的旗号。
　　
　　巷子里的阳光，仍然像孩提时那样柔和、明媚、耀眼。几个熟识的老人，正挑着担子走出或走进村子。隔壁的老屋里传出一阵阵唢呐锣鼓声，我曾听人说起，此曲名叫《孟姜女哭长城》，乃为丧葬专用。我问母亲是谁死了。母亲说是东牯老头。前一天，他推着鸭苗出去，深夜还不见回来，亲人出去寻找，发现老头和独轮车一起翻倒在村外土坎下的草丛里。什么原因致死，不清楚。东牯上了七十岁后，经常犯头昏的毛病。他的一个儿子已经先他两年离开了世界。
　　
　　和母亲走在上堤的路上，很多认识母亲的人，用一种无比惊讶的目光看着高她一头的我，无数问号和感叹号的堆积，使得他们的脸看起来十分夸张，原因仅仅因为我是一个读书出去的人，一个已经吃上了皇粮还能卷起裤管参加劳动不怕流汗的年轻人。他们也许试图用惊讶乃至是赞许的目光，探究出我的内心结构。而我，在内心深处，或许正是想通过扁担的力量，压住那一线青春的悬浮。在随同母亲参加劳动的两天的时间里，我似乎并没有感到疲累，有了青春的身体作支撑，有形的扁担似乎并不具备太大的重量，我将要负起的，是一条即将伴我走过漫漫人生的无形的扁担。
　　
　　我打算回到工作单位的前一天，正逢东牯老头出葬，按照乡俗，我在老人的灵前拜了三拜，点燃一炷香，洒了一小杯水酒，算是祭奠。缭绕的烟雾在老屋的明瓦下飘散。明瓦散射的光线仿佛是岁月的灰尘，与幽暗的梁柱、倾斜的房顶、白色的蜡烛，在送行的早晨，充盈别样的宁静与忧伤。第二天一早，东牯老头的棺木被人们抬着在村子和田野里绕了一圈（这是家乡的风俗），最后走向村前的祖坟地，我看见几根扁担在抬棺人的肩上压得弯了下去，嘎吱嘎吱作响，仿佛是在代表亡者和这个世界做最后的道别。